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争夺变法的领导权
假如康有为仅仅满足于在民间当一位教主，做孔子那样的素王，官僚士大夫尚不会感觉到切身的威胁，问题在于，康有为像历史上所有的大儒那样，要内圣而外王，进入上层权力，付诸于政治实践。这就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发生了直接的厉害关系。
政治与宗教不同，奉行的是不同的伦理标准。宗教家所要遵守的，只是信念伦理，只须对自己的信念负责，结果交给上帝（或天命）。但倘若离开抽象的理念世界，进入具体的政治场域，那么，角色就转化了，宗教家变为了政治家，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要遵循另一种政治家的伦理：责任伦理，对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负责，而不能仅仅以自己的信念而自我辩护。
康有为作为民间的教主，一开始就野心勃勃，七次上皇帝书，为的是进入权力中枢，实现外王之大业。然而，正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家，不如谓之理想者”。 他不仅是权力场上的素人，而且在政治上非常不成熟，无它也，乃是以自我为中心，极度自信，不懂得妥协二字。而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
在戊戌时期，虽然形成了变法新政的大潮流，但在变法派内部，存在着激进与温和的两条不同的变法路线。温和的变法路线，主要是体制里面的洋务派以及甲午之后转向改革的清流，而激进的变法路线，乃是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两条路线的背后，其实是戊戌前后代际更替的两代士大夫。
从1898年这年的年龄来看，温和的变法派之中，李鸿章75岁，翁同龢68岁，张之洞61岁，孙家鼐71岁，张百熙51岁，张荫桓51岁，陈宝箴67岁。他们的知识结构基本是正统的，对新学的认知，不超过洋务的水准。无论是出身洋务还是清流，在官场已经有几十年的阅历，深知权力系统的运作，与体制也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他们希望通过变法而实现富强，但坚持循序渐进，以不引起官场和社会的剧烈震荡为前提。
同一年，激进的变法派之中，精神领袖康有为最为年长，40岁，其他几位比如梁启超25岁，谭嗣同33岁，刘光第39岁，林旭23岁。这是一批充满朝气和浪漫主义气质的年轻人，思想已经偏离理学的正统，带有强烈的创造性和颠覆性，对西学、西法的认知大大超越了洋务时期的水准。他们的身份或者是民间的文人士大夫，或者是刚刚入官场的政治素人，对权力系统的复杂与诡秘缺乏切身的认知，以为凭一己之勇气和皇上的支持就能推进变法，阻力越大，越激发起亢奋的姿态。而作为他们的靠山，光绪皇帝，也只有27岁，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在帝后的双头政治当中，属于弱势的一方，但很想大有作为，通过变法强化皇帝的权威，扩张自己的权力。
激进的变法派与温和的变法派之间，除了前面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冲突之外，在变法路线上，分歧究竟在哪里？假如我们将百日维新期间的变法措施，分为两个层次，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第一个变法的层次，是技术性层面，比如修建铁路、筹办商务局、农学会、建立银行制度、创办京师大学堂、按照西式制度练兵等等，激进、温和两派完全一致，也是慈禧所默认、保守派也不敢反对的。技术层面的变法，是洋务运动的延伸，从器物层面上升到西法层面，虽然戊戌政变之后，大部分中止了，但到辛丑条约之后的晚清新政，得到了制度性的实施。
第二个层面的变法，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这就是制度局的设置。这是康有为七上皇帝书中的核心内容，试图在旧体制之中，镶嵌入一个新的决策咨询机构，以绕过传统的官僚，推进新政。这自然为保守派官僚所拼命反对，但温和的变法派官僚士大夫对此态度如何呢？可以说制度局的设置来自西方议会的启发，翁同龢等人并非没有兴趣，在此前翁同龢送给光绪阅览的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之中，都有开议院的建议。但是温和变法派的开议会主张，乃是为了解决君民上下之通的问题，而议会中的民，乃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士大夫官僚，这种议院式的设计基本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之中，并无破局之危险。但激进变法派的制度局主张，其背后有一个令官僚士大夫非常恐惧的民权思想。张之洞对早期支持过的《时务报》中梁启超言论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民权思想的鼓吹上。对于体制中人来说，这无疑是不可容忍的洪水猛兽。
