内容提要：朝鲜战争深刻影响了新中国历史的走向。这场战争的宣传含义多次演变。和平签名运动侧重两个阵营的战争，时事宣传运动强调中美之间的战争，而抗美援朝运动构建成民众个人与美国、国内反动派的战争。抗美援朝运动宣传“不受二茬罪”，层累此前的战争含义，不仅在民众中树立了敌我分明的世界形象，而且通过重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痛苦感、时间感和幸福感，将民众感受与中国共产党牢牢结合在一起，从观念上强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继而认同中共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

关 键 词：国际主义  爱国主义  抗美援朝  宣传动员  和平签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抗美援朝，这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也成为中苏同盟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目前抗美援朝运动研究已经突破“纪念史学”模式，多聚焦于宣传动员，默认宣传的稳定性及其动员的普遍有效性，却忽视了宣传的演变及其在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实效与困境。①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大运动之一，抗美援朝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全民动员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这一运动的流行口号。如果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重新检视，那么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到底有何关系?朝鲜、美国毕竟是他国，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民众如何理解抗美援朝?普通大众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很多农民甚至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他们会如何看待与支援这场战争?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将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勾连起来?本文将立足国内国外的宏观视野，以中国共产党宣传观念与基层视角两相对照，利用档案和已公开出版的史料，深入探讨相关问题。

一、战争与和平：和平签名运动中的两个世界

晚清以降，华夏大地战乱频仍。无数民众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落幕，中国终于取得抗战胜利，迎来和平建设的曙光。此时两强争霸的冷战格局迅速笼罩世界，挑动东亚地区不断热战。蒋介石依恃美国支持，逐步走向内战。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似乎已经走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坚定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创设制度、重建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持国内外敌情意识，判断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对派相互勾结，企图破坏和复辟。②

由于冷战越演越烈，世界拥护和平的声音也愈益发展。1949年4月，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召开，呼吁国际和平。同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至此，美苏双方均拥有核武器。1950年3月19日，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通过《斯德哥尔摩宣言》，呼吁“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号召全世界人民在宣言上签名。③4月28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和平签名运动。④中国拉开和平签名运动的序幕，融入全球和平签名运动的热潮。⑤

中共中央迅速推广和平签名运动，策略性地解释战争与和平，构建、强化两个世界的形象：“一边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另一边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阵营”⑥。战争被裂分为以苏联、中国为中坚的和平势力的保卫战争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平签名运动反对的战争是后者，前者被认为是拥护世界和平的行动。1950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指示，强调宣传注意要点，第一条便是“不要简单地讲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要讲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⑦。

发动大规模和平签名运动并非仅仅是道义上的宣扬，亦借此普及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说明“一边倒”的合法性。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在1950年六、七、八三个月发动签名运动，下达3000万的签名人数指标，宣传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拥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的宣传一方面强调和平阵营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势力，另一方面突出帝国主义分子“只占全人类的极少数”，在本国亦是“一小群”。但是，全球帝国主义分子附庸美帝国主义者，沆瀣一气、本性不改，加上资本主义世界不断没落，内在矛盾也催使他们发动战争饮鸩止渴。⑧宣传是为了提升觉悟，激发民众针锋相对、同仇敌忾：“全世界人民必须一致团结在以强大的苏联为领导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中，积极向这一小群血腥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保卫和平，才能够打退新战争的危险。”⑨和平签名运动不仅有警告战争贩子的正义性，还有唤醒资本主义世界被蒙骗群众的含义。

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在朝鲜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上进行释读。关于朝鲜战争的责任，国内外学界曾争论不休。其实，不论战争到底是哪方开启的，由于认定对方是侵略阵营，两大阵营都容易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另一方阵营的国家。⑩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强调“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复(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而且立即会使用武装的进攻与战争”，杜鲁门有典型的冷战思维，将社会主义阵营视为铁板一块，“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11)28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抨击杜鲁门命令的美国海军行动是武装侵略、破坏和平、暴露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12)

