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大历史的影响下，在中华文化规律的支配下，沿着中华文明的方向向前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有所不同。历史上有三次，周敦颐时期、王船山时期和曾国藩时期，湖湘文化返本开新，开拓创新，回答了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
在先秦和两汉时期。湖南相对偏远和落后，人口比较少，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政区，湖南文化只是楚文化和汉文化的一部分。湖南本身找不出重量级的文化代表人物，我们把屈原和贾谊当作湖湘文化的奠基者和代表，把湖南称作“屈贾之乡”。曾国藩在“湖南文征序”一文中，把屈原当成湖南人文的始祖。?两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对湖南的影响不大；贾谊对湖南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没有形成气候。况且，由于经学的引导，汉学对儒学本身的发展作用有限。
由于当时偏远的位置和潮湿的气候，秦汉以来，湖南成为朝廷流放贬谪官员和士人的目的地。屈原贾谊开了个头，唐宋时期，由于贬谪或其他原因到湖南的人越来越多，数百位知名的文化人和官员到了湖南。他们的精神和文字，成为湖南宝贵的精神财富。湖南近代学者李肖聃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流寓文化”。柳宗元?、刘禹锡、王昌龄、秦观、滕子京等等，杜甫、李白、韩愈、朱熹和一大批到湖南的为官者和旅行者，包括一些大书法家，都成了“流寓”湖南的文化人。以至于范仲淹说，“迁客骚人多会于此”。陆游说，“不到潇湘岂有诗”。毫无疑问，流寓文化客观上大大加强了湖南与全国文化的交流
道家文化作为楚汉文化基因，与湖南本土的“蛮”文化一道，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有一个“巫传统”，根源在湖南、湖北，“楚辞”传承了巫文化的大量信息。“巫”即“道”，楚地为道文化之根。历史上有一种说法“亡秦必楚”，刘项皆为楚人，老庄亦是楚人，所以亡秦是楚。影响深远的楚文化是通过汉文化、道文化，到湘文化的脉络延续下去的。到了隋唐，佛学盛行，湖南跟全国一样，出现了佛家发展的兴盛时代。包括长沙、南岳大量寺院建设起来，禅宗对两湖、两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佛的流传成为后来“理学”沉淀于湖湘的土壤。道佛思想已成为湖南与中原和全国联系的纽带。后来的周敦颐证明了这一点。
一、“吾道南来”与“道南正脉”
宋朝时期，湖湘文化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从魏晋南北朝?到安史之乱、五代十国，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不安定因素使得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倾斜，到了宋朝，边疆防御不力，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的袭扰，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期战争和动荡引发的民族文化焦虑，中原文化与本地文化融合碰撞，激发了河南、陕西、湖南和福建等地的文化反思，濂洛关闽诸学派兴起，开辟了儒学的新阶段。文化资源转移到南方，湖湘文化得到发展的机遇，湖南加入了这场历史性变革，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历了几百年动荡不安，国家人民迫切要求安定；儒、佛、道三种文化长期并存，彼此竞争，儒家文化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佛道关注个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安顿，吸引了众多精英和民众，儒家更注重群体和整体，也就是“家”和“国”，关切“天下”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既要融合吸收佛道思想，又要沿着华夏自古以来的正道前行，如何进行文化方向的理性选择，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创新，历史的课题摆在了唐宋思想家的面前。从唐朝韩愈、李翱开始，理学之光已经来到了地平线。北宋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湖南人，一个“些小”县吏周敦颐，破除了中国?千年之暗，让中华文明柳暗花明，让“理学”的旭日跃出了地平线。
周敦颐吸收了佛道的精华，给儒学装上了哲学的车轮，让孔孟之道古老的价值和秩序体系有了宇宙论、人生论的基础，儒学看起来不再是道德伦理观念的集合，而是丰富坚实的哲学体系，由于回应了中华文明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使儒学主导地位得以建立，儒学不仅仅可以在行为上遵循，而且可以在意义上信仰，从此中国士大夫的生命和精神有了皈依和安顿。
