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抗敌工作委员会——第五战区鄂豫边区联合政府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章

《抗敌工作委员会——第五战区鄂豫边区联合政府》

前注：1938年9月父亲受命从即将沦陷的武汉来到河南信阳鸡公山，又从鸡公山来到鄂北的大洪山，先后任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即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代理宣传科长，后又在陶铸先生领导下创办了该联合政权机关报——《大洪报》并任主编，又开始了一段为时不长却给历史留下深刻印记的抗日经历。

1938年武汉会战中的抗战国军官兵，网图

史啸虎

1938 年 9 月，父亲受何伟委派离开汉口到河南信阳鸡公山去与黄心学会合，参加豫南民运办事处的抗日工作。由于武汉会战的外围地区打得越发紧张，很多人都离开武汉南下或西行了。父亲走时，武汉也快是一个空城了。

那时武汉大学在鸡公山的一个林场有项目，似乎也拥有部分产权。这个林场全称叫平汉铁路农林总场。当时，武汉大学林学院有一位教授、林业学家叫李相符，因武汉大学林学院在鸡公山林场有科研项目，还兼任着这个林场的场长，就经常去鸡公山做园林科研工作。

李相符先生系 1907 年生人，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毕业，后成为中共党员，但1938年那个时候其身份却是非党民主人士，1941年后为中国民主同盟常委，中共建政后曾任林垦部副部长，北京林学院院长，1963 年去世，享年仅 56 岁。现在武汉大学东湖校园里四处可见的郁郁葱葱、自成景色的池杉林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从河南鸡公山林场引进并大量栽植的。

鸡公山林场的池杉最早还是英国林学家波尔登先生1918年从北美引种的。那时他与我国林学家、时任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所长韩安先生到此创建林场、植树造林。后来这块林场又被委托给武汉大学林学院管理。不过，武汉大学引种了那么多池杉与武大林学院教授李相符先生当时的科研和苗圃实践工作还是分不开的。有人说，武汉大学的樱花也是那时从鸡公山引种的。其实不然，武大樱花是日本人占领期间自己种的，与鸡公山林场无关。

此书稿第九章也说过，在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大环境下经过运作，中共曾以第一战区司令部名义在河南鸡公山林场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培训民众抗日运动干部的基地。 1938年年初，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部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经查，系1900年生人，中共秘密党员，著名进步人士，中共建政后曾任中央政府监察部副部长，1983年去世）曾在河南发动过一次影响很大的民众抗日运动，培训了很多民运指导员，还在鸡公山成立了“豫南民运专员办事处”，委任李相符任专员。

鸡公山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短期培训一些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豫南附近县、市抗日组织推荐送来的抗日青年积极分子，再分到豫南地区各县去做抗日工作。实际上，此时的鸡公山由于环境优雅，先前已有河南大学和东北中学等教育机构迁此办学，也聚集了不少从各个日占区转移过来的文化界人士。但鸡公山铁路林场则是中共在豫南地区培训军政干部的一个基地。后文将提到这个“豫南民运办事处”所培训的中共基层干部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的相关情况，看来这个基地当年发挥的抗日培训作用还是挺大的。

1938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父亲拎了一个箱子从汉口坐火车到了豫鄂交界处的武胜关，然后下车，由黄心学派来接应的人领着步行上山找到办事处与黄心学等会合。鸡公山铁路林场内有一栋两层小办公楼和几栋平房，周围树林茂密，条件尚可，但此时因抗日战事紧张，许多教育和文化机构人士都已经撤走了，整个鸡公山都是冷冷清清的，办事处的人也不多，只有十来人，也许参加培训的人也都走了吧。

这个办事处有一个中共党支部，包括父亲在内一共4人，支部书记是黄心学，还有苏苇和另一个人，父亲已忘记了他的姓名。苏苇是个北平姑娘，当时很年轻，仅20来岁，参加过北平“一二・九” 学生运动，后到延安读了中共中央党校，1938年年初被中共组织上派到武汉来搞抗日宣传工作，参与组织过武大学联和学生救国会的工作，好像与李锐先生以及黄心学的教会女中学生梁立琳等都有过交集，后到新四军工作，与潘琪先生结婚。