面对美国联合他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也迅速采取措施。世界工会联合会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支援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举行“支援朝鲜人民周”。1950年7月1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响应号召，发动“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反对美国侵略朝鲜运动将朝鲜人民军的行动类比中国解放战争，定性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争。该运动承续和平签名运动的宣传，将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战争等同于保卫世界和平。“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获得最后胜利，是目前保卫世界和平和打击帝国主义战争计划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13)，至此，和平签名运动融合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台湾、朝鲜运动，教育、动员民众反对资本主义阵营。(14)

1950年8月4日，中央分配2亿签名人数指标，要求各地给各阶层人民上大课，培养国际主义观念，“使他们对于向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和必胜的斗争有充分的决心和信心”(15)。具体而言，和平签名运动宣传苏联、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利益一致，将“联合国军”的武装干涉视同侵略社会主义阵营的先声。“大家把各国人民的斗争，看得正同自己的事情一样。”(16)运动要求民众关心国际事务，植入新观念：“保卫世界和平，就是保卫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命财产。美帝国主义正在努力把世界推向战争的道路。全世界人民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17)

政策指令成效显著，和平签名运动的宣传铺天盖地，部分民众确实构建了国际主义观念，以两个阵营的思维看待世界局势，呼吁支持朝鲜。“为什么人民阵营的国家不出兵?”“美帝公开侵略，我们为何不可用各种方式公开援助朝鲜?”(18)“美国是纸老虎，英国是纸狗，法国是纸猫，其他国家的反动派都是些耗子(老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是想进一步侵略中国和苏联。”但是，这种宣传成效不能高估，宣传者和接受者皆有缘由。一是宣传力量有限，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宣传任务，自然难免拉人凑数。这些宣传者文化素质参差不一，加上担忧出错，出现“搬家”式宣传，按照上级提纲宣读了事，宣传成效自然有限。二是宣传者采取灵活形式宣传，不免带上自身的思维和经验烙印，又易误解上级的宣传意图。一些宣传者宣传反对战争时，直接讲成“反对一切战争”；更有宣传者不认同宣传内容，认为“要战争就不能和平，要和平就不能战争”。而广大基层民众素来对政治隔阂和疏离，一方面忙于生产，不愿意接受宣传；另一方面受限于宣传者粗陋的宣传和自身知识有限，根本无法理解宣传内容。例如，山东诸城徐大娘误读“签名”是“迁民”，疑问“怎么和美国和了，还‘迁民’?”她儿媳妇与之争辩：“不是，美国要打咱，咱要和蒋介石和。”(19)

面对形式多样的宣传，基层民众复苏了传统记忆，甚至关心背后的赋税问题。《人民日报》曾报道农村和平签名运动的典型经验，发现和平签名在“群众中反而引起了许多顾虑和怀疑，如有的认为签名是‘签到’，是‘调查户口’，是‘发粮食’，或许是‘要抽壮丁打仗’等等”(20)。由于上级下达的签名人数指标多，对宣传者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宣传者只能将重点放在签名人数上，并非宣传效果上。长时间的宣传也令干部和群众不胜其烦。在1950年11月27日的五莲县整风大会上，五莲区委书记抱怨“签名运动光催要签名的多少人，同时提出要达到二分之一，光要数目字，宣传费也不报销，作什么用了也不知道”(21)。连区委书记都不明了和平签名运动的作用，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的认知可想而知。

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不同阶层对象调整宣传策略。在培养国际主义观念，认可支援朝鲜人民后，民众又易产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慌。“我们解放台湾，美帝干涉，必然和美国打起来，而中苏同盟条约上规定着，同盟国一方投入战争，另一方必须协同，这样不是引起世界大战?”(22)这个逻辑推理十分严谨。当时中共中央批判各地只注重业务不关心政治，而各地民众关心政治，自然了解中苏同盟条约，容易推导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的结果。这说明当时第三次世界大战等谣言并非全因民众文化素质低下以及社会变革受冲击者的恶意介入，而是一些有自我思考能力的人逻辑推演的结果。(23)这也表明群众接受宣传之后，若有自身思考能力可能有违宣传目的。一些民众认可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强大，消除了原子弹恐慌，又提出“美国既是纸老虎，为什么还不赶快消灭他算了”。对此，中央和各地均指示不能任意宣传，不能提出过高的口号和要求。(24)

