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鲁迅是同乡，还曾经与鲁迅是邻居——他住大陆新村九号，我在大陆新村三号出生、长大——虽然不是同一个时代。少年时期，读着鲁迅的书成为文青，模仿他的文笔，以至于八十年代发表知识分子文章时，很多读者以为我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我从来没有写过鲁迅。写鲁迅的人太多，几次想动笔，都放下了。特别是喜欢胡适以后，似乎与鲁迅更远了。不过，鲁迅依然挥之不去，虽然思想有距离，但心似乎是相通的。然而，最近我重新读了鲁迅以及王晓明、钱理群两位对鲁迅的研究，忍不住想说说鲁迅，特别是他的虚无主义。
是的，鲁迅骨子里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是五四时代普遍的精神症候。晚清思想界的旋律是高昂的，不仅儒家的价值体系依然存在，而且新的进化论思潮也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然而，到了五四时代，王权崩解了，儒家的信仰也随之沉没，旧的已经逝去，新的尚未立足，于是，“五四”便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心灵秩序也破碎了。
钱永祥先生提出过，在一个祛魅的世俗化时代，当传统的绝对价值衰落之后，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态度：“纵欲”与“虚无”。所谓“纵欲”，乃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的幻觉，对于人类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而所谓“虚无”，乃是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瞬间崩解，沦为对一切价值的麻木虚无心态。纵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敢在废墟中有所坚持。细细观察一下五四时代，何尝不是有这两种态度？周作人有一段话：
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哭；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途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
知堂老人在这里描述的，是面对旧价值的崩解，无路可走时，四种不同的“纵欲”与“虚无”。第一种“纵欲”是精神性的，找到了新的皈依与信仰，“以为是往天国去”，这是“五四”后期出现的各种主义以及为主义献身的狂热。第二种“纵欲”是物欲性的，“醉了”“睡了”，精神的信仰既然陨落，那么就沉湎于身体的欲望之中，成为一个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这是杜亚泉犀利批评过的民初功利主义狂潮。第三种是逃遁的“虚无”，李叔同出家、朱谦之自杀，周作人以平和的心情，苦中作乐，成为在世的隐士。而第四种呢，则是另类的“虚无”“，以为是下地狱去”，以战士的姿态“悲哭”。这，在我看来，就是鲁迅先生。
鲁迅的虚无，似乎与生俱来。少年时代家道中落，祖父下了大狱，作为长房长孙的鲁迅，从人人奉承的少爷跌入到处处遭受亲戚街坊白眼的境地，让他的心灵受了创伤，一生从未痊愈。在肃杀的世态炎凉之中，他更多感受到的，是人心中的冷酷。“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歧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日本留学期间，恐怕是鲁迅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自比尼采式的“魔罗战士”，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拯救众生堕落的灵魂，而自己，正是启蒙群氓的精神救世主。然而，他以满腔心血编的《新生》杂志，却受到了冷遇，印了一千五百本，只卖出去一百本，玫瑰色的启蒙之梦破灭了，他发现自己在茫茫人海之中，只是“一小撮”：“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就是为什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鲁迅反而意兴阑珊的缘故。他似乎悟透了一切，像他翻译的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主人公那样，“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以他怀疑的性格，认定民众多半要迫害启蒙者，从苏格拉底、耶稣，到雪莱、拜伦，不是死于民众的围观，就是被庸众视为异端。革命者就义，看客吃冷血馒头，是多么令人心寒的景象！即使后来鲁迅被钱玄同说服，重新拿起了笔，内心里未必有多少暖色，眼前晃动的，都是小说《药》中那些华老栓式的愚众身影。
鲁迅对铁屋子的顽固是深有感受的，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与缓慢的文明进步相比，人的生命实在太短暂了，十年、二十年对于人类历史，只是一瞬而已，但对于个人来说，却是漫无尽头的煎熬，如同行走在长长的隧道，看不到依稀的光亮。
那么，启蒙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唤醒了沉睡者，究竟是善还是另一种恶？鲁迅犹豫地承认：“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甚至，他有点怀疑，自己在无意中就是一个帮凶，“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鲁迅的悲观背后，是对他曾经相信过的历史进化论的失望。在出山之作《狂人日记》之中，他悲哀地发现，国人一方面在被吃，另一方面也在吃别人。但此时的他，依然将希望寄托于还不曾吃过人的孩子，“救救孩子”的声音虽然微弱，毕竟是有盼头的。然而，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让鲁迅感到透心凉，不唯被杀的是青年人，杀人的同样也是青年人，其中有穿着军装的赳赳武夫，也有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以各种方式加入屠夫阵营。他沉痛地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他一定想起了他的老师章太炎独特的“俱分进化论”，历史的进化总是善恶并进，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一寸进步所要付出的代价，有时候就是不可承受之重。最大的恶，不是以恶行恶，而是以善的名义所行之恶。恶本身是有限度的，因为行恶者自觉理亏，有所畏惧，但一旦罩上了某种善的神圣光环，行恶者就理直气壮，无所顾忌。
