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十六计》那种来历不明、行迹可疑的“地摊书籍”截然不同，《孙子兵法》的著录信而有征，流传井然有序，版本确凿可靠。当然，就兵家文献学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中间也有一些疑窦需要加以澄清，许多环节需要加以说明，历史脉络需要加以梳理。这是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博大精深的《孙子兵法》兵学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在当下从《孙子兵法》一书中借鉴其哲理、获取其启示的基本前提。
一，先秦至汉代的《孙子兵法》著录
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其人生平与功业、孙子有著述存世以及《孙子兵法》的部分文字，等等，早在战国时期就有相关的载述。分别见于《尉缭子·制谈》、《尉缭子·将理》、《荀子·议兵》、《鹖冠子·天则》、《鹖冠子·世兵》、《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上德》、《黄帝内经·灵枢》诸典籍篇章。尤其是韩非子所言“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披甲者少也”一段文字，更是广为流传，耳熟能详。但是，《孙子兵法》作为一部系统的著作，最早被载述著录的，当是西汉前期司马迁所撰著的《史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可见当时称是书为“十三篇”。此后，历代对其书均有著录。其源流大致如下所述：
西汉时期是《孙子》书正式见于著录的重要开端，也是其书基本定型和开始流传的关键阶段。当时朝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的搜集和校理。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军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
限于汉初“干戈未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挟书律”尚未废除的文化氛围，这次整理大约主要重在搜集和遴选。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当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对兵学的关注自然又提到议事日程，于是就有军政杨仆整理兵书之举：“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颜师古注曰：“捃摭，谓拾取之。”可见杨仆的工作主要也是搜集兵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整理尚存在缺陷，“犹未能备”。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序》)可见是由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并由刘向总其成，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这次整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前二次，不仅划分了兵家的各类流派，而且还认真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值，即刘向、任宏将搜集到的各部兵书，校勘其文字，确定其书名，统一其篇名，排定其篇章次序，撰就其提要，缮写而后成为定本。通过这次整理，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上以较完善的面貌存之于世，为封建王朝的军事斗争提供切实的服务。
在这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一定都包括了最重要的《孙子》一书。尤其是第三次，它对于传世本《孙子》篇名、篇次的排定，内容的厘正，文字的校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校书之事，由刘向总其成。他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著录书名和篇题。根据其这一性质，我们可以推断《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著录《孙子》的第一部。刘向卒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因此，《七略》也当著录有《孙子》。同时，需指出的是，经过刘向、任宏的校书，《孙子》遂形成定本，并由国家收藏。
《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其对《孙子》也有明确之著录，“《吴孙子》82篇，图九卷”，这里，称“吴孙子”是为了有别于“齐孙子（孙膑）”。至于其篇数缘何由司马迁所言的“十三篇”（包括汉简本的提法）增至82篇，且附有图卷，一般的解释，原因不外乎有二个：一是人们对《孙子》不断增益的结果，使其篇数大大膨胀。二是因人们重新编纂篇次所致。我们认为，当以第一种因素可能性为大。
但是，这样来说明《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与《史记》有关《孙子兵法》篇数上著录所存在的严重差异，毕竟显得证据单薄、论述苍白。是推测猜度居多，似难真正成立。
所幸的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的发现，为澄清和解决这个学术公案提供了条件，创造了契机。
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根据竹简整理小组的考定，比较明确的共有5篇，分别为《吴问》、《见吴王》、《黄帝伐赤帝》、《四变》以及《地形二》。通过对其内容的考察，我们认为从性质上，它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有关孙子本人生平事迹的记载，如《吴问》记叙孙子与阖闾讨论、预测晋国政治发展大势，深刻揭示了孙武的政治见解和进步倾向，表明孙子不但是卓越的军事家，同时也是很有头脑的政治家。《见吴王》追叙孙子与阖闾的君臣际会，重现孙子吴宫教战的戏剧性一幕，内容较司马迁《史记》所叙更为翔实和具体。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充《史记》本传叙述孙子行事上不足、单薄之缺憾。二是对《孙子兵法》本文中有关原则或提法的补充性阐释与说明，如《四变》即为对《孙子兵法·九变篇》中“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之缘由的具体解释；《黄帝伐赤帝》，则显然是就《孙子兵法·行军篇》中“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一语做出明确的说明，叙述历史事迹，从中阐明战争制胜的基本条件。。三是不见于存世本《孙子兵法》的兵学论述，如《地形二》。
认真通读和分析汉简《孙子兵法》佚文，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学术意义可谓不言而喻，这首先体现在它具有重大的文献学价值。对于帮助我们深化有关《孙子兵法》篇目、内容之增益、孙子人物史实的研究，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