和平签名运动声势浩大，但成效有限。民众始终萦绕着签名是否有作用的疑虑。对此，中央强调“签名运动是有用的，表示全世界和平势力大，造成侵略分子孤立，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25)。中共中央发动、扩大和平签名运动自然意图不仅仅在此，除了有利于普及意识形态、培育民众国际主义观念外，还要有效推进各项工作，确立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建政工作的合理性。在指示各地争取2亿人参加和平签名运动时，中央指出该运动不但能使民众建立国际主义观念，还能辨析可依靠人群，推进建立宣传网等工作。(26)就民众而言，宣传也产生了一定效果，有了向美国作战的心理准备，减少了后来得知中美交战的心理压力。国家亦易获取民众的道义、赋税支持。1950年11月9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签名人数高达223531898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7％，完成了预定目标。此时中国刚派志愿军入朝，宣传中心逐步转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至此，和平签名运动基本结束。(27)

二、“死敌”：时事宣传运动中的美国形象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一度被扭转。9月30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向美国政府提出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28)美国政府无视中国的警告，执意向三八线进军。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出兵朝鲜。10月7日，联合国通过统一朝鲜决议，授权“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29)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在10月25日打响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30)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指示开展时事宣传运动，调整宣传部署，强调抗美援朝出兵朝鲜的必要性。一方面，时事宣传运动承续和平签名运动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地区、朝鲜运动的国际主义宣传，在组织上亦有明显延续性。同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委员会被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31)1951年3月14日，新改组的名称正式通过会议，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32)另一方面，宣传重点从阵营对垒变成美国罪恶，强调美国侵略朝鲜是为了侵略中国，凸显朝鲜对中国安全的重要性，唤醒民众的爱国主义责任，在此基础上普及国际主义观念。“中朝唇齿相依，美国侵朝与侵华是分不开的。(1)美在发动侵朝的同时公开侵略台湾，并连续轰炸扫射我东北边境。(2)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和苏联建议，悍然侵越三八线而直趋中朝边境。(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及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33)

时事宣传运动有意识地宣传美国侵华史，比附日军侵华史，从而激起民众仇视、鄙视、蔑视美国，形成美国在华侵略、战争、堕落和反动的形象。这种借助历史记忆的宣传，其效果或比行政手段更有效。对于基层群众而言，朝鲜、中国台湾不仅仅是两个地域概念，还是饱含痛苦的历史记忆。晚清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日本的侵压对中华民族的记忆尤其惨痛。甲午战争的开端与结束是以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台湾为标志。甲午战争的失败，猛烈冲击了中国社会，警醒无数人为民族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全面侵华，带给中华民族巨大的灾难。日本投降后，日军退出朝鲜，台湾回归中国。因此，美国再次进入中国台湾和朝鲜，极易复苏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日本侵华的惨痛记忆。

时事宣传运动有意识运用历史强化宣传效果，从两个方面具化民众关于日军侵华的历史记忆：一是承袭朝鲜宣传口径，突出美国利用日本军事力量侵朝(34)；二是不断将美军行动比附、等同日军侵华，认定“美帝走着日帝的老路”，沿袭同样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35)。因此，援助朝鲜便是抵抗美军侵略中国，“援助朝鲜就是援助我们自己”(36)。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开始响彻全国(37)，运动中心转入强调“援朝抗美正是为了保家卫国”(38)。

相比于解放台湾，出兵朝鲜并非内政。民众自然质疑舍弃前者而援助朝鲜。“我们为什么不先去解放这块自己的领土，而偏先去援朝，这不是丢下自己的田，去种别人的田吗?”对此，宣传运动从地理位置上重点突出援助朝鲜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朝鲜虽然不是我国的领土，可是北朝鲜和我国的东北紧紧靠着，美帝攻下朝鲜以后，一定就要跨过鸭绿江来打我们东北”(39)。与此同时，将美国斥之为纸老虎、野心狼等，将抗美援朝战争描述成“人道与兽道的战争”(40)，“美帝国主义像一只狼，吃了朝鲜就吃中国”(41)。

