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两代变革的士大夫，第一代是主导洋务运动的官僚士大夫：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袁世凯等，第二代是戊戌变法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文人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尊宪等。1890年代是这两代士大夫新旧交替的时期。到了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在士大夫群体之中，赞成变法的已经成为主流，原本的洋务派与新崛起的维新派以联手之势，造成了最初的大好局面，促成了光绪帝下决心戊戌变法。
然而，为什么这两派都致力于改革的士大夫会分道扬镳，以至于戊戌变法最终失败？康有为与张之洞都要保教、保种、保国，但在“三保”之中，各自要保的重心究竟是什么？他们所理解的“教”与“国”究竟何指？背后又呈现出两代士大夫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新一代的文人士大夫，虽然在戊戌变法中遭到了惨败，被杀头和通缉，但所发起的作为民间的文化运动戊戌维新，却大获全胜，新思想、新名词从此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流，这一胜一败之间，与文人士大夫的代际特征有何关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一、文人士大夫以及精神世界
首先，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何谓文人士大夫？晚清的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官僚士大夫有什么不同呢？
北宋之后的科举制度，是读书人群体的等级化建制，进士以上属于士大夫的上层社会，他们或为各级官僚，或为翰林院的候补官员，处于体制的核心，与朝廷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也深谙权力的复杂运作与内部网络。秀才和举人属于士大夫的中下层社会，他们继续奔走在通往京城的仕途中，处于权力体制的边缘，作为地方的士大夫精英，身上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也有着文人的各种浪漫的乌托邦想象。
到了19世纪末，虽然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都意识到不变革不足以度过危机，但因为他们在权力网络的不同位置，令他们的变革观念与介入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
戊戌维新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早在道咸同治年间，有两位先驱性人物：龚自珍和王韬。他们分别塑造了文人士大夫的双重特性：龚自珍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王韬的立足民间舆论。
龚自珍虽然与魏源并称，但龚魏的身份与文化之差异是非常明显的，魏源乃是幕僚出身，是经世致用的实践者，他务实而精干，留下的是实实在在的《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和《圣武记》。而龚自珍，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外祖父是清学大儒段玉裁。他从小受到一流的文史熏陶，对时政敏感而激愤。最早提出“自改革”的龚自珍，虽然其具体的改革主张无甚高论，自称“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但是，他的浪漫主义解放气质，像精神的狂飙，鼓舞了戊戌时期一代文人士大夫。梁启超后来说：初读《定庵文集》，犹如电击，他颇似法国的卢梭，虽然其思其学病在不深入，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说掩，意不豁达，但是，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龚自珍因为在37岁之前，科举之途屡试屡败，好不容易中了进士之后，又与官场气氛不合，辞官南归在江浙主持民间书院，与文人友朋吟诗唱和，抨击时政。与传统官僚士大夫不同，他的变革希望不再投射于皇帝和朝廷，而是地方社会的“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也”。
何为龚自珍期待的“山中之民”？显然并非江湖社会的草莽英雄，而是晚明活跃在民间的阳明学士人。这些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在清朝早中期一度中断，到了道光年间，在江南地区又悄悄聚集起来。经过半个世纪的酝酿，终于到19世纪末，终于汇合成一代气焰张扬的文人士大夫。
