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ton Friedman， Rose Friedman
第30章
中国（516）
[米尔顿]
13年中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第一次是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另外两次主要是由私人赞助的。这些访问恰逢其时，因而给了我们机会观察到一个前所未有地符合自然规则的社会——将自由市场因素介绍进共产主义统治。幸运的是，为访问所做的安排使我们能够去许多地方旅行，同样重要的是，和上至统治集团最高层下到社会底层的中国人的谈话——绝大多数是通过翻译。我们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从实践中观察我们一直在理论上倡导的主张——实施自由市场会同时在繁荣经济与促进自由两方面产生作用。
幸运的是我们在三次旅行中都做了详细的笔记，当时写下来或稍后追记下来。这些同步记录的笔记具有我们糟糕的记忆所没有新鲜感与准确性。因此我要尽可能多地依靠它们。（注：为了避免文章杂乱无章，我压制了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偏好，引用笔记而不是解释笔记。）
在我们第一次访问中国时，还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曾经向相对自由的社会过渡。即使是今天，仅有的几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开始这样做还是迫于来自外界的压力（我指的当然是俄国的卫星——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东德——及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中国是第一个迈出小心谨慎步伐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毛去世、邓小平继位后，扩大自由市场的作用。在1989年秋天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后，另一套相似的试验开始了。将之进行比较将为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学者提供近几十年来研究的素材。（517）
在我们1980年第一次访问时，中国的试验几乎才刚刚开始，但是某些结果已开始显现。对我们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判断未来发展的基础。我们 1988年的第二次访问也许适逢中国试验最有希望的时期，这是在天安门广场爆发政治动乱之前。重读我两次访问的笔记，强烈的感受到1988年的中国与 1980年的中国是多么不同，中央委员会仍然统治着，言论和出版受到严格控制，而且经济的绝大多数领域仍由政府直接控制。但是得到允许的、有限的经济自由已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仰。
这时不再有1980年的老式单调的灰卡叽布服装、灰暗肮脏的制服，当时这让我们印象深刻而又深感沮丧。街上的色彩与多样化的服装伴随着希望与期待的气氛，伴随着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明显迹象。由邓小平带来的最初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业上，在那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既提高了农业产量，也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到1988年，改革已经影响了城市，虽然还没有对国有企业产生任何程度的实质性影响。
1980年时，小自由市场几乎全部卖食品，到1988年，自由市场上不仅有食品，还有服装与小商品。在上海，一个批发市场把成包的扣子卖给生产服装的小型私营企业。同样，许多村庄已从完全依靠农业生产转换为主要从当地小型生产企业获得大部分收入。
思想自由也在发展。演讲中的评论涉及广泛专题。但是人民言论自由的意愿还没有实现。我们，当时他已九十岁了。如果有什么，就是比1988年更没有公开谈话的愿望，甚至讲到经济发展都有鲍特姆金村（Potemkin）的因素。（518）
最近香港的回归标志着中国过渡时期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一切依事态发展而定。
1980年
我们的第一次访问源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我收到通知，我已被提名，估计是由中国方面提名的，“参加根据两国交流项目安排的第一次演讲会，……假如你对这一活动有兴趣”，通知继续说“你将收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邀请信，你在中国的多数时间要在那里渡过。”（路易斯 ·M· 布朗斯科姆，信的日期是1980年10月15日。布朗斯科姆先生是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学术委员会、国家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联合项目。）
我在表示对之有兴趣之后6个星期收到两封来自中国的信，一封是中文信，这是一封正式邀请信，要求我就1980年的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发表演讲；第二封是英文信，来自罗成西，他在信中说：“我是你的学生……现在我是世界经济研究的研究员，被子要求做访问期间的联络员。”（钱君瑞的信日期是1979年11月7日，罗成西的信是1979年11月19日。）我记得罗在芝加哥大学时非常让人喜欢，我们盼望着他为我们在中国时做工向导。但是不巧的是，他在6月的信中说，在我同意的访问时间，他要参加一个代表团前往美国，并询问我能否改变时间，提早访问中国。不巧的是，这不可能，
因为我已安排在访问日本一周后访问中国，我们已经同意在日本期间的活动是宣传日文版的《选择的自由》。（感谢命运的巧合，我们最终在三年后见到了罗。罗结束了在东海岸做访问学者的工作，和他妻子、儿子转道温哥华回中国，正巧我们在温哥华参加朝圣山学会的会议。）
北京
我们于1980年9月22日星期一到达北京，10月12日离开广东，在中国停留了差一天三个星期。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副县长所长罗远征教授到机场迎接我们，由他负责我们在中国的访问。在中国期间他和小林一直陪着我们。由于日程冲突，我们比计划晚到一天。（519）虽然我们通知了外交部行程变动，但是他们没有及时通知罗教授，结果他头一天就去了机场。更有甚者，虽然我十天前就将讲稿的复印件航空寄到世界经济研究所，但是他们还没有收到——据我所知，直到三个星期后我离开中国，他们也没有收到。幸好我还有一份复印件，可以让罗教授给翻译。这是典型现象：在小事上极富人情味，极有效率，在大事上严重官僚主义及低效率。
{罗斯}刚一到罗教授就通知我们，虽然已经告诉我们将住在北京最好的饭店——北京饭店，但是现在我们要增离城十公里，位于郊区的一个新建的饭店。罗教授解释说，他们决定将我们安排在那儿是因为北京饭店太吵，人太多。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不高明的借口，因为这个位于郊区的饭店不仅是二流的，而且吵得让我们无法入睡。更有甚者，住在这里，每次演讲之后，坐在颠簸的车里往返于市区与饭店之间，要多耗费许多时间，这部分是由于自行车造成的道路拥挤。在见到罗教授的第二天，我们告诉他除非给我们在城里找一个住处，否则我们要缩短行程返回美国。这时我们知道了换饭店的原因。北京饭店有一个等候房间的排队表，社科院显然没有足够的clout为我们弄到一个房间。
邀请的客人因为住房糟糕要走的威胁逼得他们努力想办法。他们派了一个全天在饭店等候，只要看见有客人退房就立刻行动。两天后，他们为我们在北京饭店弄到一个房间。我们得知已为我们在北京饭店弄到一个房间时正在参加上午的讨论会。讨论中间，我和小林乘出租车返回郊区饭店，收拾行李关到北京饭店。讨论结束后，罗教授和米尔顿坐画从社会科学院到北京饭店。我们正好同时到达。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体现典型北京服务的有趣的小插曲。搬运工就站在大门里侧附近，但是没有人出去搬行李。罗教授和米尔顿把行李从车里搬出来，有些包很重，再搬进饭店。包一进入大堂前厅门里，搬运工就过来提包，放在推车上送进我们房间。（520）我进入房间的第一个印象是：“它让我想起了俄国。”浴室看上去好象有一段时间没有清理过了。
{米尔顿}我事先问过罗教授如何付小费，他：“噢，不，不，不用给。”这就是不给小费服务标准的好例子。
{罗斯}我们在中国的活动分为三类：米尔顿演讲，观光，出席宴会看艺术表演。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旅游活动安排在我们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晚上。当时正逢中秋节（New Moon Festival），罗教授带我们到一座小山上，这是当晚看月亮的地方。罗认识路，他带着我们爬上坡，挤过越来越拥挤的人群，这些人都是来过节的。当罗教授因为人多决定不登上山顶时，我们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说昨晚后来有几个人从山上掉下来摔死了。
在北京的头三天我做了三次演讲：“货币之谜”，“货币与通货膨胀”，“八十年代的西方世界”。我主持了两次讨论：一次是在社科院关于通货膨胀的讨论，一次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讨论参加的人多一些：来自四个银行的雇员，加上财政部官员，也许还有其它部的官员。
在北京及后来在上海的演讲有大约250人参加。所有与会者都是邀请来的客人，他们要出示门票才能出席。他们是各研究所及政府各部的官员和大学教师。我们估计，所有参会者基本上都是专业经济学家和与经济有关的政府官员。参会者年龄分布让我们吃惊：多数看起来是五十多岁（文革前的一代人）；少数是35岁以下（文革后的一代）；几乎没有两者之间的年龄，这是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一个标志。演讲逐句翻译，部分由中国银行的翻译担任，他的英语很流利，但不懂经济学。更让人满意的是安徽大学的M. T. Teng教授，1930年代末他曾在英国学过经济学。
长春
在北京停留三天后，我们前往长春，在长春我做了一次演讲，主持了一次讨论。长春是日本占领下伪满洲国的首都。也是末代皇帝的居住地，他在中国被废黜后，又被日本人立为满洲国的傀儡。中国已将长春建设为重工业中心。长春还有一个吉林大学，它是在日本人创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也是社会科学院的分支机构之一，这就是它在我们演讲日程表上的原因。
我们住的饭店建于20多年前，显然是为举行会议而建的。但是据我推测，它主要是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人休养或是度假用的。饭店是斯大林主义风格的庄严的石头建筑，建在一个大公园中，公园风景秀丽，有许多小路和树木，园内分布着一些精致的住宅，这是为党的领导人建的，但是我们住在那儿时，这些住宅都锁着。整个地区被牢固的栅栏包围着，入口处有大铁门，由几个卫兵看守——显然，它可能已完全关闭了。
住房设施，特别是食物，显然比北京饭店好，印证了西蒙·雷斯在《中国的阴影》中所说的，一般而言，在省里比在北京吃得好。
第二天我演讲的房间在我们住的同一个楼内。房间大而豪华，有更大的前厅，前厅悬挂着巨大的画，画面上是比其他所有的人都高的毛主席，慈祥、和蔼、容光焕发，围绕他的是充满敬仰的、漂亮的、衣着鲜亮夺目的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各族人民代表。