《孙子兵法》一书究竟有多少篇数？字数大致为几何？一般通行的观点，是认为《孙子兵法》的本文为“十三篇”，字数在5000字左右。应该说这是比较靠谱的看法，也得到文献史料的支撑。像篇数问题，《史记》的说法是“十三篇”，而字数问题，东汉高诱同样指出应为“五千言”：其注释《吕氏春秋·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也。”有言：“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但是，现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相关著录中，《孙子兵法》的篇数居然多达“八十二篇” 。而且说到底，这还得算是西汉时期的状况，因为，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所据之本为刘歆的《七略》，而刘歆《七略》又渊源于其父刘向之《叙录》，这表明，早在西汉时期，《孙子兵法》的篇数卷目就有了“八十二篇”的另一类统计之说法。而据与司马迁同时代人东方朔的叙述，《孙子兵法》的文字亦远远超过了“五千言”之数，“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这“二十二万言”之中，当然不仅仅是《孙子兵法》，还包括了《吴子》等其他兵书，但《孙子兵法》不止“五千言”，当是殆无疑义的，我们认为，东方朔所言《孙子》文字数的依据，应该是“八十二篇”而非“十三篇”。
正因为同在西汉时期就存在着《孙子兵法》在篇数、文字方面统计上的差异与分歧，所以，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就将《孙子兵法》分列为上、中、下三卷，认为“上卷”为《孙子兵法》原始本文，即“十三篇”，而“中卷”“下卷”则为孙子后学所撰，附益于孙子名下而流传。而东汉末年大军事家曹操对这些依托于孙子的增益内容很不满意，认为“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要旨”，遂汲汲致力于恢复《孙子兵法》之原貌，“故撰为《略解》焉”，仅仅就“十三篇”作注(见《孙子序》)。这样，便构成了孙子兵学发展史上一则聚讼纷纭的公案。
而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的发现，则能够帮助我们做以下合理的分析与推断：《孙子兵法》其书实际上可以分为“内篇”与“外篇”，“内篇”就是司马迁所称的“十三篇”，其主要内容当出自孙子本人之手(当然也不排斥后人的一些附益，如“其下攻城”之后的“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一大段文字，就很有可能是后人解释为何“攻城”为“下”策的增益内容)。而“外篇”则为除“十三篇”之外的“八十二篇”之文字，当出自孙子的后学或认同、依从孙子兵学理论的佚名兵学家之笔下。问题是，在汉简《孙子》佚文出土之前，我们对所谓《孙子兵法》“外篇”的情况并不了解.而现在通过这五篇佚文，我们就能对所谓的“外篇”有一个具体而形象的认知，可以直观地就“外篇”的主旨、内容、特色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从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分析“十三篇”与“八十二篇”之间的衍生关系，为解决《史记》与《汉书·艺文志》有关《孙子兵法》一书著录上分歧的疑案创造有益的条件，这显然是值得庆幸的。
二，魏晋以降的《孙子兵法》流传与注释
曹操之《孙子略解》，又名《魏武帝注孙子》，系现存世的《孙子》最早注释本。曹氏受汉儒治经之影响，重名物训诂；他本人又是杰出军事家，有“御军三十年”之治军经验与指挥实践，注重兵法的实际应用，因此，其注简明切要，理论性、实践性浑然一体，形神兼备，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祟。其注为三卷十三篇，正与阮孝绪《七略》著录《孙子》三卷相契合，这说明曹氏乃是就太史公所云《孙子》十三篇作注，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这亦从侧面进一步证实“十三篇”才是《孙子》的主体。乃是日后“武经本”系统，“十家注”系统等所有《孙子兵法》注本的“祖本”。
曹操注《孙子》后，有《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不知何人注本，日人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曾予收录。需附带指出的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孙子》这部兵书。其正式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之事。虞世南《北堂书钞》、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即是明证。
《隋书·经籍志三》著录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等等。还提到了孟氏、沈友诸人注释解诂。其中，孟氏之注，部分保留于《十家注》中，从现存其注文看，它偏重于文字训沽，较少思想层面的阐发，是诸注家中训诂派的代表者。由此可见，《孙子》在唐初已有多种注解本。但从其篇幅看（少则一卷，多则二卷），当未尝逾越“十三篇”的范围，或以曹注整理本为底本使然。
唐代以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印刷技术的进步，《孙子》的流传也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孙子》的尊崇有增无减，习学《孙子》成为较普遍的社会风尚。注家蜂起，各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刻本纷纷面世。唐代的重要注家，首推杜牧。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欧阳修《孙子后序》)其注纵横恣意，广征博引，新意迭出，堪称曹操之后《孙子兵法》的第二大注家。此外，李筌注、贾林注也比较重要，如李筌，《郡斋读书志》称云：“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自成一家之言。
到了宋代，当时统治者有憾于国势积贫积弱，痛心于边患屡起迭至，出于扭转改变这一颓败局面的目的，便以较大的注意力投入于军事领域，提倡研读兵书，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缕版行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将《孙子兵法》等七种古代兵书勒为一编，号曰《武经七书》，颁行于武学，为将校所必读。《孙子》自此而成为国家钦定的武学经典著作。此种情况一直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 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吴子序》)。
与此相应，对《孙子》的著录也成为历代各类公私目录书编写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正史”，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祟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公私目录书，对《孙子》的各种版本、注家均有详略不同的著录。据不完全统计，唐宋以来，为《孙子》作注者不下于二百余家，存世的亦在七十家以上。其中著名的注家，除上述魏晋隋唐的有关注家之外，在宋代有张预、梅尧臣、王皙、陈皞、施子美、何延锡、郑友贤等；在明代有赵本学、刘寅、李贽、黄献臣等；在清代则有邓廷罗、顾福棠、朱墉、黄巩等。可谓名家辈出，蔚为大观。