道光年间的龚自珍还只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只是在私下流传的诗文中发发牢骚，而同光年间的王韬。虽然也有浪漫气质的名士派头，但作为在体制内外和中西之学的边缘人，他在香港-上海走廊的租界飞地，找到了自己的恰当位置：近代报人。1874年他在香港主办的《循环日报》虽然影响不大，但作为华人第一张以公共舆论为主体的报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最早滥觞，梁启超、汪康年后来办《时务报》，显然是承接了王韬民间办报的传统，接下去我将谈到，文人士大夫的活动场域，不再是朝廷与衙门，而转移到体制外的社会空间。
儒学中有修身和经世两种趋势，到了晚清，经世致用风气渐起，无论是汉学中的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或者宋学中的理学或心学，皆以经世为第一要义。晚清的“自改革”从学术渊源而言，本身就是经世致用的产物，这也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共同的思想底色。不过，曾国藩、张之洞这些改革派儒臣，与龚自珍以及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除了上述的活动场域有别，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在精神气质上也有明显的不同。
清朝继承明之传统，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意识形态。在理学内部，有修身和经世两种传统，倭仁强调的是不变之天理，曾国藩发扬了随时势而变的经世致用。在道光同治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基本围绕着“理”与“势”而展开。到了光绪年间，文人士大夫开始出现，从龚自珍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在精神气质上继承的是并非是保守的正统理学，而是具有个人意志和思想解放色彩的阳明心学。于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到了1890年代，从保守派与洋务派之间的“理”与“势”的冲突，逐渐转移到两代改革派士大夫之间“理”与“心”的对峙。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中的两位儒臣曾国藩、张之洞，虽然主张因“时势”而变，但依然奉理学为正宗，圣人名教为天理，经世之学可变，三纲秩序不可变也，他们的重心在“天理”而非“人心”上，虽然这个“天理”已经随“时势”的变化有部分的调整。
然而，文人士大夫在精神气质上却与理学家不同，他们在阳明心学的延长线上，试图掀起一轮从思想解放到激进变革的狂澜。从龚自珍到康梁，之前的研究多注意其学术上的今文经学的革命传统，其实，还有另外一条心学的暗线。龚自珍高唱：“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立造山川”。 龚自珍这些以“自我”为本体的惊骇之论，已经跨越了阳明心学的最后一道“天理”的界限，足足领先了一个时代，到戊戌时期演化为康梁一代文人士大夫致力于“六经注我”、发动儒学的新教革命的内在精神动力。康有为的教主性格当中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既是精神的，又是物欲的，与晚明的精神解放与自然人性思想潮流一脉相传。而谭嗣同激进的仁学，将个人意志中的“心力”，作为世界的大本大源，用“心力”对抗“天命”。
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首先需要改革者有颠覆乾坤的精神本源。显而易见，官僚士大夫墨守于规规矩矩的理学，且不说思想观念，在精神气质上也不具备解放者的基因，因而他们能够想象的远方是有限的。而继承了阳明心学的文人士大夫，具有宏大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与西方的进化论、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无父无君”的佛教相结合，于是就爆发出激进改革的巨大能量。
谈到浪漫主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并非偶然。这背后有地缘文化的因素。洋务派官僚士大夫多湖南人，从曾国藩、左宗棠到刘坤一、郭嵩涛，都受到湖湘文化历史悠久的经世致用传统的浸润。而过去的“南蛮之地”广东，远离京城的政治中心，也与理性化、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有别。广东的地域文化当中，民间信仰比较发达，六祖禅宗慧能也是广东人，其内心体验式的心证之法影响了后来的王阳明，也为岭南之学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从明代的岭南大儒陈白沙，到晚清的康有为，都处于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的同一条思想脉络之中。
二、两代士大夫的比较
让文人士大夫崭露头角的，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最初的发起者，是官僚系统中的中下层官员，甚至有翁同龢、李鸿藻这样的拒和派大臣的深层背景， 但公车上书这一事件，有两重意义，其一，清廷对士大夫参与政治的空间都严防死守，对民间读书人诱导他们不闻天下事，一心奔走于漫漫的科举仕途，或者专注于繁琐的乾嘉考据。公车上书是自明末的东林党运动300年之后，有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士大夫运动，此后的一个世纪，读书人前赴后继，掀起一波又一波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狂潮。运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自公车上书开始，自当无疑。
