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体与多元：全球化过程中的悖论
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化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变迁历程，是源于经济领域而逐步扩散到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过程。从西方学者的视角看，“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制度的瓦解。如果这样来理解和诠释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易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和领土来界定。”
当人们将全球化置于文明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全球化是文明或文化的全球性整合，于是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既有文化的冲突，也有文化的融合，蕴含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情形。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去年在京所作的题为《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学术报告中，曾谈到其中的三个重要影响：第一个是“自18世纪以来作为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统治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完整性与权力的下降。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商业全球化，因此，作为传统的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单一民族国家在逐渐失势”；“全球化的第二个影响是它带来了许多新型的、建设性的、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以及新的团体”；第三个影响是对人自身的影响，他援引W·本杰明的话说，“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这些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使人类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感性，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全球化正在“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概括一点地讲，这三个影响分别对应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次。
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矛盾的课题：“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上世纪90 年代初，已有人提出“世界经济一体化”概念。接着，又有人据此提出“文化一体化”。那么，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文化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所谓经济一体化，实际是一种世界经济的趋同发展。
那么这种趋同发展会不会导致文化一体化呢？不会。因为从总体上讲，经济和文化处于不同的社会领域。经济处于物质社会关系领域，文化主要处于上层建筑领域。二者之间，只有经济法规属于制度文化，相互重叠，但制度文化还包括政治、思想、社会、伦理、宗教等等多方面的法规和规范；即使经济法规全部随着经济关系“一体化”了，不同文化之间制度文化的个性也不会消失。而最富有个性的精神文化领域以及技术文化上的技术风格等，又都不受影响。
所以，哪怕完全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也不会导致文化一体化。换句话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始终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发展的自然属性。经济一体化促进了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化保证了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与这一趋势密切相关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目前主要呈现一系列相反相成的双向运动，如全球性和本土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化与多元化、多极化与单极化、单一化与多样化、一体化与分裂化、集中化与非集中化、国际化与本土化、同质化与异质化、趋同与趋异、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等。这一系列的张力，有力地揭示了全球化的悖论。总之，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但全球化的这种内在矛盾却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匪夷所思，它都是合理的，是一个合理的悖论。
这种悖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和由此反弹而起的东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是西方人以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用于东方社会时的一种自然表达，其本质上体现了西方的观点或立场，是由西方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这个文化的概念结构所规定的。
在18世纪中后期西欧思想家那里就以欧洲的文明、进步与东方的落后、停滞、没有发展而表现出来。19世纪,西方社会更把这种思想加以发挥,认为西方白人是人类的优等公民与代表,世界精神的体现者,东方各国没有发展,处在世界历史之外,并且成为白人的负担。进入20世纪,世界各地纷纷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民族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并且大都放弃了本民族原有的学术语言,使用理性、科学、自由、民主、进步、逻辑与整体性等西方概念说话。
西方中心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二：一是认为西方文明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结晶。这种对西方价值的肯定同时是对西方以外的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否定得以实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论；二是把西方价值绝对化继而以代表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的面目出现的，是一种僭妄的一元论。凡是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它的最极端、粗劣，也令人反感的形式是种族优越论。它的最温和的、使人觉察不到的，也“科学化”、概念化的形式是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文化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制度装置、价值观念、生活取向具有普遍意义。
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它的成功，更强化着这种普通性的意识。美国还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理念在对待其它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文明时采取“西方文明普世主义”的态度，如亨廷顿说：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这一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当然，亨廷顿也意识到了这种“西方文明普世主义”所遇到的问题：“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