我们震惊于房间的豪华与坐在椅子上的人之间的反差。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群刚下夜班的工人，累得要死，穿着工作服。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穿着相同的制服 ——裤子及毛式外衣，多数人看上去好像多日来一直睡在他们不合身的衣服里，从未更换过。许多男人戴着帽子，整个演讲期间一直戴着。少数人穿着平整、合身、好一些的衣服。依我从机场过来的经验判断，穿得好的不一定是上层人物。在到机场迎接我们的一群人中，有两个据推测是领导，和我们一起坐车到饭店，其中一个有着难闻的体臭，穿得像个工人，另一个穿着裁剪精美的西装。（522）工人风格的是研究所的副所长，是高层领导，而另一个是所长助理。
听众和北京一样，由两组年龄悬殊的人组成；多数是年长的，少数是年青的；年长的看上去比他们的年龄老，仿佛他们一直过着艰难的生活。罗教授在乡下干过两年体力劳动，而另外两个晚间为我们举行宴会的当地教授则在农村干过三年。这个故事在我们所到之处不断地被重复着。
午饭后，我们讨论，主要是和学者。我们讨论了通货膨胀，货币理论及相关题目。当一位学者提出一个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问题时，我非常没有外交手腕地坚定地声明，我从不相信有这样的矛盾。我本应在此处打住，但是随着讨论，我不由自主地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见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要比共产主义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得好得多。
后果是一天后，我们被礼貌地告知，我是错的。罗教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由一位来自社科院的共产主义革命专家指点了几个小时。他扮演的是许多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显然这位专家本质上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坚持蒋介石在继承了孙中山的位置后，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目标，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独裁统治下，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接受共产主义。他坚持当时共产党人只是在寻求一个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中的同盟者；他们准备在接受一个基本上是民主的市场体系加上共产主义因素后就妥协。（注意从边缘挤进去的技巧，很久以后会有同样的例子，如智利所显示的那样。）专家将联合政府失败的所有责任归之于蒋介石的叛变。
然后他为我勾画出一个早期共产主义中国的轮廓。他坚持最初的五、六年一切都进展顺利，共产党邀请小资本家合作——不是四大家族，他们已经跟蒋介石去了台湾。因此而有了六、七年的经济繁荣。然后，他说，发展冲昏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脑，他们相信自己能把经济集中。他们没收了绝大多数资本家的财产，给他们某种股票。（523）然后他又概述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随后是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他坚称在邓的领导，一些被没收财产的资本家又恢复了名誉，他们被剥夺的财产获得了补偿。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神奇的谈话，广征博引，完全真诚。目的很明确，纠正我们表现出来的对共产主义中国历史的无知，以便我们以更友好的态度对待之。
{罗斯}有一天我们和一对年青的美国夫妇共进午餐。他们在长春教英语。他们在这里很愉快。他们唯一的抱怨是几乎没有机会与学生以个人身份面对面交往。不许他们和学生一起吃饭或在教室外见面。我们也为同样的遭遇而烦恼。除了官方“宴会”和正式用餐外，我们总是在结束上午活动后回饭店，自己吃午饭。如果下午有活动，我们再被送回相应的地方。即使是在我们旅行时或是与罗教授和小林住在同一饭店时，也是他们在一个餐厅里吃饭，我们在另一个餐厅。我们只有两次机会脱离这种模式：一次是在杭州，因为我们到得太晚了，餐厅已经关门了。为了让我们解饥，饭店人仓促弄了一些面条汤给我们四个人吃。第二次是前往桂林时在一个机场停留时，罗教授说明外国人餐厅的价格要比中国人餐厅贵几倍。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因为他们和我们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而且所有餐厅都是政府所有，政府经营，这就好像是记账、转账。在我们后来的旅行中，没有再看到这种情况，因为不是政府资助的。
北京
{米尔顿}我们从长春返回北京又停留了几天，其中包括再多做一次演讲：“市场机制在中央计划经济中的运用”，在北京观光，特别是游览迷人的故宫、紫禁城内的园林及喷泉、还有长城。我们由王夫人陪同去看了一次舞蹈演出，她是刘少奇（中国长一任国家主席，他被毛投入监狱，受尽羞辱，最终被逼死）的遗孀。她活泼、聪慧、机敏、极平易近人。（524）我们和她交往非常愉快。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领导用“宴会”招待我们，这类吃饭总是被称之为宴会，物资部副部长出席了午宴。
（漫画：噢，中国真的正在放松，我们的幸运饼干就是从米尔顿·弗里德曼那里引来的）
如果我们需要理解浸润在不同经济体制并相互隔绝的人们之间的误会鸿沟有多深，这次午餐最有帮助。这位副部长很快要前往美国考察经济。他希望我们帮助他决定会见什么人。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这个问题让我和罗斯吓了一跳，我怀疑，在美国会有任何一个人，无论多么不懂经济学，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一个生活在集中控制经济体制中的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完全是正常的。他习惯于这种做法：由某人决定谁从谁那儿得到什么：谁从谁那儿得到工资，谁从谁那儿得到物资，等等。我最初的回答是建议他参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许多商品，如小麦、棉花、银、金等在此交易。这个答复可想而知让们的主人困惑，因此我继续努力。这里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委员会的人——负责物资分配。有商务部和内务部，但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关注物资的生产与分配。中国或苏联那种意义上的“负责物资分配”的人或政治团体在美国是没有的。
{罗斯}我们离开北京的一次访问是我永远难忘的——在罗教授家中吃饭。这是我们访问中国家庭的唯一的一次机会。罗夫人是一位医生。虽然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但是她非常热情、友好，
让我觉得好像认识她多年了。她的孩子和孩子的配偶也一起吃饭，罗夫人让孩子们为我们和她及罗教授照了许多合影。（525）当我们与罗夫人告别时，我觉得好像离开了一位老朋友。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米尔顿}我还接触了我的两位学生，一位我已经提到了，罗成西，我曾就这次旅行的安排和通过信。另一个是李志伟，我和他的关系比罗更密切，因为罗是硕士生，而李在我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他第一次引我注意是在经济理论课上，他的考试成绩很糟，但是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论文，在班上遥遥领先。而当时我正好安排课后作业。正是这个经验让我在对学生做出判断时要同时考虑他的课后作业和标准的教室考试。（见第15章）他撰写博士论文时，在我们当时位于新罕普什尔的夏季住宅中呆了一段时间，教罗斯如何做Lobster Cantonese挣点钱。这一技巧让我受益菲浅。
李来自澳门，不是来自中国大陆。但像绝大多数海外华侨一样，他极其忠于中国。他在1951年获得学位，这时红色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已因台湾问题而中断。我们曾长时间讨论他应该怎么办。他明白如果留在美国，他的专业机会将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他成为美国公民，就有可能应征入伍，如果美中之间仇恨加剧，他怀疑自己如果被要求忠于美国就有可能与中国作战。他最后得出结论：他不能这样做，他决定回中国。有一段时间，他被在香港的中国机构雇用，我当时和他保持联系。后来他去了中国大陆，我们失去了联系。我30年后第一次再见到李是他在我的一次演讲之后走过来时。随后我们有过几次激动的私人会面。在从事了一些其它工作后，李最后做了教师。但是不允许他教经济学。他是非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家，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才能教经济学。他改教英语。像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文化大革命他也受了苦，背井离乡到农村从事了几年体力劳动。文化大革命后他得到平反。当我们见到他时他在一所高等学校教统计学——仍然不是经济学。当他在芝加哥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的父母慷慨地送给我们一幅古代中国画表示谢意。当我们离开北京时，李送给我们一幅现代中国画。我们把两幅画都悬挂在我们公寓的墙上，它们显示出共产党统治下文化的衰落：（526）古代中国画，精致、含蓄，是真美的作品；现代中国画，明亮、鲜艳，是不同的一类。
{罗斯}我有点不能理解李的行为。一方面，他有一个兄弟在美国，他在中国非常困难的那些日子里，曾经几次去看望过他们。他什么不留下来？对此他闪烁其词。他的父母还在澳门。而且，我在北京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和孩子。我觉得他的故事不完全可信。他不像那个我们记忆中在新罕普什尔访问过我们的年青人。
在北京饭店的一件小事让我们吃惊，也让我们的东道主印象深刻。一群刚从香港或新加坡访问回来的中国人走到米尔顿面前对他说，他们如何喜欢我们的杂志《选择的自由》，米尔顿在电视上的表现比他的学术成就还要让我们的东道主印象深刻。
上海
{米尔顿}10月3日我们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做了一次演讲，主持了一次讨论。我们用了一天的时间游览苏州，又回到上海和上海市副市长一起吃饭。然后我们游览了杭州，随后前往桂林。
在上海活动的一个高潮是有一天晚上我们被带到饭店拐角处的剧院——上海艺术剧院欣赏杂技表演。表演令人叫绝。我们从前也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看过这类表演，但是这里杂技表演的技艺高超、神奇、勇敢、灵巧都好得让人难以置信。我们由此而知道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能看到优美、灵活、精致和明亮，那就是舞台。这是一个人造的世界，并以各种方式表演。灯光非常明亮，其它地方都暗淡无光；舞台及布景是美丽而又精心设计的；演员穿着多彩的服装。似乎是刚洗干净、熨平，或者甚至可以说，根本就还没有来得及贴标签。即使那些不穿演出服装的人的衣着也很漂亮。例如，我们看过的两场演出，都有一个女人，在每一个节目前宣布下面要演什么。她完全是西式穿着，戴着西式的珠宝、耳环，用西式化妆品化妆——这是我们在街上任何人身上都没看到过的。在一个节目中，两个人用嘴表演了令人惊异的口技；就是说，用扩音器和他们的嘴，模仿各种声音，从收音机到飞机到摩托艇，到机关枪，到人哭。（527）他们的表演惊人的出色。他们穿着西式套装，配以西式衬衫和领带。我们的结论是剧院是人工造出来的，西方世界是一个人造的虚假的东西，因此模仿西方世界只能在剧院就完全是顺理成章了。
