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的动员原则在实践中的体现。对它的梳理与分析，不仅可以一窥这种动员机制对以后历史的影响，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式动员模式的理解。在运作模式上，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主要体现为回忆对比式诉苦、直接式控诉及自我控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示着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运作思路。在一种“泛式归因”的运作机制下，不仅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动员效能大大增强，而且扩展了诉苦本身的内涵；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不仅影响到普通民众各种政治观念的重构，也扩展了这种政治观念重构的内涵。

关 键 词：抗美援朝运动  诉苦  动员

引言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随之，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中，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得到广泛的运用。何谓“诉苦”？按照方慧容的划分，“诉苦”所指可以极为宽泛，也可以极为狭窄。最狭隘意义上的“诉苦”，就是最标准的“诉苦”，“即叙述一个苦难的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故事，结尾处总是农民觉悟了，并起来反抗”。最宽泛意义上的“诉苦”，则基本上就可以按此词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即人们讲他们的苦处，他们往往并不像标准型“诉苦”那样传导什么历史意义，而只是要说明他们有多么的苦。①本文所要研究的诉苦自然是属于前一类。何谓“诉苦运动”？诉苦运动最早开始于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是作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广泛运用的一种阶级教育形式”而存在的②。由于它一开始就与土改运动的进行紧相联系，并在土改运动中得到大规模的运用，因此，不少学者又把它视为土改运动的产物。郭金华把诉苦运动定义为“是土改过程中在中共的指导之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农民对自身苦难生活经历进行讲述的一种运动”③；方慧容则在把诉苦视为一种动员方式的基础上，把诉苦定义为“在土改运动中发明的动员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种权力作用方式”④。在土改运动中，是发动农民控诉地主，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苦。那么，当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被运用于抗美援朝运动中时，它是如何运作的？具体来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什么“苦”？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苦”怎么“诉”？诉苦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是如何发挥其动员作用的？基于以上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对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进行梳理与分析，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角度展示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运动的全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了解这种动员机制对此后历史的影响，从而在已有基础上加深对中国式动员模式的理解。

一、诉苦：一种动员方式展开的背景

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工人日报》的一篇社论指出：“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时事教育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控诉、回忆与对比的方法，其他的方式方法如：报纸、广播、戏剧、漫画、标语、口号、快板、相声等，都要围绕着控诉、回忆与对比这几种主要方法去进行，并为这几种主要方法服务。”⑤还有的地方提出：“根据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其亲身经验，通过回忆诉苦，采用各种具体事实使广大人民认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和当前各项实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激发其仇美爱国思想。这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思想基础。”⑥由此，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运动已经被置于动员的中心的、基础的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动员功效。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运用诉苦这种动员方式呢？

(一)中国共产党“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的动员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领导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⑦刘少奇也曾经强调：“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益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⑧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前的动员实践证明，“领导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确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动员方式。伯恩施坦曾经把中国的动员方式称为“参与式动员”，与苏联的“命令式动员”不同，这种动员模式注重通过对民众进行宣传和说服教育，形成民众的阶级意识，提高其政治觉悟，从而形成民众参与的自觉性，达到使民众自己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的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谓“诉苦”、“访贫问苦”、“忆苦思甜”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动员手段。⑨也正因如此，“作为中共在农村革命时期的重要动员手段，诉苦在革命史中被赋予了重要位置”⑩。由此可见，“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运用，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动员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实践。按照1950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抗美援朝运动的目标，是为了使民众对抗美援朝的合理性有明确的认识，是为了使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有一致之认识和立场”，为了“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11)。要达到抗美援朝运动的这一目标，按照中国共产党动员的基本原则，“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是“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由此，“仅仅自上而下地展开宣传，是十分不够的，必须发动群众用自己的经验教育自己”(12)。如何发动群众用自己的经验教育自己？那就是“诉苦”、“控诉”。