针对西方中心主义，有人提出了东方中心主义。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本书中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也是东方文明的世纪。因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而20世纪无疑是美国人的世纪。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学者季羡林，他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国外，澳大利亚著名学者李瑞智和另一位学者黎华伦合写了《儒学的复兴》一书，指出：“在过去几百年独一无二地激励北亚各国的神话和圣哲，在19和20世纪面对西方对其正确的挑战之后，正在复兴起来，这种复兴——也许就是儒学的复兴——表明，它可能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引导世界走向21世纪。”“未来‘地球村’的许多准则则由儒教思想来规范，而非儒教思想难以有所作为。”
另外，“西方价值普遍性的思维定式也影响了当代试图重构东西方文化格局的某些人的论说策略，极端的“亚洲价值”论的奉行者（如马哈蒂尔）和保守的新儒家都在积极推行一种整体的置换术，用东方的普遍性来代替西方的普遍性。在他们看来，未来的世界仍将在普遍价值的轨道上滑行。”狄百端揭示这一悖论的最新表达形式说：“西方以其文化的与政治的多元主义接受了东亚传统的某些方面，而现代的东亚几乎是带着一种复仇心理经历了工业化和商业化，之后却在控制污染的斗争中落后了。于是在这方面，东方与西方的会合和交融就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即现代的东亚可能需要赶上在西方所体现出来的某些东方最好的传统。”
由于这种悖论，不同国家、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观察的不同视点和角度，人们对文化的全球化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彻底变革论（全球主义论）与怀疑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开放主义与拒斥主义，等等。实质上，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一体之两面。两个极端的趋向都是不可取的、危险的。为了防止两极的弊端,超越两极的局限,化解矛盾,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和而不同，只能走中和之道。
二、和而不同：中华文明的和合会通精神
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曾经有过两次著名的和同之辨，通过区分“和”与“同”，推崇“和”而贬损“同”。一次是周太史史伯与郑桓公对话时提出的。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说明“和”就如五行中的土与金木水火相杂而成百物，必须以非己的“他”为基础，与众多或单一的“他”构成一种多样统一的关系，才能达到“和”。可见，“和”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同”则是相同事物的简单相加，它不可能产生新质。
第二次是齐国晏婴在与齐景公的对话中提出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此。”这是晏婴以“味”与“声”为例，与史伯思路一致，但谈的更深入。“和”是多种因素的复杂调和与有机调节，而“同”则是一味和单调，是不可取的。
孔子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和”的思想。一般认为，仁、礼、中庸为孔子思想的基本范畴，为了实现仁、 礼、中庸就得求诸“和”。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以礼释仁，认为仁的最终实现要通过“克己复礼”，即改造人性，使之合于礼的规范，这就是归于仁了。这里不明言“和”，实际上“归仁焉”就是使社会处于和谐美好的理想状态。
孔子在其它思想层面还贯注了“和而不同”的观念。如在处理社会关系上要注意“和而不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群而不党”（《论语·为政》）， “周而不比”（ 《论语·卫灵公》），“泰而不骄”（ 《论语·子路》）。
在政治上也主张“和而不同”。他的主导思想是：“为政以德”，但又主张恩威并施，德刑兼备，宽猛相济，认为这样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和”。又如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他既承认夏夷之文化差距，认为诸夏文明高于狄夷，又注意对少数民族平等相待，也能发现他的长处，提倡进行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和睦。总之，孔子的“和同之辨”在先秦是集大成性质的。
《中庸》继承孔子的思想，吸收了道家的理论维成果，把“中和”推到本体论的层次加以发挥。《中庸》首章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可以看出，“中”是天下的本根，“和”是天下的归宿，达到中和是天地万物的根本目的。
在人类近6000年的历史进程中，共出现了众多的文明形态，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有的中衰，有的消亡，有的裂变，有的被征服而变异，至今只有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的，没有中断、没有灭亡、没有转移的最具有持久性的文明，并且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为什么众多的古代文明唯独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绝、一脉相传地发展到今天？中外学者曾经为这个历史之谜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这其中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我们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浸透了“和而不同”的和合会通精神，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1、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汉族为主体不断融合其他少数民族的结果。
中华民族的原体汉族就是古代中原地区华夏部族融合周边少数部族的结果。起初是炎黄集团和犬戎之间的融合，接着又与东夷集团融合，形成夏王朝；商代八迁，周武王联合八百诸侯共伐殷纣王，也是大范围的民族融合；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华夏与四周的楚、吴、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融合，形成了华夏族，这一融合到汉代完成，形成了汉族。
此后，以汉族为主体，在历史上又经历了多次的民族融合：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又与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前凉、后凉等十六国，并逐步汉化，最后融入汉民族之中。
二次是五代两宋期间，北方契丹、党项、女真各族在中国北部相继建立了辽、西夏、金等政权，与北方汉族融合起来。同时，南宋政权的南迁，与南方各少数民族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融合。
三次是蒙古人统一中国，吸收汉文化，使一部分蒙古族融入汉族；同时内地汉人迁往蒙古、西北、东北、云南等地，并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另外，蒙藏之间、汉与契丹等的融合也很突出。