其二，公车上书也是体制内外的官僚与布衣士大夫第一次成功的联手。联手的管道是传统的乡缘、亲缘和学缘网络。最初由文廷式、王鹏运这些主战派京官鼓动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同省”上书，随后由康有为发动18省1300名举人参与的“跨省”签名运动。由康有为起草的《上清帝第二书》，尽管没有递入朝廷，但在民间发生了爆炸性影响，康有为以超越同代人一个身位的变革卓见，一夜爆得大名，奠定了其新一代文人士大夫的领袖位置，也让官僚士大夫对他刮目相看。过去官僚士大夫要影响皇帝，主要靠上奏等体制内的权力网络，但公车上书之后，他们开始懂得在体制外“造势”，通过社会的舆论形成时代大氛围。而像这类“宣传”和“造势”是官僚士大夫们所不擅长的，而正是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的拿手好戏，改革派官僚不得不借重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本来未必看得起的维新派布衣。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有两种影响时代的大人物，一种是“应时之人物”，另一种是“先时之人物”，法国的拿破仑、日本的西乡隆盛，纵然伟大，也不过是顺应时势者。“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在梁启超看来，上一代的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之辈，只是识时务的英雄，而新一代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就像法国的卢梭一样，则是造时势的先知，因为他具有“先时之人物”的三大气质：理想、热诚和胆气。 这话虽然有溢美之词，但对两代士大夫的历史定位还是颇为准确的。将曾国藩和康有为作比较，曾国藩其长处在识大势，懂应变，善于将捕捉到的大局变化转变为实际的时务，是一流的大政治家，但在思想上并无超越时代的特别出彩之处。而康有为，理想奇丽宏大，富有教主般的魅力，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年代，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他于政治全然是外行，幻想多于冷静，是一个末流的政治家。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士大夫的短长之处，从这两代领袖身上，昭然若揭。
甲午一役，马关痛局，震撼了整个士林，也触痛了麻木不仁的朝廷，自此人心思变，不变则亡，成为了庙堂与江湖上下一致的政治共识。官僚士大夫之中，无论是洋务派的李鸿章、刘坤一、张荫桓、袁世凯，还是清流出身的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都有了变法改制的意愿。在权力的最顶层，光绪的变法决心，也得到了慈禧太后有限度的默许。变法真所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奕劻、荣禄、刚毅、徐桐这些满旗贵族，虽然恐惧变法会危及满人的既得利益，但暂时也在观察风向，不敢公开反对。
问题是本来是形势一派大好的变法，为何会中途夭折？过去的结论是光绪与慈禧对权力的掌控不成比例，任何改革都是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当慈禧以及后党意识到光绪的变法会威胁到自身的根本利益的时候，自然会出手扼杀百日维新。近年的研究则多指出由康有为设计、光绪主导的变法方案过于激进、密集和急躁，导致各种反对力量集聚，最后功亏一篑。这两种观点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本文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分析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保守势力太强大，乃是因为体制内外的变法势力，官僚和文人两代士大夫无法携手合作，康有为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体制内变法派，最后功亏一篑，导致悲剧的产生。
三、保中国，不保大清
戊戌变法时期上层的权力格局，基本是“两个中心，三分天下”。在前台治理朝政的光绪皇帝和在后台操弄大权的慈禧太后，这是两个权力的中心；三分天下乃是后党保守派、帝党变法派和后党变法派。
后党保守派主要是在慈禧周围、为太后所信任的的一批满清贵族：奕劻、刚毅、荣禄、文悌等深知变法是一场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唯恐满人的权力因此而削弱，因而对变法的态度是绝对的抵触，而反对变法的方式，不在前台，通常是在背后在慈禧面前说光绪的坏话，说他重用汉人，断送满人的江山。而在前台公开反对变法的，则是一批保守的汉人官僚士大夫，比如屡次上奏折的徐桐、许应骙、杨崇伊等人，他们当然也有权力上的考量，但更多地出自“卫道”的意识形态原因，顽固地坚信，圣人之道不可改，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批后党保守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完全取决于慈禧对他们的态度。