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唤起知识分子高昂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年轻热血的学生，激进口号层出不穷，甚至要求枪毙在华美国人。北京学生进入英国领事馆，写标语：“打倒美帝仆从英帝国主义”。在印度大使馆门前，学生高喊“打倒你的干爸爸”。(42)各地出现简单化、扣帽子、强迫命令的现象，“这次谁不宣传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有反动思想”(43)。宣传运动鼓励报名参军，形成“非参军不光荣，不爱国”的气氛。(44)鉴于各地激进行为，中央特意指示“切实注意阻止特务分子故意提出‘左’的口号去制造事件，以致陷我于被动”(45)。

宣传可以从历史中提取有效成分，也会因民众原有记忆而消融。与知识分子激活有关朝鲜的惨痛历史记忆不同，一般民众有另一种体认。早在明清时代，由于朝鲜朝贡使团庞大的仆役队伍在中国违法乱纪，“高丽棒子”就已扩大到中国人对朝鲜人的轻蔑称呼。(46)朝鲜被日本侵占后，大量朝鲜人投靠日军，帮助日军侵华，在中国从事毒品生意，“高丽棒子”的蔑称愈益传播。民众的痛苦记忆使之质疑抗美援朝的合法性合理性，“高丽人过去帮助日本打中国人，美国打他，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47)“朝鲜人是高丽棒子，我们不能援助。”(48)及至1951年4月17日，清华大学宣传队在北京市第七区发现“在过去宣传工作未普及到的地方，仍普遍存有‘高丽棒子’的问题”。民众即便认同抗美也不支持援朝，认为“高丽棒子卖白面还欺侮人”。(49)宣传员斥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求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民众又以国际主义的说辞反驳：“苏联为何不出兵?是否坐山观虎斗?”(50)

宣传运动不仅在城市各个阶层效果不一，而且在地域上也有区别。“这个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运动在东北、华北、华东的大部分地方发展得比较广泛和深入，而在中南、西南、西北的大部分地方和华北、华东的一部分地方却还不很开展；运动在城市比较发展，许多大城市已经发展到了高潮，而在一部分中小城市却还不很发展。”(51)即便在看似家喻户晓的大城市中，抗美援朝宣传亦因性别、年龄、职业的差异而有不同实效。据调查发现，多子女的文盲妇女、6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普遍对抗美援朝认识模糊，从事苦力工作、小商贩的群体及其家属对抗美援朝的认识同样如此，而深入了解抗美援朝的人群多是党员、宣传员、积极分子、人民代表、学生、干部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等。(52)

相比城市的不平衡状态，农民对抗美援朝不太理解甚至无法理解宣传内容。有农村妇女提出“朝鲜是男人还是女人”，“究竟什么是‘阵营’，有些老乡是搞不清楚”。(53)不仅民众如此，广大基层干部对宣传内容也不甚了了。“部分干部不很好学习时事而发生乱宣传或不会宣传的现象，宣传中不够具体和通俗，不能很好根据群众的思想情况与接受程度去宣传，而使民众听不明白。”(54)为此，中共中央强调用群众化的语言，但始终难以绕过民众原有认知，在使民众了解抗美援朝的宣传后，又容易形成与预期目标南辕北辙的效果。“在农民不了解抗美援朝的道理之前，思想上是麻痹的；但在了解之后，又极容易恐慌起来，乃至使生产受到影响。”(55)

针对宣传中的诸多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组织力量，加速组建、扩大宣传网，同时吸取各地有效的宣传经验，重点推广爱国公约、集会控诉和游行示威。其中，诉苦被重新挖掘出来作为普遍运用的宣传技巧。(56)在诉苦之中，“不受二茬罪”，亦称“不遭二茬罪”“不吃二遍苦”“不受二遍罪”(57)，成为有效的基层宣传利器贯彻到各项措施之中。

三、“不受二茬罪”：抗美援朝运动的基层运作

1951年2月1日，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大会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58)次日，中共中央斥之为诬蔑，指示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59)2月18日，毛泽东指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60)。宣传形形色色，但始终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什么是抗美援朝?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如何抗美援朝?

