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最走红的女作家，最擅长篇“家史性”的故事，较能公认的代表作有《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
我眼中的张爱玲
我与张爱玲也有过接触。张爱玲原在香港读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来上海栖居姑母家。这位毕业于教会办的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在中学时作文成绩斐然的女学生，回上海后投考圣约翰大学，居然因国文不及格而未录取。于是她努力写作来显示她的文学才能。她将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投寄刊载女作家作品较多的《紫罗兰》，受到主编周瘦鹃推崇。接着张爱玲向《杂志》投寄《金锁记》、《倾城之恋》两个中篇。她的小说具有出色的艺术技巧和别致的艺术风格，在当时文坛上自然引人瞩目。柯灵主编《万象》后，刊发她的《心经》，在编后记上予以恰当的评价。由此张爱玲红极一时。
张爱玲不顾前辈的劝告，将她曾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编集出版，书名为《传奇》。初版在发行四天内都已销光。1944年8月26 日由《新中国报社》主办，假座上海康乐酒家，举办“《传奇》集评茶话会。”出席者有陶亢德、谭正璧、苏青、章实斋、袁昌、谭维翰、炎樱等十余人（柳雨生书面参加）。在这些出席者中我年龄最小，又因我用“谷正槐”笔名为《杂志》写稿，除了主持人吴江枫外，都不知道我是“沈寂”，故称我为“新进作家”。
我记得张爱玲那天穿橙黄绸上装，品蓝色长裙，式样奇特，色彩鲜艳，在当时来说算是“奇装异服”。令人惊异的是她把头发在鬓上绕了一圈，长长地披了下来，遮住半边脸，再戴一副眼镜，望过去只见雪白面庞上两个圆圈和一小团红（搽着唇膏的嘴唇）。她沉静得近似一座玉女石像，庄重得令人起敬。伴同张爱玲一起来是她的印度女友炎樱，身穿短裤，手戴大手镯，像来自热带的女郎。大家的发言都是溢美之词，称赞张爱玲的技巧和文笔。只有谭正璧谈及内容和人物，很简略。我在会前曾谈过傅雷（笔名迅雨）发表在《万象》上的文章《论张爱玲小说》，他指出张爱玲的作品，“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贫血的感伤情调。”我也读过谭正璧撰写的评论张爱玲的文章：“选材尽管不同，气氛总是相似。她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处处都为情所主宰，所以她或他的行动没有不是出之于疯狂的变态心理，似乎他们的生存是为着情欲……总之，作者是个珍惜人性过于世情的人，所以她始终是个世情的叛逆者，然而在另一方面又跳不出情欲的奴隶。”我同意这两位前辈的见解，在茶话会上也就发表类似的意见。
我还记得，有人在会上问张爱玲，对迅雨和谭正璧的批评有何意见。她说：“我有过答复。”
会后，吴江枫告诉我：张爱玲曾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一文。他找出这本杂志借给我看。文章一开始就提出：她只会写“阿妈”、“少奶奶”之流的人物，因为她熟悉。她决不愿意写骑马骋驰草原。“野玫瑰”式的女性。前面是对迅雨和谭正璧而发，后面的举例却是针对我的小说里的人物。我怕引起误会，以为我曾读过她这篇文章，所以在茶话会上故意发言对她反击。会后要求吴江枫伴我去向张爱玲解释。
张公寓的陌生人胡兰成
我们一起到张爱玲所住的公寓，她从里屋出来，接待与她相熟的吴江枫，没想到还有我谷正槐。吴江枫代我说明来意。张爱玲毫无表情，不置可否。正在谈话之际，又从里屋出来一位男子，一身纺绸衫裤，摺扇轻摇，飘逸潇洒，与吴江枫点头招呼后，坐在一旁，默默聆听，我们稍坐一会便告辞，张爱玲礼貌相送。在路上我问吴江枫，看张爱玲的神色，似乎并不愉快，吴江枫笑道：“她不愉快，是因为我们在她家里看到了她的秘密客人胡兰成。”