不仅是制度局背后的观念有分歧，更重要的动了既得权力集团的奶酪。光绪在现有体制中变法受阻，便在人事格局上下手，一方面革除礼部六官，另一方面提拔军机处四章京，并且要设置懋勤殿，让康有为这些文人士大夫有机会进入权力的最高层，成为变法的决策中枢，这不仅触动了保守派的现实利益，也让温和变法派感到不满。后者不是反对改革，比较起具体措施，他们更看重的是谁掌握权力中枢，谁拥有变法的主导权。当康党们有可能通过懋勤殿左右皇上，而自己将被边缘化的时候，温和变法派毫不犹豫地站在保守派一边，共同阻击激进派进入权力中枢的企图。正如茅海建所分析的那样：“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许多提议都被接受，惟此一条绝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同此一心，绝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
前面提到，朝廷内开明的变法派官僚士大夫是一盘散沙，帝党与后党之间矛盾很深。曾经一度主掌变法大局的翁同龢气度狭窄，不仅与后党的李鸿章结怨很深，对同时是清流出身的张之洞多有提防，而对于帝党的同僚张荫桓，也在皇帝面前争宠，关系紧张。
当康有为作为新人进入京城权力圈的时候，面临的是这样的四分五裂格局。在一开始，康有为的处境是非常有利的，各派开明官僚士大夫明白他懂得世界大势，肚子里有变革的锦囊妙计，光绪又非常欣赏其人，纷纷拉他入伙。假如康有为长袖善舞，处理好与各派的关系，大可左右逢源；或者背靠某派势力，也有可能实现变法的宏图。
然而，自负的康有为将一切都搞砸了，他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变法派大员。因为他基本不了解两宫的政治格局，以为有了皇帝一头的恩宠，便可以搞定天下。更要命的是，他不是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多的开明派官僚的支持，却倒过来，不自量力地与自己的盟友争夺变法的领导权。
先看康有为与帝党变法派的关系。现在多个研究都发现，真正将康有为引入最高权力体制，推荐给光绪的，并非翁同龢，而是张荫桓。
张是康的小同乡，同为广东南海人。乡缘关系在传统中国权力网络之中，最为重要，何况张荫桓在外使节多年，了解各国情况与世界大势，与康有许多相似的趣味和立场。两人走得非常之近，康有为还应邀在张宅下榻喝酒夜谈。不过，当张荫桓受到保守派官僚围攻，慈禧对他严加申饬之后，老谋深算的张荫桓便与康有为划清界限，渐行渐远。深得光绪信任的他，还在皇上面前反对康有为以制度局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方案，只同意建立路矿总局。康有为在朝廷的唯一靠山也失去了，自然无法如愿进入权力顶层。
前面提到，温和变法派的三大重臣，是翁同龢、李鸿章和张之洞。政治素人康有为，与他们的关系个个都不妙。康有为虽然对翁同龢非常重视，期待通过他走进光绪的视野，但如前所述，两人的思想与气质相差太远，翁对康的始终若即若离，有提防之心。同为帝党的变法派重臣，翁同龢与张荫桓早期关系尚可，但随着张荫桓在光绪眼里分量加重，翁同龢便与张荫桓有了争宠的利益冲突，而在翁看来，康有为便是张的夹袋中人。随着光绪对康有为的兴趣增加，翁的猜疑就越深。萧公权认为：“康很明显地不尊重翁的有限改革论，也不尊重其变法领导权，他对翁的威胁变得甚至比李鸿章、张之洞更大。” 具有讽刺之意的是，竭力排斥康有为的翁同龢，最后还是背上了莫须有的康党罪名，最后郁郁而死。
康有为与第二位开明的变法派重臣李鸿章关系也不佳。李鸿章饱览世界大势，自认为眼界高时人一等，待他发现了康有为之后，感叹自己“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也”，他坦率承认：“康有为吾不如也”。当康有为联合翁同龢的门生陈炽、沈曾植等办强学会时，李鸿章也送来了两千银圆，想入会交好。但陈炽属于翁同龢的帝党，非常排斥后党的李鸿章，而康有为也认为马关条约之后的中堂大人也已经失势，不再有利用的价值，为了投翁同龢的心愿，于是附和陈炽将银元退回，拒绝李鸿章入会。这不仅伤了中堂的面子，而且也多了一个政敌。后来李的亲家、保守派御史杨崇伊死盯康有为不放，虽未必是李鸿章之指使，但李未加劝阻，在一旁冷看康党受伤、变法失败，显然是事实。
新崛起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骨子里看不起李鸿章这个老一代洋务领袖。梁启超后来在为李鸿章盖棺论定时，口气颇为不屑，认为：中堂大人不是造时势之英雄，只是时势所造英雄。其与伊藤博文不同，没有在国外留学，不通世界大势，不知政治本原。徒有小技，不学无术。是补天式人物。总而言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第三位温和变法派重臣张之洞最初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一段蜜月时期，张资助康梁创立上海强学会、办《时务报》，还与康几天几夜倾心相谈、给梁启超以超规格的礼遇。但一旦张之洞发现康梁要颠覆儒学正统、鼓吹民权，是几经劝说不肯回头的异端分子时，毫不犹豫地与康党斩断了联系，。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当张发现康党思想当中激进的雅各宾主义之后，“便舍弃他们，折了回去”。 特别是康有为在政治上发迹、舆论上掀起狂澜之后，张之洞更是感到恐惧，惊呼“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 他视康有为为圣人之教和大清王朝的最大威胁。张之洞出身于清流，又办洋务有方，清流与洋务当中，是他一生的紧张。这位儒学重臣，有自己的变法理论，为了回击激进派的变法主张，获得改革的意识形态主导权，他推出了中体西用的系统理论。自此，激进与温和两大变法派的理论分歧，已经是泾渭分明。