什么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经常连用起来，成为流行口号。“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61)，抗美援朝为什么是保家卫国?从和平签名运动强调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以苏联、中国为中坚的和平势力侵略野心不死，到时事宣传运动强调美国以中国台湾、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抗美援朝即保家卫国似乎不证自明。广大基层干部和民众没有当然认可，反因耽误生产、害怕惹祸颇有不满。基层干部有言“我们只管乡级、区级、县级，不管国际”(62)，“朝鲜战争与咱无关系”“和平总得有一家让步才行”(63)。山东省五莲县“在干部中较普遍地存在着‘咱胜利不成问题’，‘战争隔远远不要紧’、‘心口窝出苗子，多啦!(指多管闲事)’”(64)。

有鉴于此，首先，要统一干部思想，寻找、培训积极分子，发挥其酵母作用，“干部学习的好坏为广泛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先决条件”(65)。其次，干部普遍使用诉苦方法，严格安排控诉会，设定标准的诉苦话语。“在开控诉会以前，要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楚日、蒋匪特务在当地各界人民群众中到底有过什么罪行，然后才好决定控诉什么和怎样控诉。比如在沿海的许多城市以及武汉、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等地方，在这些美军曾驻扎过和残害过中国人民的地方，就可以控诉美军的暴行，凡是日本侵略军到过、残害过中国人民的地方，就可以控诉日本的侵略罪行，美国日本侵略军都没有到过的地方，也可以控诉日美的走狗蒋匪特务地主恶霸的罪恶，由他们联系到美、日帝国主义，并且也可以控诉日、美侵略所造成的各种灾祸。又比如，如果是工商界，就可以着重控诉日本、美国经济侵略对中国民族资本所造成的灾害。如果是文化教育界，就可以着重控诉日、美的文化侵略，并且引导受过日、美反动宣传教育比较深的影响的人，批判自己所受到的这些影响。总之，敌人有什么罪行就控诉什么，但是都要集中到美帝国主义的身上去，它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死敌，一定不要放松它。”(66)

土改诉苦将苦难根源追溯至地主、国民党与蒋介石，此时诉苦则归咎于美国，“过去只知道穷根在蒋介石身上，谁知道总根还在美国身上”。对于一般民众而言，美国过于遥远，难以调动斗争情绪。有鉴于此，各地开始调动民众的一切痛苦记忆，启发民众追溯至美国。“广大群众从自己在旧社会遭遇到的贫困、失业、战争破坏，美、日及其走狗蒋匪帮特务的迫害等亲身经验中，找到了‘条条痛苦来自美帝国主义’的真理”。(67)针对部分民众直接得益于美国的慈善事业因而消融宣传效力的情况，各地采取不同口号和措施重新解释，杜绝对美国的一切好感。“美国救济物资和钓鱼钩上的香铒一样，是叫我们上它的钩，好叫咱服服帖帖地受压迫”(68)，“美帝是口里唤姣姣，怀里藏刀刀，它是拿破鞋烂衣买人心，难道谁还不知道它拿飞机和大炮来杀害过咱哪!”(69)

在此之中，美国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侵略朝鲜就是重走日本侵华路，使中国人“遭二茬罪”。“二茬罪”不仅指美国制造日本式灾难，还直指美帝重新武装日本，驱使日本人再次侵华。日军曾野蛮杀戮、劫掠中国人民，制造无数灾难。因此这种宣传确有成效。“朝鲜是咱的邻居，美国侵略朝鲜是想侵略中国。现在它遭到失败，又得用日本人。想想过去日本在这里坑了多少人!?咱受了多少罪?!奸了多少妇女?!咱不能再受二茬罪。”(70)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是各地抗美援朝运动的中心大事。各地民众纷纷游行示威、集会控诉日军制造的种种罪行，普遍要求“不受二遍罪，不吃还魂苦”(71)。对于美、日没有侵占的地区或侵害体验不深的地区，宣传运动将蒋介石、土匪、恶霸、地主与日本、美国视为一体。当时有口号“前方打美帝，后方挖美根”，之所以如此，不仅因宣传有效，还与形势有关。当时“三面锣鼓一起敲”，抗美援朝贯穿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认定“蒋美地主一母三胎”，可谓一石三鸟。(72)