(二)民众恐美、崇美与亲美心理的存在

在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之前，中国普通民众中存在着恐美、崇美和亲美的心理。其中最为普遍的是恐美心理，它在多数民众的心理中“或多或少都有些存在”。据李维汉回忆，当时在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一部分人主张以武力抵抗美国的侵略。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中不少人也暴露了恐美的思想，把美国的力量估计过高，认为它不是纸老虎，怕打仗，怕“引火烧身”，担心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来，希望能够出现适可而止的局面，尤其怕原子弹，幻想“关门建设”。极少数人则主张“隔岸观火”，主张“在忍耐退让中求生存”等等。(13)当时不少人对抗美援朝有无取胜的把握“心存疑虑”，“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14)；认为“美国力量很大，抗战时期中国打日本还要美国帮忙，今天要打比日本还厉害的美国，我们有什么把握”(15)；“我们不应该干涉朝鲜战争，原子弹下来我们吃不消”等等。(16)

崇美和亲美心理主要是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和部分学生中比较普遍。据当时的调查，“在一部分教授、资本家、教徒和教会学校中仍存在着浓厚的亲美思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来肃清”(17)；不少人认为“美国的科学和物质文明是‘世界第一’，我们不如人家，苏联也不成”；有的认为“美国是天堂，一切都好”，“美国创造许多物质文明，给全世界享受”；有的人认为美国很和善，不会侵略中国，甚至认为美军在中国的暴行不过是“个别事件”；有的认为美国在中国办学校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友谊”，“培养了好多革命干部”(18)；一些学生说：“美国的东西就是好，这点我们不应否认”，“如果美国不好，为什么他们工业那么发达，生产的东西那么好？”(19)如此等等。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众以上各种消极性心理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当时对所谓“恐美”、“崇美”、“亲美”的界定也存在偏颇之处，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民众“恐美”、“崇美”、“亲美”思想的顽固性。如何克服民众的“恐美”、“崇美”、“亲美”心理？通过诉苦运动，使民众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形成“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的态度，就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一项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

二、诉苦：一种动员方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运用(20)

诉苦对于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重要性，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的初期即受到重视，而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的运用，也是与抗美援朝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紧相伴随的。最为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作为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兴起标志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刊登于《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第1版，而第一篇比较典型的抗美援朝诉苦报道，就刊登在同期《人民日报》的第6版上。(21)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刊载了许多关于诉苦运动的报道。从1950年11月5日到12月6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所刊载的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暴行”的报道竟多达39篇，形成《人民日报》有关诉苦报道的高潮期。这些报道具有多重性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各地或各界人民诉苦运动的报道，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它们直接发挥着通过媒介的宣传教育进行动员的功能；第二类是报道某地或某个界别的民众诉苦或控诉进行的情况，它们为诉苦运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模式与经验；第三类报道本身是通过新闻媒介直接对控诉对象进行控诉、批判与揭露。但作为诉苦的具体运用，它们基本上都体现了“宣泄型诉苦”的主要特点，即通过对各种“血海深仇”的控诉，不仅唤起读者对控诉者的同情，更主要的是激发起读者对敌人的“无比的仇恨”。《人民日报》对诉苦运动的集中报道，有力推动了全国诉苦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作为全国新闻媒介的旗手，《人民日报》的这一做法成为全国各地各种报纸、刊物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样板，全国各地的报纸、刊物等紧随《人民日报》，纷纷投入了对诉苦的宣传报道，从而推动着诉苦运动在轰轰烈烈的开展中充分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也随之在全国各地各界民众中逐渐运用，并初步显示出其动员效能，这一点又作为对全国各地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经验的总结而日益受到重视。当时的《人民日报》在抗美援朝运动全面开展一个月之后总结道：“关于如何有效地展开抗美援朝的宣传，各地已有不少好的经验。例如发动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切身经验举行控诉会，以控诉美国侵略者的罪恶，就是一个已经被证明为很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控诉，已经被证明是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的极好的方法。”(22)