我们还看到了另一次令人惊异的杂技表演，那是黄浦江水上游结束时。水上游览时，我们坐在船头的头等舱里，就像所有的头等舱一样，我们自始至终被圈在里边，安静而又空旷。但是游览要结束时，我们被请到底下一个挤满人的大厅里看舞台表演，表演极其出色，特别是在很不稳的船中。表演主要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上海艺术剧院看过的魔术与平衡技巧。但是有一个平衡表演独具特色和更令人难忘：一个小伙子嘴里叼着一支筷子，筷子上插着一个小圆球，小圆球上是不知数量的各种东西和玻璃制品，
一个迭一个向上放，他要保持这些东西平衡。
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途中，我们吃了在中国期间最好的一顿饭。宴会是由上海市副市长汪道涵（？）举办的。他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他对美食的爱好还因为他的才干和对新思想的包容。我们在后来到中国的两次旅行中再次见到他——每次都有新的职务——他在我们后两次访问中间到旧金山看过我们，带来的不是螃蟹而是茅台酒。
宴会在一个叫东湖饭店的非常讲究的饭店举行。我们怀疑这里是专为高级领导保留的，而不是用来招待外国客人的。戴维·赫斯，这位美国领事馆消息极为灵通的官员都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我们被带到一间舒适、干净、装修漂亮、灯光明亮的房间，在进入另一房间吃饭前，我们坐着聊了一会天。晚餐的高潮是来自东湖活水中的螃蟹，我认为这个湖与上海相邻。这么好的螃蟹只在秋季的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有。这种螃蟹与我们西海岸的Duageness蟹很不一样，个儿小，但极其鲜美。
汪让我想起了芝加哥市市长戴利（父亲，不是儿子），他有着同样开朗、宽厚的性格，非常友好，快乐。他显然既喜好美酒，又喜好佳肴。这时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只有三个月，显然是从北京派下来监督上海是否执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他坚决支持改革，而且很有兴趣在经济中引进很多的竞争机制并使之更多地依靠市场。（528）1988年我们见到他时，他仍在上海，但不再是副市长，但显然仍是一个有影响的人。到1993年时他在北京，领导一个研究所而且仍然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有性格魅力的人。
{罗斯}我们最不寻常的经历之一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在上海散步，没有罗教授和小林陪着。两个年青人走过来，说他们想练习英语。很快就看出来他们是想通过某种方法让我们帮助他们出国。两个人中年长的一个说他学的是化学，现在的工作也是化学专业。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躲起来，没有工作，为的是逃避被送到农村去。年青的一个干脆直接问我们是否愿意收养他做儿子。我们总算找到借口让他走开，夺路回到饭店。
桂林
桂林是我们主动要求加入行程中的，因为我们听到过对它秀丽风景的赞扬之辞。它确实如我们听说的那样美丽。而且，就像一个人在旅游热点所能期望的那样，这里有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最豪华的住宿条件——别墅区和大饭店连在一起，我们听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时就住在这里。
这里的房间与服务以任何标准看都是豪华的。而且有空调，对室外温度为华氏65-95度且非常潮湿的桂林来说，这真是幸运。但是除了房间、服务与空调外，这里的住宿条件远低于标准的度假酒店。我们的套间由一个起居室、一个卧室和一个洗手间组成。床是我们曾经睡过的最硬的床，里面不是弹簧，而是用竹子编成的底座，上面是一个不到1英寸厚的垫子，而且是一个平垫子而不是弹簧床垫。洗脸盆还算差强人意，浴缸已变色并破裂，水管漏水，一个毛巾架在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从墙上掉了下来。
穿过们套间还有一个大的私人餐厅。我们和中国陪同是这段时间内这里唯一的住客。尽管如此，还是只有我和罗斯在辉煌的餐厅里独自吃饭，而罗和小林则在另一个餐厅用餐。餐厅装潢精美，方便舒适，有空调，（529）一位漂亮周到的年青女士为我们服务。不幸的是她只能说三、四个英文单词，因此我们几乎完全靠手势比划交流。我们的桂林翻译和导游后来赶到了，才帮了大忙。她问我们早餐想吃什么，我们提议吃嫩煮鸡蛋，她费了很大力气向餐厅的服务员解释这个外国口味的菜。她最后总算弄明白了，拿来煮了两分钟的鸡蛋，美味无比。起初她把鸡蛋放在一个浅平碟子里端来，你没有将它们敲开后放进去的东西。通过比划，我们终于说清楚了我们需要两个空碗。这里不缺乏好意，友谊或是能力，缺的是理解。
游览桂林的高潮是泛舟漓江的一日游。两岸的石头山让人想起某些著名的古代——和现代——中国画。同样有趣的是河上及河边当地人的生活：农民在田间劳作，其他人驾着竹船在河上打渔或是往返运东西；不定时的摆渡把人连自行车运过河；人们赤脚从河的浅处趟过去——一派各地乡村都有的真实生活。船只顺流而下 70公里，客人下船，在当地市场稍作停留，再乘车返回，因为逆水返回要花两倍的时间。
返回桂林我们照例乘两辆车，因为规定一辆车只能乘四个人，而我们有五个人。因此我们的桂林翻译、罗斯和我还有司机乘一辆车；罗、小林和司机乘另一辆车。同样的情况后来再次出现，因此有两次机会让我们和桂林导游有长时间的有趣谈话。（在我们旅行中还有几次机会与个别人进行坦率、自由的谈话，但是在北京和我以前的学生李的谈话除外，根本没有这么有趣。）她是一个思想自由，对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有强烈兴趣的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在中国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且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她很愿意听这一切而且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相处的两天中，知道了她的故事。她1966年在广州结婚，当时她在那里教英语。刚结婚不久，她丈夫受到鼓动，满腔热情地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一年后才得以返回。1976年文革结束，她调到桂林当翻译。在批判知识分子的压力下，认为受过教育的阶级必须要向农民学习，她本人就曾被送到一个公社渡过了 11个月。这个经历显然不愉快。知识分子要干艰苦的体力劳动，必须和农民完全一样。她坦率地说，加上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人的劳动力，农民总产量可能不是增加了而减少了。农民接受他们是不得已，实际上农民讨厌他们，他们的帮助没什么用。
她所说的“姑娘队”想要建立夜校和农民托儿所，但是农民没有兴趣。他们情愿奶奶在家里给自己带孩子，而且对夜校的活动几乎没有兴趣。她和丈夫这时对再教育计划感到不理解。但是广泛的宣传使他们或多或少地觉得是在做正确的事。回顾往事，她现在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她迅速地从我们这儿学了一个短语 “选择的自由”并开始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使用。一般而言，她使用这个短评的方式说明她理解了这个短语的意义与词义。
广州
我们从桂林去了广州，在那里停留了三天然后去新加坡。我们出席了一次宴会，参观了工厂和离广州不远的农村人民公社。在广东和其它地方的所有参观，总是有一个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做工一个简要介绍。有的介绍涉及经济的细节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当内行，有时只是表面内容。
关于1980年中国的一般结论
知识界的气氛
我们一开始非常惊讶知识界的开放性，他们提出了广泛的问题，愿意接受并发表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批评，等等。但是很快就发现这是靠不住的表面现象。毫无疑问，现在可能有着比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自由的气氛和更开放的讨论。但实际上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多提问题而不是表达观点。不仅如此，在看完了华国锋1980 年9月 7日在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后，我发现发表任何对国内事务的批评都严格地限制在官方言论范围内，（531）——这就是说，无论是否严厉，批评文革期间政策都是可以接受的，对改革方案的讨论则要限制在华国锋讲话定下的调子之中。
有一种假装天真的说法：文化革命是亿万人民推动的，并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赞扬与欢呼，我开始也用这种说法来考察当前的气氛。某些文革的支持者肯定仍然持这种观点。我要问的是：我在中国没有遇到一个说文革好话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总是遇到尴尬的沉默，或是迅速转换话题。
对经济学的理解程度
主要官员都受过教育，他们在一个由中央严格指导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社会中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几乎没有读中文与俄文之外的著作，也没有去过任何西方国家。即使有人去西方，也只有浮光掠影的经历。他们对国外其它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也有简单了解，如知道一些主要事件，等等。但是对市场或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却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
专业经济学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一些年长者，如我们的翻译Teng，30年代末或是战后初期在英国或是美国受过教育。他们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足以理解相关观点。但是他们中的多数被年青于他们的经济学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如前面提到的，我的一个学生，在过去的30年中，绝大多数时间主要是被分配教英语。即使是那些尽力在经济学领域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当然不包括文革期间普遍下乡两至四年），对最近几十年经济学的发展所知甚少或几乎一无所知。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中国（少数在日本）受的全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训练。他们对“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学只有一些模糊而又多数是误导的理解。因为政府转变政策，试图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所以他们急于学习市场如何运作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也许因为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迅速开放，接近外国学者和专业著作的可能性，及与海外华侨的接触，唤醒了被强制压抑的好奇本能。再加上海外华侨及台湾（已经允许谈论台湾了）的富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贫穷落后之间的对比，更加强了这种好奇心。（532）