四次是满族入主中原，满汉融合，乃至几乎没了民族界线。同时，满、蒙、藏在共同宗教信仰基础上也进行融合。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际10余万汉人跨海定居台湾，与当地高山等少数民族融合，使台湾成为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一部分。
从以上可以看出，长期以来，经过不同民族的迁徙、融合，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这种格局的形成，各民族在交流中寻求生存，在斗争中走向和谐，在团结中共同发展，在保持各民族丰富多样性前提下结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种极强的民族融合力、凝聚力、向心力得益于中华民族对“和而不同”的观念的把握和运用，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的典型体现。
2、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不同因素的整合也是以“和而不同”的精神来进行的。
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也是多元并发的，三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华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格局。西周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早期集大成之作，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综合能力，是由“隆礼敬德”的礼制和《尚书》、《周易》两大哲学文献组成的体用兼备的完整思想文化形态，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路向，成为其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理论源泉。
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春秋时代，宗周礼乐文化与晋、齐文化结合而有法家，与荆楚文化结合而有道家，与东夷文化结合而有儒家。这三派中唯有儒家特别重视“和”，孔子就是在“中庸”基本原理指导下以“仁”、“礼”为两大支柱，来构建自己的整个学说体系，以“和”的文化观对三代以来，春秋之世的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整合。儒家处理自己与道、法的关系中，也以这种文化观为依据在争辩中求同，在求同中发展。
孔子之后，儒家在战国时代产生了两位思想巨子：孟子主要发扬了孔子重视道德修养内在制约的“仁”的一面，其极端可以和道家相通；荀子主要发扬了孔子重礼乐教化外在制约的“礼”的一面，其极端可以和法家相通。先秦儒学始终以道法为界限，又援两学以为用。
到了战国中后期，以齐稷下学宫为中心，儒、墨、道、法、名、阴阳各派又经过百家争鸣，互攻互取，产生了黄老学派、《管子》学派等综合融会特色明显的学派。到了战国末年，各流派走向兼综和合的趋势更为明显，《吕氏春秋》是这一趋势下的又一产物。该书以儒、道为主，兼及名、法、墨、农、阴阳各家，并以自己的思路综合整理，构建了涵盖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基本框架，并在消化各家思想后还提出了自己对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见解。
汉代是先秦诸子融合最终完成的时代。汉初用以使经济文化得以恢复的黄老之学，取得了显著成绩。至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标的，实际上大量采用道、法、阴阳思想和治术，为西汉统治者制定了长远的统治方略，使中国政治文化整合得以完成，初步确立了其后运用达两千余年的阳儒阴法，德礼刑法兼治、王霸道杂之的中国封建社会主体政治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影响十分巨大、深远。
3、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对待外来文化也能够兼容并包，不断吸收融合。
中国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最突出特征是在“和而不同”的精神指导下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事实上，民族融合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华文化融合周边各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华文化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深深地打上了民族融合的烙印，具有多元复合的特质。早在春秋时代，由于地理、政治因素，当时还存在多元文化的格局。
但是，应该看到，以华夏族为载体的中原文化文明程度最高，可以借其优势向四周辐射，其他文化圈都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延伸。同时，更远的夷人文化、半夷半夏文化在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下，在大国争霸兼并，商业发达，士人自由流动的社会变革形势下，也加速融入华夏文化。这就使华夏文化呈现出多样统一的特质，并成为日后继续发展的基本方式。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更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加速吸收、融合、同化周边众多民族的文化的结果，最后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延续至今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一种具有“和而不同”的精神的文化，是综合了世界诸多文化因子的产物。从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与世界交流，除了与周围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有密切联系外，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诸国也有频繁交往。今人热烈研讨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在这时开通的。
佛教在这时也传入中国，随后被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在与原有道、儒相互争竞的基础上改造为中国式的宗教，以至于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种异域思想又普遍地渗透进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特别是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如诗歌、绘画、音乐、舞蹈都曾因此达到了中国文明史上罕见的高度，创造出诸如龙门、云岗石窟造像艺术以及敦煌壁画之类的震惊世界的文明成果。
唐朝对世界文化的吸收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更是空前的。且不说三教合流共塑大唐文明，就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也时时处处感受到这种文化交融的浓浓氛围。李白有一首诗说“落花踏进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见胡人在中国开店是很普遍的。向达先生曾描述过开元前后长安“胡化”的情形：“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的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俗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唐朝对于异域文化的吸纳可见一斑。
总之，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大多数时候总是抱着宽容的心态，并立足于自己的民族传统，在保持自身文化的内核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精神广泛吸纳、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并放射出新的光彩。