潘琪先生，别名潘乃斌，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大学生，在大洪山时，潘琪接替去创办《大洪报》的父亲任鄂豫边区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宣传科科长（后续章节会说到此事），国共合作失败后曾先后任新四军六支队宣传部副部长、淮北区党委第二地委宣传部部长、安东省教育厅厅长，1954年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20世纪50年代初，苏苇曾在武汉市江岸区任区委书记，1953年后随同其夫潘琪一起调北京工作。

父亲抵达鸡公山没多久，他们从报载得知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郑州以南、平汉铁路上的柳林站地区，如果乘火车南下，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鸡公山。形势立刻就紧张起来。李相符作为他们这个团队的领导人，为了大家的安全，就提出要放弃这个已经人去楼空、没有实际意义的培训基地，赶快撤回湖北去。在与黄心学和父亲等党内人士商量并电报请示上级后，李相符便决定办事处所有人都离开鸡公山。然后，他领着一行人经花园来到了襄阳。他们这一路，步行、汽车和火车，各种旅行方式都尝试了，也算得上是辗转而行。

在襄阳，他们一行人找到了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经济学家钱俊瑞。钱当时挂有国军中将军衔，但同时却是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文委书记（经查，钱俊瑞先生系 1908年生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家，中国农村研究专家，中共建政后曾先后任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安徽省安庆地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等职，1985年去世）。

在这里，父亲还遇见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刚到那里不久、正在创办《鄂北日报》的胡绳先生。胡绳此时是钱俊瑞那个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兼《鄂北日报》主编，也身着军装，佩的是国军上校军衔。老友见面分外高兴，但这次见面时父亲与胡绳都是公务缠身，胡绳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俩没有找到机会私下多谈。在父亲他们去向确定后，他俩就互道珍重而告别了。

钱俊瑞和胡绳告诉李相符、黄心学和父亲他们，因日军大军临近，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已答应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准备在随县设立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划出湖北和河南两省交界处的十三个县市，如枣阳、随县、钟祥、京山、天门、汉川、孝感、应城、云梦、安陆、应山、信阳和桐柏等的行政、财政、人事，甚至地方军事等所有政权事宜全部归其管辖。这样一来，该抗敌工作委员会便成为鄂豫边区事实上的抗日联合政府。

根据中共方面的安排，跟随李相符从鸡公山到襄阳的所有人，包括父亲和黄心学、苏苇等人都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被编入了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因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拟设在随县大洪山地区，父亲他们于是便很快离开襄阳，又到随县县城待了一个短时间以候下一步指示。

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有5名委员，即石毓灵、李范一、范文澜、李相符和陈超，石毓灵为主任委员，李范一为副主任委员。该工作委员会下设抗日游击总指挥部、政治指导部和经济委员会等机构。石毓灵还是第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司令，中将，他还兼抗日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是陈超，国军少将。

政治指导部主任则是李范一兼（李范一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建国后曾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李还兼任这个工作委员会下设的经济委员会主任，而其副手，即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则有两人，一个是杨显东（1902 年生人，我国的棉花专家、农学家，中共建政后曾任农业部部长，刘延东女士的公公，1998 年去世），另一个就是李相符。李相符既是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及该委员会所属的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也兼政治指导部副主任。

这个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是一级抗日政权机构，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则是一个形同政治部的工作组织，名义上虽是三个民主人士当主任和副主任，但实际上几乎全部是由中共控制的。该机构主要任务是培训和组织民众抗日，发展民众抗日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并协助地方政权进行抗日文化教育和生产等。政治指导部拟设在随县大洪山长岗店。

1938年也是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但是，当年国共两党的合作多体现在军事上，如山西八路军配合晋绥军作战百余次；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曾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很多军需品等等。而国共合作所组建的联合抗日政权却只有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与中共长江局协商创立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

可以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高潮就是于1938年10月以第五战区司令部名义所设立的这个管辖鄂北豫南十三个县市的抗日联合政府为标识的，后者也是国共合作组建联合政府的首创试验。但遗憾的是，该联合政府从那年10月中旬初创到第二年3月底4月初解散，仅仅存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作为这个抗日联合政府政治指导部的首任代理宣传科长，父亲参与了其全部初创和运作的过程，而且是其重要的亲历者之一，还留下了若干珍贵的回忆资料，也让我写的这篇回忆性文章具有了亲历感和真实感。我希望此文对于今后人们进一步研究这段难得的国共合作历史有所脾益。