“不受二茬罪”的宣传有意识诉诸时间，以回忆对比的方式重构过去、现在、未来的感受，凸显美国的罪恶和突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求解放的形象。控诉会上，苦主从过去美、日、蒋匪、地主、恶霸等统治所受的痛苦讲起，然后讲新中国成立后得到的利益，即现在的甜，再突出过去的苦难。通过这样控诉对比，强化过去的痛苦与现在的幸福。“由于对过去的痛苦生活的回忆和控诉，转到确信祖国前途的光明，因而充满信心地进行斗争”(73)，“用过去痛苦对比日渐幸福的生活”(74)。过去代表罪恶，现在即是幸福，将来取决于现在的行动，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回到过去苦难深重的生活。从细微处动员民众，“不受二茬罪”的宣传有效激发民众情感。在北京七十兵工厂的诉苦大会上，民众哭声不绝，其中16人因情绪过度激动晕倒。(75)“抗美援朝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就是为了不受二茬罪”(76)，这种宣传深入民众思维，成为当时流行口号。

“不受二茬罪”的宣传不仅解答什么是抗美援朝，启迪民众爱国主义情怀，还延续此前的两个阵营教育，树立民众国际主义观念，形成敌我分明的思维体系，形成一种斗争哲学。“地主条条道路通蒋介石、杜鲁门，农民是和毛主席、斯大林站在一起的”(77)，“帝国主义没有一个好东西”(78)。美国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地主、恶霸、反革命、蒋匪特务、日本的后台，其任何行动都是为了使人民回到过去的黑暗日子，受二茬罪。因此，为什么抗美援朝的宣传，其实变成了为什么要反对美国的宣传。具体而言，“在各种会议上进行教育，说明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因此我们必须抗美，(通过)不能再受二茬罪的阶级回忆对比教育，联系当地日本鬼子进攻中国群众所受到的实际例子，进行教育提出控诉”(79)。很快，抗美援朝的理由凝练成“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保卫胜利果实，不受二茬罪”(80)。

“不受二茬罪”的宣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现有条件运用策略与加以调适的强大能力。和平签名运动侧重宣传国际主义，但立足点是爱国主义，即美国要侵略中国。如此，参与和平签名是履行爱国主义义务，塑造国际主义观念。“不受二茬罪”的宣传延续了上述宣传逻辑，尤其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宣传中，“美帝武装日本的企图就是想要中国人民再受二遍罪，毁灭日本和日本人民，破坏亚洲和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加以坚决反对，应普遍进行反对武装日本的投票”(81)。与此同时，“不受二茬罪”的宣传更多从过日子的生活逻辑来提升、唤醒民众爱国主义责任和国际主义觉悟，“天下人民是一家，天下反动派是一小撮。不打倒美帝国主义，时光就过不好”(82)。宣传运动调动、唤醒、提取、强化民众的痛苦意识与感恩意识，塑造不支持抗美援朝的后果，即失去原有所得利益之余还要再受苦难，从而激发民众拥护抗美援朝运动，“由仇恨地主反革命分子提高到仇美蒋，也就是由反封建到反帝抗美爱国。从保家乡保土地提高到保护祖国不遭二茬罪，由爱国主义提高到国际主义”(83)。

“不受二茬罪”宣传目的不仅在于将民众生活感受与中国共产党牢牢结合在一起，从观念上强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继而认同中共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而且其核心在于调动民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抗美援朝。“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必须进一步的发展，要求每处每人都受到教育，积极参与爱国行动，达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的要求。”(84)