无知与兴趣的混合造就了好奇。例如我惊讶地发现了对弗里德里希·海耶克的著作的兴趣，其中包括在中国出版的介绍他的文章及他的某些著作的中译本。同样我们惊讶地发现了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手拿着《选择的自由》日译本的影印本（在日本出版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他们曾在日本学习过，而且更为惊讶的是已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我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的计划。
北京、上海、广州的不同之处
几个城市讨论会的与会者在素质与兴趣上有明显可见的不同。在北京官方性气氛多一些，学术性气氛少一些，也不那么公开，对西方的情况也了解不够（银行界除外）。说英语或懂英语的人在上海明显比北京多，甚至比广州多。这种从政治首都向商业中心变化的差异是可以预料的，同样情况革命前就存在。
我们对几个城市在旧时代作派方面的差异印象深刻。部分是来自上海讨论会上几个相当年长，显然已退休的教授，他们在西方逗留过很长时间，讲流利的英语，而且比其他绝大多数人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更坦率，更自由。最有趣味的是Chin-hsiang Hsia，革命前他曾经做过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部长，讲流利的英语，发表意见时似乎毫无顾忌。我后来和他通过信，1988年第二次中国之行时再次见到了他。
经济状况及前景
我回来后，在给资助我的委员会的报告中概述了我对中国经济状况及前景的估计。我引一些报告的内容，为了确定现在的判断不是来自后见之明。（引自米尔顿·弗里德曼：《致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1980年9月-10月》（1981年5月提交）
就绝对水平而言，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我们只看到一个公社在城市里有市场），工业生产的产量也极低。在我们访问过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建筑物的维修水平低得可怜——即使是一些相当新的大楼似乎也已破旧而且极待维修……
（533）虽然我们不断地想起印度，但是两国有某些重要的区别。最明显的区别是你在中国城市的街上不会像印度那样见到乞丐。你也几乎看不到有人衣衫褴褛或是看上去在挨饿。中国人号称他们至少在我们看到的大城市已经建立起了最起码的公正。他们告诉我们在许多边远和落后的地区情况有所不同，显然在过去的几年里，确实是不同的。考虑到发生的变化，相对原有的水平，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在过去的三年左右时间里，经济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将其归功于副总理邓小平领导下采取的新的“现实主义”的政策，他显然是这一政策的制订者。
我自己的印象略有不同。一般认为在一个经历了动乱，正常秩序被破坏的社会里，经济能够迅速改善。德国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恢复就是证明这一点的例子。同样，中国内战以毛的胜利而结束时，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束，更是出现了几年迅速的发展，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没有持续下去。
随后，毛的试验——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再次引起动乱和一个难以置信的混乱时期。仅仅是毛去世，邓掌权后秩序得到恢复就会出现迅速的复兴，使经济跃上一个新的水平。我认为这是一个比邓小平改革更本质的解释，而邓小平改革的大部分内容还只是在纸上。
这场改革——试图引进市场因素，开放与西方的交往，鼓励外国投资等等——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方向。但是，检验改革措施是否能执行，是否有效果还要看未来，那时对改革初期的兴奋已经消退了，例如，某些计划——特别是与外国人的合作项目——要缩小规模。潜力是巨大的。因为现在的水平极低。这不能归之于某个人的性格或是自然资源的缺乏——总之，要反驳这种解释，有必要看看中国人在新加坡、香港取得的成就，这些地区，如果有任何可比较的话，资源大不如中国大陆。为什么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能取得成功，唯独除了自己本土呢？解释肯定是因组织方式与对经济的控制——这个解释也被其它共产主义国家低水平经济的事实所证实。因此组织方式与控制的改变能开发潜力，创造能与日本、德国、还有最近智利相提并论的经济奇迹。
我的结论是，随着新近宣布的一些政策在现有体制中自行发挥作用，在今后几年内会出现可以想象的进步。同时，我对这一进步能否长期持续表示悲观。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器产生威胁。可能出现的反应是再次将改革终止。
共产主义时期的特征是会从相对灵活迅速转达为重新僵化。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作法不太可能重复。但权力之争还会存在。伤痛不可能全部治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雄心仍然存在，唯有政治是唯一有效的发泄。（对我们访问之后事情的几点说明：从中国回来后，我给18个人寄了若干份文稿，这些人我在中国会见过，他们表示对一个或多个问题有兴趣。我寄出的东西有我签名的《自由的选择》，我关于货币的不同版本的著作。随后的进一步往来，部分内容是我回答翻译者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此外我还为中文版的《选择的自由》写了序言。据说，我也相信，在我们两次访问之间我有三本其它的书在中国出版：我1980年所做的演讲、《选择的自由》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体系》。其它书在台湾用中文出版。1980年我所做的演讲最早的版本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从中国到新加坡
我们从中国去了新加坡。步入干净的有空调的机场是一个惊喜，在中国度过几周后，觉得这里所有的事情都办得有效率，等候时间减至最少。我们住的香格里拉饭店更是一个巨大的反差。我们回到了文明社会。
在新加坡的几天里有两年事值得一说。一件是和李光耀、他的太太、还有他的政府中的几位年青官员共进晚餐。晚餐及饭后的交谈中，除了我和罗斯，只有李和他的太太主动参加讨论。其他人只有在他和他的太太点到时才说话。因此根本不用怀疑是谁在负责。李夫妇显然非常智慧而且在新加坡事无巨细都由他们彻底控制。我问李为什么仍然实行新闻检查制度，不允许出版自由。他的回答从一个很长的概述开始，讲他的党在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不久多么困难才平息了共产主义反抗，共产党一开始就要求控制国家。他仍然认为共产主义颠覆是一个问题并认为要防止共产主义颠覆，新闻检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无法驳斥他的理由，（535）但是，在我们看来，他的辩护很不充分——虽然这种辩护出自一个慈祥的独裁者是不难预料的。
另一件事与我来新加坡的原因有关——由东南亚研究所资助的演讲。我的题目是：“经济与政治中无形的手”。在演讲中，我比较了新加坡与香港的进步。指出两地都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但是新加坡享有比香港好得多的条件，但是国民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却是完全一样的。我将香港运作地相对好一些的原因归之于他们更全面地依赖市场。某些新加坡高级官员对我的评论很气愤，指责我对新加坡有偏见。
从新加坡到法国
我们的计划是乘Concorde公司的飞机从新加坡到伦敦，再转机到巴黎，在那儿我计划要做演讲。这次旅程是一连串错误的喜剧——结局是最出乎意料的奇迹。
因为两伊战争爆发，Concorde公司不得不改变正常航线以避开飞临作战区域。新航线主要是在陆地上空飞行，这就是说，要用亚音速飞更长的距离。因此要消耗更多的燃料。原来从新加坡到伦敦，中途不停顿，现在要在巴林加一次油，以便保证我们晚几个小时能安全抵达伦敦。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在当天晚上到达巴黎。我们请新加坡航空公司用电报向我们的朋友罗伯特·海勃——罗扎达说明情况，因为他准备来机场接我们。
尽管加了油，但是飞机飞越欧洲上空时，油不够了，机长认为飞到伦敦不安全。他决定不按原飞行日程，改在巴黎的奥利（Orly）机场降落。我们并不是目的地是巴黎的唯一乘客，因为有足够多的乘客已到达目的地，所以我们请机长让我们下飞机，并卸下行李，让我们各自取走。当我们走进候机楼时，等候我们的是罗伯特，他根本没有接到电报！
1988年中国之行
一些事情共同促成了我们第二次中国之行。1987年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邀请我去做客。（536）同时Cato研究所正在计划一次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会议在上海举行，与复旦大学联合主持。Cato的主席艾德·克莱恩邀请我参加。最后，朝圣山学会有一个会议计划大约同时在日本举行。
得知我的一个学生兼朋友，现在是香港大学教授的张五常也要出席Cato研讨会后，我请他为我安排去复旦的日程。他同意并建议我们会后在中国其它地方的旅行时安排一个陪同。张五常和在中国的一些人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极为了解。他安排了一次最增长见识又非常有趣的旅行。
1988年9月10日下午星期六，我们从大阪抵达上海，9月22日星期二离开西安。我们在香港逗留7天后于9月29日返回旧金山。从抵达到离开共19天，没有一刻空闲。
接我们的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陈观里和副校长（Assistant Dean）苏玉安（Shu Yuan），还有几个Cato的人。复旦的代表交给我们今后两至Cato-复旦研讨会召开前的初步日程。其中包括午餐、晚餐，还有我在大学及其它不同场合的讲话。
我们住希尔顿国际饭店，这是研讨会的总部。这是一个典型的高水平的美国风格的希尔顿酒店，崭新而且干净，我们1980年访问中国时从来没见这种类型的饭店，这预示着这次中国之行将会看到重大的变化。一个误导：就像我们以前看到的印度一样，多数是为外国人服务的国际饭店，似乎成了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以此作判断就会得出极为夸张的进步程度的结论。
一到饭店，我们就给Hsia博士打电话，这位年长、博学，思想开放的绅士曾参加过我们1980年在上海的讨论会，此后我和他有通信联系。他同意和我们共进晚餐。当他从大堂给我们打电话时，我们建议他来我们房间。他有些犹豫，而是请我们去大堂。他的犹豫曝露出他是害怕我们的房间被窃听——就像我们1962年在华沙遭遇的阴暗面一样。在饭店餐厅吃饭时，他很警觉并不停地四处张望。他小声说：“说话小声点，我们不了解这些服务员。”我们交换了通信记录后，发现他写给我的几封信我没有收到。而他收到了我写的所有的信。显然，（537）当局查阅所有寄进的信，但是没有像扣压寄出的信那样扣压这些信。Hsia教授非常了解中国经济状况而且开诚布公地谈到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备受关注的通货膨胀问题，这是当时争论的一个热点。Hsia博士出席了Cato研讨会，并且在会场上发表了不完全符合官方立场的评论，这在中国与会者中并不多见。他不让译员为他翻译，他先用中文阐述他的观点，再用英文重复。