上层权力结构当中赞成变法者，另分两派，一派在光绪周围，另一派为慈禧所信任。帝党变法派以翁同龢为首，还有张荫桓以及文廷式、沈曾植、张元济等一批中层官员。而后党变法派主要是李鸿章和张之洞，以及同样为慈禧和光绪信任的温和变法派王文韶、孙家鼐、张百熙、袁世凯等。事实上，这些赞成变法的汉人官僚士大夫，在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变革理念上基本停留在冯桂芳的《校邠庐抗议》层次上，在满清的严密控制当中，并没有形成紧密的朋党之分，说他们是两派人，只是在权力格局中的位置不同，在帝后两个权力中心之间，分布成不同的权力背景光谱而已。
1895年之后，耻辱的马关条约使得朝廷上下意识到，不变法是不行的，帝后之间对待变法的态度，差别只是在于如何变，变到什么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党保守派在一开始并非有什么优势，他们采取的是守势，小心翼翼地寻找变法中的破绽，以便转守为攻，恶参一本，或者在太后面前挑拨离间。
帝后两党的变法派相加起来的实力，是非常壮观的，从军机大臣到封疆大吏，占据了相对的优势。但是，他们内部四分五裂，有共同的变法意愿，却都想排斥对方，掌握变法的主动权。在甲午海战之前，围绕着对日究竟是和还是战，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与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就形成了水火之势。马关条约之后，变法派最为重要的三巨头，是帝党的翁同龢、后党的李鸿章以及张之洞。翁同龢如日中天，深得光绪信任，张之洞声誉很高，洋务成绩斐然，而李鸿章虽然暂时失势，却依然有不容小觑的实力。
对于康有为这些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与变法派结成联盟，就是处理好与这三巨头的关系。简单言之，假如康有为懂得一点京城的权力格局，最好的政治策略，乃是稳住保守派，背靠帝党，与后党搞好关系。也就是说，尽量不刺激荣禄、徐桐等人，牢牢抓住翁同龢、张荫桓，而积极争取张之洞、李鸿章、王文韶、孙家鼐、张百熙、陈宝箴等的支持。可以想见，假如体制内外的变法派携手合作，1898年将是另一个局面，戊戌变法将是另外一个结果，中国历史也会因此而改写。
然而，康有为的结果，恰恰与此完全相反，他不仅刺激了保守派，而且还得罪了后党变法派，连曾经一度支持他的翁同龢，后来也刻意与他保持距离。在整个权力上层，除了光绪一个光杆皇帝的撑腰，康有为几乎与所有的势力包括保守派和变法派为敌。如此局面，戊戌变法焉得不败？
康有为为保守派所不容毫不奇怪，但是否刺激他们又是另外一回事。正因为康有为的咄咄逼人，口无遮拦，加深了保守派对他的仇恨，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康有为两次见荣禄，就是明证。第一次，是光绪想召见康有为，被奕?所阻拦，于是，包括荣禄在内的五大臣代光绪召见康。荣禄首先划定了变法的红线：“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针锋相对回应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这段对话，见于康有为的《我史》，虽然有事后加工的成分，显示变法立场的坚定，但连支持他变法的翁同龢当天的日记都记载康有为态度“狂甚”，可见康有为将荣禄得罪之深。
不是冤家不聚头。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拉开序幕后，康有为与荣禄同日受光绪召见，坐在朝房等候，据同时等候召见的张元济事后回忆，荣禄架子十足，摆出一付很尊严的样子，而康有为毫不买账，与他慷慨激昂，大谈变法。 据流传甚广的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荣禄问：“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曰：“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是否说过这句话，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很可能来自荣禄的放风，足见两人之间已经势同水火。
康有为与荣禄的过节，不是他们个人的，而是变法派文人士大夫和保守派官僚士大夫直接的利益冲突，随着光绪重用康有为，推出各项变法措施之后，两派的冲突到了白热化，只是康有为不谙上层政治，懵然无知，而他的对手们心知肚明。御史文悌以满族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殊敏感，上折指出康有为“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于度外”， 也就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在所有对康党的攻击之中，这句话最讲到要害，也深深刺激了慈禧。慈禧不是不要变法，只要变法能够挽救大清江山，她愿意让步，但以她为首的满族统治集团，有一条红线绝对不能跨越，那就是不能以牺牲清朝小江山的利益，以成全中国，大清的安危永远在国家之上，如果非要有选择，宁可牺牲国，以国为代价，以守护大清的江山。