从生活感受激发民众支持抗美援朝，“不受二茬罪”的宣传确实容易被民众接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即如何抗美援朝。“不受二茬罪”宣传既要重构民众的思维方式，又要调动民众的各种资源，囊括方方面面。抗美援朝也迅速泛化，“一切都是抗美援朝”。为了让百姓参加“五一”大游行，以“不受二茬罪”动员群众，“群众觉悟空前提高，并表示了不受二茬罪，一定参加游行示威，让美帝看看人民的力量”(85)。在参军动员中，口号即“抗美援朝不受二茬罪”。动员青年参军时，“不受二茬罪”宣传侧重过日子的传统思维，突出民众的报恩思想，“积极支援人民志愿军，打败美帝国主义，不受二茬罪，保证过安稳日子”(86)，“抗美援朝不遭二茬罪，参加国防军是为了保卫祖国，保家乡保土地，保护生产永远过好日子”(87)。在爱国公约、变工互助等工作中，基层干部也利用“不受二茬罪”开展动员，“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咱中国台湾，又企图重新武装日本，准备进一步侵略咱全中国，我们决不再受二茬罪，我要以实际行动整理变工互助组，领导生产多打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彻底打垮美国侵略军，保住我们的好日子”(88)。

从日常生活出发，民众逐步形成与帝国主义、国内敌对势力势不两立的观念。这种斗争哲学的塑造埋下后来历史发展的思想隐患，当时即显现了负面影响。当得知要与美国和平谈判时，很多民众感情上接受不了。北京市委发现多数人，特别是干部、工人、学生认定“美国侵略成性”，谈判是阴谋，继而呼吁一定不能让步，甚至根本反对和谈，主张继续打下去。“谈不如打!”“不把美帝打下海，不够劲!”“和谈对敌人有利，对我们不利，我们要一鼓作气打下去。”很多民众也自觉运用联系方法，批评没有鲜明立场的表达。《人民日报》改称李奇微为“将军”“联合国总司令”，被认为“等于承认联合国的非法决议”。(89)

四、结语

国内关于朝鲜战争的宣传变动不居。和平签名运动侧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侵略以苏联、中国为中坚的人民阵营的战争，时事宣传运动强调中美之间的战争，而抗美援朝运动构建成民众个人与美国、国内反动派的战争。在此之际，抗美援朝的含义不断层累。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知与体验出发，“不受二茬罪”宣传将所有苦难直接归咎美国。如此，抗美援朝从道义责任变成攸关切身利益，从而勾连起保家卫国，并得到基层民众的认可。

通过反复宣传“不受二茬罪”，中国共产党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改变民众传统认知。“不受二茬罪”的宣传，不仅在民众中树立了敌我分明的两个世界，而且通过重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恶感、时间感和幸福感，将民众感受与中国共产党牢牢结合在一起，从观念上强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依赖，继而认同中共的国际主义宣传。“不受二茬罪”宣传重构了民众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任何日常生活的苦难都从国内反对势力一直追溯到美国及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比于美国直接代表苦难与罪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世界预示解放、和平、幸福与未来。普通民众通过诉苦、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来形成国家观念，通过“不受二茬罪”的意识灌输进一步形成国际主义观念。从个体角度来说，诉苦形成的是作为“阶级的一份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90)而通过“不受二茬罪”容易形成敌我分明的国际主义观念，民众自觉投射到国内事务和日常生活中，强化斗争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埋下后来历史发展的思想隐患。

注释：

①参见侯松涛：《全能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②《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 毛主席开幕词》，《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

③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编：《世界和平运动文献》，世界知识社1955年版，第21页。

④《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通告 五一展开和平签名运动 响应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委会号召》，《人民日报》1950年4月29日。

⑤《和平签名运动规模壮阔 全世界千百万人民热烈参加》，《人民日报》1950年5月4日。

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 在北京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大会上的讲演》，《人民日报》1950年5月15日。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

⑧《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 在北京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大会上的讲演》，《人民日报》1950年5月15日。

⑨社论：《展开和平签名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5月15日。

⑩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89～9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24页。

(13)《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通知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使全国人民彻底了解美帝侵略亚洲和破坏世界和平的罪恶》，《人民日报》1950年7月15日。

(14)刘宁一：《“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意义》，《人民日报》1950年7月21日。

(1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16)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秘书处：《中国和平签名运动的情况》，《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日。

(17)社论：《为在全国争取两万万个和平签名者而奋斗》，《人民日报》1950年8月14日。

(1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19)《胶州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总结》(1950年8月22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3/1/11。

(20)庄浦明：《农村和平签名运动的典型经验》，《人民日报》1950年9月28日。

(21)《整风会议大会座谈发言》(1950年11月27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2/7/17。

