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和西夏，与宋代中国时战时和。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国家与宋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过去匈奴、突厥与中国。他们并不志在侵入中国、取得土地，他们主要的要求是中国赠纳丝帛和银钱。这些丝帛，大概也成为商品，被转运到西方谋取利润。因此，宋代对北方敌国，并不常常以战、守为选项，而是以缴纳岁币来购买和平。宋、辽之间还有南海香料的转运，将南海诸岛出产的各种香料，经过辽国运往西方——辽国获得的是中转利润。

日本和高丽那时没有在东西贸易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他们和中国之间也有商品的来往。例如，宋国自己产铜不足，常常要向日本购买铜斤。高丽也常常承担日本和宋之间的中转贸易。至于宋和回鹘、吐蕃等之间的关系，河西和陇右具有重要的转运作用。宋国已经没有可以养马的地方，必须经过西方这条道路，以购买草原上的马匹。对宋而言，战马不够，和平的贸易却是双方都可获利。从这些角度来看，我的讨论角度就和单纯的汉族民族主义、正统主义的传统看法，有相当的差异。

宋自居是中国正统，可是，眼看着四周的邻邦都比自己强大，甚至人口仅有数百万的西夏，由于兵强马壮，也不是宋能够抵御的。开国之时，宋太祖担忧大将拥兵自重，就像他自己一样可以随时取代皇位，于是杯酒释兵权，宋室解除武人篡位的危机。宋国因此重文轻武，武备不振。如前文已说，宋的周边，能够养马的地方都已经属于契丹或西夏，那个时代，没有马匹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力。虽然自居为正统，宋终于无法不向四邻低头，每年以岁币交换和平。真要论经济价值，一年花上一些财帛换来和平，省下了养兵和作战的费用，其实也相当值得。不过，中国损失了尊严，也没有自卫的主动能力，这是宋国开国以来就必须面对的两难之局。两宋三百年，始终无法脱开这魔咒。

若论文化的高下，辽国和西夏都相当程度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在生活方式上虽有南、北之分——例如，北方多用乳和酪，南方只是饮茶；在其他方面，尤其日常的工艺，从考古的资料看，这两个北方的胡人国家持有的水平并不低于中国，无论是瓷器、冶金、编织、建筑等，都达到了与当时宋国同样的精密程度。西夏的钢剑锋利无比，东方称最。两个北方国家的医术和算术，由于接受唐代已经综合的东、西传统，而且颇已普及民间，其水平也不下于宋人。辽国和西夏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中国传统的典籍。从他们的著作看，水平也不低下。辽与西夏各自创造了自己的书写文字，借用汉字部首来书写拼音文字。辽文（契丹文）还有大字、小字两种文字，各有特定用途。

南北相比，只是宋国的都市化比北方国家高出一筹。毕竟，北方两个国家还是一半以牧养为生，一半才是农耕和城居；而宋国完全是精耕农业，配合市场经济和区间贸易，构成一个绵密的商品经济的交换网络。

政治制度方面，辽国的政府结构是二元的——契丹人的贵族和其他归附契丹的游牧族群，占有偏北的牧地；本来属于中国的偏南地区，汉人却是居住在都市和村落里，以农业和商业谋生。因此，辽国的统治体制分为南北两部：北院管理胡人，南院管理汉人。而且，有些汉人居住的城镇被划为某些贵族的领地——例如，皇后、王子、皇亲都可能得到一些采邑，供养他们的日常生活。国家是一个战斗体，胡人是服兵役的主体，汉人不过是附属的差役——在军中，胡、汉地位完全不同。如此安排的两级制，当然引起北方地区汉人极度的不安与不满。偏近南北边界的一些汉人组织为地方性的武力，据地自保。他们有些是民间自卫组织的制度化，也有些是前朝边防部队的延续。这些地方武力，在金、元占领北方时，还有若干地方军阀以“汉军元帅”的身份存在，保持半独立的地位。

西夏相比于辽国，国小人少，正因为如此，居于统治地位的胡人，和他们国内的汉人居民，其社会地位存在更大的差距。西夏内部族群的不平等，较之辽国情形更为严重。如此族群分歧，终于孕育了北方汉人的族群意识。

北方的汉人发展了族群意识，宋人立国的尴尬地位，也使宋人重新思考胡汉之间的差别。大唐开阔的胸襟，本来是远悦近来、来者不拒。在天可汗加大皇帝的格局下，胡汉之间并没有严重的阶级差别。唐代接纳各种外来的思想和信仰，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和中国原有的道教、儒家并存，中国并不需要特别标榜本土的文化特色。也因此，这些外来的信仰和思想，在唐代可以相当自由地混合、重组，构成新的体系。佛教就是最好的例子，唐代佛教华化，东土佛教实际上已经不同于印度的原始佛教，也不同于南传和中亚的佛教。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长期混乱，各种胡人以中原为战场，夺取中国的子女、金帛。丧乱屈辱之余，汉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价值，韩愈、李翱遂在中唐以后提出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从唐初到盛唐，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推广并没有出现出色的成绩。韩愈提出的“原道”，乃是重新肯定本土的文化传承，将儒家的终极关怀之处，归结为一个“道”字，其内容则是儒家的仁、义、礼、智。站在儒家的立场，韩愈高举排除外来传统的旗帜，将佛教等外来宗教当做夷狄的文化，主张重新确认华夷之辨、内外之分。