宋代注《孙子兵法》成就最显著者，首推张预。其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于《孙子兵法》义旨多有发明，博而切要，文字通畅优雅，堪为杜牧《注》之亚。这包括，他十分注意发明《孙子兵法》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仅仅是孤立地为《孙子兵法》只言片语作注；其次，张预之注在《孙子兵法》文字训解上颇多新意；其三凡征引史例能做到贴切精炼；其四，引录了为数不少的孙子佚文和诸葛亮、李靖等人的言论，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此外，宋代注家中，梅尧臣、王皙、郑友贤、何延锡诸人之注也值得注意。如梅尧臣之注，高度重视探究《孙子兵法》本义精粹，时有新的见解，语言亦简洁洗炼，充分显示了作为诗人遣字用词的功力，像用简短九字“以智胜”、“以威胜”，“以力胜”，就非常到位而传神地说明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的准确要领，堪称精绝。又如王皙之注，“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郡斋读书志》，对于釐正《孙子兵法》文字，正确理解文义，实不无裨益。再如何延锡之注，征引史例繁富，用战例详尽说明《孙子兵法》的基本作战指导原则，这对于普及《孙子兵法》之义，多有帮助。
三，关于《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
《孙子兵法》一书版本繁富，流传甚广，但考镜源流，穷本究底，不外乎三大基本系统：1．竹简本；2．武经本；3．十一家注本。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应该是独立的版本系统，并强调它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价
值要高于“武经本”与“十一家注本”（参见李零《现存宋代孙子版本的形成及其优劣》，载《文史集林》第二辑。可备一说）。
竹简本。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手抄本。据专家研究，汉简本《孙子》陪葬的年代大约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间。从字体风格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汉文景时期，较历史上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要早数十到上百年。有的学者据此而论定汉简本与今之传世本相比，更接近于孙武的手定原本（参见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载《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并推论简本《孙子》或与之相类的抄本，当是传本《孙子》的祖本。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汉简本在校勘传世本《孙子兵法》方面确有相当的价值，但却不尽全面。因为汉简本虽弥足珍贵，但终究并非完璧。况且，刘向、任宏诸人校书，乃是综合勘比众多《孙子兵法》古抄本，多方征考，择善而从，而成定本的，其质量当较汉简本为胜。从这个意义上说，汉简本可资参考，然不宜过于迷信。我们将在今后撰文对“竹简本”的文献学价值做比较系统的介绍，兹不赘述。汉简本的最佳整理本，系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
武经本。即指宋刻《武经七书·孙子》。《武经七书》最早著录在尤袤《遂初堂书目》中，称之为《七书》，后因“武举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 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李卫公问对·题解》）宋本《武经七书·孙子》，是现存《孙子兵法》的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原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据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记载，此书“殷、徵、贞、恒、警、敬、完、构、让、慎皆缺避，当为宋孝宗时刊本”。后为日本岩崎氏购得，收藏在东京静嘉堂文库。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印本。自宋代至明末清初，《孙子兵法》书流传始终以《武经》本为主导。相对而言，十家注本的影响则比较微弱。与《武经》本有一定联系的是《魏武帝注孙子》，收录在清代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内。它为现存的《孙子》最早注本，也是后世各种传写本、刊刻本的祖本。有影宋本传世。有学者认为，它与武经本属同一版本系统，但年代更早，错讹之处也较武经本、十一家注本为少(见李零《银雀山汉简＜孙子＞校读举例》，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历史上武经本系统质量上乘、影响广泛的研究著作主要有：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孙子》、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直解》、明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明黄献臣《武经开宗·孙子》、明李贽《孙子参同》、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孙子》、清顾福棠《孙子集解》、清黄巩《孙子集注》等等。
十一家注本。即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图书馆藏本，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宋本，此外，还有国家图书馆藏足本宋刻本与残本宋刻本。学者一般认为，《十一家注孙子》初刻于南宋绍兴年间，现存的诸宋本当刻刊于乾道年间（参见杨丙安《宋本十一家注及其流变》，载《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它也是传世《孙子》书中的最重要版本之一，乃与武经本共同构成《孙子》书传本两大基本系统的源流(杨丙安、陈彭《孙子书两大传本系统源流考》，中华书局，《文史》1986年第17辑)。其书著录初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子部》共著录三种《孙子》集注本，均从属于十一家注本系统。其中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当是十一家注本的重刻本。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十一家注本在社会上并不十分风行。这种状况，一直到清代孙星衍手里才得以改变。当时他以华阴《道藏》本《孙子集注》为底本，依据《通典》、《太平御览》等典籍，对明传宋辑的“孙子兵法”之注释开展校订，就十一家注本作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工作，使之重新焕发青春，声誉鹊起，一举打破了自宋代以来《孙子兵法》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格局。孙星衍所校《孙子十家注》也就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孙子兵法》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