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停摆的危机终会消退。两党也终会再次尝试在税收、投资和福利上达成协议。不过，我敢打包票，这种谈判产生的一个后果将是：老年人、华尔街和工会统统会拥有发言权，并让他们各自的利益得到保护。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小规模的修修补补，因为一旦有人指责“拿老人开刀来弥补赤字”或是让“死亡陪审团”来裁定如何合理分配临终医疗，我们的政坛人士就会一溜烟地跑掉。这一次能有什么不同吗？在没有经济崩溃的威胁时，只有一样东西可能催生有意义的变革，那就是一场有关税收、开支和福利改革的民众运动，而领导者应是组织性最弱却会被短视思维影响最深的人——今天的年轻人。

不管年轻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才是我们拖延问题的真正受害者。等我们婴儿潮一代都退休了——现在的速度是每天退休7000到1.1万人，如果目前的税收和福利制度不变，那就不会留下多少给今天的Facebook世代。不过，有多大的可能性看到他们从Facebook中抽身，来到父母面前，不仅要求富人尽其责，还要求上一代整体给这一代留下财富？真可惜，年轻人根本不关心。但是，果真如此吗？

等一下！是谁在向伯克利（Berkeley）、斯坦福（Stanford）、布朗（Brown）、南加大（USC）、鲍登学院（Bowdoin）、圣母大学（Notre Dame）和纽约大学（NYU）成群的学生演讲，敦促这些“未来的老年人”展开保护自身权益的运动？他就是因预测次贷泡沫破裂而大赚一笔的传奇投资人斯坦·德鲁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而相伴左右的常常是哈莱姆儿童社区组织（Harlem Children’s Zone）的主席杰弗里·卡纳达（Geoffrey Canada）。德鲁肯米勒是该组织最大的资助者。不过，他们二人为何要举办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式的校园巡回活动，既不唱歌也不跳舞，只是向一群年轻人展示，假如当前的税收、增长率、国防开支和福利制度保持不变，他们就会遭受严重打击？

上周在圣母大学，面对异常拥挤的人群，德鲁肯米勒说，“我们这代人，我们60年代把总统拉下了马，因为我们不想与越南打仗。人们都说，年轻人不投票；年轻人不在乎。我希望，过了今晚，你们会在乎。你们和后代都面临着显而易见的危险。”

每当（我的朋友）德鲁肯米勒受到同样来参会的老年人质疑，他这是企图挑起代际战争的时候，他都会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不，战争已经开始了，孩子们输了。我们不过是想给他们拿回一些残羹冷炙。”

两人用一个接一个的图表说明以下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府开支、投资、福利及扶贫项目为年长者带来大量好处；由于从现在到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翻一番，而需要赡养老人的18岁至64岁的劳动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7%，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这种不平衡将会致使年轻人身负重担，而且在经济增长较慢的情况下，这将迫使政府削减对基础设施项目、学前教育计划（Head Start）及医疗和科技研究方面的投资，而这些研究能够为贫困人群提供帮助，也能为将来创造就业机会。

德鲁肯米勒并不想要自己获得减税。他将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及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视作重大成就，因为它们降低了年长者的贫困率。他和卡纳达只是坚信，年轻人只有发起反越战规模的行动才能打破特殊利益网，迫使政治人士进行改革，实际上，这些改革将会为现在及未来的老年人、如今的中产阶级及想要成为中产阶级的人提供保障。

德鲁肯米勒鼓励年轻人自己构思解决方案，不过，当被问到如何解决时，他建议：增加对资本收益、股息及附带收益的税率——目前主要向富人和老年人倾斜——使它们达到劳动所得税的水平；促使所有消费者在获得医保的时候对价格更加敏感；对社会安全福利和联邦医疗保险申请者的资格进行调查，确保它们惠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逐步上调获得福利资格的年龄下限，取消公司税，以便那些真正创造工作机会的人拥有更多资源来创造工作岗位。

卡纳达解释称，在哈莱姆儿童社区，“我们已经向所有的孩子承诺：如果你们遵守游戏规则，在学校表现优秀，避免吸毒、成帮结伙、犯罪及少女怀孕问题，我们就会帮助你们进入大学，走上成为中产阶级的道路”，以及走向一个有财务保障的未来。但他还表示，“我今年61岁，如果仍不减少目前在我这一代人身上的资金投入，我的孩子们将丧失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服务、教育及医疗服务的机会。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在要求哈莱姆的贫困儿童资助总体上比他们富裕的上代人，然后使他们负债累累。看着他们生活在一个吃掉下一代粮食种子的国度，我感到非常气愤。”

（翻译：黄铮 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