梁启超虽然对李鸿章颇有微词，但对曾经有过一段携手岁月的张之洞，最为鄙夷，他如此比较两人：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张之洞也，但张何以能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李鸿章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张之洞好名，故常趋巧利。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肚量，相去何止云霄也！ 虽然是事后之言，但也足见戊戌期间康梁与张之洞关系之僵化，远远超过与翁同龢、李鸿章。何况曾经有过一度蜜月，如今沦落到形同仇敌，更是由爱生恨，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康梁与孙家鼐围绕着京师大学堂的冲突，最能说明问题。孙与翁同龢同为光绪之帝师，在翁去职之后，是光绪身边最为重要的大臣之一，作为管学大臣，受命筹备京师大学堂。他政治开明，有变法意愿，也性情温和，不似翁同龢，没有强烈的权力欲。而康梁受张荫桓之托，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本来，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有良好的合作。但梁启超起草的章程，将学堂权力赋予总教习一人，而总教习的人选，几乎是按照康有为的模样量身打造。被架空了的孙家鼐当然要大光其火。与此同时，又发生了教科书之争。按照梁氏章程，之后全国各地方学堂的统一教材，将由康梁主持的编译局负责编写，如前所述，孙家鼐这些官僚士大夫的革新思路，基本停留在冯桂芳的年代，与康梁对孔教的标新立异，自然“道不相同”，于是孙家鼐提出，必须由他本人负责经、子、史的教材编定，否决了康梁的方案。
新锐的文人士大夫之崛起，所触动的不仅是上层的官僚士大夫的利益与理念，而且与整个老一代洋务变法派相抵牾。即使像上海滩开明的绅商阶层，也对康梁侧目而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如此评论康梁的变法：“康梁如药中生军麝脐。功效在开通闭塞关窍，原非参苓平和之品，全在良相医用之得当耳。吾华民其未醇，偏重效法东邻，日后恐滋流弊，谓其越中和位育笃恭而天下平宗旨，以此责备，众皆诚服”。 由此可见，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原因不仅在于上层的变法派内部，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之间不和，而且在社会层面，同样致力于变法的两代人，也缺乏必要的共识。
然而，康梁远未意识到自己的变法基础不稳，文人的浪漫主义气质令他们一旦获得了光绪的支持，便以为不必争取更多的同盟力量，可以一意孤行。不用说与上一代洋务派，即便是与同代人的维新派，自以为得宠的康梁们，也与他们闹翻了。《时务报》改官报就是一个显例。在办时务报期间，梁启超与汪康年结下了梁子，梁离开以后，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报》影响一落千丈。待光绪命梁启超主持编译局之后，康梁就筹划将《时务报》从属于编译局，从民间报纸收归为官府，成为一张官报，每期送皇帝御览，然后进入官方流通渠道，令各地文武百官和地方学堂强行订阅。而且，该报还拥有审查各地报刊之权力，若有不实，责令纠禁。 《时务报》改官报之后，汪康年将原《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康有为要求各省大吏禁止发行《昌言报》。康梁们一朝得志便猖狂的行为，引起了士林的普遍反感。严复公开批评说：“梁君早日持论云何？岂不曰凭公理以悦服人心，不宜藉贵为尊势以劫天下乎？……乃一旦志得，遂挟天子之诏，以令钱塘一布衣，非所谓变本加厉者耶？” 当年轻的改革势力刚刚得势之时，因为四处遍布政敌，其能够想到的，竟然是拾起自己大力反对的传统做法：用官方对付民间，通过行政权力压制异端的声音。
一个领袖的气质，决定了一场运动的性质。康有为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自信和果敢，让原本几乎不可能的变法成为一时之狂澜，将朝廷内外裹挟期间，但他的狂热和鲁莽，又让这场声势浩大的百日维新最终归于失败。连他的弟弟康同仁都承认：康有为“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这几乎是同代人对康有为的一致观感。两位与康有为只有一面之交的英国人：戈颁和贝斯福，也异口同声地认为，康有为是“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他“办事太急，不讲章法，以致毫厘潜力，求益反损”。
六，保国、保种、保教
晚清的两代士大夫，都将“保种、保国、保教”作为变法的目标。然而，这三者之间，究竟内涵如何，何为优先，很可以看出不同的改革派士大夫之间的细微差别。
接下去，我们通过两组人物的比较，来看晚清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与立场的不同。第一组，是康有为与张之洞，这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的差异，第二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这是文人士大夫内部的分歧。
先来比较康有为与张之洞。