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关系，虽未公开，可是在文化圈内已有传闻。在熟悉的朋友中，都暗暗为张爱玲惋惜，因为胡兰成的履历，足以说明他丑恶的心灵。他曾当过教员，也写文章。在孤岛时期，因思想“激进”被汪伪特工总部（即丁默村、李士群的“76号”）关押。一进牢，就成为投降敌伪的汉奸，他得到李士群的赏识，竟成为特工总部出版的《国民新闻》主笔，编撰大量反对抗日、为汉奸涂脂抹粉和反共的文章。他当时最崇拜的是杀人魔王吴世宝。青帮流氓出身的吴世宝先是李士群的警卫员，后来提升为政治警卫总署警卫大队长，专门屠杀抗日分子和爱国人士，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原是一个药号老板的下堂妻，后来改嫁吴世宝，成为混世魔王的得力助手。也是“76号”魔窟里出名的女杀手。这一对夫妻在特工总部有权有势，胡兰成除了写文章吹捧吴世宝夫妇外，还在办公室里挂上杀人魔王的相片。他那奉承拍马的丑态自然得到吴世宝的欢心和佘爱珍的垂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因吴世宝肆无忌惮抢劫日本银行，将他活活毒死，佘爱珍由此离开特工总队。而胡兰成因过去吹捧吴世宝就被汪伪政府传去审问。胡兰成善于应变，非但卸脱责任，而且他那一套附逆反共的伎俩使他受到汪伪政府赏识，竟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以掌管文化为名，来往京沪之间，佘爱珍在吴世宝死后，将财产交给她的姘夫李祖莱（与“76号”有密切关系，也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副行长）保管隐藏。与此同时她看中了多情多才又当了大官的胡兰成。胡兰成由一个杀人魔王的崇拜者变成为女魔王的姘夫。他贪图的是佘爱珍的财产，也害怕女杀手的厉害，只得唯唯诺诺，倍加小心，他对外是驾驭沦陷区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原有的糟糠妻平庸无能，与自己今日的高官厚爵极不相配，姘妇佘爱珍虽有钱，却残酷无情，何况又有恶名，不能公开露面，心情动荡不安。他最需要的是能满足自己情欲、多才多情的女性作为自己的情妇。他便以风流才子自居，四处物色才女，以显示本人的才气横溢和风流本色，这是他“一生只爱两种人：一是敌人，一是女人”的为人宗旨。敌人已爱上了，才女还无踪影，于是他像猎犬一般四处嗅闻，最终挑中正红极一时的张爱玲。
曾经写过一篇篇轰动文坛的言情小说的张爱玲，在她小说里，有受尽情欲折磨而嫉恨报复的寡妇，有洞察世情对玩世不恭的多情种子反过来玩弄的弃妇，有情场失意，游戏人间的失恋女性，可是小说的作者，自命守真清高，孤芳自赏，傲睥男性的张爱玲本人，却偏偏情有独钟地迷恋上这个民族败类、生活腐化的胡兰成。
一段难以让人理解的痴爱
张爱玲与胡兰成从相识到相爱，是两人钦佩对方的才情而发展成爱情。在性欲的漩涡中，两人如梦如醉，一个忘我地痴情迷恋，一个有意诱惑和玩弄，竟然到达如仙如幻，欲仙欲死的境地。然而他们不能、不想也不敢公开。胡兰成有妻子，背后还有女杀手监视，张爱玲也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和有妻室的汉奸相恋而影响她在社会上的声誉。有一次，两人游玩兆丰公园，想在百花丛中抒发浓蜜的爱情。不料被佘爱珍得悉，追踪到公园，猛掴张爱玲一记耳光，可怜驰名文坛、骄矜自负的女作家，被女魔王辱打，只得双手捂脸，狼狈逃离，把胡兰成让给凶狠的情敌。他们害怕舆论，更惧怕佘爱珍。连郑重的婚约，也是躲在家中偷偷地私订终身。张爱玲毫不顾忌，名正言顺地写两句：“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完全真心真意。胡兰成心怀鬼胎，加了两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他已经想到不能天长地久，只求短时间满足情欲。