但康有为成立的保国会，他要保的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这个小江山，而是近代的nation state，是土地、人民与主权的集合体，国在大清之上，如果有必要，也可以牺牲大清，保全中国。这是变法派文人士大夫与保守派官僚士大夫的根本区别所在。
就连洋务派的领袖奕?也看出了其中的究竟。他认为康的变法有“废我军机、毁我大清”之嫌疑，在临死前给光绪和慈禧留下的最后嘱托中说：“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 奕?在满人亲贵当中是最开明、最有头脑的，连他的内心都有一条变法不可逾越的红线，而康有为，在他看来正是要颠覆大清江山的居心叵测的小人。
唯有年轻的光绪皇帝，对这条红线并不敏感，他虽然也要保祖宗留下的政权江山，但已经多少已经有了一点近代的国家意识，明白国家不保，江山无存。，当慈禧指责他破坏祖宗之法时，光绪辩解说：“祖宗若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 祖宗之法，乃是小江山之规矩，但在光绪看来，只要妨碍了近代国民的利益、无法保全国家的领地，祖宗之法，没有不变的道理。
历史上的任何变法，最后所触及到深层问题，必定是人事，也就是权力的再分配。百日维新之中，慈禧对光绪之前的所有变法措施，都能够默许和忍受，但唯独动了权力的奶酪，光绪罢免了礼部六堂官，任命四章京，接受康有为的建议，在旧制之外设立新的权力机构制度局的时候，帝党保守派终于倾巢而出，全面反击。满族官员聪明地将光绪废弃旧人、自搭班底的用人举措，狡猾地归结为是要尽弃满人，全用汉人。采用有清以来最敏感的族群问题来说事，当然是触及了慈禧最忌讳的要害。于是，就有了帝后之间上述关于破坏祖宗之法的争辩。不待所谓的袁世凯告密，后党那边已经决定先发制人，夺回本已回归光绪的亲政大权，将变法维新扼杀在摇篮之中。
虽然已经有不少研究已经指出了康有为与光绪的激进与贸然，触发了慈禧和保守派的反扑。但并非意味着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必然失败的命运，事实上，康有为的真正败笔，主要不在刺激了荣禄这批迂腐的保守派，而是没有与其余两派人：帝党变法派和后党变法派建立基本的同盟关系，不仅没有结盟，而且还与他们在光绪面前争宠，争夺变法的领导权，以至于变法派相互内斗，全盘皆输。
四、道不同，不相为谋
现在来讨论康有为与变法派士大夫的关系。
康有为与他们在百日维新拉开序幕之前，曾经有过相互欣赏与合作的蜜月期。康有为的第一次上清帝书，得到了李鸿藻、翁同龢为首的“后清流”中层官员黄绍箕、沈曾植、屠仁守、盛昱的帮助，康有为不熟悉官场用语与忌讳，沈曾植还一字一句替他改过。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与“后清流”的大将陈炽、沈曾植、文廷式等合作成立强学会，京城大臣、封疆大吏中的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解囊捐助，两大帝师翁同龢与孙家鼐也暗中支持。
为什么他们如此青睐康有为？这乃是因为翁同龢、孙家鼐等朝中汉族大臣在甲午惨败之后已经有了变法的意愿，但限于知识与眼光的狭窄，不知如何变法，从何下手。孙家鼐承认说：“今朝士忠肝而心通时务者，惟康某一人耳。若皇上责我变法，我惟举康某人，我则安能？” 帝党变法派和后党变法派都想借助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这股新兴力量，因此，在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这段时间，康有为在京城内外变得异常吃香，京城诸多变法派官僚也以结识康有为这颗政治新星为荣。
不过，他们欣赏的康有为，仅仅是他的具体变法措施，所谓“器”的层面，但康有为的野心很大，他不仅是一个策士，而且想成为儒家的新教主。他不仅有如何变法之“器”，而且有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蓝本的“道”。但就是在“道”的层面，几乎与所有的变法派官僚士大夫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朝廷中的变法派，虽然在权力格局上有帝党、后党之分，但都是处于冯桂芳思想的延长线上，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在“器”的层面，可以采纳西学、西法，但在“道”的层面，无论是翁同龢、还是张之洞，孙家鼐、王文韶，都属于儒学的正统派，不是宋明理学，就是古文经学，与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今文经学大相异趣。何况康有为还不是温和的今文经学，带有强烈的颠覆正统的野狐禅色彩。
以康有为与翁同龢为例。康有为虽然对翁同龢一往情深，称他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但翁同龢的态度对康有为始终是有保留的。他是清流出身，与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是死敌，早年排外，反对曾李对洋人的妥协，1889年以后态度变化，开始影响光绪推动变法。但翁同龢其实是一位权臣，在思想上，他是正统派，甚至比光绪还要保守。早在1894年，他就读到了《新学伪经考》，在日记上评论康说：“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不过，翁同龢为了掌控变法的主导权，与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帝党变法竞争，不懂西法的他不得不借助文人士大夫的力量，于是又向光绪推荐了康，还放下身段，拜访了新科进士的康有为。但是，翁同龢始终视康为工具，并非可靠的同道人，特别是五大臣见康之后，对康的狂妄更是反感。1898年，当翁同龢读了康的第二本书《孔子改制考》之后，更加印证了对康的狐疑。对光绪说 “此人居心叵测”，“见其孔子变制考知之”。