康有为与张之洞都提出过保国保种和保教。康有为在保国会拟定的章程中，开宗明义，提出“保全国地、国民、国教”，这乃谓之康有为之“三保”。 几乎与此同时，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也同样是开宗明义提出“三保”：“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看起来，似乎两代变法派领袖有高度的一致，但细细考察，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别大有讲究。
首先，是康、张两人对国、教和种的内涵理解不同。首先是关于“国”和“种”，康有为的解读是“国”乃是“国家之政权土地”，“种”是人民种类之自立”。主权、国土和国民，这已经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张之洞虽然没有直接解释何为“国”与“种”，但从其上下文来看，所谓的“国”，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朝廷”，所谓的“种”乃是夷夏之辩意义上的“华种”。 由此可见，两代士大夫的观念之间，有一条近代与传统的鸿沟。虽然都要保国，但各自心中的“国”迥然不同。张之洞要保的，是清廷的小王朝，而康有为要保的，不再是传统的一家一姓之王朝，而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其次，康、张两人心目中的“教”也有天壤之别。辜鸿铭说过一句话：曾国藩大臣也，张之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 张之洞作为一个儒臣，的确比曾国藩更关心儒教之存亡，因为儒教之于朝廷之“国”，乃是灵魂之于肉身。正如前述，张氏的儒教的核心，乃是与现实秩序相关的纲常名教。而康有为的孔教，不仅颠覆了纲常，而且破了理学之正宗，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在官僚士大夫看来，无异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
第三，康、张心目中的“三保”，究竟何为优先？张之洞在《劝学篇》的选择是：“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 华种若要生存，首先民族的灵魂圣人之道不能亡；而圣人之道又与其制度肉身王权互为结合，所以，保教必保大清。没有了儒教的灵魂，即使保住了民族的生存，也等于被异族同化，亡国灭种。而儒家的纲纪伦理，最终要落实到王权的制度层面，大清的核心体制不容动摇。
假如只是到了这里，张之洞与之前的老传统主义者倭仁还没有什么区别，他毕竟是一个新时代的新传统主义者，不仅要守“理”，还要重“势”，势道变了，也要与时俱进。“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 保江山也好，保民族也好，保圣教也好，最终还是要有力量，这力量就是富国强兵。19世纪末进化论席卷神州，以力为中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为严复、梁启超等文人士大夫所鼓吹，也深刻影响了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士大夫。圣人之道是空泛的，只有最终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才能保住大清江山，守护儒家伦理。不过，富强并非张之洞的终极关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富国强兵只是手段，最终目的乃是守住大清江山。在他看来，江山与儒教乃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 张之洞之所以会与康梁决裂，杀自己的学生唐才常，至死对朝廷忠心耿耿。保江山，就是保自己，保江山，才能保住心中的圣教。
如果说张之洞在“三保”之中的重心在“保国”的话，那么，康有为真正关心的，那是“保教”。他发起的儒家新教改革，动机无它，那是以改教而保教，且以保教带动保国与保种。在“教”与“国”的关系上，张之洞的“教”（纲常名教）与“国”（清廷）无法剥离，诚如辜鸿铭所说，张之洞“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 但康有为的“教”，是作为国教的孔教，像西方的基督教一样，具有独立的建制，可以与具体的“国”（小朝廷）剥离，而且与“国”形成了相互抗衡的双重权威。
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康有为与张之洞的分歧。在两人的蜜月时期，康在上海办《强学报》，创刊号上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改光绪纪年为孔子纪年。这立即引起赞助人张之洞的强烈不满，正如茅海建所分析的，“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正朔用纪年当属政治表态，立教会更有谋反之嫌。康此时虽绝无与清朝决裂之意，但此举必引来许多不利议论。此在康似尚理念，在张则是政治”。 康是观念人物，毫无政治意识，而张久经官场，政治嗅觉较旁人敏感十倍。从此事开始，康、张之间有了不可消弭之裂痕，后来越演越烈，终于水火不容，成为了政敌。