就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实践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50年底在南京抗美援朝运动中发生，并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展开，从而形成轰轰烈烈局面的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指出：“南京64个大、中学校的学生，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前导，开展了深入的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控诉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它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一起，汇成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怒潮”，“这次中国学生的正义的爱国行动，规模的宏大，步伐的整齐，尤其是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深刻，是学生运动史上所空前的。”(23)由于反美帝控诉运动极大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有力推动了各地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与发展，因此，中共南京市委于1950年12月7日向华东局并中央作了《关于南京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情况的报告》后，毛泽东即于9日批示全党：“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的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24)中共中央在1950年12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中也提出：“在过去一个时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有两种方法证明是很成功的”，一种是集会游行，另一种便是控诉会，即“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街道、里弄举行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指示并提出“其他地方都可视运动的发展情形分别采用。”(25)随后，毛泽东在1951年1月24日《关于编印学校反美帝斗争文件给彭真的信》中，又要求将南京市委《关于南京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情况的报告》编入文件，“印一本，发各民主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26)。这说明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由于其在社会动员方面的高效能，已经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

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的高潮时期，应该说是在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进入普及与深入阶段之后。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通告提出“我全国同胞必须继续坚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斗争，努力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如何达到这一目标？那就是，“全国城乡人民尽可能普遍召集小型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控诉日美侵略的罪行以及日美走狗蒋匪特务迫害人民的罪行。”(27)在此之后，以1951年“五一”节全国规模的游行示威为中心，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全国性高潮中得到大规模的运用。据无锡市统计，大小控诉会议举行了近千个。参加控诉会的群众有13万人。(28)当时的辽西省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的大小控诉会的参加人数达334万人，占全省740万人口总数的45％强。(29)“为了以血泪的控诉，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滔天罪行，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残暴本性”，直接受到美军飞机轰炸的东北地区还组织了“东北人民控诉美帝侵略暴行代表团”，1951年5月6日参加了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控诉大会，以便“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揭发和控诉美帝侵华暴行”(30)。诉苦成为抗美援朝运动在经过高潮转入普及与深入阶段后一个至为重要的动员手段。

三、诉苦：运作模式与运作思路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被定位为“人民群众用自己切身体验来教育自己”(31)，是“运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启发和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32)。1950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街道、里弄举行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在这些集会上或由在美国留学的人讲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国反动黑暗的情形，或由曾受美帝祸害的人诉说美帝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或由原来存在亲美、崇美、恐美隐蔽心理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都能打动人心，激起对美帝的仇视和蔑视，提高其自己和周围群众的觉悟。”(33)同期的《人民日报》也以更为详尽的方式表述了与上述指示相一致的内容。强调在控诉会上，“或由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研究的人，进行有系统的讲演；或由曾在美国留学的人，讲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国反动、黑暗、腐败的情形；或由曾受美帝国主义祸害的人，诉说美帝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或由曾受日寇蹂躏的人，将日寇的荼毒和美帝对比；或由过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欺骗，抱有亲美、崇美、恐美心理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都最能激起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和蔑视，提高其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认识。”(34)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动员方式，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实际上又包含着多种运作模式，这些运动模式从不同角度，展示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运作思路。

(一)回忆与对比式控诉

回忆与对比式控诉，是抗美援朝运动中最主要的一种诉苦模式。所谓回忆，就是回忆过去“在美、日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匪帮反动统治之下”所经受的各种苦难；所谓对比，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拿今天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工人职员群众及其家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与过去在美、日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匪帮反动统治之下所过的各种生活的对比……所谓‘没有眼色有比色’‘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35)这种回忆与对比式控诉属于标准式的诉苦模式。