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运动中所目睹的，就是这种以善之名的残暴。他对日本记者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辞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他发现：“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小杂感》，《而已集》）鲁迅具有一副常人没有的犀利目光，他穿透历史表层的各种雾障，看出了血腥厮杀的对立双方，其实各享了同一个逻辑，少年屠龙，自身亦成为新的恶龙，如此循环不已。
正是有这样的警惕，他对各种组织性的暴力一直持有保留态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加入过光复会，有一次组织委派他回国去刺杀清廷的大臣。鲁迅犹豫地问：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光复会大为失望，收回成命，认为他不配革命。而鲁迅，则对各种强迫别人的牺牲，是颇为不屑的。他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50页）许广平问他，是否要去参加国民党，鲁迅回答说：“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他是特立独行之人，可以成为革命者思想上的同志，但对组织性的行为总是保持有分寸的距离，原因无它，他读了太多的历史，也经受了太多背后射来的冷箭，因而早就洞察了少年屠龙的吊诡。
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就说过：“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南京政府成立以后，斯诺采访鲁迅，问他：“你们已经进行了第二次革命或者说国民革命了，难道你觉得现在仍然有过去那么多的阿Q吗？”鲁迅哈哈大笑：“更糟了，他们现在还在管理国家哩。”一旦窥透了历史的自循环逻辑，鲁迅断弃了一切对未来的粉红色梦想以及对天堂的憧憬，他悲哀地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鲁迅的虚无，在思想的源头上，究竟来自何处？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曾经说过：“中国底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因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观，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欧洲虽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的哲学，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却不甚发达；在中国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不幸的是，鲁迅的一个人身上，竟然齐备了这四种虚无主义。他受章太炎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十年潜伏期，收集阅读了大量佛教经典；德国尼采式积极能动的虚无主义亦是其思想的底色，俄国的虚无主义作品，是鲁迅翻译介绍中的偏爱，而老庄和魏晋，偏偏又深入到他骨髓里面。这四种思想相互呼应，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面，构成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与绝望。
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就是所谓的黑暗与虚无的“实有”。世界的本质就是“无”，人的生命本质亦是如此。黑暗并非仅仅来自外部的环境，而是内在于宇宙与人心之中。鲁迅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内心里面挥之不去的“鬼气”与“毒气”：“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而不能。”周作人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他对人与对自己，都比较宽容，可以超脱潇洒地活着；而鲁迅，无论对人对己，都过于严苛，反而活得很累。这个累，最不堪负担的，是心累。在黑暗中待久了，他竟然迷恋于夜的本身，他说：“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黑暗，看一切暗”，“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予的光明”。
这个在心底里面迷恋和把玩黑暗的爱夜人，为什么终于领受了“夜给于的光明”？这就要回到《野草》中那句著名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虚妄，无论对于宇宙还是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然而，人的终极性意义，不是屈从于命本身，而是反抗宿命，他说：“因为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绝望的抗战。”
“绝望的抗战”之对象，不仅是外在的黑暗，也是内心中的虚无。鲁迅至死都是尼采的信徒，有一种能动的虚无主义精神，以一己之生命意志，反抗一切权力与压迫，也抵抗自己内心中的黑暗。鲁迅充满激情地说：