9月11日星期天的第一次活动，现在回想起来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当时并未意识到。这是一次午餐后的会见，两个主人，复旦大学的校长谢希德和上海市市委书记 ***。当时我们就清楚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后来会成共产党的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谢希德是一位物理学家，她从史密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她给我们留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得不多。相反，***说得很多，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虽然他说几句英语，但是大部分讨论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在场的其他人有些来自复旦大学。不奇怪，由于谢希德和***在场，他们不愿意自由地讨论一些敏感的话题。结果，讨论大部分是我与***的双向讨论。我强调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化还有彻底自由化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政治上的困难，虽然他没有这么说，所有这一切都落实到他个人的地位，而真正的自由化会威胁他的地位。（考虑以后和***的接触，也许值得在此记下：这一段完全是根据我们当时追记的笔记，只有稍许修改，将口语变成书面语言。）
这一天下午，当我们回到饭店，有一位和我通过信的年轻学生正在等我们。我让张五常来讲故事的其余部分：
——9月11日我抵达上海，入住希尔顿后，我给弗里德曼打了一个电话。他说的第一件事是：“斯蒂夫，你能不能立刻来我的房间，我需要你的帮助来安排一位年轻女士……”房间里有一位中国女孩子，大约20岁左右。我还没来得及想她是从哪能里来的，弗里德曼就说：“她要参加明天的演讲会，但是没有入场票。（536）你能帮她安排一下吗？”我回答说，她不用担心。
稍后，我才听这年轻女士说，她是厦门大学的学生，正在将弗里德曼的著作译成中文。她用自己全部的积蓄约100元钱，鼓足勇气坐火车从厦门来到上海。这种具有进取精神和勇气的年轻人是中国的希望。我怎么能不帮助她？我为她和弗里德曼照了一张相。我还坚持让她同意由我为她付回程路费。（张五常，《侧影》，第6 章“弗里德曼在中国”，第98页。）
当晚我们出席了由世界经济导报（World Economic Herald）主持的晚餐。这是由他们当时在胡佛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一位记者此前在旧金山与我们约定的。主编钱本力（QianBenli）告诉我们他在1980年创办了这份周刊，开始是由一个政府的保险机构提前付给他广告费帮他出了头一两期，他不必出钱。显然他创办这张报纸的想法是要让它成为经济改革的喉舌。1980年报纸发行量大约为2000份；1988年为300000份。他告诉我们，他经常与政府发生麻烦。有一次他们让他放弃对报纸的控制，他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让这件事暂缓。他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一群人非常赞成自由市场改革而且对促进经济改革产生了影响。总之，我们就在中国促进自由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后来的结果是，……被镇压后，世界经济导报被停刊，与此相关的人有的被监禁，有的逃跑了。1988年之行的这次讨论与后来的会见所体现的有希望的感觉都破灭了，尽管后来有所恢复，但是到我们1993年第三次中国之行时也没有完全恢复。）
复旦大学
第二天我们在复旦大学度过了一天。学校门口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毛的塑像。在被授予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后，我对挤满会场的大约400名学生发表了演讲，这个礼堂最多只能容纳300人。我用英语演讲没有翻译，但是学生显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是从演讲中他们关注的神情和演讲后他们提出的有见解的问题而得出这一判断的。有些问题听起来好像已被修改得能让掌权的人接受了，（539）但是我的回答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我的演讲从中国试图转换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开始，接着我讲到如何从他们起步的水平和他们想要达到的水平去达到目标，并且指出：香港、南韩和台湾已经显示出：有可能在30年内获得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在200年内获得的成就，因为有可能吸收这些国家的经验并受益于他们的资本市场与技术。我强调发挥个人知识性与主动性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市场方式进行自愿合作的效率。在演讲和回答问题时我都讨论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如何制止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正式演讲结束后，我被挤到讲台上的学生包围起来，他们继续问问题，并请我签名。许多人有我的著作的中文译本，少数人有英文版的。虽然多数人是让我在一张撕下来的纸上签名。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比我在1980年中国之行所见到的更有活力更有见识的年轻人。他们对英语的掌握更让我印象深刻，——显然他们有更强烈的学英语的动力。
我们抓住往返复旦坐车的机会询问为我们开车的教授有关大学教授如何生活、工资和福利如何等问题。和通常一样，他抱怨知识分子工资太低——这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阶层的标准抱怨。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他的详细回答，我们的印象是，知识分子是一个被封闭的群体，与社会的其它部分的交往甚少，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
Cato的研讨会
Cato研讨会当天晚上从宴会开始。宴会前我们会见了前上海市副市长汪道涵。这是一个小型会见，只有十来个人，包括来自Cato和陪同汪的人。汪虽然不再是副市长，但是显然仍然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后半个星期，他又为我们举办了一次宴会，宴会上最有特色的菜还是我们在1980年享用过的新鲜螃蟹。
研讨会内容广泛，西方和中国的发言人和评论员数目大致相等。（540）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听众并在中国的报刊上占据了大量的版面。研讨会记录1990年用英文出版，1994年用中文出版。
我第一个发言，题目是：“将市场运用于社会发展”。这是我1980年在北京所做的第四次演讲题目的翻版。我没有重复上次的演讲，而是把它扩展，加上对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包括：“计划经济私有化有利有弊，但是没有无痛苦地将计划经济转为自由交换经济的灵丹妙药。尽管如此，如果转变成功，潜在回报是巨大的，转换过程中的代价，相比之下微乎其微。”这是给当时中国领导人的一个见面礼。他们已经认识到经济转换所获得的好处将使代价缩小，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努力地推行转型。“中国人民将是这一努力获得成功的主要受益者，虽然闲情逸致不是唯一的受益者。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将从中受益。在世界范围内用自由合作作为组织经济的主要手段将会获得的最高奖赏是和平与全面繁荣。”对我的发言做评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普山（PuShan）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说流利的英语，他博学多闻，但是也谨慎地不要说任何政治上不正确的话。
一天下午，Cato为外国参会者安排了一次上海游览。最有意思的内容是购物，所去的商业区，既有国营商店也有私人商店。在一个拥挤的小巷内排满了私人的货摊。正是在这个小巷内我们看到过向生产服装的小型私营企业出售成包的扣子这一类的商品。许多货摊还卖玩具和其它商品。尽管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比起我们后来在其它城市所见到自由市场，这个市场并不算大。我们逛了一些商店，我问导游，如何区别个体商店和国营商店。她的回答很简单：“在个体商店，他们真的想卖东西给你。在国营商店，他们无所谓，售货员就站在那里。”
后来，在美国领事的招待会上，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女士，她在香港做进出口生意。她认为中国为外国公司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是却批评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做生意必需要行贿，或是运用权势。中国官员不要钱，因为这太明显了，会惹麻烦。因此虽然从来没有人在她的办公室里吸烟，但她每月花200美元习香烟作为礼物送给要打交道的中国官员。（541）她说，多数情况下，美国公司最有用的贿赂办法是为中国官员的子女提供正式奖学金去美国读书。钱会消失在美国，桌子下收到的钱决不会有记录。她还将让我困惑的一件事解释得一清二楚：现行的多轨汇率体系。官方汇率是不到4元人民币换1美元。这是游客在国营商店兑换钱的汇率。还有一个半官方的汇率1美元换6-8元人民币，这个汇率授权政府负责贸易的官员与企业个别谈判。最后还有一个非官方的黑高，1美元可能换9-10元人民币。后来的讨论完全证实了她的描述。
从上海到北京
张五常安排了以后的旅行并一直陪着我们。我们坐汽车从上海去苏州、无锡，坐火车去南京，乘飞机去北京和西安，然后返回香港。张五常还安排鲁西·马陪着我们从上海到南京。鲁西的母亲在这一地区从事中港之间的贸易，张五常在计划我们的旅行时曾咨询过她。从南京到北京再到西安，安德鲁·周（Chew）一直陪着我们。安德鲁近十几年来一直在做与中国的贸易，并在中国投资饭店业，其中包括我们在西安住的钟楼饭店。鲁西和安德鲁非常快乐、消息灵通、办事极有效率。他们安排我们在每个城市会见市长与当地的商人。总是以当地政府的领导人或是市长或其他官员举行的午宴或是晚宴来结束访问。这类宴会是市长和其部下花公家的钱美餐一顿的好机会，所以他们非常愿意为来访的fireman举办宴会。
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城市自由市场的规模，特别是无锡，除了出售农产品的摊位外，还有出售各种服装的货摊，以及钉鞋掌的修鞋摊等等。每个摊位都有获得批准许可证的标志。我问翻译如何才能取得许可，他解释说，按规定，你应从你雇主处获得许可，但实际上你要贿赂负责的官员才能取得许可证。
我们在无锡时，在一个新建成的、部分公有、部分私有的饭店享用了一次非常出色的午宴。（542）和国营饭店中无精打采的服务及一成不变的食物不同，这里的服务和饭菜都极为出色。所有的餐具都是银的，擦得光可鉴人。厨师走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要为我们烹制的鸭子，他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出真正的自豪。同样，为我们服务的人也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感到自豪。这清楚地显示出能产生多么不同的激励。