这个升级和成长很快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不仅为统治者所青睐，也为广大士子所接受?，?儒学从根本上符合中国农耕社会家国伦理的要求，理学对佛道的包容与融合，满足了精英和普通百姓的生命关切，广大人民也能接受，所以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湖湘学派开创者胡宏盛赞周敦颐“绵圣传于不坠，振道统于中兴”，上承洙泗，下启洛闽，是一个“连接”两头的关键性人物。清人黄百家则指出：“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在周敦颐以前，从屈贾开始，一直到唐朝，将近千年的时间，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襁褓中的一个孱弱的?婴儿， 直到周敦颐出现，湖湘文化传承发展了中华文化的“正脉”，一跃成为中华文明的“长子”。理学的产生，不是周敦颐一个人的功劳，也不仅仅是湖南的贡献，那是一个群体，那是一个时代，那是一个运动，一个文明的升华。濂溪的“破暗”，二程的“吾道南来”，“湖湘学派”的兴起，一直到张栻、朱熹、张载，?多么强大的阵容！那些思想巨人都和湖南关联在一起，理学风云际会于湖南。?“湘学”也开始了自己文脉的整理和学术的传承。
?这个时候，湖南的书院文化开始崛起，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全国四大书院湖南占了两家。岳麓书院，公元976开始，弦歌不绝，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而且由于岳麓书院的带头作用，湖南各道府州县书院，如雨后春笋冒出来，并迅速连成网络，成为理学在湖南学术研究和传播的体系，成为湖南的教育体系，形成了理学浓厚的氛围和深厚的积淀，湖南成了中国理学重镇和义理之乡，所以后来人说，“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并不完全是湘人自夸。湖湘文化后来居上，几乎与中华文化，儒家文化，处在同一个高度和同一条轨道上。
二、“揽道学之始终”与“别开生面”
明朝为了抵御蒙古，朱棣迁都北京，政治军事的重心逐渐向北移动，广大北方的安顿和复兴，使南北发展相对平衡，湖南的地位下降。明清时期，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各省，工商业发展起来， ?即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市民文化悄悄兴起；从明朝开始，天主教的影响，不仅到了东南沿海，也到了北京，冲击着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明朝中叶以后，王阳明的心学兴起，思想出现了多元多样的苗头。
湖湘学术在明朝比较沉闷，仅有李东阳的茶陵诗派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看起来湖南学术似乎有些保守，有些孤独，其实这个“保守”正是对“道南正脉”的坚守，对理学的坚持和创新。湖南读书人群体深耕细作，宋元埋下的理学种子在湖南成长为参天大树，日后成为中华学术的栋梁。三百年湖湘理学厚积薄发，孕育了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思想。王船山“昭苏天地”，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
本来有可能走出历史循环的大明王朝，没能战胜专制和腐败带来的农民战争，反而造成满族入侵的良机。明为什么会亡？有人从文化上追究原因。宋元明几百年里，中国是在理学之光笼罩之下度过的。明朝统治者强化了皇权专制的同时，强化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强化了理学的垄断地位，导致理学僵化虚空。明成化年间，实行“八股取士”，理学与科举结合，禁锢知识分子；从方孝孺开始的惨烈的文字狱和剪除功臣运动，让明朝官吏走向虚伪和腐败。强调“内圣外王”的理学，不仅日益疲乏无力，而且成为装饰谄媚的工具。王阳明的出现是对理学的调整。他强调主观能动性和个性的力量。“心学”解放了心灵，也为随心所欲开了方便之门，客观上削弱了理学的约束性，所以有人把明王朝的崩溃归咎于“心学”。朱熹和王阳明都拿官员没有办法，吏治走向反面是明王朝崩溃的基本原因。
明清之际，天崩地裂，国破家亡。思想家力图找出理学存在的问题。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这个意思。他满怀孤愤，披肝沥胆，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著述四十年，经史子集，反本开新，让儒学、儒家文化别开生面。如果说周敦颐解决了宇宙论，人生论，天道人道的问题，那么王船山进一步解决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他的认识论方面，把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放在优先的地位，釜底抽薪的对朱熹和王阳明做出批判，这个批判让思想从空中回到了地面上，回到现实生活中，是真正的“别开生面”。在方法论上，他强调“变”，他几十年研读、解读《周易》，不断的对《周易》进行思考阐发；他看到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人在变，他提出“趋时更化”，不仅仅要与时俱进，而且“道随器变”，要与时代一起变化。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上，他强调了“经世致用”，认识论与方法论统一，理论与实际统一，人生与事功统一。他带有唯物和辩证倾向的思想，已经触到了现代哲学思想的真谛，他跟西方的那些思想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在此基础上他产生了民主、民权的思想，平等、均权的思想。