为什么要进行回忆与对比？因为“群众对十四年的灾难生活记忆犹新，对解放后的生活称作是‘好日子’、‘有希望了’。好坏的对照，历史与现在的切身体验，造成了更加仇视过去，热爱现在……从而也加深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敌视心和鄙视心，‘美国这样狠毒，比日本鬼子还可恶’。”(36)这样，通过“把这种直觉的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就使民众“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特务、土匪的野蛮残暴的阶级根源与阶级本质”(37)。因此，回忆与对比式控诉是紧紧围绕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目标而进行的。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回忆与对比式控诉的一般思路是“向群众讲清目前时事，着重从切身利益谈起，引导大家认识个人与祖国的关系。如将现在的好光景与日伪统治时期的痛苦生活相对比，并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这样就激起了大家热爱祖国的热情，大家知道了，要想不当亡国奴，要想永远过好日子，就得起来赶跑美帝……‘我们是为了生存，为了孝顺父母，为了保住大伙的好光景而参军；要不，美帝来了大伙都活不成’。”(38)这种回忆与对比的思路运作是很顺理成章的过程，因为，“群众对十四年灾难生活，记忆犹新，自然就发生今昔对比，好坏对比，仇恨过去，热爱现在，反对过去，保卫现在好日子的感想。”(39)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回忆与对比式控诉又包含着多种运作思路，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苦引苦，使群众由仇日而仇美”。就是把民众对原来的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引向对美帝的仇恨。这是在新的客观条件下对民族情感的重新诱导与激发。根据当时的调查，群众“普遍的对日本仇恨深，而且有许多控诉材料，但对美国认识不清。如有人认为‘美国过去也是日本的死对头’，‘美国很富，不致于到别的国家抢东西’，‘美国以前发救济粮，不坏’”(40)等等；在农村更是如此，“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老俵们知道的还不多，但这一带受日本鬼子的苦，可受的够啦！你随便问哪一个，他都可以告诉你一连串日寇的暴行，村里差不多全是茅棚，从前的瓦屋，都被日本鬼子拆毁了烧光了！”(41)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抗美援朝’讲了很多，有的群众听了漠然，而一提起日本就纷纷诉苦。就是对那些尚未受过抗美援朝一般宣传的群众来说，从日本讲起也使他们容易领会抗美援朝的道理”。(42)因此，在抗美援朝运动的诉苦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控诉是一项重要内容之一。

但是，对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来说，单单激起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不是诉苦的最终目的)。因为，“群众又容易将仇恨止于日本，甚至错对日本人民”(43)，所以，“如何使民众从仇日转向仇美？”这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如何使民众从仇日转向仇美？第一方面，是通过揭露美帝暴行，说明“美帝就是当年的日本鬼子”。当时有些宣传队“从郊区农民所熟悉的日寇的‘三光政策’，谈到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新三光政策’，使农民认识到‘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44)在现实中，“它不但侵略朝鲜，轰炸我国东北，还想阴谋武装日本法西斯；利用日本鬼子来帮凶。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就要分得土地的农民，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苦的农民，用对待日本鬼子同样的仇恨，仇视着今日亚洲和中国和平的侵略者——美帝国主义强盗。”(45)第二方面，是说明美帝“正在走着日本的老路”(46)，即“正袭用着当年日寇先侵略朝鲜后侵略中国的故伎”(47)；第三方面，是说明美帝是日本的后台老板。一切苦难与罪恶“原凶祸主仍是当前的大敌美帝国主义”(48)。这样“以苦引苦”，“一直引导群众发生对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敌忾心”(49)。

二是“从控诉蒋匪、地主阶级的罪恶着手，联系控诉美帝”。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诉苦思路与土改诉苦的具体内容具有重合性。最主要的区别，也是对于抗美援朝运动更有意义的，是这种诉苦思路的归因方式。当时的农民说：“一提起日寇、蒋介石，我们的苦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们受蒋介石、日寇、地主阶级压迫的苦，像海一样深，永远也忘不了的”。(50)那么，如何将这种“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像海一样深，永远也忘不了”的苦联系到控诉美帝？对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在当时的诉苦思路中，包含着这样的归因逻辑：蒋匪、地主阶级是人民苦难的制造者，而“美帝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蒋匪的根基”，“蒋介石是全中国的大恶霸，杜鲁门是全世界的大恶霸”(51)，所以，美帝是苦难的最终根源，“苦根直通杜鲁门”。(52)由此，如果不把美帝赶出朝鲜，“恶霸就会死灰复燃，农民就不得安宁”，“要保卫胜利果实，不再受地主压迫，就不能让美帝国主义帮助蒋打回来。”(53)归根到底，要“保卫我们的好日子”，就必须抗美援朝。