离开上海前，张五常得知他在北京的朋友为我们安排了会见……，当时党中央的总书记，张五常的朋友希望我给赵写一个备忘录。赵当时是中国最重要的三个领导人之一：最高的是邓小平，……是总书记，李鹏是总理。为了准备这个备忘录，我们在几个城市之间旅行时，就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一次富于建设性的讨论。罗斯、张五常、我和其他和我们一起旅行的人讨论了后来的草稿。虽然我是执笔者，而且备忘录最后署的是我的名字，但它确实是一个合作的产物。
王夫人在北京机场迎接我们，她是一位和善的女士，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由他们负责我们在北京的活动。她和政府的其他官员陪我们一起到钓鱼台国宾馆，在北京期间我们一直住在那儿。这是一个专为政府高级官员和显赫的外国客人准备的豪华住所。这里有许多别墅，最初是由一位喜好钓鱼的皇帝修建的。这里许多池塘和临水的别墅，这样皇帝就可以室内钓鱼。这些别墅根据我们住的那所判断，是现代化的，并且维护得很好。
我们到的当晚和发展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共进晚餐，这是赵的智囊团。我们讨论了第二天与赵讨论的同样话题。第二天上午，我对两百多名经过挑选的政府官员讲了话，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外地来到北京听我讲话。我强调私人自由市场的重要性，然后花了更多的时间讨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问题通货膨胀和双重价格体系。这里和在复旦不一样，我的讲话被译成中文。安德鲁·周担任翻译，时不时由张五常帮一下忙。问题是写好了的，并必须为我译成英文。这次活动让我让我备受鼓舞，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比我记得的八年前在北京被问及的问题更具有深远性、更勇敢、也更具探索性。
（543）罗斯注意到，听众分为三组：相对年长的、中年的和很年轻的。相对年长的和年轻的似乎更懂英文一些，中年的估计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什么也没有学到。
会见……
当天下午我们会见了……——这当然是我们两个星期中国之行的高潮。后来我们发现这次会见在几个方面是极不寻常的。首先，他会见来访者一般是半个小时，而会见我们用了整整两个小时；第二，除了我们一组人和……办公室的人外，中国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参加了会见；会见后赵陪我们走到车道前目送我们离去，而且允许照相。我们听说，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会见本身极为有趣。只有我和赵说话，还有翻译。（会见时我交给赵的备忘录，还有这次讨论的记录都在附件C中。）
我从来认为，对经济学的感受是人生来俱有的而不是通过教育获得的。许多高智慧并受过很好训练的经济学家只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另一方面，一些没有受过什么经济学训练的人却可能对经济学有某种直觉。（温斯顿·丘吉尔和亨利·基辛格是前一类人的例子：伟大的人，但是一接触经济问题，一成不变地弄错。而索尔仁尼琴则是第二类人的代表，在他的《癌症病房》中，他精确地描述了自由市场药品如何治疗，即使他没有这种经历——惊人的想象力。另一个例子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科奥·施拉德，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与化学家，他首次发现了链反应原则，而且拥有发现专利。他不断将发明规则经济化，并取得专利权。）赵给我的印象是后一类人。他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如何运作显示出富于经验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赵认识到需要重大的变革，而且认为改革要有公开性。
会见一开始，他对中国经济形势根据他的观点做了一个长长的，逻辑清楚而且非常明了的分析，讲到了中国面临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法。关键的一句话是：“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决定，我们经济活动的控制机制是：国家规范和控制市场，而市场控制经济。”（这是不可能的。国家是从上而下的；而市场是从下而上的。二者不能兼容。国家可以控制部分经济，部分市场；但是如赵所说的那样将二者结合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在上海会见***时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五年后我们在北京见到***，他又说了同样的话，这时他已经继承了赵的职位。但是有很大的区别。赵后来的评论及他对我们评论的回答说明他理解这一提法中两部分之间的内在冲突；而***不理解。（544）赵显示出他真的理解让市场获得自由是什么意思；而***不懂。
这与……是共产党人这一事实并不矛盾。按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他不是一个领导共产党毁灭的总书记。他完全是认真地相信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将巩固党的权力，促进稳定，不是过细地控制经济发展而是促进经济繁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相信他的真诚。
我后来认定，赵会见我们的部分原因及这次会见的主要意义在于赵遇到了大麻烦。他是过去八年中取消价格控制的主要倡导者。他同时还是扩大经济发展的热情支持者。他还因通货膨胀受到批评，而通货膨胀起因于为了从金融上支持经济增长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过多的货币。他因市场改革走得太远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虽然实际上市场改革不是加重而减轻了通货膨胀。在夏季党的高层领导会议上，出现了两派：一个是赵领导的，主张全速推进改革；另一个是李鹏领导的，主张暂停改革，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小道消息说，赵失败了。
我们和赵的会见，因为有《人民日报》记者参加，给了赵一个机会公开表达他的观点，而且可以造成这种印象：他仍主持工作。他认真准备了与我们讨论的公开发言，不仅是特别照顾我，而是既为向公众公开而且为不久将举行的讨论同样问题的高层会议做准备。发言结束时某些说法像黑暗中的警笛：“我们的方向不会改变” 和“香港报纸称中国高层领导中出现分歧……这是不真实的。”
中国报纸广为报道了我们的会见，而且香港报纸也广为报道，我能理解。赵目送我们离去的场面是意味深长的。而且，第二天，参加会见的那位记者采访了我。我得知他是《人民日报》国外新闻版的编辑。他们不是采访我对会见的看法而是采访了广泛的话题。
直到8个月后天安门广场抗议后，事态才显现出来，虽然可能在这期间赵在与李的斗争中失势。在任何情况下，赵都拒绝武力镇压示威者，他清楚地知道这样会失去权力。（545）当他和李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直接对话时他在动感情的最后讲话中说：他不会再见到他们了。听过他最后讲话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许多听众最后都哭了。在领导层批准使用武力镇压学生后，赵被软禁。我的理解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领导层企图将导致……的责任归之为……的政策，他主张自由市场和进一步增加公开性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在那些对赵产生坏影响的新故事中我不断地被提及。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赵的追随者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提一个人，孙青海，他是……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直到我写此书，他仍然持临时签证滞留美国，急切希望延长签证，因为他认为回去会有麻烦。（在写此书后不久，他的签证得到延长。）他参加了我和中心成员的讨论。至于赵本人，我的朋友告诉我，除了软禁外，他没有受什么罪，原因是他仍然受到拥护，特别是在中国南方。
会见……的第二天，我们（罗斯、斯蒂夫和我）在一个小餐厅吃午饭，餐厅位于一个美丽的花园中，花园中有许多在池塘和花园环绕之中的建筑物——这是仿照一位皇帝喜好的花园修建的公园。午餐是由王夫人安排的，以便继续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讨论，参加者还有主要是来自社科院的经济学家。（这顿午餐值得纪念是因为5年后，我们再次来到北京，体制改革研究所又在这里主持了一次同样的午餐。这个研究所既不是发展研究中心的继承者也不是它的上级单位。参加过1988 年午餐的许多人参加了这次午餐。这是一个感人的场合，在反复的讨论中，所有人都追忆起……主持工作的时期并为之唏嘘。
西安
如果说与……会见是我们中国之行思想上的高潮的话，西安则是游览的高潮。我们在西安没有正式事情，虽然曾和当地名流——市长副市长共进晚餐。我们特别愉快的是与钟楼饭店的一位奥地利经理的谈话，他是假日饭店连锁集团的雇员，我们谈到一个奥地利人在中国经营饭店的得与失。（546）但是这顿饭最明显的作用是确认了我们的怀疑：官方宴会上过量的食品是为照顾参加人的需要。在这次宴会上看得非常清楚的是：所有人都提着装剩余食品的口袋离去，我怀疑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东西需要收拾。
西安因最近发现了兵马俑而闻名于世，这些兵马俑是2000多年前的一位皇帝为死后保卫自己而埋在地下的。我们在那儿时，被发现的部分只占全部区域的七分之一，即使这一部分也有大约1000个兵马俑。和真的一样大小，整齐地排列成行，好像随时准备出发一样。每一个兵马俑由三部分组成：脚、腿是实心的，躯干是空心的，头部是个别雕塑的。兵马俑的面部表情各不相同，还有泥塑的马兵马俑相伴。原来墓中还有木车装着装备，但是已经朽掉了，但是泥人没有解体。这当然是我们所见到的最引人入胜又难以忘记的景象。
香港
我们从西安飞到香港，在那里度过了热闹的一周，主要是社交活动与购物，见老朋友，认识新朋友。香港的丰富饮食让我们非常欣赏。
活动的高潮是我在艺术表演中心谈访问中国的印象。这次发言是由理查德·王以最近建立的香港经济研究中心的名义安排的。王和中心对这次讲话做了很好的宣传工作，因此来了一屋子的人，我听说这些人花了高得过分的价格买的票。演讲一个小时整，半个小时用来提问题和回答问题——可以理解，在我演讲时香港要在不到十年后归还中国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另一个高潮是花了一天时间去香港中文大学。我离开旧金山时同意发表演讲作为他们25年校庆的一个内容。位于新界的这个大学，在香港的九龙方向几乎是最北边，它给我的印象是积极和充满活力。它是由一些英国模式的学院组成的。我们在那儿时，他们有四个学院和大约7000名学生。我和经济系和其它社会科学系的教授共进行午餐。（547）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的人多得惊人。副校长查尔斯·Kao因开拓纺织业而发了财，然后改行做了副校长。
这是一个精明强干有思想的人，他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位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决倡导者，他像多数香港人一样，非常关心香港的未来。