纵观中华文明发展的慢长历史，“和而不同”思想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始终，推及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处理各方面差异、等级和矛盾的准则。在“和而不同”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吸收其它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不断创新、发展和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理论体系。可以讲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融合与贯通，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引起了各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之所在。
三、和而不同：全球多元文明和平共处之道
如果要概括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最突出的特征应该是多元性或者文化的多样性。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把世界文明区分为八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则把世界文明区分为20多种。其它一些哲学家和文化学家也有不同的区分。这些划分都从不同角度向人们揭示出世界文明发展存在的多样形态。
联合国《世界文化报告2000》在谈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时说：“我们应当把文化多样性看做是：它在过去已经存在、现在呈现着更丰富的形式，在将来会成为汹涌的大河。最终这种多样性是人类意愿的产物。”“了解、赞同和甚至欢呼文化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而是意味着多元共存。文化的多元存在在这里指的是：不同的国家、公民群体、国家和国际机构理解和组织文化多样性的道路。”
2001年11月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界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多元文明的在全球现有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框架之内和平共处，发展进步的问题。各文明的如果不能和平共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出现纷争，乃至战争。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即欧美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20世纪以西方世界为主，发生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灾难，二战以后虽然再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久和平仍然是人类的渴望和理想。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新世纪并没有带来新气象，人们期望世界和平的曙光并未令人乐观，社会冲突、种族冲突、政治冲突、经济冲突……依旧未见缓和，牵连及或转移到宗教冲突时，人们更是加深煽情与狂热，把争战带到无疆界境地，生命掠夺就近在人人的身边，以毒以杀，仇恨和恐惧循环交炽。
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多元文明的日益接近，特别是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问题以及西方文明对非西方多元文明的咄咄逼人，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危机，并开始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许多西方学者，有着很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对日趋多元的世界文明发展格局不能宽容，提出了很有影响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在1993年美国《外交》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就提出：“新世界中占首位的冲突根源，将不会是意识形态性的或经济性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仍将是最有力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后来，亨廷顿在他的专著中发挥这一观点说：“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它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
9O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他的观点受到了来自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的批评。
当今威胁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主要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挑战和文化霸权的出现。文化帝国主义是当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借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影响力自觉不自觉地推行的一种全球文化战略，其后果就是使西方强势文化在许多方面取代本土文化，使文化的多样性失去其真实的意义，成为空洞的形式。
文化帝国主义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普遍性的，否定其它文化的“其它性”并改变这种“其它性”。这种态度带有一种悖论的特性：一方面，它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的同一性，不能改变这种同一性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其独特同一性的价值是普遍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出现，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化趋势是相反的，也往往被作为所谓的文化“一元化”倾向的主要表现来看待。
其实，文化帝国主义既是对多样形态的挑战，又是对一元性的僭妄。在文化帝国主义横行的情况下，世界人权、全球伦理、普世价值要么根本无法付诸实践，要么一付诸实践就被利用，从而走向反面。
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西方文化中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没有遵循基督教“登山宝训”中的博爱精神，而是遵循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结果使西方文化富有极强的侵略扩张性格，盛行以国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国家目标控制世界的帝国主义精神。特别是美国，由于移民征服的建国史造就了美国人富于开拓和征服精神的民族性格，社会达尔文主义得以大行其道，最终导致了美国现今的霸权主义的国家战略观。
美国人的先辈是从海外来到美洲新大陆的“拓荒者”，在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和挑战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普遍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观，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移植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宣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样受“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自然法则”的支配。美国自建国起，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优秀民族，别的民族是劣等民族，别的国家是流氓国家。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为自身的生存和拓展进行斗争。
