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凌炜：两制台湾方案具开放性与包容性
大家好。进入2019年后的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不仅是对于过去70年两岸关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出了战略规划。正确理解习近平讲话的精神与内涵，充分发挥讲话中关于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对于中国大陆、台湾社会以及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关于台湾问题与和平统一的内在逻辑关系。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台湾问题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地，台湾更是被外族侵占长达半个世纪。二是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
其次，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解决台湾问题，就是要“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两岸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抚平历史创伤”。
再次，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习近平的讲话显示出大陆领导人思考解决台湾问题的内在逻辑，就是台湾问题的产生、解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第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于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基本论述。
首先，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了“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基本原则。包括“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开展两岸的政治对话。
其次，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了“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必经程序。“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
再次，总书记的讲话，显示出大陆充分瞭解两岸社会存在的差异。一方面，讲话明确指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藉口。”另一方面，讲话中提出了5个充分。“‘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总书记对于“两制”台湾方案的论述，只是明确了基本原则，保持了对于方案具体内容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显示出“两制”台湾方案不是由大陆单方面提出、强制台湾接受的方案，而是在尊重台湾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经过与台湾各界共同商议，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方案。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论述将推动两岸从基础层面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奠定社会基础。
首先，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面临新的课题。回顾两岸关系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在上世纪80年代，台商带着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来到大陆，大陆则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然而，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两岸之间许多产业的差距在快速缩小，大陆的劳动力成本也迅速上升。两岸的产业合作也逐步由合作转向竞争。如何寻求两岸合作的新动力，如何拓展两岸合作的空间成为未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思考的问题。
其次，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将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让大家有更多获得感”。“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要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支持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总书记的讲话针对当前大陆社会发展存在的农村治理、城市治理问题，针对台湾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优势，为两岸社会的优势互补，为两岸关系重新找到合作的空间与动力。只要持续保持两岸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两岸解决政治分歧的社会基础就会不断积累，条件将逐渐成熟。
第四，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
两岸关系发展是多重因素互动的结果，其中大陆因素、台湾因素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内部因素，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因素对于两岸关系走向而言是无法回避的外部因素。
在习近平总书记“1·2”讲话发表之后，大陆对台政策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依托大陆自身的发展推动两岸走向和平统一。面对大陆的积极作为，台湾方面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是破除意识形态的束缚，参与到两岸共议统一的进程中来。台湾要认识到“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只要破除意识形态的束缚，台湾方面完全可以在参与两岸共议统一的进程中维护自身的利益，实现自身的诉求。这才是勇敢与智慧的选择。
另一种选择是拒绝大陆的善意，固步自封，坚守台独意识形态。台湾方面同样要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台湾方面不愿参与两岸共议统一的进程，最终很可能大陆单方面提出“两制”台湾方案，届时台湾将面临更加被动的局面。谢谢。
胡伟星：两制台湾方案面向整个台湾社会
大家上午好。“习五点”中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倡议举行民主协商，意味着这次大陆不以台湾当局为对手，而是面向整个台湾社会，也包括国际社会，具有很深的含义，实际上是开启了和平统一的新时代。我今天想通过香港回归的经验的回顾和比较，谈一下对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几点看法：
香港的回归是通过中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的，但这个谈判不光是1984年达成的一个协议，其实在1984年之前甚至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进程。北京不光要做英国政府的工作，也要和香港社会打交道，跟香港社会、民众进行对话，所以这个过程早晚是要启动的，早晚要做这个工作，这个巨大的工程叫做民心工程。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一些重大外交问题的解决，也都通过了类似的过程。比如说中日建交在1972年实现，但是中日邦交的过程是五十年代就开始的，从廖承志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对日的民间外交，开启了一个漫长、艰苦的民间外交的过程，最后才达到1972年这个结果。