不独翁同龢对康有为有此恶感，温和的变法派大臣孙家鼐读了《孔子改制考》之后，也忧心忡忡，上奏折给光绪：“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新，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 有类似看法的还有积极主张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康推崇孔子为教主，比同于基督的耶稣，与皇权分庭抗礼，恐怕会招致战祸大乱。
张之洞最初对康有为、梁启超办强学会、《时务报》也表现出积极的支持，但他与翁同龢一样，赞赏康的变法主张，想将他拉入自己的阵营，但对康有为的学问很不以为然。张之洞是古文经派，自然对今文经学有偏见，更重要的是，他也像其他官僚士大夫一样，闻出了康说之中可怕的异端气息。他劝说康有为，假如放弃孔子改制此说，便为强学会提供活动经费。但要做教主的康有为哪里愿意答应，自称：“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
张之洞与康有为皆以保教和为道而自命。但他们的道与教乃是南辕北辙，张之洞的道，是名教，而康有为的道，乃是孔教。艺政教，是变法派士大夫所要处理的三个层面。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在艺（器物技术）的层面有高度的共识，在政（制度变革）的层面也有部分共识，但在“教”的层面则完全是道不相同，不相为谋。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固然重视利益，但按照圣人的教导，“士志于道”，道是否一致，要比利益是否相同更加重要。意识形态高于一切，而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张之洞、翁同龢、孙家鼐，都将内心各自的圣人之道视为不容妥协、出卖的立身之本，于是双方由携手到分裂自然不可避免了。
康有为之所以在文人士大夫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之领袖，乃是有一种奇里斯玛之魅力。南粤一地，历史上民间出过禅宗大师慧能，到了近代，又最早受到西风之影响，康有为得风气之先，又有浪漫主义的奇思异想，在儒学的边缘之地，康氏掀起了一场马丁·路德式的儒家新教革命。他是慧能、阳明和路德三位一体的结合，天生具有民间教主之气质，他要成就内圣外王，外王是为拯救中国，但更重要的，是成为内圣，一代士大夫的教主。康有为号为长素，要比孔子还厉害，成为长久的素王，梁启超后来说：“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慨”。 故梁当年已经是举人，见到还是监生的康有为，听其一席宏论，如受电击一般，立即拜其为师。万木草堂聚集了一批康有为的信徒。
不过，一代年轻文人士大夫视康有为为慧能之再世、阳明之传人、中国之马丁·路德，但在上一代官僚士大夫看来，却是一个洪秀全式的异教人物，或者是一个危险的雅各宾党人，翁同龢、张之洞们对他的变法外王之术，尚有赞赏、敬佩之意，但对他的内圣之道，替代朱熹重新解释圣人之学，欲成为一代士大夫的教主，绝对不敢认同。何况他的狂妄，还不是藏在内心，而是放在脸上，让这些军机大臣、封疆大吏们实在无法容忍。康有为的改教，就像洪秀全的上帝会，把整个官僚士大夫都激怒了。
从保守派对康党的各种参奏来看，所针对的除了激进变法主张之外，多是他的异端孔教思想。对于前者，变法派尚能为其解脱一二，而对于后者，无论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看法与立场都是一致的。一代官僚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圣人之道一旦受到挑战，不管他们的权力背景和政治态度有多少差异，都会联合起来，绞杀共同的敌人：具有不同思想理念的新一代文人士大夫。
或许只有年轻的光绪皇帝，对保教和卫道不敏感，他一心要变法救国，继续对康有为信任有加，但老辣的慈禧太后深知，大清江山的合法性，取决于儒家正统的坚守，一旦意识形态的地基发生了动摇，接下来将是山呼海啸式的地震。她对身边的德龄吐露了心声：“康有为欲令皇帝信仰异教，只要我在一天，任何人都不得入异教。
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入了意识形态的深层冲突，这就注定了其短命的结局。虽然两代士大夫的理念差异，迟早会引发冲突，但这么早就表面化，显然与康有为的个人气质有关。他教主般的神魅性成功地将新一代文人士大夫凝聚起来，同时也让老一代官僚士大夫迅速成为了自己的敌人。梁启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颇点中要害：“先生所以效力于国民者，以宗教事业为最伟，其所以得谤于天下者，亦以宗教事业为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