文化帝国主义的态度在美国的思想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萨缪尔·亨廷顿说：“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它社会羡慕的目标。”这显然还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态度。
文化帝国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所谓一元论，包括世界的一元化和历史的一元化。世界一元论者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具体点说，是西方中心主义者。西方中心主义在近代的出现和存在，虽然有其历史的理由，但它绝不因此便是公正的，尤其不是永恒的。用世界一元主义去解说历史、摆布历史，便有了历史一元主义。历史一元主义曾是一个美妙的构想。它产生于西方人在近代本着世界一元主义、按照自己面貌去改造世界，竟然所向披靡的时期。实际上，世界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历史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多元化存在，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互仇中俱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要互相依赖。同样道理，同一地区相近或相邻的各国各族之间，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解决多元文明冲突的最理想办法是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如何在多元中寻求统一？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中国文化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的传统理念,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将为解决世界争端、维护人类共荣提供智慧渊薮。
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处理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首先就必须承认世界文明和各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提倡不同文明的和平对话。没有对话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增加出现霸权的可能性，没有对话的多元性可能会形成更多的排他性。杜维明先生从“轴心时代”的高度强调了多元文明和平对话的深远意义。新轴心文明构想是杜维明顺着尤尔?卡森斯（Ewert Cousins）的议题，对德国现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历史轴心期理论的引申。他认为现在我们面临21世纪，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对话”，乃至“第二次轴心时代的出现”。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各种产物，诸如东亚、南亚地区的印度教、回教，还有耆那教；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有大乘佛教；中东地区的犹太教，西方的基督教；等等，都应该进行广泛的对话。西方文化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完全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求得共同发展，
因此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明冲突”，也不能否定文明对话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势。也可以说，正因为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就更有必要进行文明对话。总之，文明之间的对话历来是人类文明创造和谐条件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机制。而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超过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第一次“轴心时代”。
今天，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取代了超级大国的两极对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人们面对这个问题时，情不自禁地得出轻易的概括：历史的终结、文明冲突或太平洋世纪。实际上，我们所目睹的正是全球历史的真正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终结。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这个新的起点必须以不同文明的对话为出发点。我们意识到植根于种族、语言、领土和宗教差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这使得对话的必要显得特别紧迫。霸权政治淡化之际，我们欢迎沟通、联系、谈判、互动、讨论和合作时代的曙光。
因为全球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其中之一宣称自己的文化至高无上，那只是暴露出自己的傲慢自大，不同社会之间互相参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既是令人渴望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说明人类因其古老但共同的祖先而一直有相互普遍的联系。
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对话，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最早的巴比伦史诗《吉尔迦美什》便继承了苏美尔、卡尔德的文学遗产，而其中关于洪水的细节，后又被犹太人改编收入《圣经》，并成为《旧约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至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交流，乃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罗素也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借鉴和融合是文明多样性及其发展的活力。
当然，强调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各自保存文化特性，决不意味着一种文明可以置身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总的潮流之外，实行闭关自守的文化保守主义。相反，“和而不同”的真义在于通过不同的文明之间积极地开展交流和对话，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借鉴，学习和吸收其他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和积极因素，彼此取长补短，从外界获取营养和新的活力，提高和充实自身，以达到相互交融、共同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和”。