对于“两制”台湾方案和“两制”香港方案的关系，“两制”台湾方案肯定是借鉴香港经验，但是细看还是有所区别，香港回归和台湾的和平统一的过程是不同的。
首先，香港回归的主要的谈判对手是英国政府，以中英联合声明为代表解决了香港问题，当时并没有把港人作为主要谈判的对手。当然，英国政府打民意牌，把香港的民众卷进来，当时北京也有策略地应对了这个问题。但这次“两制”台湾方案，把台湾当局放到一边了，开始转向整个台湾社会、台湾的民众。
这里面问题的复杂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台湾从90年代以后开始民主化，通过几十年选举，台湾民众的意识、话语权有了很大变化，岛内政治跟当时的香港也完全不一样，怎么做台湾民众的工作，对于这个我们都要有充分的考虑。过去香港回归后，通过成立一些咨询委员会把香港各界组织起来，但这种方式用在台湾可能还不够。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讲话提到的倡议，都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东西，比如民主协商的参与者是谁，如何跟台湾的执政党对话，如何跟在野党对话，如何与智库、民间对话，这些都需要动脑筋。与此同时，协商、对话的对象不仅包括台湾岛内，由于台湾问题跟国际环境紧密相连，其实也要包括国际社会，包括做美国的工作。
所以“两制台湾方案”这句话里面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过程还是比较长的。但我希望不要再拖几十年，最好是在“两个一百年”的中程阶段来实现。这次讲话中还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那就是大陆方面的主导权，但在“一国两制”已经被污名化的背景下，大陆也不能低估其难度。谢谢。
王海良：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统一观
很荣幸今天能够分享一下我对总书记1·2重要讲话的理解。我认为，讲话提出了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统一观：新的时空观、新的主体观、新的实践观。
第一，新的时空观，就是以渐进的和平统一为取向，这是相当有定力的。从历史上看，还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把握统一的方向和统一的进程，因为其他政党从现实来看没有这种可能。同时要掌握进程，不能拖几十年，也不可能三五年解决问题，主导这个进程需要有力、有序、有效解决问题，让台湾社会有感，同时让大陆和海外中华儿女都有获得感。在有序方面比较复杂，我们既要抓住历史机遇期和战略机遇期，兼顾大陆内部发展，又涉及到空间上的掌握。即“内外要通观”，不能只看两岸的问题，实际上是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所以需要相当的睿智、需要很好的设计。一方面，兼顾国内大局，要把大陆内部事情办好，本身就是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深度融合发展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一手。另一方面，兼顾国际大局比较复杂，要营造有利于统一的环境。邓小平提出的三大历史任务，统一是放在第三位，现代化第一位，国际环境是第二位，所以统一问题不能落入国际陷阱之中。和平统一对中国好，也要对外国好，所以要处理好和外部的关系，因此这次讲话提出，实现国家统一既不影响周边地区安定，还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所以我认为渐进是一个总体特征，有序但不是被动地等待，是积极地积累，需要高度智慧。
第二，新的主体观，即和平统一对人民有好处，这里面体现“人民为大”的观念。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动力，台湾人民也是统一的主体，两岸人民要一起推进统一，所以习总书记的讲话郑重提出民主协商的倡议，并没有把政党作为主要推动力量，而是人民协商，人民登上历史的舞台，这是世界上的首创。这也体现了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以及大陆对台湾人民的尊重。胡伟星教授刚才也讲了这次方案的探讨有个重大创新，就是“大家一起商量”。“两岸一家亲”不是口号，民主协商不是空的东西，是有路径、有框架的，主要内容都已经产生了，但细节需要大家一起商量，会为台湾民众在国际上提供更大的尊严。这体现了习近平统一观中的新的主体观，也就是人民主体观。
第三，新的实践观，即双轮并举的探索。一个轮子是大陆促进深度融合作为推动统一的预演，另一个轮子就是两岸协商，就是这两项内容双轮并举推动统一。两岸融合是实践渐进统一的过程，我认为，人民的往来、交流、团结是人民统一的基本条件，这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特色，以前香港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试验可以在台湾实践。民主协商是一个创举、创新，可以打破台湾选举制度、政党恶斗的困扰，让大家投入到宏大的民族前途问题上来，这与大陆的发展和民族复兴进程是并行不悖的。但也要面对严峻的现实，台湾方面想搞“维持现状”，大陆想推进统一进程时，台湾有些人就以“和平协议”来拖延，在外部民进党和国民党都在抱美国大腿。我认为，美国是“遏华阻统”，所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渐进统一”与“隐形拒统”的较量，我们与阻挠统一力量斗争是很尖锐的，但时间在中华民族这一边，大趋势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进程。谢谢。
刘澜昌：两制台湾方案需应对“再独立”因素
我想首先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若统一之后，台湾是否还会出现“台独”？我认为，以台湾各方面条件来看，统一之后存在“再独立”的因素。 从地理和历史上看，台湾都具有“再独立”的条件。同时，“台湾牌”也是未来中美博弈决战的重要焦点，尤其是当中美竞争没有定局的时候，即使统一以后美国还是会用尽办法打“台湾牌”。此外，台湾现在的社会政策环境、民主意识、举行抗争等各种手段，实际上统一以后依然有“再独立”的可能性。 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需要考虑统一以后台湾出现的上述问题，尽量减少、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
“一国两制”其中的“一国”就意味着是单一制国家，而不是联邦制，联邦制实际上就不是统一，而是把“两个中国”法理化。当初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以后是否要提“台人治台”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这里面就牵涉到，统一后台湾的自治权来源哪里？以香港为例，2014年中央政府的《白皮书》称，香港的自治权是中央政府的授权，没有“剩余权力”。将来如果要谈统一，台湾人可能会说，我的权力来自于“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在讨论“两制”台湾方案里面也一定会涉及。
第二个是驻军问题。台湾军队的指挥权是属于中央还是台湾？台湾军队的军费谁负责？这都需要思考和讨论。台湾现在是美式军备，大陆是独立体系。我建议台湾的军队改编成警察，国防还是由中国军队负责，台湾是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基地，台湾重要性很强，如果国家的国防力量在台湾没有体现，恐怕是很大的问题。
第三个是国际空间问题。现在台湾人最想的是台湾在联合国有席位，无论如何如果台湾的外事权和国际空间固有化，为未来台湾再“独立”是个有利方向。
第四个是司法终审权。台湾涉及重大问题是否要有终审法院？如果有，统一之后台湾的终审法院的权力如何限制？我认为，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特别行政区，不具有国防安全的权力，权力应收归中央，或者中央在台湾设立宪制法庭。
第五个是统一之后是否允许有“台独”党纲的政党存在以及中央机构驻台的问题。香港特区设置了中央政府联络办，未来台湾统一之后中央是否派驻权力机构住在台湾，这是可以考虑的问题。现在外交部在香港有特派员公署，未来统一以后中央机构驻台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最后的问题是香港回归以后没有去殖民化，有很多问题留下来，经常发酵，就是因为没有经过很好的去殖民化，所有一切保留下来就不能做去殖民化。台湾统一之后需要做长期的去台独化的工作。
我对纯粹的和平统一是不太乐观的，最近大陆军机过台海“中线”就是个重要部署。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