得知设立抗敌工作委员会这个消息后，李相符、黄心学和父亲他们于是又从襄阳折返至随县，等候中共方面的指示。此时大约是1938年10月中旬，其时武汉会战正在武汉东南和东北方向的外围展开，武汉尚未陷落。由于此时这个抗敌委员会及其下属政治指导部刚发文组建，中共方面具体指示尚未明确，各地派遣人员也未到，所有拟设机构，包括对所属各县市政府官员和地方武装队伍指挥人员的任命等，均停留在纸上，父亲他们回到随县后一时无事可干，只好等待。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值得记录和叙述。

据父亲回忆，他们回随县后党支部开会讨论今后工作时认为，组建抗敌工作委员会并设立政治指导部是件大事，但就他们现在这10来个人肯定不行。因此，得向组织上建议多派些干部来。与此同时，如果各人有熟悉的且信得过的人，也可以推荐。

在大家各自推荐之际，父亲也说，他离开汉口时碰见一位曾在某个教会中学教书的一位叫胡锦绣的女教师，以前也是读书会和文化教育界救国会的积极分子。她问父亲去哪里，父亲说去河南鸡公山抗日。这位女教师当即说她也想去。父亲说下次有可能再说吧。

曾经也在教会女中当过教师的黄心学听了就说，这个胡锦绣我认识，人很要求进步，也热心抗日。但颇费踌躇的是，怎么才能通知她来呢？此时寄信去总得要几天时间，而随县到汉口有200公里铁路，火车当时还在正常运行，但如坐火车去汉口半天可到。于是黄心学便对父亲说，略老弟（一年前，即1937年10月父亲在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时即已更名为史略。黄心学比父亲大一岁，朋友相处，关系也密切，方有此称谓）能否辛苦跑一趟汉口？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黄又说，你可以顺便将上次没带的书籍也带来，以后我们的培训和宣传工作也用得着。

本来，父亲还想这事写封信去就得了，但听黄心学提到书，父亲心动了。父亲回忆，那次离开汉口前他收拾好了一个装满了自己喜欢阅读书籍的箱子，但因不知去河南鸡公山的路途情况，箱子又重，结果便将箱子放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的宿舍里，只带了几本喜爱的书和一些换洗衣服就上路了。父亲自己也一直觉得上次没将书箱带来很是遗憾，也曾想过如有机会一定争取再将那些书带走。得知这次可以借此机会将那些书带来，于是父亲就答应了。在这之前，李相符先生和苏苇似乎也去了一趟武汉，可能也是为了招揽一些人手去做联络工作或加强政治指导部工作的吧。

其实，从随县乘火车回汉口这事儿在当时真的很危险，也就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或者说，如果再迟1-2天去，父亲就可能回不来了。因为根据史料，10月16日那天日本军队就已经从广济（现武穴市）以西的松阳桥向汉口发动进攻了，而且日军第六师团则已经占领浠水县，汉口东北边的麻城也正在激战，国军处于力不能支的守势。大约一周后，也就是10月24日，国军弃守撤退，隔日日军便进入了汉口，很快占领了整个武汉。但是，在随县的父亲他们当时对这一切并不是很清楚。

父亲那天（大约是10月中旬接近下旬的某天）从随县坐火车去了汉口（那个时候火车居然还在开行，真让人意外）。一路顺畅，火车上很空，没什么人。但当父亲在汉口下了火车，好不容易找到那位胡锦绣老师时，没想到后者却以她母亲不同意她离开武汉而她也需要照顾母亲为理由谢绝了。父亲无奈，只好再次一个人离开汉口坐上火车返回随县，好在这次将那个沉重的书箱带走了。连头带尾，父亲从随县往返汉口干这事儿只花了三天。当然，这位胡老师以后也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不过，这一趟汉口行父亲也算没有白跑：虽然未能如愿带上那位胡老师去随县抗日，父亲却无心地介绍另一位年轻人去大洪山了。这也算是意外收获。据父亲回忆，那天一早，父亲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拿了书箱准备去火车站搭车走时，天泰纸庄的一位名叫李力的年轻职工，也可能是从汉口慈幼院出来的孤儿（天泰等纸庄的老板余香山先生是汉口慈幼院董事，慈幼院成年后的孤儿也多成为这几个纸庄的职工），见到父亲说，他也想去随县抗日。父亲就说，那你收拾好东西就来吧，还告诉了他去的路线。