唐代晚期种下的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国开花结果，引发了对于儒家理论新的阐释。宋学一脉，代替了汉代以下的儒学传统。宋学的起始，在初期也是从宇宙论和知识论下手，其中采用了不少道家的成分。但在北宋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却是逐渐走向“内圣”修己的方向，不太注意“外王”济世的部分，也不太注意宇宙论和知识论。北宋理学派别众多，互相批判，形同水火；他们之间，兼容、综合的工作反而不多。经过靖康之变，国亡家破，只剩半壁江山。宋代学者痛定思痛，开始注意到人间的秩序。朱子之学，特别注意人间的伦理，将一切人事都放在伦常的规范之内。朱子在世时，朱学并没有成为显学，可是跟着时代的需要，朱学很快就成为儒家的正统。

两宋学者组织的儒学，可以说是汉代以来规模宏大、海纳百川的文化传承，此时结晶而成的一套严整的思想体系。结晶化——正如碳结晶为钻石，坚实无比，可是从此失去弹性。儒家经过两宋的锤炼，使中国文化思想成分，有一个明显而可以遵循的模式；可是，也从此拘束中国文化，失去了吸收外来成分的能力。儒家思想的宋学化，既有其时代的需要，也有其长久的影响。是功是过，将是我们不断辩论的课题。

与儒学发展相并行的，则是宋代儒生的社会地位。如前所述，宋开国以来，压低过去武人的社会地位，重文轻武，政府中的职位全由文人担任。开国以后不久，这些文职人员，大多科举出身。唐代的科举制度松懈，关说、援引乃是常事，其实并不认真考核举子的学问和能力。宋代的科举制度则是非常严密的规划，不仅确定了如何考核举子对经典的理解，也有许多防止作弊的措施。今天我们习惯于台湾的大学联考和大陆的高考，都会理解在这种考试制度下，记诵而不是发挥，才容易取得高分。一代又一代，经过考试的磨炼，学生们往往失去了自动自发的学习精神。宋代科举出身，在政府中有相当的保障，一登龙门，名利双收，对于儒生当然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方式，经过几代的发展，就会孕育出一个读书人的社群，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既然考试的知识范围需要根据当时官方认定的理论来确定，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当然也就受这一套理论的熏染，难以有自己的意见。北宋王安石变法，对于儒家经学有一定的解释，只要“新政”存在，这一套官订的学问就约束了一代的思想。王安石“新学”的权威并没有维持很久。但是，儒学本身的权威，却从此成为中国思想不可撼动的力量。自汉代董仲舒以后，曾经有想将儒学定于一尊的愿望，但这一个愿望，直到宋代才算完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这一个结晶化造成的僵化，毋宁是灾害大于贡献。

儒生社会地位的稳固，其齐家治国的理想相当程度地促成了“家族”的形成。宋以后的家族不同于汉代的豪族，也不同于唐代的大族，那些都是由一个核心家庭领导很多附属的人口所构成的社群共同体，宋代家族基本上是血缘的组织，也许不过三五代的直接亲属，这些数十口到将近一百人的亲缘族群，构成互助共存的生活共同体。宋代开始，亲缘团体拥有族产，作为照顾亲人的具体福利，例如义学、养老，等等。读书人成为一个社会群体，又能以亲缘脉络延续其地位，遂形成士据“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在每个县级地方上，儒生家族常常号称耕读传家，若干家族即可结合成为地方上的主要稳定力量，他们也就是地方上最常见的利益集团。这种变化，确定了中古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以至于要到近代才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史研究上，所谓唐宋转换，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一重大的转变是多方面、各种条件的互动，是经过五代以后长期的演变才完成的，才形成了前近代中国的格局。回顾过去，“汉人”的确定性，在天下国家体系内并不显著。在宋代，四周同时存在几个政权体制，虽然和典型的列国体制并不完全相同，终究还是有了尔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国本部之内的人才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谓“汉人”。“中国”也在列国之中，被界定为一个以汉人、儒家为主的，配合佛、道来作为其本身文化的地区。若与东亚以外其他地区发展对比，欧洲的天主教会在这个时代凌驾于列国体制之上，伊斯兰文化地区虽然有不同教派，各自在其领域之内以教领政，也是有一个普世性的政治系统。中国的发展，与这两个地方的发展有其类似处，即儒家的普世价值性可以超越“中国”，可是“中国”终于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相对而言，欧洲在近世经过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普世教会从此解体，只剩下梵蒂冈教会的形式。伊斯兰世界经过欧洲帝国主义的冲击，其各个教派只能管到自己的教众，在实质上也失去了普世特性。倒是中国的儒家，并没有教会，也没有明显的组织。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难以改变。这是中国历史的吊诡性：稳定——甚至超高度的稳定，却难以适应外力引起的新环境。

有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从此以后，中国两度面对外族的完全征服，还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在面对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时，这一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再能有接纳与消化适应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