回忆与对比式控诉，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动员效能。据当时反映，这种控诉模式“是最切合群众要求，最能从群众经验说起，最能向中间落后普及的好方式”，(54)因此是“最能使广大群众了解，最能激起广大群众的爱国义愤和热情”的诉苦动员模式。(55)

(二)直接式控诉

这种控诉模式，矛头直接指向控诉的最终对象——“美帝国主义”，着重于直接批判与揭露“美帝暴行”。当时不同阶层民众控诉的内容各有侧重。一般民众大多是对“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帝暴行”进行控诉；在学生方面，主要是“结合投考军事干部学校展开自觉控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在宗教界方面，主要是“结合宗教革新运动，展开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控诉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经济侵略”以及“美帝国主义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罪行”；在文化界，主要是对“美帝国主义文化电影毒害”的控诉，还有许多地方让曾经留学美国的大学教授、民主人士及基督教中的爱国分子，在知识分子中做报告，或在报刊上写文章，“以揭发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腐败和敌视中国人民的真面目”。(56)由此可见，这种直接式控诉模式的思路虽然简单，但它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对“美帝暴行”的直接控诉，其发展的结果就是直接激起“对美帝的仇视和憎恨”。在对这种直接式控诉模式的文字记述中，基本上也是带着“愤激”、“仇恨”的语气。如《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控诉报道中写道：“这是一页页血泪史，这是一幕幕的暴行录！假如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奋勇前进，解放上海，上海人民的血泪恐怕到今天还流不尽。今天上海站起来了！我们要深深地记得美蒋匪犯的仇恨！保卫我们的国家，把无穷的仇恨化为力量！假如美帝胆敢发动侵略，上海人民将会站在战斗的前线，用一切力量，把美帝打下海去，和它算一算旧帐。”(57)这就使这种文字记述本身也充满了控诉的感染力。

由于这种直接式控诉模式直指控诉目标，同时也使“抗美援朝运动和民众自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直接激发起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因此，在诉苦的具体实践中，据当时反映，“控诉美帝暴行，以身受其害者直接控诉美帝最为有效”(58)，是“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的极好的方法”(59)。

(三)自我控诉

这种控诉模式，就是在控诉会上，“由过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欺骗，抱有亲美、崇美、恐美心理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60)。从表面上看，这种当时又被称为“自我思想批判”的方式，与标准式的诉苦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自我控诉？因为美帝过去和现在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各种苦难，因为美帝过去和现在对中国制造了各种“血腥暴行”，而“我”过去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些，存在着某些“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因此，要进行自我控诉、自我思想批判。由此可见，自我控诉模式所蕴含的内在逻辑与标准式诉苦是完全一致的。

在抗美援朝运动刚刚兴起时，自我控诉就作为“最能激起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和蔑视，提高其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认识”的一种动员方法(61)，被运用到动员实践中。很多群众都自动地检讨过去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如有的检讨过去自己“恨错投了娘胎”、“要拜一个美国人做干爸爸。送我到美国留学”。(62)过去一些迷恋美国“物质文明”的人也纷纷进行思想检讨，许多教会学校师生反省了自己过去“爱美国不爱中国”的糊涂思想，痛恨前非，等等。(63)

从总体上来说，自我控诉实际上充分体现了诉苦的典型特点，即“用自己切身体验来教育自己”(64)，“运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启发和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65)。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逻辑上，自我控诉可以说都进一步扩展了标准式诉苦，从而成为一种内涵更为广泛的、更深层次的诉苦，在此基础上，自我控诉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标准式诉苦所无法包含和体现的政治意义。这种政治意义何在？1951年1月18日，中国民主促进会邀请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代表座谈。马叙伦在座谈会上说：“抗美援朝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在军事政治斗争胜利之外，我们还要从文化战线上取得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斗争的胜利。”这就是自我控诉所包含的政治意义。正因如此，“今天我们不仅要控诉美帝国主义，还要检讨自己，看我们自己身上还存留有多少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素，并且设法肃清。”(66)由此，在实践中，自我控诉不但发挥着一种动员方式的功能，而且与中国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改造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联系在一起。

