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黄炎培、储辅成、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冷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为促进国共和平谈判奔走。期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有过一番长谈。回重庆后，黄炎培撰写《延安归来》一书，于年底出版，书中记述了他与毛泽东的对谈，后来被称为“窑洞对”，曾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年“窑洞对”的历史场景是值得回顾的。
毛泽东说“还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1945年3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准备在党的七大上通过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作说明道：“还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抗日”。他指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要三民主义是一个原则问题。（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279页） 毛泽东在这里批评有同志“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思想。王明不同意毛泽东在抗战中提出新民主主义论，认为这样做会“吓着了蒋介石”，而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新民主主义（亦称“真三民主义”），就是要求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中的民主主义原则，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但国民党却坚持一党“训政”，迟迟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并不断掀起反共浪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在与国民党一党独裁思想的斗争中发展成长的。
在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支持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答应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蒋介石在全会开幕词中承若：“宪政实施以后，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29页。）这样中国社会旋即出现了推动宪政的运动。194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达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一）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于十一中全会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二）中央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三）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形，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179页。）
国共就《中国之命运》一书发生尖锐思想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成为美国、英国的反法西斯盟国，美英遂于1943年与中国改订了不平等条约。转年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蒋介石借着此前国民政府与英美改订了不平等条约一事，说事实证明只有国民党能够救中国，其他政党和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祸国殃民。全书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线索，突出专制主义思想，揉进法西斯主义思想，攻击共产党是“封建割据”，最后的结论是：国民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这种武断、蛮横地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为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的说辞，引起国内各界的普遍不满。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针对《中国之命运》批判说，现在所进行着的世界战争，乃是两个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赞成最广大的民主，这是无庸多说的。而此次世界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同拟大西洋宪章，也规定了人类的四大自由，这就是言论与信仰的自由，和免除一切穷困与恐怖的自由。法西斯主义则是另一种政治原则，它对外主张“亚利安种族至上”或“八紘一宇”的吞并，对内主张“盲从领袖”的独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毁无遗。不剿灭法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于全世界上，即使这次战争胜利，还不能奠定人类永久和平。在法西斯侵略者快要倒台的时候，我抗战营垒之内，居然有人提倡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怪论，这岂不是奇怪之极么？这些人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以“中国文化至上”来代替希特勒的“亚利安种族至上”。对中国国内，重唱希特勒“盲从领袖”的滥调。在实际上，它对于中国传统，只继承了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等奸贼之特务政策的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它所真正要排斥的乃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进步思想，而偷运进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私货。这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居然自称为“三民主义”，实在可笑之至，实在是污蔑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学说的民主精神，实在是污蔑了中华民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456页。）
作为领导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主帅，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对这场思想斗争作了结论。他说，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就是指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在这个报告里，中共把新民主主义思想理论具体表述为一整套的建国纲领，摆到了中国人民面前。
中共“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提出
1944年7月，国共谈判中的国方代表王世杰对共方代表林伯渠表示，中共如有解决问题的实意，“断不可空空洞洞的提出‘民主化’等条件以相搪塞，因民主化必须一步一步的实现。” 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等谈判代表说：“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并告“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 11月10日，在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的见证下，中共提出拟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达成政治协定的五条草案：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394页。）毛泽东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做报告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不是打倒它。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指出，毛泽东所谓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是“革命性”的，即是说这一主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性质，从而把国共围绕国家政权的斗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推上了更高的阶段。（参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是近代以来志士仁人追求的理想。中共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有实力高高举起这面理想的旗帜，这就站到了世界进步历史潮流的前沿和国内民心所向的制高点，而把蒋介石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体制踩在了脚下。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蒋介石提出提前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对策，企图夺回民主旗帜。蒋氏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抗战前由国民党一手操控选出的国大代表，可以搞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宪法。但这个图谋遭到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抵制。