演讲在一个大礼堂举行，大约有两千人参加。这是一个有演讲辅助设备的礼堂。封闭的电视屏幕上可以显示演讲的进程，礼堂里多坐了大约100人，我原计划讲一个半小时，再用一个半小时提问。但是进演讲厅之前，副校长告诉我，让人遗憾的是没有时间安排回答问题了，他希望我能做一个小时的演讲。虽然有困难，我还是尽力把演讲缩成45到50分钟。我的题目是：《自由市场与自由人》，我讨论了经济自由与公民自由及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后来一个经过编辑的中文版本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刊物（Bulletin）上。（香港中文大学Bulletin（香港），增刊第19期，25周年校庆演讲集（1990年4月）第58-67 页。）
中文大学与复旦大学是姐妹大学。这引起了一些奇怪的问题。当中文大学的教授作为安排的一部分前往复旦时，他们的复旦同行坚持要奢侈地招待他们，因为这是复旦教授花政府钱享用一顿美餐的一种办法。香港教授愿意访问时间短一些。而复旦教授到了中文大学希望停留得尽可能长一些，而且希望这里的同行像他们在复旦时那样奢侈地招待自己。但是中文大学只有数目不大的一笔招待费，如果豪华地招待就要自己掏钱。结果是许多复旦的教授回去后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受的待遇像是二等公民。
在香港一个组织得很好的记者招待会上，我接受了一位杂志编辑的长时间采访，主题是中国使用的一个提法，保证香港“一国两制”。我认为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制度能存在下去，因此而引起了大量的争论。我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两种制度，而于现存的两种制度中哪一个能占主导地位：是香港的自由市场制度，还是中国的市场机制与中央控制的混合制度。我特别说明我的观点是：无论中国政府的愿望是什么，他们不会长期容忍两种现行货币在一种市场自由兑换汇率下共存：一种是与美元联系在一起的港币，（548）另一种是人民币。
在香港时我们和张五常在摄影工作室呆了一天，——那天他请我们吃了顿无比美妙的晚餐。我们发现张五常在许多方面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才，其中之一是一个世界水平的摄影家，他从年轻时起就开始摄影生涯。这一天下午的成果是我们有了一些我和罗斯的珍贵照片，这是我们许多照片中最好的。几年后，张五常在香港举办了一次他和其他几位香港摄影家的作品展，并且出版了一本展出照片的摄影集，其中包括几张他给我们照的照片。像多数张五常尝试过的事情一样，展览获得巨大成功，还不要说出售摄影集在商业上也很成功。
深圳
回家之前我们驱车去了深圳，这是中国与香港交界的一个城市。尽管深圳的官员派了两个人帮助我们尽快过海关，但还是走得很慢，因为汽车派长队等候过关。
深圳是我们上次访问以来中国发生变化的一个极端的例子。1982年它的人口只有6000人。我们1988年访问时，它人口是50万。除了是在中国土地上，人口主要是中国公民之外，它的确是香港的延伸部分。它还是政府建立的新经济特区之一，在这里对企业有一些特殊的优惠规定，例如较低的公司所得税，相对自由的外汇市场。
我们看到的这个城市最美的景色是据说是中国最高建筑顶层的旋转餐厅。向下看去，我们能看到四个方形街区，有许多老棚屋，我们听说这就是旧城。这个区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包围着，这些楼是受到香港影响的鲜明例子，它反映了中国南方省份取得了比中国其它地方更迅速的进步。
这里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受到批评。招待我们晚餐的深圳市副市长就是一个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他表示了这种看法：市场开放已经走得太远了，不应该继续下去。他用两只手打比方，一只手是自由市场；另一只手是政府。他说，两只手要一起工作。显然他是政府这只手的一部分，不打算放弃地位带给他的特权。
1993年中国之行
香港
我们10月15日到香港，10月19日赴中国，10月27日返回香港，10月31日回国。总体上说，在香港和北京的时间大致相等。
到香港后第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10月17日，星期天，在极富有的香港商人香植球神话般的家里吃的一顿晚餐。香先生和他太太邀请了大约50位客人，其中有些人后来和我们一起去中国。这里有一个故事。几年前，我收到香港一位熟人，乔治·Shen的信，他是《香港经济周报》的主编，信上说，“你的一位崇拜者，”香植球“想知道他能否得到你的签名，在‘自由选择’这句话上附上你的签名”。（私人信件，1989年1月20日。）我把他要的签名寄给了他。
{罗斯}几个月后，我接到纽约LaliqueCrystal代表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他们为我们做了一Lalique的餐桌。桌子的底部可以立刻寄给我们，但是桌面还不能寄，因为尺寸特别所以没有做好。我肯定她打错电话了，也许弗里德曼这个姓也弄错了，我这么告诉她，还告诉她，我们从来没有从Lalique订过任何桌子。她又去查了订单后回来告诉我是Cheung先生订了桌子送给我们的。她知道的只是我是想要她立刻就寄桌子的底部，桌面等做好了再寄，还是同时把两部分一起寄给我们。我告诉她我不着急。一两天后，《香港经济周刊》的主席萨丽 ·Lam的信解开了这个谜，她在信上说，“Cheung先生为了表示感激之情，让她从Lalique
Crystal以他的名义订了一张‘仙人掌’桌子。”（私人信件，1989年3月15日。）
桌子最终放在三、四个木板箱中寄到了。幸好我们公寓里有一些力气很大的工人，他们帮我们把桌子抬上来并拆开箱子。桌子来时是分解的，每部份上都有号码刻在上面，并有相应的号码指明它应该装在哪里。指示非常明确。我觉得我们花了一个晚上才把底部拼装起来。（550）桌面又是一个问题。我们举不起来它。那些力气很大的人又来了，他们三个人才费力地把桌面放上去。桌子是一件艺术品，既富丽堂皇又实用。一位见过们餐桌的朋友过后在伦敦的哈罗德估了价后，写信告诉我们说：“你们真的以为在一个经常会发生地震的城市里有这样一张昂贵的桌子是明智的吗？”
{米尔顿}书法是中国的一门重要艺术，这也许能解释香先生对我的签名的使用：他将我的签名在意大利用马赛克复制后放在他价值百万住房中的起居室墙上，当时这所房子正在修建。这顿饭是要让我看我的书法是如何被使用的。
房子令人叫绝：是一个展示厅，我不能称之为房子。它不是用来生活的，而用来展示的；大瓶的假花，电子控制的储藏室里挂着成百套的西装和衣服，可以从有次序的架子上通过控制器取下来；起居室有一个20-30英尺的屋顶，窗子上分区挂着窗帘，窗帘由设置好的一排开关分别控制；餐厅里50个左右客人围坐在一个圆桌周围并不显得拥挤；如此等等，Veblen的挥霍浪费被发展到极致。
10月18日星期一，我在香港金融司举办的金融问题研讨会上做了一次午餐发言，下午回到香港大学。
这次中国之行与以前的两次在一些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它完全是由张五常安排的。其次，我们参加了一个20人左右的小组，其中有张五常的亲戚与同事；一位香港重要杂志的编辑；对中国有兴趣的香港商人。其中有的人携夫人，有的人自己去，其中有安德鲁·Chew，他曾经帮助过安排我们1988年之行。一个有趣而且由多种人组成的小组让我们知道的关于中国的情况，与我们从官方及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人那儿知道的同样多。他们中两个以前我们不认识的最有趣的人是吉米 ·Lai和Yeung Wai Hong吉米在中国生于贫困之中。尽管只受过很少的教育，他来香港时还只是个孩子。我不知道他以前是否办过多少其它企业，他开了一家服装店，经营牛仔裤、T恤衫、皮带等诸如此类的商品，服装店非常成功，他将服装店注册为鳄鱼，在中国大陆开了多家分店。更与众不同的是，他自己接受了自由主义教育，成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收集了大量的名著，从亚当·斯密到路德维格·冯·米瑟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551）他根据自己的原则，首先创建了一份月刊，然后是日报，普及这些名著。杂志和报纸都很成功，但是最近却把他卷进了和中国当权者的冲突之中。这些冲突的结果是他被迫放弃了对鳄鱼店的控制，为了让商店能用这个名字继续在中国经营。
Yeung WaiHong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极为见多识广，他编辑吉米创建的杂志《下一次》（Next）。在他负责编辑后，杂志成为香港的畅销杂志。他和吉米一样是坚定的自由义者。两个人都是富于激励性的人，长途旅行中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是找到了最好的旅伴。
成都
我们在中国的第一站是成都，中国人口最多的省四川省的省会。
我们会见了四川省省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他是……的伙伴，显然同情改革，而且好像也懂得一些市场体制是如何运作的。但是我和他在一起有以前中国之行的同样感觉：他在谈到改革中的问题时的自由和公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因为他是第一个让我听官方路线的人，这次谈的是金融改革。
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成都Tianzuo商城，这是一个地下商城，在毛泽东时期这是一个防空洞，在我们参观前不到一年，一个集团将其改建为购物中心。这个集团的董事会主席XieYunfu告诉我们，为筹款建商城他所遇到的困难——私人和政府的贷款还有债券（equityinstruments）总计约为2亿美元。这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建成的独特建筑。有各种类型的商店，有些是国营的，但多数是私营的，出售服装、食品和电器。虽然摆了一些来自西方的时髦名牌，但是不占多数，多数商店出售的货物，假如不是摆放得太乱的话，离高档商品只差一点。
商店都是开放的，没有门。店主或雇主站在那儿为房客服务。许多商店是香港企业的专卖店——吉米·Lai认为在这个商城中有他的专卖店，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建这个购物中心的一些钱同样也来自香港，但是这个商城主要是由本地精英和企业建成的。（552）这是私营企业所创造的进步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当然是在市场经济中的进步。
购物中心同时还是娱乐中心，包括一个夜总会。我们在那儿是白天，夜总会关门，但是XieYunfu专为我们安排了一场表演边不是一场通常的夜总会娱乐节目，而是省里一些最出色的艺术家的表演。
当晚晚餐后，我们参观了一个露天市场，这是一个与大规模地下商城相对的工人阶级的购物场所。这个市场不断地延伸，延伸，货摊和商店出售各种日用品，从皮带、服装和鞋到食品；甚至还有修鞋摊。给我们留下印象的是很低的价格，即使是按官方汇率，一双鞋才4-5美元，牛仔裤才几美元，其它商品也是这种价格。价格比我们后来在北京和上海看到的同类商品要低得多。
重庆
我们的下一站是重庆，我们在那儿只停留了一夜。由于交通堵塞，我们从机场到我们住的假日酒店似乎用了半天时间。事先安排了坐船游长江，但是由于天气阴冷，我和罗斯决定不去了。其他人回来后，都祝贺我们的预见性。他们说江水脏得好像是在垃圾堆里航行。而且长江在峡谷的底部，下到那里要走很长的一段台阶。下去还容易，上来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这些人里的一位老绅士WongSumChuyen，多年来，他时不时地为张五常工作，没有能力再返回来。吉米·Lai，一如既往，找到了解决办法，这要细细说来。我们都在幻灯或照片上看到过中国的农民和工人用肩上的一条扁担挑着两只筐。在农闲的季节里，许多农业劳动力来到城市找工作。这类人被称为“棒棒军”，因为他们总是带着扁担并从事艰苦的工作，挑担子或是其它东西。吉米到台阶顶找了一位挑夫，送Wong走完剩下的路。