四、小结

(一)诉苦与动员：诉苦运动的动员绩效评价

首先，必须承认，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动员绩效是不可否认的。杜赞奇曾经指出，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67)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这种建国前在局部范围内运用的动员能力，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掌了全国政权而得以充分展示。即使是从今天的角度，也必须肯定诉苦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动员作用。因为按照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宣传鼓动工作的首要对象是“人的各种情感体验”(68)。因此，这种着重从情感上加强对民众心理影响从而达到动员目的的形式，确实“最能打动人心，激起对美帝的仇视和蔑视”(69)。正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担任南京金陵大学学生会干部的刘德华在回忆中所说：“控诉这种方法，现在有些人听来觉得可笑，但我觉得这种方法值得总结，它符合所谓‘激励’的原则，就是可以把人内在的感情激发出来，当时激发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70)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诉苦这种被称为“感性宣传”的动员方式(71)，其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各种模式发生作用的范围还是各有侧重的。回忆对比式控诉，主要是在下层的绝大多数“劳苦大众”中发挥了更大动员效能。当时的著名艺人常香玉说：“在旧社会我是个不值一钱的‘女戏子’。……毛主席来了，解放了我们，我们这才算是个真正的人。说翻身，没有再比我翻得彻底的了，我不但不再是被看为贱臭的‘戏子’，而且当了光荣的人民代表。伤痕好了不忘疼，黑洞洞的日子不能让它重新来，我们一定要完成捐献飞机的任务，送到前线！”(72)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回忆对比式控诉发挥动员作用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并不具有对所有阶层都能有效作用的普适性。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指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73)应该说，这段话点出了在对诉苦运动的动员意义进行评价时必须予以关注的方面。

(二)泛式归因：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运作机制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发起的一场规模空前的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在运作机制上体现出其承前启后的特点。从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运作思路可以看出，对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来说，最能体现其意义的是其中不同于土改诉苦的归因方式。从总体上来说，这种归因方式在纵向上，体现了一种再归因的过程，即在使民众认识到过去所受的苦难应归因于蒋匪、地主阶级的基础上，再归因于美帝，“苦根直通杜鲁门”；在横向上，则是通过把所有的苦难都归因于美帝，“美帝是一切苦难的根”，以启发民众对美帝的仇恨。这是一种可以称为“泛式归因”的归因方式，在这种归因方式的运作机制中，“群众的痛苦是诉不完的，在新的题目下，在运动日益深入的情况下，只要我们正确掌握，及时诱导，善于提出口号，群众总是有苦可诉的。”(74)当然，这种归因方式还是紧扣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最终目标，“敌人有什么罪行就控诉什么，但是都要集中到美国帝国主义的身上去，它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死敌，一定不要放松它。”(75)

王琳在她的论文中曾经谈到，“回溯抗美援朝运动的意义，并不止于抗美援朝战争，通过这场运动，诉苦的效果和规模得到了扩大，并作为诉苦思维模式流传下来。随着日后国际形势的严峻，意识形态的解释方式扩展到国际关系方面，从而涉及到历史上，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侵略关系被帝国主义与人民政权之间的侵略关系所取代。帝国主义作为剥削阶级的延伸意义也在思想建设中固定下来。”(76)通过以上对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梳理可以看出，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这种承前启后的意义，正是来源于这种“泛式归因”的运作机制。当然，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对这种泛式归因方式都难以一语定论。但它对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有学者指出，在诉苦运动中，“分类与归因不仅仅是阶级建构的过程，进而是社会动员的过程”(77)。那么，这种泛式归因的运作机制，应该说大大扩展了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动员效能。诉苦实际上是把抗美援朝运动、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三大运动为中心的各种运动联合进行共同运作的一种方式，它将对运动之必要性、合理性的论证合为一体，是抗美援朝运动的目标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化的表现。它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共和国初建时期的艰难复杂条件下，抗美援朝运动在实际运作中已经大大超越了其战争动员的单一目标，而扩展成为一种与建国初期各方面工作相结合、以完成建国初期各方面工作为目标的全民动员模式。