康、张之间，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差异，但在同代文人士大夫之间，在“三保”之间，也是有不小的分歧，以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例，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保教”上。
最初，当梁启超心智未完全成熟之际，追随乃师，鼓吹保教。在他看来，“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 不过，梁启超的保教与其老师还是有微妙的差别。在康有为心中，“教”之价值在“国”之上，“国”可以亡，但孔教不能亡；“教”在，“国”也在，孔教之灵魂，决定了“国”之肉身存亡。所以，康后来可以诀别清朝，接纳民国，但在建立孔教上，是一以贯之的。
但梁启超就不同了。在不断的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梁启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国”感。 这种“无国”感，指的是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 梁启超所说这个“国”，与张之洞心目中的“国”（王朝）不同，也比康有为要清晰地意识到乃是欧洲那样的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内部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晚清，梁启超是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引入中国的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启蒙者， 对于他而言，保教只是工具，而保国才是目的本身。
在1902年之前，梁启超认为，为了保国，保教是有工具性价值的。他比较了宗教家与哲学家的区别，说“言论理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显然，梁启超自认是哲学家，而康有为是宗教家。他承认，“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何以如此？因为“哲学贵疑，宗教贵信……大人物所以能为惊天动地之事业者，亦常赖宗教。” 这就是梁启超为什么敬仰康有为的缘故，康有为有宗教般的神魅性，虽然梁启超未必喜欢宗教，但维新变法大业却需要有这样一位可以掀起狂潮的教主，而作为哲学家的梁启超却做不到这一点。他说：“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有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 “太有成见”，是一方教主的心态，相信万物皆备于我，真理握在手中，而“太无成见”,则是一个知识启蒙者的姿态，面对各种新知，皆有开放、接纳和包容，自然无法皈依于某个教派。
在这里，可以看到戊戌维新运动之中，即使在文人士大夫当中，也有两种不同的动员取向。康有为诉诸的是信仰，他将人文的儒学，改造为启示性的孔教，而梁启超诉诸的是理性，到了日本以后，他对儒学的新教改革逐渐失去了兴趣，开始从事与康有为不同的知识启蒙，于是，必然要与保教分道扬镳。1902年，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至于保教一事，弟亦实见保之之无谓”。保教既然无为，那么何等事情最为重要？梁启超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梁启超公开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与康有为划清界限，明确表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前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他历数不必尊孔保教八大理由，朗然宣布：在保国、保种与保教之间，“以今日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非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
在保国、保种、保教之间，康有为志在保教，张之洞和梁启超重在保国，但张之“国”，乃是大清小王朝而已，而梁的“国”，则是超越了一家一姓之私的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在晚清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之间，以及文人士大夫内部的不同价值取向，后来发展为迥异的政治路线：康有为的保教，之后延伸为包括新儒家在内的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张之洞的保王朝，乃是各种政治保守主义的滥觞，而梁启超的保国，则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山鼻祖。
得到光绪支持的百日维新最后以流产而告终，但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实行的。在戊戌变法之中，官僚士大夫击败了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重新夺回了政治上的变法主导权，但到几年后的晚清新政，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官僚士大夫所实践的具体变法措施，基本在康有为划定的范围之内，虽然在保教和保国这两个节骨点上，前后两代士大夫依然是水火不相容。
