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起因，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权益受阻，致使国内爆发大规模民众抗争。那么，五四运动后，山东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

中国虽然在巴黎和会上外交遭遇挫折，但是比起清季那种懵懂受欺的情形还是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世界在进步。一战末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主张在战后谈判中反对秘密外交、强权政治，倡导民族自决，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美国的倡议得到全世界的肯定。另一方面，中国也在进步。民国以来民间办报蔚然成风，资讯比以往大为发达，新思想新学说在学校课堂上得以自由阐述，国民议政、舆论监督也相当程度制约和影响着政府执政。正是这些造成了五四运动的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时中国有了新一代职业外交家，他们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青年才俊，“具有较丰富的西方生活经验，谙熟国际交往规则，了解国际关系大势，懂得在既定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何以西方通行的规则与西方交涉，从而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引自张海鹏主编，汪朝光执笔《中国近代通史》第6卷）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青年外交家顾维钧以娴熟的英语和得体的外交辞令，理性陈述中国必须收回山东权益的理由，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中国著名社会贤达梁启超等人又在会议内外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加之国内爆发以“争国权”为诉求的民众抗议示威浪潮。最后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明确表达：不承认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处置，使山东问题成为巴黎和会未能解决的悬案。这在在告诉世人：中国已不是过去那个愚昧无知、任人欺侮的国家了。

中国虽然未在巴黎和会上签约，但仍以一战战胜国的身份与战败国德国、奥地利等展开谈判，收回了以往让与德奥的权利。1921年5月20日，新的《中德协约》在北京签署，协约取消了德国在过去不平等条约中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两国确定彼此尊重领土主权，实行平等互利的友好交往与商务关系。德国以现款400万元及津浦、湖广铁路债券交与中国作为战事赔偿的一部分，并放弃庚子赔款。中国同意解禁战时被查封的德国在华财产。这说明，中国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受挫，但其国际地位仍是缓慢上升趋势。

巴黎和会后，日本对它牟取的中国山东权益感到不踏实，想单独再与中国谈判，遭到中国断然拒绝。威尔逊总统则受到美国国内舆论的诟病，认为他在和会上没能坚持自己提出的“十四点原则”，真正做到主持公平正义。美国国会也不批准巴黎和约。这就使得一战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调整及有关悬案问题，需要再开会议加以解决。于是两年后的1921年11月12日，由美国发起的解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战后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召开了。日本心中有鬼，不情愿参加华盛顿会议，但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参加。中国派出以驻美公使施肇基为首席代表，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为全权代表的代表团。中方三位全权代表都是很能干的职业外交家，精通国际法和外交谈判技巧，他们决心利用华盛顿会议的机会，为中国的国家权益再做一搏。

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遏制日本在一战后的强势崛起，特别是限制它的海军发展。1922年2月6日，会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条约规定美、英、日三国的海军军舰数量为5:5:3。昔日英日同盟亦告废止。日本因受到打压，其与美国的梁子由此结下。

华盛顿会议讨论远东问题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代表团的谈判策略是，在原则讨论中赞成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主张有约各国一律工商业机会均等，无论何国在中国要求特别权利必须公开，否则无效。这样首先争取美国的支持，并用国际公义对日本的意愿加以否定，使它难以坚持非份要求。然后以逐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标，一项一项提出解决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势力范围、租借地、外国驻兵、外国邮局等具体问题，而将山东问题放到最后。

1921年11月21日，美国在会议上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草案确定四项原则：一，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维持和巩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三，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四，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趁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的权利。1922年1月，美国又第二次提出《在华门户开放案》，要求缔约国不谋求本国人民在中国获取商务或经济之优先权利以及有碍他国人民在中国从事商务实业之权利。上述两个提案均获大会通过。

经过艰苦谈判，中国在会议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如关税税率提至5%；外国邮局除设在租界者外，可予取消；外国电台除与中国有约者外，可由中国赎回；英国同意交还租借地威海卫，法国同意交还租借地广州湾等。1921年12月1日，山东问题谈判以中日对谈，美英居间调停的方式开始举行。中方强调，这不是中日之间的单独谈判，谈判结果必须符合大会原则且须交大会公认。中国的要求是：胶州湾租借地完全交还中国，由中国自行辟作商埠，向各国开放；胶济铁路管理权完全收归中国，资产由中、日折半均分，日本所占份额由中国定期分年赎回；德国在山东所有条约及合同权利，日本均不得要求；租借地德国官产交还中国；山东境内日军克日撤退。

谈判中的难点集中在胶济铁路的路权问题。日方认为他们从德国接手该路建设后投入巨大，现在应该把中德合资改为中日合资。中方则认为，中国在一战中已经战胜德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不复存在，日本没有接替德国权益的资格。12月13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一，日本应将胶济铁路及其全线一切附属产业移交中国；二，中国应按胶济铁路产业之实际价格赔偿日本。继而双方就该路产业的具体价格及如何赔偿支付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在华盛顿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和《附约》，主要内容有：“（1）日本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由中国开放为通商口岸；（2）德国所占之公产交还中国，日管时期各种公产之加修，中国予以赔偿；（3）日本于6个月内撤退青岛和胶济路驻军；（4）青岛海关交还中国；（5）青岛日人开辟之盐场由中国赎回；（6）德人旧设之海底电缆交还中国；（7）日人所设之电线、电台交与中国，由中国给予赔偿；（8）胶济铁路产业于9个月内交还中国，但中国允给日本以53406141金马克的铁路资产赎买费；付款办法为：中国政府发行国库券交付日本，于15年内赎回该路，但5年后中国如有现款亦可提前一次赎回；在未赎回前，用日人为车务长及中日各一人为会计长；（9）德人在胶济路沿线经营之矿产，由中日合资公司接办，其中日股数量不得超过华股。《附约》规定，日本承认在山东放弃前中德条约所给予外人之各项优先权，同时，中国政府允许青岛各项公共事业的管理予以外侨以适当代表权。中日双方商定组织联合委员会，解决协议有关细节问题。”（引自《中国近代通史》第6卷）

1922年2月6日，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各国签订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项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史称“九国公约”。公约共九条，除了美国前面提出的四项原则及规定缔约国不得订立条约侵犯此四项原则外，确认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各国在中国机会均等；各国不谋求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铁路对各国平等开放；尊重中国战时中立；各国不得订立有损本条约各项原则之条约，未与会各国亦可参加本条约。当日，华盛顿会议闭幕。

中日两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经两国互换批准文书，于1922年6月2日正式生效。6月29日，中日联合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1月5日，议定《山东悬案细目协定》，12月5日议定《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规定胶州湾原德国租借地及公产于12月10日移交中国，日本军队于此后20日内撤尽；中国为赎回日本盐场向日本付赎金1600万日元；胶济铁路及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于1923年1月1日移交中国，中国向日本付赎金4000万日元。这样，中国大体收回了山东权益。

（原载《同舟共进》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