过了一个多月吧，那个年轻人李力果然逃离了日本人占领的汉口辗转找到鄂北大洪山长岗店来参加抗日并最终加入了中共。后来据说其第二年还到了延安上抗大学习了。再后来，父亲也就不知道了。不过，“文革”期间曾有调查组来合肥询问过父亲有关李力先生的情况，父亲除了告知以上情况外没有更多说法。当然可能也没人告知他李力先生后来的情况。

到了1938年10月底至11月初，随着中共又陆续给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调配来了许多干部，大洪山长岗店地区开始热闹起来，计划中的各项抗日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30多年后的“文革”期间，父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还曾在相关材料上写下了与他当年在大洪山有所交集的几个人的姓名，除李相符、杨学诚（鄂中特委代理书记）、黄心学、潘琪、苏苇以及《大洪报》一位李姓编辑助手（李沧江先生）等之外（后续章节会介绍这些历史人物），还有李力、李琼仪、冯珍和小唐等。

这个李力也就是前文说到的父亲在汉口沦陷前介绍的、独自从汉口去大洪山参加抗日的那位李力。父亲还说，他可能是蓝乃真所在的汉口慈幼院出来参加抗日的孤儿之一（当时受父亲和蓝乃真先生的爱国救亡言行影响，汉口慈幼院的不少年龄稍长的孤儿都曾不同程度参加或帮助过中共领导的抗日工作），后来又到余香山的天泰纸庄做工，对《救中国》周刊和汉口壁报等的印刷和发行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父亲及蓝乃真当年对汉口慈幼院孤儿们的正面影响还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上反映出来：1935 年底至 1936 年初，父亲说，因租房调整问题，他曾带着妻子（孙岫云女士）和女儿（指我大姐，那年3岁）在蓝乃真的慈幼院里短时间住过2-3个月，还过了一个春节。

在那里，经常有些年纪稍长、正在读中学的孤儿到他在慈幼院的住处来借书看（慈幼院每年都将适龄孤儿们送到附近的教会办的中学或小学校去继续读书，让孩子们受到必要而良好的教育）。父亲带到慈幼院去的多是些所谓的进步书刊，宣传抗日的或马列主义的。看到孩子们都喜欢借读他带去的书刊，父亲在临离开慈幼院时还曾丢下一些书刊给蓝乃真，让他给孩子们阅读。

父亲此举对当时慈幼院的孤儿们的抗日思想的形成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上，该慈幼院的孤儿们也确曾帮助武汉的各界救国会做过很多工作，如分发和张贴宣传品以及送信等。因此，其后有一些孤儿成人后走向了社会并最终参加了抗战和共产革命也是正常的，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从中亦可看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蓝志一先生作为慈幼院院长，平时对这些孤儿们的教育和影响大多是正面积极、劝人向善和挚爱祖国的。蓝先生不仅是一个悲悯的基督徒和慈善家，也确实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和劝人向善的教育家。而中共建政后他所遭受的那些残酷迫害显然是不公正的和错误的。

鉴于中共与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部合作创办的鄂豫边区抗日联合政府，即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历史迄今罕有人知，回忆录少，研究更少，父亲则亲历了这段历史并有幸写下了有关这段历史的若干文字，而且在他留下来的材料中还多次提及了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有些有名气，有些则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为此，我拟在本章节中将父亲曾经提及的有关人士重点作一介绍。我想，这肯定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段国共合作史的认知。