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长谈
在国民党方面欲提前召开国大而被中共抵制的情况下，为促进国共继续和平谈判，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期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窑洞里彻夜长谈。回重庆后，黄炎培撰写《延安归来》一书，书中记述了他与毛泽东的一番对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
黄炎培一行访问延安斡旋的成果，是他们与中共方面达成了推迟召开国民大会，先行召集各党各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布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制造分裂的、准备内战的伪‘国民大会’！立即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国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民主纲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要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毛泽东在“窑洞对”中所谓的“民主新路”，其具体的主张，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后世研究者有将“窑洞对”与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相比较，其实“窑洞对”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隆中对”。三国时期的“隆中对”，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欲取天下一方所作的政治军事谋划，几千年来，这类谋划有高下之分，却无新旧之别。而时至20世纪40年代的“窑洞对”则不同。“窑洞对”所谈虽也是“一部历史”的话题，却引进了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新概念：民主。这个新概念的引进，始自19世纪中叶旧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碰撞，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发现自己在器物上制度上文化上有“不足”之处，于是才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请进中国，作为救亡自强的基本国策，其时在社会上几无人能够否定，而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却不合时宜地著书《中国之命运》，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反对民主。毛泽东与黄炎培对话中则大谈民主。在当时，这首先是批判蒋介石，站在近代中国进步思想界一边，坚持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原则立场的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几千年历史的反思，是近代中国进步思想界的重大议题。许多近代思想家都看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循环不进的特点。黄炎培在与毛泽东谈话中所谓“周期率”，说的正是这个问题。他说自己六十多年亲眼所见，一个团体初时从万死觅取一生，到头来人亡政息，政怠宦成，腐败无法补救，显然指的就是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他在《延安归来》中有很多篇幅记述了其延安所见，那是一个与国民党的萎靡不振、贪污腐败形成对照的朴素清明、生气勃勃的天地。对此，毛泽东的分析一语中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现代民主政治能够走出古代传统政治“周期率”的一条“新路”，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窑洞对”后中国政局的发展演变
1945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马歇尔将军前来中国，马歇尔使华的主要任务是避免中国发生内战。12月15日，在马将军启程之际，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声明说：“美国深知现时中国国民政府为一党政府，并且相信假如国民政府之基础如能更加扩大，容纳国内其他主要政治分子，则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的革新，必能更进一步。”又说“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以培养在中国走向民主过程中建立一个一党训政之暂时施策，必须加以修改。”（见1945年12月17日《大公报》。）这个声明分量很重，特别是它指出了孙中山的“一党训政”必须改变，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不啻为一个巨大的压力。次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意停止国内冲突。同日，国共重庆谈判商定的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在政协会议上，经过各方代表就宪法草案修改原则进行辩论，最后民主党派提出的效法英国内阁制和国会制，保留孙中山五权制，行政院与立法院互为制约的宪法修改原则，受到中共支持，在政协会议上获得通过。政协宪法草案修改原则有几项重要条款：一，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力），名之曰国民大会。二，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其职权相当于民主国家之议会。三，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四，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五，省得制定省宪。这些条款的核心有二：一是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而不是对总统负责，总统无实权；行政院长虽有实权，但有“倒阁”的制约。二是省自治，可自订省宪。这样在中央一级的分权制，就可有效制约蒋介石的独裁；而地方的自治，可以保障中共解放区。
政协会议闭幕后，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同意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八人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中共中央也准备从延安迁往江苏淮阴，以便于配合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作。但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否决了政协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中的监督制约机制和省自治条款，断送了国家和平民主的前途。内战爆发之际，国民党政府干脆以一纸“动员戡乱令”无限期禁止了全国人民的各项宪法权利，在武力剿共的同时又取缔了民盟，从而彻底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道路，其灭亡便不可避免。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是二十世纪40年代中国思想界开出的一朵灿烂之花。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既指中国几千年的大历史，也指国民党走过的小历史。毛泽东的回答，既充满了自信，又折服了国内几乎所有的人。因为他说的是真理。其时，言说着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生气勃勃，正如“人民解放军军歌”唱的那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