(三)政治观念的重构：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的深层次意义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那就是诉苦的深层次意义，即诉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众政治观念的重构。具体到抗美援朝运动的诉苦中，这种深层次意义也是泛式归因机制的产物。在当时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的控诉会上，电工田泉廉在控诉了“地主”、“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给自己带来的苦难之后说：“可是，我这点苦还不大，美帝在朝鲜屠杀压迫，朝鲜老百姓怎样过？”(78)这正是泛式归因最为典型的体现。在这种泛式归因下，“天下反动派是一伙，天下人民是一家”、“美、蒋、特(反革命分子)是三位一体”，从而“把具体敌人与国际敌人联系起来，提高了阶级觉悟树立了斗志，使群众把仇恨集中在美、蒋反动派身上”。(79)一些学者认为，诉苦是“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80)。实际上，由于抗美援朝运动所处的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诉苦不仅是对普通民众国家观念、阶级观念、民族观念等政治观念的重构，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对普通民众进行爱国主义及至国际主义教育的过程，从而大大扩展了这种政治观念重构的内涵。

注释：

①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回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页。

②廖盖隆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42页；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王琳：《〈苦菜花〉之苦的生产》，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回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第481页。

⑤《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时事教育 开展与巩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工人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1页。

⑥《山东抗美援朝运动高涨 全省各地工作面貌一新》，《人民日报》1951年3月24日第3版。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⑧《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352页。

⑨参见何江穗：《“是”与“非”之间：革命的大众参与——骥村清算斗争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⑩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

(11)《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1952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1986年印行，第211页。

(12)钟苏：《河南许昌专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值得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4月15日第4版。

(13)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717页。

(14)《毛泽东主席谈朝鲜战争》，《团结报》2000年10月26日第3版。

(15)《武汉市委关于抗美援朝以来资产阶级动态及统战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0月23日)，《城市资料》第3期，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1951年编印，第33页。

(1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17)《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报告(一)》(1950年11月5日)，《北京工作》第8期，中共北京市委政研室1950年编印。

(18)《北京市学生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1951年1月)，《北京工作》第9期，中共北京市委政研室1951年编印。

(19)《北京一部分学生的思想动态》(1951年6月20日)，《宣传通讯》第8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处1951年编印，第18页。

(20)在抗美援朝运动的诉苦中，出现更多的是“控诉”、“控诉会”。那么，控诉与诉苦是怎样的关系？从字面意义来区别，诉苦着重于倾诉自己作为主体所遭受的苦难，控诉则着重于批判和揭露使自己遭受苦难的客体。实际上，控诉应该是属于诉苦的一种类型，这种诉苦形式“以单纯的叙事和直接的情感宣泄来调动听众的愤怒和仇恨情绪”(郭金华：《有差异的诉苦与土改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公共表达》，北京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属于那种最常见的“以血海深仇为基础的宣泄型诉苦”(程秀英：《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本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理解和使用控诉一词的。

(21)《咱们一定要给王恩弟报仇——北京铁路工人对美帝的憎恨》，《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第6版。

(22)《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4日第5版。

(23)社论：《进一步开展反美爱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4日第1版。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18页。

(25)《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195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227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27)《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1951年3月14日)，《抗美援朝重要文献言论汇编》，群众出版社1951年版，第46页。

(28)《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关于目前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1951年4月)，《斗争》第84期，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编印，第8页。

(29)张德良：《抗美援朝在辽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支援抗美援朝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30)高操：《血泪的控诉 愤怒的声讨——忆东北人民控诉美帝侵略暴行代表团》；张德良：《抗美援朝在辽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支援抗美援朝纪实》，第20、39页。

(31)《西南局关于西南区抗美援朝运动向中央的报告》(1951年1月18日)，《西南工作》第40期，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编印，第13页。

(32)《中南局关于1951年上半年及春节期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宣传工作的指示》(1951年1月1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4卷，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1954年编印，第2304页。

(33)《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195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227页。

(34)社论：《继续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第1版。

(35)《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时事教育 开展与巩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工人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第21页。