关于李琼仪，父亲在他1969年写的一份外调材料上说，他在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工作时，曾有广东来的3位大学生，有一位似乎是华侨，还有一位是女学生。他们都在潘琪的宣传科工作（那时父亲去办《大洪报》，已不代理宣传科科长了，续集会谈及），所以接触不多。但这些广东学生却时常到他办《大洪报》的地方——南岳庙去串门（那时大洪山上零散分布有很多庙宇，《大洪报》编辑部就设在位于珍珠泉村小山上的南岳庙），有时也帮帮忙什么的。

父亲还说，如果这位仅有的广东女学生就是李琼仪的话，那么他是认识的，因为她常来报社编辑部帮忙。在他的记忆中，政治指导部仅有的几位女同志中，似乎只有李相符的爱人姓李。政治指导部撤销后，这位李琼怡女士也是跟着李相符先生去了四川。但这位李琼仪女士后来是不是成为李夫人并不确定。

另经查，广东中山网上有介绍说，1937年10月中山县曾成立青年抗日救国会。有几位青抗会的年轻人，如中山的谭则敏（谈倍德）、古寿珠、郭旷良、李琼仪和顺德的黄有权等于1938年10月动身北上陕北，但之后的信息就没有了。根据这一信息我分析，也许这些年轻人是在北上陕北的路上因故（武汉会战？）来到了大洪山吧。然而，父亲回忆材料中所说的那几位包括李琼仪在内的广东大学生可能就是指中山网上说的那几位年轻人吗？不得而知。

但如果是，那父亲所说的3位广东青年，除了李琼仪之外，另两位又会是中山网上所说的这五位中的哪两位呢？他们后来都到了陕北延安吗？对此，父亲显然是不清楚的。我也未能完全考证出来。不过从网上检索可见，这几位当年的年轻人后来也有些人中共建政前后也确实回到了广东，并成为广东中山和顺德地方上的中共主要干部了。比如，黄有权20 世纪40年代末就曾是中共领导下的顺德独立团团长，中共建政后也是顺德县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

相比于李琼仪等几位广东学生，父亲回忆材料中几次提及的那位冯珍及其丈夫小唐又是谁呢？后来他俩的去向和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出于感兴趣，我在撰写此文时便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检索和分析，结果也是挺有趣的。具体如下：

父亲在那份回忆性交代材料中没有多说冯珍和小唐这两个人（另一个地方父亲称之为唐某某，说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这也表明这位小唐的名字是两个字，而不是单名），只说认识，而且说他们是夫妻俩。父亲还在材料上写道，“听黄心学说过”， 冯珍的丈夫小唐“原是信阳县委书记，因擅自离开信阳，正在写检讨，并知道冯珍也是共产党员”。但父亲说，他未与冯珍和小唐在一起共过事，也没有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接触不多，所以不很熟悉。

但是，这两位与父亲在抗敌工作委员会曾有过短期交集的历史人物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经我在网上检索，当时在大洪山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过的人中是有一位姓唐，叫唐滔默，当年就在前文所说的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工作。这位唐滔默先生1989年还写过一篇纪念陶铸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唐先生此文在谈及陶铸和自己在抗敌工作委员会军政干部训练班时的情形说，“当时党派我到游击总指挥部和政治指导部合办的军政干部训练团担任总政冶指导员”。唐先生在文中还说自己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是“七七事变”后由平津流亡南下武汉的学生，1937年9-10月，即唐先生到大洪山长岗店的前一年，还曾受中共湖北省委委派“报名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教育厅主办的湖北省乡村巡回宣传队训练班，以便训练班结束后，利用这个合法名义分赴外县开展工作”。

据有关史料记载，1937年冬和193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确曾两次选派干部，其中包括这个“乡村巡回宣传队训练班”的学员到湖北郧阳地区的房县和竹山等县开展活动，组织“青年读书会”“乡村工作促进会”，创办抗日三月刊和《乡促通讯》等，后遭到国民政府的阻挠，借口“行动越规”，迫使这些人最终离开了竹山。

后来到1938年5月，中共变换了方式，以湖北省教育厅名义向郧阳地区 6 县，即郧阳及其均县、保康、郧西、竹溪、竹山和房县，派遣了一些党员干部去任乡村合作社指导员，在那里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他们的上级则是鄂北工委书记左觉农（又名夏忠武，也是前文所说的在汉口与父亲及胡绳一个党支部的李抱一，即李实先生的妻兄），公开身份则是郧阳专署乡村合作社总负责人，名为巡视员。