抗战后期，日军败退，汪伪政府岌岌可危，胡兰成此时反而升官，身为伪行政院的“法制局长”。从文化汉奸一跃为汉奸长官。他还在由他创办的《大公》周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充当日本侵略者的代言人。公然提出中日应和平解决，美化汪伪政府的“曲线救国”。希望重庆与南京联合，什么“党必统一”、“宁渝合作”、日、蒋、伪三位一体一致反共的反动谬论。此时此刻，胡兰成与张爱玲者有实感：“有朝一日，夫妻也要大难来时各自飞。”胡兰成是汉奸，自然将抗战胜利认为是“大难”，可是张爱玲身为中国人，又是颇负声誉名作家，目睹日军侵略带给祖国的灾难，自己又生活在被敌人控制的沦陷区，难道也不希望抗日胜利？为了不使“夫妻”分离，竟和汉奸一样，将“胜利”当作“大难”。胡兰成还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也必定找得见。”这是汉奸在末日来临时对张爱玲无可奈何的许诺，也可能是梦想。可是痴迷的女作家却回答：“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表示生生死死永不分离的忠贞爱心，即使远在天边，也要把汉奸招、牵到自己身边。
抗战胜利，佘爱珍被捕判刑，胡兰成潜逃到武汉，作为“逃犯”，他一如既往不改“爱女人”的宗旨，与一女护士风流一番。后因在武汉不能安身，又逃至温州。又旧疾复发，霸占友人的遗孀。他投稿被退，求职不成，生活维艰，向张爱玲求援。张爱玲瞒住所有的人，将辛辛苦苦所得的稿酬，一次次送去，又怕被人识破，贻害潜逃的情夫，每次都是连夜返回。连甜言蜜语的情话也不能多谈一句。虽被关在牢里的佘爱珍再也不会来吵闹阻挡，可是却遇到武汉来的护士。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两个姘妇争风吃醋，发生龃龉。我们不知道这位文学才能惊人的女作家，在那时发表了什么惊人的对话。胡兰成后来倒有记录：张爱玲要胡兰成在她与两个姘妇之间选择时，胡兰成舍不得女护士，张爱玲失望了：“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真是她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哀婉凄绝。她回沪后，又写信给胡兰成，气忿地表示分离的决心，但也只“表示”一下而已。
多情“张牵”的爱情悲剧
直到解放，胡兰成再也藏身不住，丢弃两个姘妇，求张爱玲一起逃往香港，这时从狂恋中苏醒过来稍有理智的张爱玲心里明白，虽和胡兰成难舍难分，但如果被发觉与汉奸同逃，将会有何结果？何况自己还得到器重，便出钱帮助胡兰成逃跑，自己留在上海，化名“梁京”，继续写作，还参加了“文代会”。1951年11月出版长篇《十八春》。
胡兰成潜逃到香港后，化名在报刊上大写反共文章，有人也看到他常出没公共场所，以“逃亡文化人”自居，与一些反动文人混迹在一气。同时，他还不断和张爱玲联系，要求“重归于好”。1952年初，因汉奸之罪被判刑的佘爱珍刑满释放，即去香港，与胡兰成重聚。为了能在香港尽情享乐，佘爱珍便向胜利后去香港的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李祖莱敲诈。一对汉奸男女从此在香港逍遥自在。1952年夏张爱玲感到解放后的生活与自己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对一切事物也很反感，再加上她曾与胡兰成山盟海誓，她自己说过：“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于是胡兰成一封接一封署名“张牵”或“张招”的来信，终于把张爱玲“牵”住，并“招魂”似地“招”到香港去了。
张爱玲化了名字，冒着风险出境。她满怀着当年缠绵悱恻的爱情和“虽隔了银河也必定找得见”的激情，追寻胡兰成，热烈地投入他的怀抱。不料，佘爱珍又出现在她面前。多才多情的胡兰成此时变得无情无义。他宁愿抛弃为他牺牲一切的才女，归顺能供他享乐的杀手富婆，双双远走日本，把张爱玲孤零零地丢在香港，使张爱玲凄凄凉凉不能自拔，最后魂断异国。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创作多少动人的故事，也用自己为代价写下一幕哀艳凄绝的爱情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