和当地各种知名人士吃完饭，我们依日程安排应参观一个新建的期货市场——在一个外省城市让人觉得很稀奇。它开门很晚，因为要兼顾重庆和美国之间的时差。不幸的是因为弄错了开门时间，我们没能去成期货市场。（553）虽然第二天游览公园和参观艺术博物馆都很有意思，但是没能参观期货市场很扫兴。我们很愉快地离开这里去上海。
上海
上海市政府的代表来接了我们。从机场走了很长时间，到了花园酒店，有一段路走的是最近才建成的快速路。花园酒店和我们在中国住过的饭店一样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花园酒店是由日本的Okura饭店集团投资和经营的。它可与东京的Okura相
比美，我们一直喜欢住东京的Okura。我们见到了经理，他在东京Okura工作了33年，还见了副经理，一位德国人，他在东京的Okura工作了 19 年。饭店显然是要为那些离家到上海做生意的日本商人营造一个家。我们在很高的楼层上有一个极其豪华的套间，有一个和我们在旧金山家里一样大的起居室。
抵达的当晚，我们一组人乘小巴逛了新建成的上海商业街——自我们五年前到上海以来，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发展了。街上到处都闪耀着各种新标识，让我们想起东京的银座。世界所有著名的设计师都在这里有专卖店。百货公司有着大橱窗。街上不仅灯光明亮而且挤满了人。人们在商店涌进涌出，手里提着购物袋。
第二天早晨，安德鲁安排了9个不同部门的人在我们的套间里和我们一起吃早餐。有些人来自国营企业，有些人来自私营合资企业。在热烈讨论中，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在私营企业大量存在的同时，国营企业私有化的进程并不顺利。一位来自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人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这个国有企业试图继续赵在我们 1988年讨论中提到过的进程，但是公司化并私有化。毫不奇怪，国营企业的经理根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权力。
在这次及后来在北京与官员和私营企业家的讨论中，我越来越明白，对外国投资的宣传利弊兼有。如果与国内投资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外国投资是一件好事。但是主要靠中国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国投资就不是一件好事。（554）必须为之付出代价。中国的地方企业已经学会了如何从政府提供给外国企业的优惠政策中获得好处，例如三年免税期，下一个三年半税。
在北京和我们谈过话的一位年轻企业家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他与香港合伙人的合资企业根本是为得到特殊待遇。他的企业生产夹克、防寒服等，部分出口，大部分国内销售。他详细解释了他夸大出口部分的诀窍，为是有资格获得他需要的外汇。他解释说，他愿意放弃合资企业的优惠条件，是为了有完全的独立性。这位青年企业家没有外国合伙人，企业是他自己的。他解释说，他愿意放弃合资企业的优惠条件，是为了有完全的独立性。两位年轻人对中国前途及他们这类人的机会都抱乐观估计。
我们再一次拜访了汪道涵，前上海市副市长，他现在是一个半民间组织的领导人，组织名称是“政策与战略委员会”。尽管我们得到了他们的小册子，并与汪和他的同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们还是没有弄清楚他的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是如何获得资金的。我推测，它的建立是作为一个中间人，一方是外国及本地企业与个人，另一方是政府，并收费（或行贿）为这些企业从政府获得优惠政策，可能因为汪与共产党统治集团高层的某人有关系。
我在上海的唯一的一次发言是在“现代市场经济论坛”，这是一个最近建立的上海商人与政府官员的组织，他们一个月有一次聚餐会——很像Rotary和类似的组织。
我们在上海最有趣的活动是从上海中心区渡过黄浦江游览浦东发展区。
这个已进行了几年的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将浦东与上海连接起来的一座大桥梁。大桥刚刚建成，前一天才举行了通车剪彩庆典。（我们因此而能与李铁映谈话，他是国务委员，从北京来参加通车庆典。）大桥让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而且长度是世界第二，或第三。但是，据我们小组内的香港经济学中心的领导人理查德·王说，这其实是一个政府开销巨大的作秀（showpiece）的例子。(555)他咨询过的交通专家认为，河底隧道要比架桥便宜得多。同样重要的还有，桥梁要在上海一边占用大面积的、人口密集的、地价高昂的土地，隧道就不会，因此使成本大为提高。但是很容易就能明白政府官员为什么更愿意修桥而不是隧道。桥梁是看得见的，自己就是一幅画，而且可以吹嘘这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桥。而隧道，一旦落成，是看不见的。建桥费用都包括在国民总产值的投资部分中；建桥比修隧道多花的钱是对经济发展的浪费，因为是将钱花在建设一个纪念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项目上。这是一个证明政府所公布的增长率要打折扣的实例。
邓在一年前南巡时曾经参观过浦东发展区并对这里的发展似乎相当慢而表示过失望。据说，负责的官员告诉他：“一年后再来，我们将向您展示真正的进展。”他们加速了努力，给予补贴，至少在外表上看，建成了一条长街，我们从这条街上驶过：新标记随处可见，各种商店排列在街道上，挤满了购物的人。我后来在香港的发言中，形容它像一个为在位皇帝修的鲍特姆金村（Potemkin）。
北京
中国经济体制重建研究学会的代表到机场迎接我们，这个学会正式邀请我“访问北京……并就中国经济改革及发展交换意见。”
我们住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它是我们1980年住过的北京饭店的一个连接在一起的扩展部分。当我们从北京饭店穿过时，所能说的是，自1980年以来它没有任何一点变化，当然我们不能肯定房间是否比原来干净了，服务是否比原来改进了。在贵宾楼有一些服务：行李从我们乘坐的汽车里拿出来并送到房间。我们的小套间按理说是让人满意的，但是比起上海的花园饭店就差多了。
我们和几位私人企业家和官员会见、吃中饭、晚饭。张五常和我与官员及经济学家谈话。最值得一提的是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88年我们在上海会见过他。（556）这次会见与1988年那次非常不一样。江先问我的看法，我讲了也许有10分钟，讲了我在货币问题、多轨汇率、对外资企业的过分优惠等方面的一贯的观点。然后江杂乱无章地讲了大约45分钟，用掉了几乎所有时间（因为会见从5点开始，6点必须结束，他要去欢迎来访的一位非洲共和国的总统。）我认为江并不真的想听我们所说的内容。
听了他的谈话我弄清楚了几件事。他在谈话中重复地表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他想象的市场经济和赵及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他认为这个市场应严格地作为一个由中央控制的机器。他倾向于以日本和新加坡作为模式，他错误地理解为日本在通产省（MITI）的详细指导下才获得战后成功的发展，而新加坡的成功是由于李光耀的指导。这种模式对他有吸引力是因为，这能使中央政府在运用市场机制获得发展和繁荣时仍能保持领导地位和权力，并发挥重要作用。
离开旧金山前我们就得知，我们在旧金山的朋友，从事风险投资的C. B. 和比尤拉·宋，将和我们在同一时间去北京。C. B.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位非常成功和精明的商人，他和太太一起，几年来一直积极地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他对中文的掌握使得他比其他讲西方语言的竞争者更具优势。他有一批合伙人和经理级雇员供他选择，他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去对他们做出判断，而且能通过FAX更容易地和他们沟通。我们到北京就和C. B. 联系，他邀请我们去长城饭店共进午餐，他对长城饭店拥有部分产权。巧合的是，他的另一位客人是国务委员李铁映的夫人，我们在上海时曾见到李铁映，他从北京到上海参加浦东大桥通车典礼。他的夫人，秦新华博士是卫生部科技发展司的副司长。她和C. B. 正在讨论办一个向中小学生提供果汁的合资企业的可能性，以前还没有过这样的合资企业。
离开中国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餐厅吃了一顿我们小组内谁也不会愿意再吃的晚饭。我们开车走了不近的一段路来到一个餐厅，穿过一个人挤又吵的房间来到为我们预订的包间。（557）第一道菜是小狗，它被切开，放在盘子里好像一端露出尾巴，一端露出耳朵。第二道菜是骆驼蹄子，然后是蛇。这种极其怪异和不寻常的菜，我们和我们组内多数人都不愿意吃。我们中间无疑最具冒险精神的吉米·Lai尝了每一样，回到饭店都吐了出来。我们听说，这些动物做成菜，在中国很平常，但是对我们来说，有点极端。
香港
我们返回香港的第二天，我在为香港经济研究中心筹款的大型晚宴上就中国印象发表了讲话，讲话概要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上。
我还和为数不多的大约15个movers和shakers共进午餐，这是理查德·王安排的筹款活动的一部分。这些人都是在香港经济中非常活跃的人，而且消息灵通，因此我们进行了非常有趣的讨论，当然集中在共产党接管后香港的前途这个问题上。我问与会者是否已做好安排，使他们在中国接管后如有必要时可以离开香港，除了一人外所有的人都做了安排。没有做这种安排的人就是香港财政司司长约瑟夫·Yam。他表示有完全的信心认为北京会信守英国协议的所有细节，特别是不会干扰继续维持港币实行与美元一致的汇率，与人民币则实行浮动汇率，而且不会强制兑换或控制资本。他采取的是政治上的正确立场，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在心里对此有疑问。无论如何，我对中国能容忍两种独立的国家的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表示怀疑。在我的记忆中，货币史上唯一的先例是美国内战期间，黄金与纸币同时做为货币流通，并以市场汇率交易。也许还有其它例子。
我不怀疑中国接管香港后愿意保持香港的繁荣及作为富于创新精神的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它可以继续为大陆提供资本和先进的企业管理。但是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美好的愿望就一定能成功吗？我对此深表怀疑。那些派往香港的官员会说所有正确的话，但这只是鹦鹉学舌，并不是因为他们理解香港、有经验或是有背景，（558）香港将会继续是一个高收入的国中之国，提供金融和技术是它的专长。除非发生不可预料的事，中国会同时接受香港的公民自由与经济自由，香港将仍然是经济与商业中心，但是不会再是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会逐渐失去它的活力和创新精神，而这是由个人自由、自由贸易、低税率和小政府机构造就的。自 1976年邓的改革以来，中国在由中央政府控制转向更多的经济和公民自由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进步之所以大只是因为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且在迈向香港已有的那种公民与经济自由还只走了一小段路。希望在于香港能够提供进一步的激励，使整个中国进一步更快地迈向自由的、私有化的、市场的社会，虽然香港在这一进程会受到损失。
我们又在香港停留了一天多，会见现有的许多朋友，然后10月31日返回旧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