到了1938年8月，国民政府又以“思想歪曲，秘密活动，有谋叛企图”等罪名，突然将左觉农和各县指导员都软禁起来，下令停办所有合作社，党的活动也因此停止。后来，中共湖北省委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予以营救，才将他们释放。左觉农等被释放后立即撤离郧阳，但也有人被要求留下坚持斗争，不过后来据说这些人中有人被国民党抓住杀害了。

根据上述历史资料分析，父亲回忆材料中所说的这位“小唐”或“唐某某”有很大可能就是这位唐滔默先生。从年岁上看也差不多。这位唐先生被父亲称作“小唐”，又是北平南下学生，其年龄和经历应与当时任鄂中区特委代理书记且同样被父亲称作“小杨”的杨学诚先生差不多（因同为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大学生，也许这位唐滔默先生原来就与杨学诚先生比较熟悉），这是其一。

其二，那时，派往郧阳各县去的指导员们同时都兼所在县新组建的中共县党支部书记。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如唐滔默先生曾在郧阳某县任支部书记，而被黄心学或其他人介绍是郧阳某县支部书记，父亲听后则可能误记成“小唐”是信阳（郧阳？）县委书记？这是有可能的。

最后，在左觉农等人于1938年8-9月间撤离郧阳后中共曾派人留下坚持工作，形势很危险。会不会那位“小唐”是因此而“擅自离开”鄂西的郧阳来到鄂北的鄂豫边区的大洪山来的呢？在这种情况下被要求写检查还是可能的。倘以上分析有道理，那么父亲所写的那位“小唐”也就是唐滔默先生了。

不过，黄心学之所以说这位“小唐”是“信阳县委书记”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位唐滔默先生1938年春确曾在信阳地区待过。有资料说，1938年春，唐滔默曾以豫南民运指导员身份，与其妻子冯珍在信阳南部的谭家河地区开展救亡活动。在他们夫妻的联络和帮助下，前文所说的那个河南信阳鸡公山豫南民运办事处的党支部还曾发展了张裕生和周映渠等人入党并以他们为主组建了信南谭家河农民抗日武装。

或许，这位唐滔默先生从郧阳撤出后又被派到他年初曾去过的信阳当县委书记了，而且，唐先生后来又因“擅自离开信阳”而“写检讨”？不过这种说法似乎也存疑：这位“小唐”或“唐某某”既然当时“正在写检讨”，还会被任命为那个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总政治指导员”吗？但如果仔细分析，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与其一同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且同样从平津流亡南下武汉的大学生中还有杨学诚，而杨学诚那时正是中共在大洪山的最高领导人（鄂中特委代理书记），还兼着那个训练班的政训处处长。不过，以上分析纯属一种推测，也许不大可能，也许不无道理。当然，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当事人自己或其他历史资料的佐证。

从网上检索，唐滔默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出版过一本书名为《中国革命根据地财政史（1927-1937）》的书，被引用率还挺高。真不简单！但遗憾的是，唐先生以后的情况就检索不到了。写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父亲材料中所说的“小唐”的妻子“冯珍”女士除了前述的那个有关信阳谭家河救亡活动的简略资料外，未能检索到更多的信息，但我真心希望这两位前辈晚年生活幸福安康。

以上这段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繁琐考证并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迄今为止有关中共与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成功进行的合作成果——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政治指导部的回忆性以及历史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而介绍与这段历史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的文章则是更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此文通过对这些80多年前与父亲在鄂豫边区大洪山抗敌委员会曾有交集的各种历史人物的考证和描述，是想让这些几乎被历史河流淹没的人物的形象再度复活起来，也想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和重视那段值得更多人去研究的历史。

1938年9月父亲从即将沦陷的武汉来到河南信阳鸡公山，又从鸡公山来到鄂北的大洪山，先后任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即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代理宣传科长，后来又在陶铸先生直接领导下创办了该联合政权机构机关报——《大洪报》并担任主编，又开始了一段为时不长却给历史留下深刻印记的抗日经历。请继续关注后续的第十一章《创办“大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