七，戊戌维新是失败还是成功？
文人士大夫领导的戊戌维新究竟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可以这样说，作为政治运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但作为启蒙运动的戊戌维新却大大成功了。这一成功的标志，是自戊戌之后，社会层面的话语权已经转移，从官僚士大夫转移到文人士大夫手中。
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搞政治，不是翁同龢、张荫桓、张之洞、袁世凯那些官僚士大夫的对手，但要论舆论宣传、鼓动社会，高高在上的官僚，远远不及靠舆论起家的文人士大夫。以张之洞为例，他在与康梁决裂之后，筹办了《正学报》，试图与“素王改制”的康有为分庭抗礼，夺回话语主导权。主持《正学报》的梁鼎芬，虽然比康有为小一岁，但其思想做派与官僚士大夫同路，如茅海建所说，“其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可能会过于雅致而细碎，这作为学者当属及其自然与正当，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处处计较，将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写作”。 再加上后台老板张之洞，自视甚高，对言论和文字也多有苛求，最后《正学报》竟然夭折，不了了之。变法派官僚士大夫在整个戊戌维新前后，始终办不了一份哪怕可以勉强与文人士大夫竞争的报刊杂志，只能眼睁睁看着康亮之辈垄断了舆论阵地。
而继承了龚自珍、王韬文人传统的康梁们，与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不同，他们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走入政治舞台，从一开始最重视的就是制造舆论、宣传鼓动，占领话语的制高点。康有为发起的联省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虽然没有经都察院上递，对上层决策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但康醉翁之意不在酒，作为文人士大夫，他所在意的，是舆论造势，旋即在上海刊行《公车上书记》，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世。通过体制外的舆论声势，倒逼体制内走向变法改革，并一夜爆得大名，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之后的《上清帝第四书》，为保守派官僚士大夫所阻拦，也无法抵达天庭，康梁亦如法炮制，在广东、上海刊行刻本，影响与声势同样胜过体制内的上书。
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很多人有在广州、香港、上海的口岸城市生活经验。晚清的口岸城市，已经出现了一场印刷术的革命，为近代的启蒙奠定了物质与技术的基础。中国的印刷术虽然出现很早，但在晚清之前基本是手工雕版印刷，一个雕版最多也只能印刷百部而已，因此传播的能力有限。到了晚清，从西方传入的石板印刷和活字铅印技术，大大提升了出版印刷的效率，以上海为中心，由印刷术革命所带来的，是一场知识启蒙运动，而启蒙的核心人物，正是刚刚诞生的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与上一辈官僚士大夫不同，后者只是雕版印刷时代的知识者，而康梁之辈适逢其会，则是石板印刷和铅字印刷时代的弄潮儿，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借助于石印技术，每期发行量，从最初的4000份，攀升到后来的17000份，那是倭仁、曾国藩这辈官僚士大夫学问再好，也是无法想象的影响力。
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国只有官方的邸报和士林中的清议的话，那么，到了1890年代，则出现了中国式的公共领域。正如我之前所研究的那样，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结社、学校和报纸。 在变法派官僚士大夫的时代，在上海、广州等地，一些报纸和书院部分具有讨论公共政治问题的性质，比如上海的格致书院，从1886年起，进行季考，请洋务派的官员和著名士大夫出题，由学生自由回答。题目除了科学之外，多是一些与政治变革、国家致富、法律设置等公共问题有关的大题目，比如：《中国近日讲求求富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中国大宪选派办理洋务人员应以何者为称职论》、《议院论》、《中西律例异同得失安在》等等。从目前所存的答卷来看，学生们畅所欲言，放言无忌，每次季考，等于一场内部范围的公共时务大讨论。 但是，格致书院的讨论并非是公开的，也没有直接面对公共大众。而且，作为主持者洋务士大夫本身也依然属于体制的一部分，缺乏真正的民间身份。而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定义，其具有公开性、民间性和批判性三大特点。显然，在1890年代之前，由官僚士大夫主持的学校，都不具有这些特点。