(36)《沈阳各界各族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示威游行的总结》(1951年3月12日)，《党的工作》第91期，中共中央东北局党的工作编委会1951年编印，第28页。

(37)《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时事教育 开展与巩固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工人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第21页。

(38)《茌庄河县第四区扩军工作中的两个典型》，《辽东通讯》增刊第1号，中共辽东省委远东通讯编委会1950年编印，第2页。

(39)《沈阳市委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总结》(1951年4月10日)，《党的工作》第103期，第14页。

(40)中共北京市第七区委员会宣传部：《关于清华宣传队在我区第四段工作情况的报告》(1951年4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41)永明：《农村时事宣传的几点经验》，《学习建设》第19期，学习建设社1950年版，第15页。

(42)中共北京市第七区委员会宣传部：《关于清华宣传队在我区第四段工作情况的报告》(1951年4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第126页。

(43)《沈阳市委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总结》(1951年4月10日)，《党的工作》第103期，第14页。

(44)金凤：《北京郊区的普及抗美援朝宣传》，《人民日报》1951年4月22日第4版。

(45)晏政：《美帝就是当年的日本鬼子》，《学习建设》第19期，第17页。

(46)永明：《农村时事宣传的几点经验》，《学习建设》第19期，第15页。

(47)《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1950年11月4日)，《人民日报》1950年11月5日第1版。

(48)《沈阳市委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总结》(1951年4月10日)，《党的工作》第103期，第14页。

(49)《沈阳市委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总结》(1951年4月10日)，《党的工作》第103期，第14页。

(50)《湖北浠水望城乡土地改革中结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农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15页。

(51)《川南区党委关于1951年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1951年3月15日)，《西南工作》第52期，第43页。

(52)《中南局关于动员参军的宣传教育工作指示》(195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4卷，第2359页。

(53)《川南区党委关于1951年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1951年3月15日)，《西南工作》第52期，第43页。

(54)《沈阳市委关于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总结》(1951年4月10日)，《党的工作》第103期，第14页。

(55)《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时事教育与准备今年“五一”全国大示威的指示》(1951年3月8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工人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第6页。

(56)时评：《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4日第5版；《重庆抗美援朝运动的成绩和经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怎样在城市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00页；《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关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初步总结》(1951年2月)，《斗争》第80期，第5页。

(57)《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1日第2版。

(58)《华东局宣传部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初步总结报告》(1951年1月)，《斗争》第66期，第10页。

(59)时评：《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4日，第5版。

(60)社论：《继续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第1版。

(61)社论：《继续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第1版。

(62)《市委关于北京市学生抗美援朝运动情况向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1951年1月31日)，《中共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1－1952)，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1955年编印，第3页。

(63)《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关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初步总结》(1951年2月)，《斗争》第80期，第5页。

(64)《西南局关于西南区抗美援朝运动向中央的报告》(1951年1月18日)，《西南工作》第40期，第13页。

(65)《中南局关于1951年上半年及春节期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宣传工作的指示》(1951年1月1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4卷，第2304页。

(66)《人民日报》1951年1月23日第1版。

(67)［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68)蒋云根：《政治人的心理世界》，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69)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70)杨致平、曹婉等：《一场弘扬民族精神的爱国运动》，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编：《南京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71)《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及今后部署向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1951年4月)，《斗争》第84期，第7页。

(72)戴仁中：《“香玉剧社”号飞机》，《展望》第8卷第7期，展望周刊社1951年版，第22页。

(73)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74)《中南局关于贯彻中央关于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准备纪念“五一”的办法的补充规定》(195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4卷，第2314页。

(75)《怎样开好控诉会》，廖盖隆：《爱国运动论集》，海燕书店1951年版，第68页。

(76)王琳：《〈苦菜花〉之苦的生产》，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77)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总第12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5页。

(78)王自勉、李锡铭、王立行：《血债血还——记石景山发电厂控诉大会》，《人民日报》1950年11月30日第3版。

(79)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委员会平原省分会：《平原省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1951年4月18日)，《平原省三年来宣传教育工作总结》，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1952年编印，第97页。

(80)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总第12辑)，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