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产生于不同的理论和政治语境。尽管二者分享着类似的同质性和反抗性逻辑，它们在和自由民主体制的关系上却彼此对立。身份政治在全球化进程中嵌入资本主义体制之中，从一种解放性力量蜕变为精英群体的自娱自乐，并最终成为民粹主义的造反对象。与此同时，身份政治的蜕化激发出白人身份政治的新形态，它与民粹主义的潮流相结合，发展出汹涌澎湃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

一、导言

2016年以来，西方政治呈现出两种叙述并存的面貌。一方面，民粹主义运动愈演愈烈，对主流建制形成有力冲击，这股潮流将特朗普推向美国总统宝座，也挑战了欧洲整合进程。人们对欧美政治的体制自信开始消退，历史终结论终告破产，经济衰退、社会分裂、政治僵化引发忧思。另一方面，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引发人们对身份政治的关注，这体现为对于民主党身份政治竞选策略的反思，以及对白人民族主义崛起的恐惧。

作为对同一场政治运动的理论回应，两种话语之间必然存在某种隐秘联系。但遗憾的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二者联系起来分析。如果说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有着某种等同关系，那这种等同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契机是什么？对此，穆勒对没有给出很好的分析。本文试图沿着穆勒的论断前行，并试图指出，作为两种话语实践，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产生于各自的历史和思想语境，它们有着形式上的一致性，也存在实质上的差异性，但它们最终通过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正是欧美本次危机的独到之处。

二、民粹主义的话语与实践

保罗·塔格特曾指出，民粹主义是一个棘手的难以捉摸的概念，缺乏使之更为具体明确的特征，其本性上的特点便是易变性。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无论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性描述，更不用说给它下一个面面俱到的普遍的定义了。

当下学者对于民粹主义的分析，更多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政治逻辑，而非包含某种特定诉求的实质主张。这种界定方式为它容纳更多的历史类型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因此，学者们通过填充民众—精英对峙这一基本范式下的基本内容，发展出多种类型的民粹主义。通过从物质条件、政治参与、象征形式三个维度分析拉美和欧洲的民粹主义，卡斯·穆德等学者首先将民粹主义分为包容型民粹主义（inclusive populism）和排斥性民粹主义（exclusive populism）两种。

与之类似，民粹主义还可以被分为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主张经济和政治权力向中下层开放，因而呈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右翼民粹主义强调社会和政治认同，反对优待特定外来群体，比如移民、难民等，因而呈现出较多的排斥性。

三、身份政治的话语与实践

作为一种语词，identity被用于描述个体认同的心理意识有一个过程。受战争、消费主义和大众社会等种种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无所依附的困惑和焦虑感，而当时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将个体的精神紊乱理解为本能和欲望的冲突，因而是一个隔离于社会环境的生理现象。在此背景下，德裔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identity发展为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以便发展一个能将社会历史内化于心理学研究视域的新学说。

在这之后，美国社会学界基于反思个人主义社会理论的需要，将埃里克森侧重个体认同的概念发展为描述群体认同的社会科学概念，它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中被政治化，演化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的话语形态。借助个体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号，身份政治迅速整合了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和新左派运动，重塑了美国政治论争的话语，并衍生出族群（ethnicity）、性别（gender）和性取向（sex）这三项身份政治的核心议题。

由此可见，身份政治是美国左翼为了回应富裕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需求，从其反抗性初衷中发展出的新抗争形式，但随着时间演变，这种解放政治发生变异，开始向表演政治蜕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体制对黑人精英的吸纳，以及身份政治的主体从工人阶级、乡村社区和地方政治俱乐部向高校师生和新闻记者等文化从业人员的转变，真正的左翼精神开始衰落，身份政治沦落为精英表达文化个性的表演政治。

四、民粹主义是一种身份政治吗？

通过以上概念史的梳理，可以看出，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思想和政治处境，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分享着相似的理论和行动逻辑，它表现为同一性逻辑和反抗性逻辑两个方面。但这种形式上的一致性和表面上的相似性，并不能掩盖二者在外延和适用方面的差异。作为一种叙述框架，民粹主义有着比身份政治更为广阔的适用范围，人们既可以因为经济不公正，也可能因为身份歧视而起来反抗精英，这使得它可以同时运用于解释来自左右翼的反抗。而受其概念和历史语境的限定，人们在适用身份政治概念时，倾向于将它限定为一种文化斗争形式，也因此将它和经济范畴对立起来。

除此之外，二者最本质的差异在于和当代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关系。冷战之后的西方体制，同时融合了左右翼的利益诉求，它尊重自由市场，认可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和活力，但在文化上不再坚持白人中心主义，而是拥抱文化多元主义，从而为身份政治赢得了生存空间。对于身份政治的纳入，消解了它在其产生之初的革命和解放诉求，而左翼知识分子也通过不断体制化，开始占据西方文化生产教会、大学、媒体等各种机构，反而使得身份政治成为文化领域的政治正确。

但这远非事情的真相。如果说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是正题，实质上的对立是反题的话，那么二者通过民族主义的融合就是最终的合题。因为正当左派的身份政治蜕化的时候，右派的身份政治却异军突起。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中找不到自身归属的底层白人，发展出一种更具同质性的族群意识，从而引发白人种族主义的反动政治（reactionary politics）。正是这种情势，赋予2016年以来的欧美民粹主义运动新的内容，它反对经济不平等，追求经济公正，反对政治寡头统治，追求政治民主，反对文化多元主义，追求文化认同。在这里，民粹主义和白人身份政治最终结合，并汇聚在汹涌的民族主义的潮流之中。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有着各自的思想和政治语境，应对的是不同的问题。民粹主义主要是普通大众对于精英主义的反抗，它提供了一个解释政治运动的框架，但具体内容则有待于不同国家的政治运动来具体填充。正因此，它既可以被用来解释欧美国家的右翼民族主义运动，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拉美等地的左翼群众运动。

身份政治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左翼抗争的历史进程中，它反抗的是白人中心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支配。但在全球化进程中，身份政治发展为主流社会的政治正确，并在这一过程中，从边缘群体反抗压迫和歧视的斗争，发展为精英阶层自我标榜的表演。在这个意义上，身份政治恰恰成为民粹主义造反的对象。

但历史的狡黠在于，作为文化抗争的一种形式，身份政治既可以被少数族裔利用，也可以被白人群体利用。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落感，底层白人同样诉诸身份政治的话语形态进行抗争，从而彻底扭转了身份政治的历史朝向和话语适用空间。由于白人男性的天然同质性，它还弥补了身份政治的多元性所导致的无法结成统一战线的难题，从而发展出具备较强认同特质和行动能力的民族主义运动，从而将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两种话语绑架在了一起。

（作者：孔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摘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