如果用“和而不同”的观点去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消除误解，避免发生矛盾冲突，从而有利于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按照儒家的政治文化，治国平天下要行王道，不能行霸道。用今天的话说，行“王道”可以使不同文化得以共同存在和发展，行“霸道”将引起文明的冲突，而使文化走向单一化，形成文化霸权主义。世界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如果仅靠军事力量强大，而不能与他人和平共处，只想用武力征服别人，是断然不会成功的。只有文明对话，文化融合才能使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不断走向进步。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东西方文化关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出现了多元文化互相沟通交流、从对立冲突走向和谐兼容的新趋势。而在价值观方面，一些原本属于西方或东方的价值观念，正在跨越政治文化的国界而日益为全人类所普遍认同、接受。例如原本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已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被全人类所认同。而根植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价值观念，也被长期实践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同样具有普世性和永久性价值。
在当代中国，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进展，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正日益显示出它的普世性，日益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重视，并为现代人所接纳。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应用，在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接近甚至超过10％的速度在高速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不仅成了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对此，世界大多数国家是持肯定、欢迎态度的，但也有些持偏见的国家表示忧虑，国际上的右翼反华势力或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者趁机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以及视中国为“文明冲突”的根源的言论。
在建设和谐世界新秩序中，我们应该坚持多元文化兼容互补、和谐相处的多元和谐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寻求不同文明共通之处，寻求能够为人类普遍认同的普世价值，以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去化解“文明冲突论”及“中国威胁论”的误导。今天，“和而不同”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的指导性思想。早在1993年，邓小平先生就说：“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2002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两千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指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2005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演讲指出：“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以和为贵’就是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以团结互助、友好相处为最高境界；‘和而不同’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能容纳不同的文明存在，又能保留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和实生物’就是说只有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才能文物化新，推进文明的进步。‘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2006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
总之，从中国政府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到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以及“睦邻、交邻、富邻”的政策，从积极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等等，无不体现着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结语、天下大同：世界文明发展的归宿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是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志士仁人都在苦苦追寻的美好理想，从古代的孔子、孟子，到近现代的康有为、孙中山，都曾提倡这样的思想，进行过这样的努力。《礼记·礼运》篇明确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以孔子的名义有过美妙的阐述：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境界，既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向往，反映了孔子远见卓识的思想境界和伟大的政治抱负。
孔子的弟子子夏曾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荀子明确提出了“四海一家”的观点：“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荀子·王制》）远近列国都可以友好相通，天下一家，共享安定和平。《礼记·礼运》还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礼记·孔子闲居》也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无私。”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能够象天地日月那样大公无私，社会呈现的是一派安定祥和的气象，人人相亲相爱，没有压迫，没有战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浸润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并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孜孜以求的以大同理想为主体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持续稳定、公正平等、文明和谐的社会。这一理想的实现要通过和而不同的途径。费孝通曾以“美美”四句来概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强调“应当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这也是中国传统的经验里所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思想的反映。”今天，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要继承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和大同小康的基本思想，同时结合当代人类文明的丰富成果，立足传统，延续命脉，面向世界，建设小康，走向大同。
《儒学的当代使命——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三]第234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