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种说法中，“五四新文化运动”说，因在“新文化运动”中又包含了1919年5月4日事件，显得更全面一些。罗志田说五四有广义狭义，广义是新文化运动，狭义是五四事件。胡适作为五四中人，他的回忆和纪念文章里面，也有广义狭义两种视角，他曾把《新青年》提倡文学改良说成新文化运动，这多少带一点狭义的视角。他后来更多地从广义视角看清末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对“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使得中国人的文艺复兴半途而废”感到遗憾。（胡适：《胡适文存》）

我们今天的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说，1919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这个说法是狭义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新文化运动，用梁启超的话说是中国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知不足”、求进化的过程。（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这个过程经历了洋务、维新、辛亥革命，经历了中华民国的建立。历史是不可以割断的。今年台湾中研院纪念五四百周年的论文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论证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关系。在我看来，《新青年》提倡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1919年五四事件则是新文化运动长河中掀起的一个大浪头，或者也可以说，五四开辟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阶段。胡适论五四，特别看重其两个条件，一是新型知识分子——学生群体；二是社会言论工具——报刊。而这两个条件的出现，起自清末改革，发展于维新与新政时期，到中华民国建立至五四事件发生，则有了更大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科学与民主”、“打倒孔家店”，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特征。而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本来是孪生兄弟，没有民主主义就不会有民族主义，可是民族主义又容易走上拥护旧文化，开历史倒车的岔路，这在胡适当年纪念五四的时候就说到过。

新文化运动，早期叫“西化”，后来人们在认识上有了提高，感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距不在地域，而是时代不同。冯友兰说，“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冯友兰：《新事论》）于是，追求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一直喊到今天。

今天又有了“文化自信”、“后现代”的说法，否定了当年的新文化运动，认为那是走了“邪路”，正确的路应该是“自己的路”。“文化自信”的一种说法，是不用学习西方，中国自己也能够现代化，甚至超越现代化。汪晖说有宋一代，中国就产生了现代思想。（汪晖：《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毛泽东当年也说过“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那么不学西方、不与世界接轨的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如何实现呢？过去的历史，尚缺乏足够的材料来证明，因为在“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两千多年后，直到1840年，现代化在中国还没有影子。这就是说，证明这个伟大设想的任务，留待了我们今天这个“伟大的新时代”。金灿荣说中国要引领世界走另一条现代化之路，其志可嘉！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什么时候“中国梦”实现了，这个伟大设想便被证明了。

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受到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影响，在观点上歧异不小。譬如把中华民国北京当局一概否定，斥为“卖国政府”，这是南方孙中山一派人发动国民革命的理由；又譬如说五四运动表明“公理战胜强权”是骗人的鬼话，“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这是后来“走俄国人的路”一派的说辞。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引发五四事件的“青岛问题”，两年后在华盛顿会议上，经过北京政府的努力，通过国际外交与谈判，终于获得解决的事实，往往轻描谈写，或者略而不表。这个样子的历史叙述还有不少例子，譬如鸦片战争，我们的教科书在讲了大英帝国的侵略与无理、清政府的腐败与卖国，论证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之后，对于鸦片问题后来究竟是如何解决的，往往就不去谈它了。因此，学生们大多不注意清末新政期间中英关于鸦片贸易的谈判与协议，也不大知道后来在美国倡议下中美联合举办的上海国际禁烟会议，直至三年后产生《海牙鸦片公约》的国际法，似乎知道了这些，教科书上反帝反封的彻底性就会打了折扣，政治就不那么正确了。

五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胡适说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表现为“学生渐知干预政治”，因为在“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的国家，干涉政治的责任必是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胡适又说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思想的解放和个人的解放，”他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可是他又对“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使得中国人的文艺复兴半途而废”感到遗憾。这是胡适的矛盾。

须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文化运动，正如梁启超所说，它是国人“知不足”的第三阶段。所谓“知不足”，就是知道自己落后了，落后才挨了打。激发这种思考的痛点在挨打。中国读书人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又知道了落后挨打还会导致“亡国”、“灭种”的大灾祸。于是书生救国一个“急”字便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康有为说“大变则存，小变仍亡”；孙中山说救国要“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说落后就要被“开除球藉”，他们的心理状态都是一个样：着急。巴黎和会收回青岛一时受阻，学生们就上了街，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他们中间有人等不及看到两年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便选择“走俄国人的路”，有这样的事吗？从一个“急”字的心理状态看，倒也可以相信。客观上看，与其说欧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不如说欧战本身，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冲击更大一点，连梁启超也在《欧游心影录》中，感叹科学之梦的破产，臆测东方文化或许会有复兴一天。青年蔡和森则写信给毛泽东说“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应该准备么？”恰在此时，我们的邻居用专政的手段、“根本解决”（李大钊语）的办法成功了一个新国家，接着“远方”派来了人，送来了经费和指示，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导致新文化运动的解体和终结。李泽厚说救亡压倒启蒙，汪晖说启蒙本来就是救亡的产物。他们说的都没错。而启蒙要求人格独立，救亡要求集体主义；启蒙强调的是国家必须保障个人权利，个人才有义务爱国家。救亡强调的是“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这是中国思想界的矛盾。

历史的偶然性，永远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所以，历史事实本身尽管没有多少假设的意义，但历史思考却离不开假设，离不开问一句“如果”：如果萨拉热窝的枪声没有打响，又如果德皇威廉二世在上船去度假之前阻止了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会发生吗？如果陈独秀那天和胡适、高一涵等几个安徽老乡一起离开了“新世界”茶馆，而不是留下来发传单，他会被警察抓了去，最后不得不出走北京吗？又如果陈独秀没去南方，下学期按计划在北大开了宋史课，他会和一帮“搞政治的新朋友”结识，搞出后来轰轰烈烈的共产革命吗？想想也是蛮有意思的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