然而，新崛起的一代文人士大夫，就有了了十足的民间性，1896年《时务报》的创办，是中国公共领域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时务报》不是一份孤立的报纸，其背后还有一个维新派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性质，按照梁启超的自我理解，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 四马路上的时务报馆，成为当时维新人士的聚集地。《时务报》及其创办者康、梁、汪（康年）等人，虽然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基本的活动方式已经从体制内部转移到了民间，往下诉诸于舆论的教化，向上对朝廷施加变革压力，开始具有了现实的批评性格。《时务报》虽然办在上海，但影响在全国，如梁启超所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这表明，《时务报》已经具有了公众舆论那种公开的、覆盖全社会的影响。
较之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最大的优势在于办报纸，掌握舆论。从《时务报》开始，其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虽然都办在日本，但传回国内之内，几年以后，依然被反复刻印，传播全国。在报纸这种新媒介之中，梁启超的风头已经压过其师康有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晚清的舆论界骄子，除了其借助日文引进了大量西方的新知之外，最重要的，乃是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为清末民初的两代读书人（晚清文人士大夫和民初新知识分子）所喜闻乐见。文体的革命，有时候往往比思想的革命更有吸引力，也更具颠覆性，梁任公的新文体，在清末明初风靡了二十年，无人匹敌，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才拱手让出了话语的霸主地位，由更年轻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接任。
报纸之外，文人士大夫所重视的还有学校和结社。康梁办的学校，从广州的万木草堂到长沙的时务学堂，此处不赘述，以结社而言，本来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是“君子群而不党”，党派之争被视为国家之祸害。但到了晚明，江南的士林社会，因为对朝廷宦官不满，出现了诸如东林书院、复社等士大夫结社。有清一代，对士大夫结社严加防范，待康有为力志变法，首先要做的，便是通过结社，联合士大夫。他认为：“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 这段话，应可注意的，其一，欲成大事，必合大群。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与曾国藩、张之洞等官僚士大夫不同，走的是体制外自下而上的造声势、拉队伍路线，建立南学会、强学会、保国会就是基于这样的策略考虑。其二，合大群在地方不行，必在京城形成登高望远之势。康有为虽然不谙朝廷内部的权力格局，但对全国的政治布局还是清晰有知，各省督抚一统天下，除非遇上陈宝箴这样开明的封疆大吏，一般很难在地方突破。但在京城，上层权力多元抗衡，反而有空隙可图发展。公车上书凭借的是帝党的反议和势力，强学会的成立，更是借助了帝党和后党变法派各怀心思的支持。不过，康有为有一点高估了北京的重要性，京城的上层虽然有变法派，同样也有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强学会、保国会开办不久就为后者所纠弹而受到夭折，足见在中国要实现“首都革命”谈何容易。倒是在上海这个既有租界飞地、又有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和现代传媒的现代都会，康梁们成功实现了公共领域的突破性发展，为舆论的造势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和空间。
政治上的百日变法失败了，但文化上的戊戌维新却成功了。属于帝党变法派的张元济在政变之后写信给汪康年，公允地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与康同代人的宋恕，也客观地评论说：“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何也？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夫舆论一变，卓如之功，而亲为长素弟子，亦长素功也”。 时代人未必在学问上看得上康有为这位野狐禅，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康梁改变了一代人的风气，从此掌控了清末的话语领导权。
梁启超在总结康有为一生时，如此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 这一维新的精神，像火炬一般，照亮了清末民初两代知识分子。究竟是一时的政治变法重要，还是更长久的观念革新更有影响力？答案显然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