我自己是什么都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这正是一种鲁迅式的过客精神，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等待着自己，依然前行。这与周作人的姿态大为异趣。知堂老人是隐士，而鲁迅是战士，但这是一个没有憧憬、不再有理想的战士，因为他对未来不确定，时刻在怀疑、审视目标的合理性。自己走向深渊也就罢了，万一向青年指错方向，“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他嘲笑说：“中国当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吧，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鲁迅是如此地多疑，他拒绝为青年读者开书单，不愿当指点人生方向的青年导师，“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即使后来他找到了抵抗黑暗的同盟，但又不断地质疑革命之后会否循环往复，陷入更大的黑暗。将鲁迅与《新青年》的同事陈独秀相比，就可以看出启蒙者的微妙差别。陈独秀是自信的，放出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是一种宗教式的情感主义，陈独秀像康有为一样，有主见，敢下决断，充满教主般的魅力，是启蒙的传教士，因而能掀起“五四”的思想狂澜。而胡适，则是一个乐观的理性主义，相信只要通过不断的努力，社会总会向着确定的光明，点点滴滴地进步。
如果说陈独秀是火热的，胡适是温情的，那么，鲁迅则是出奇地冷峻。他怀疑基于理性的盲目乐观，更拒斥传教士般对未来天国的虔诚。鲁迅在情感与理性之外，突出的是意志的力量，这种破坏性的战斗意志，用伯恩斯坦的话说，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换一个比喻，接近加缪式的西西弗精神，当你意识到人的命运存在的荒谬性，依然反抗虚无，努力推石上山，于是，就成为战胜荒谬的英雄，在虚无中获得实在。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悟透了终极的虚妄，但依然积极能动的另类虚无主义。是绝望的抗争，是基于虚无的反抗。
因为对终极的天国不再迷恋，也就没有了执著，放弃了功利的目的，鲁迅的抵抗性人生，反而变得潇洒起来。他对许广平说：“你的反抗，是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的反抗，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而已。”他承认自己思想的矛盾性，“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捣乱也罢，玩玩也罢，都是一种魏晋式的洒脱。他公开承认，自己的思想“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但他与同样继承了魏晋精神血脉的周作人不同，后者更接近阮籍，而鲁迅，则是民国的嵇康，有儒家的认真执著，更有老庄的玩世不恭。
在柔石的日记里面，记载了鲁迅教他的生存之道：“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对于鲁迅，皮厚，有老庄的成分所在，而强韧地、慢慢地走，则继承了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人生当如大象。洒脱与执著、消极与进取、虚无与奋斗，竟然奇妙地融合在鲁迅的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他的双重逻辑。
因为有了这两面，鲁迅很反对那种“赤膊上阵”的鲁莽，再三提倡“韧性战斗”，“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他对许广平说：“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候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他告诫年轻人，假若设定了人生的目标，大可不必像墨家那般摩顶放踵，过苦行僧日子，“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黑暗是没有尽头的，即使是与恶势力捣乱，也全然不必将自己的生命全部搭进去，你不是为你的敌人活着，你有你的生活，有你的快乐。尼采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当与黑暗纠缠不清，内心只剩下愤怒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被黑暗吞没，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回到文首提到的纵欲与虚无四种类型，鲁迅所展示的，不正是一种积极能动的虚无主义？他的人生姿态，不是前瞻的，更不是复古的，而是立足于此刻与大地的持久抵抗。他讲过这样一段话：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是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有像康有为、章太炎那样想复古的，有像弘一法师那样决然出家的，有像陈独秀、胡适那样憧憬着未来天国的。也有像梁济、朱谦之那样想着自杀的，但鲁迅，尽管内心充满了虚无与绝望，依然不离不弃，依附于大地，执著于现在。他不对未来负责，也与过去一刀两断，他的心中只有当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一种马克斯·韦伯说的“责任伦理”。在一个祛魅的时代，各种古老的神魅与眼花缭乱的主义已经失去了光彩，价值的冲突使得不再有绝对的存在。不再有上帝，不再有天国，不再有信仰。当信徒所依恃的“信念伦理”陨落之际，另一种对现在担当、对此刻负责的“责任伦理”成为严肃生活的价值尺度。而鲁迅，似乎是以这样一种新的伦理价值重新衡量人世、要求自己。
他舍弃了天国，却获得了大地。
（《无法直面的人生》，王晓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与鲁迅相遇》，钱理群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