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大学的一个倾向是,学校方面正在力促本科学生尽快接触专业,理工专业的一些成绩优秀的本科学生更是早早地挤身于由教师牵头的科研课题组,先他人一步接触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和大型科学装置。成功的教师也在鼓动本科学生参与到具体的研究工作之中,本科学生发表的论文和承担科研课题的数量,则成了影响学校排名的指标。
自从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大学中各类学生的综合水平、研究能力一直呈退步的趋势。与80年代相比,硕士研究生只相当于以前的本科生,而博士生基本与硕士生接近。这样的退步趋势自然是各大学管理者的心病,而让本科学生尽早地参与教师主持的科学研究工作便是他们扭转局面最容易选择的方式。
这种看似英国经验主义式的改良方式,就其诉求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总让人感觉到一种“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情结。这条起跑线自然也是“国际化”的。因为管理者了解到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对于实验仪器和设备的熟悉程度超过了自己学校的学生,他们想通过这种最为直接的方式来弥补差距。
但方式易学,背后的理念却往往被忽略。一方面院系分割,各树篱墙,甚至以“独立核算”的名义收取使用费;另一方面,实验仪器、设备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结合,总是体现权力优先原则;而那些有幸进入教师课题组的学生自然也是抓重点、“拨尖儿”出来的少数人。机会均等、公共性,共有、共享,这些大学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则很少体现。
如果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类似改革的动力,那么,“快出成果、快速成才”则是进一步的功利追求。让本科学生早早地进入教师的课题组,利用先进的仪器和设备,依照相对成熟的研究路径,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很快做出成绩是可以肯定的。但一开始就进入专业细分下的某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一味地从事过于具体的工作,这更像是替科研老板打工的科研助理而非接受综合性的教育,是目标明确的工作而非致力于兴趣培养的纯粹学习。
但问题是,这种方式在国内的大学,特别是理工专业出身的管理者和科研人员中,早已成了一条通向成功的捷径。
我们看到,一些专家不是站在高大的钻井平台上操作钻头,而是在平地上攥着一根针(并非中医针灸的银针),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副教授、教授,使用的都是这根针。应该说,他们扎得的确是深,可面也确实小。
知识影响眼光,没有相对广博的知识就无法做到超越个人的经验和局限。现在大学里的教学评奖标准,“一针扎”式的教师之所以得到鼓励就是这个原因。有头衔和地位就可以承担“教学改革”项目,进而带领学生获奖,这一切几乎成了一个展示“教学能力”的套路。比之勤勤恳恳地备课、讲课要好看,要简单轻松得多。但看得见的成绩与看不见的教育的内在冲突往往在前者的热闹中被丢弃在一边。
以上种种追求和表现,概括成一点,就是自我窄化,这也是国内大学的一个走向。无论是以“专业深化”为名,还是以“适应就业”为借口,都是在不自觉之中将专业化理解成窄化,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快出成果”。
过去我们说,职业化消解了大学的地位和价值。因为大学一旦变成职业培训中心就成了公司、企业的附庸。她等于是公司、企业的供应商,本着为消费者服务的精神,只能以公司、企业的马首是瞻。而其本身的形象自然只能由公司、企业来改造。
其实,专业上的自我窄化也一样。它实际把大学变成了一个碎片化的部门。不仅从中毕业的学生不再具备对于社会发言和从整体上影响社会的能力,他们还会满足于充当社会零部件的角色,充其量是在工作之余当一名“吃货”或“到此一游”的“游客”。而一旦离开专业细分后的领地,知识上和认知上的短板会立即显露出来,以至于信心受损,名誉尽失。而关键是,人们理想中的大学,那个曾经令人向往的高等学府的神圣性从此就不复存在了。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18-06-19,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