(22)《胶州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总结》(1950年8月22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3/1/12。

(23)目前学界已关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谣言问题，但多强调民众素质低下与变革冲击者的恶意介入。参见侯松涛：《试析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对相关谣言的应对与处理》，《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24)《胶州地委关于进一步的开展和平签名运动的指示》(1950年8月23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3/1/13。

(2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2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27)《各地保卫和平签名运动基本结束 全国签名人数达二亿二千余万》，《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4日。

(28)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页。

(2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35页。

(30)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31)《加强反对侵略保卫和平运动 我国和大委员会与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合并 组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7日。

(32)《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委会举行会议 通过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宣传的通告》，《人民日报》1951年3月15日。

(3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204页。

(34)《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利用日军侵朝 朝鲜外相电联大提出严正抗议 指出美帝侵略计划不仅反对朝鲜人民，同时也企图反对全亚洲人民》，《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7日；《阴谋利用日寇扩大侵略远东 美在日进行战争动员》，《人民日报》1950年11月4日。

(35)胡华：《美帝在走着日寇侵华的老路》，《人民日报》1950年11月3日。

(36)《加强反对侵略保卫和平运动 我国和大委员会与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合并 组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7日。

(37)《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 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 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

(38)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4页。

(39)沙林：《为什么要抗美援朝》，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1～22页。

(40)《祝汉城光复》，《人民日报》1951年1月5日。

(41)郝明甫：《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新乡县农村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3月23日。

(42)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532页。

(43)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18页。

(4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

(46)黄普基：《历史记忆的集体构建：“高丽棒子”释意》，《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47)《胶州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总结》(1950年8月22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3/1/12。

(48)武宗珍：《宣传员高延昌值得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7月9日。

(49)“白面”是毒品海洛因的俗称。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50)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51)《继续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

(52)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方式和方法》，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25～126页。

(53)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24、70页。

(54)《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继续扩大和深入开展的意见》(1950年12月28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3/1/14。

(55)王昌隆：《农村宣传的几点体会》，《人民日报》1951年1月14日。

(56)《继续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

(57)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华东区半年来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5月1日。

(5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391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61)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5页。

(62)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18页。

(63)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榆次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人民日报》1951年3月10日。

(64)《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宣传工作总结》(1951年6月30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71。

(65)《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继续扩大和深入开展的意见》(1950年12月28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3/1/14。

(66)廖盖隆：《爱国运动论集》，海燕书店1951年版，第68页。

(67)钟苏：《河南许昌专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值得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4月15日。

(68)郝明甫：《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新乡县农村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3月23日。

(69)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5～36页。

(70)五莲县委宣传部：《二月份的抗美援朝建网综合报告》(1951年3月6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8/1/6。

(71)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编：《抗美援朝运动在江苏》(1950-1953)，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72)中国共产党五莲县委员会：《动参情况报告(第20号)》(1951年5月30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25。

(73)廖盖隆：《爱国运动论集》，海燕书店1951年版，第82～83页。

(74)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28页。

(75)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76)五莲县委宣传部：《二月份的抗美援朝建网综合报告》(1951年3月6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8/1/6。

(77)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21页。

(78)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榆次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人民日报》1951年3月10日。

(79)《宣传综合报告(第八号)》(1951年3月27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54。

(80)《六个月抗美援朝总结报告》(1951年5月15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27。

(81)《五莲县抗美援朝分会关于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具体计划》(1951年4月20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58。

(82)郝明甫：《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新乡县农村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3月23日。

(83)《五莲县参军工作基本总结》(1951年9月6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3。

(84)五莲县委宣传部：《五月份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情况报告》(1951年5月30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72。

(85)五莲县委宣传部：《“五一”游行示威专题报告》(1951年5月8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74。

(86)中国共产党五莲县委员会：《关于抗美援朝工作情况报告(第18号)》(1951年8月9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46。

(87)中国共产党五莲县委员会：《关于麦收前一段落后扩军情况总结扩军基本总结报告》(1951年7月7日)，五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21。

(88)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73页。

(89)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156页。

(90)郭于华：《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