最重要的是，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思想，给了转型应变的华夏民族以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在近代历史转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湖湘文化再一次与中华文化同频共振。王船山的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也对后来中国的思想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周敦颐和王船山，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他们返本开新、守正开新。返本也好，守正也好，都是坚持，都是坚守。他们坚守了中国文化的正道、正脉；他们“开新”、创新，勇敢地发起了思想的变革，推动中华文明前进。两个湖南人，王船山和周敦颐，相隔六、七百年，一个是理学的开山祖，一个是理学的总结者，似乎在证明湖南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郭嵩焘说“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艮湖湘而有光。” 揭示了周敦颐和王船山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一观点得到了当代学术界的公认。
三、湖湘理学与近代变革
19世纪中叶，世界和中国发生巨变。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化了中外矛盾和内部矛盾。这个巨变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展现出来的。太平天国进入湖南，给了曾国藩和湘军一根阿基米德的“杠杆”。湘军打败太平天国，挽救大清王朝，拥有扭转乾坤的功劳。胜利后急流勇退，不居功不自傲，势力、实力、声名不可阻挡。七八十年代，“中兴将帅，什九湖湘”，数百名高级文人和军事将领构成的庞大湘军集团，占据省部各路要津，后又衍生出淮军集团，互相呼应，影响朝局，贯穿晚清。
我们回首晚清七十年，寻找在黑暗中举起火把开拓前进的人，似乎不是政治上站在最高处的政治家。不是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慈禧、光绪，而是曾左胡彭率领的一群湘藉士人。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评价晚清“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晚清历史转变的关键人物曾国藩是他们的代表。曾国藩以学术立身，深谙理学原道和经世学问，心怀济世救时、勤王卫道的志向，有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的准备，有内圣外王、追比圣贤的境界，勇于实践和独创，艰苦卓绝、逆势而行没有他就没有湘军。曾国藩凭什么创造历史奇迹呢？曾国藩和湘军取胜的法宝是竟然是那个在湖湘大地上盘桓了七百年的“理学”幽灵。
“湖湘理学”有三层意思，第一层，它是理学，从“六经”开始?，?孔孟程朱的道学传统得到继承。湘军倡导“忠义血性”，以“仁”“礼”治军，湘军集团也是一个理学的学术群体；“理学”武装的湘军，成为一支有文化有信仰的军队；第二层意思，它是理学的湖湘阐述，即所谓“道南正脉”。从周敦颐、张载、胡宏到王船山，即区别于程朱，又不同于陆王，湖湘理学更重视宇宙的物质性，“气本论”强调实有、存在，形成了经世致用的特色，湖湘理学也可以叫“经世理学”。“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成为湖湘理学的精髓；第三层，湖湘理学蕴藏了湘人的文化基因。湖南历史上的战争、移民、蛮族、流寓、宗教文化，都对湖南人的个性有深刻的影响；湖南人那种“心忧天下”的情怀，敢为人先的胆识，实事求是态度，以及拼搏霸蛮的个性。使得湘学具有独立自主、兼收并蓄、追求变革、求实务实学术品格。
曾国藩是“湖湘理学”的代表，以往我们注意到曾国藩的事功，对于他的学问研究不够。他戎马倥偬，封疆大吏，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写作大部头学术著作，所以在学术上似乎说不起话。其实有两点可以为他辩驳；第一、他留下的文字，包括奏折和书札千百万字，其中有非常丰富新鲜重要的，从实践中总结的思想，学术分量并不比长篇巨著轻；第二、他对理学的更大的贡献是他实践了湖湘理学、发展了湖湘理学、并用自己的成功弘扬了湖湘理学。“实践”在儒学、包括理学中叫“功夫论”，本身就是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几十年的丰富实践，就是理学的成就，是高于纯粹书院的学问；他以自己的人格和事功，证明了理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文明的正道，只要坚持经世致用，理学是可以指导变革，引领前行的。
近代历史上湘人的表现证明，湖湘理学是贯穿近代中国坚守与创新的思想武器。曾国藩和湘军集团登上历史舞台，是中国近代史的转变枢纽。发起“洋务运动”，推动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施，机器大工业和对外开放由此起步，中法战争、收复新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为发起者，或为推动者，湖南人在近代历次保卫国家的战争中，重大历史变革中，居功至伟，光芒四射。湖湘理学是引领近代变革的火炬。
2020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