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生于广东三水一个没落文官家庭，父母早亡，由兄嫂抚养长大，1904年赴日本留学，次年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踏上反清救国之途，并很快成为孙的得力助手，主笔《民报》，与改良派论战，名声鹊起。这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诗文俱佳，颜值颇高，更可贵的是他有一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薪”是汪精卫常用的一个自喻。他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说：革命党人，或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薪于火中燃烧，其光熊熊，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烈德”；釜于水火之间受尽煎熬，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是为革命之“贞德”。薪和釜的用途不同，但“合而炊饭”，为“四万万人共饷之”的目标，却是一样的。汪感到自己耐性不足，愿意为革命立即燃烧，在1910年春赴京行刺清廷摄政王前，他给战友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事败入狱，在几乎不可能活命的情况下侥幸得存，其狱中述怀“初心虽不遂，死所亦已获。此时神明静，萧然临汤镬。九死诚不辞，所失但躯壳”实非虚辞。而汪精卫的另一狱中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也确是其心志的真实写照。
后世史家在评论汪氏时有“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语，笔者以为这不是史家应有的眼光。早年作为革命者的汪精卫，救国救民确是他的“初心”。这种理想与信念陪伴他走了不短的路程。辛亥革命成功后，赢得了巨大声誉、在南北双方都有地位的汪精卫，却拒绝做官，选择出洋法国继续留学，走教育救国之路。在袁世凯开历史倒车的时候，他又挺身而出，几次要求见袁，试图在见面时杀袁殉国以舍生取义。
1920年，在孙中山的召唤下，汪终于回到广州踏入仕途，出任广东教育会会长兼军政府最高顾问，其妻陈碧君质问他为何食言当初“不做官”的承诺，汪答以革命尚未成功，这也是孙中山对他的教导，毕竟此时距他轰动社会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十载，很难说其动机纯为个人。后来孙中山逝世，汪精卫全票当选国民党主政的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从此便再无法走出政治，而革命、责任、威信与权力、尊严、利益也交织、纠缠在一起，让人无法释怀自拔、步步深陷其中。
首先是汪精卫与胡汉民的关系变得微妙了。汪胡早年均为《民报》主笔，被视为孙中山的左右手，二人情同手足。胡汉民说：“入同盟会以来，余与精卫共事至多，相亲逾于骨肉。”前述汪赴京行刺清廷摄政王时给胡留下血书，事败胡全力营救，梦中见汪被处死而大哭，哭声惊醒邻室。胡比汪稍年长，1924年汪随孙中山北上时，胡留守广州，代理大元帅职权。汪虽成为孙总理遗嘱起草人，给外界以接班人之联想。而成立国民政府时，胡由代理大元帅转为主席，也顺理成章。投票时，汪有些不自信，自己投了自己一票，宣布时竟为全票，他的脸红了。
随后决定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也没有征求胡汉民的意见，胡对汪和廖仲恺发了火，说自己是从报纸上才得知政府委员名单的，“我与你们之间，只就历史关系来说，也不该这样相欺。”不久发生廖仲恺被刺案，经调查与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有关，胡汉民的一个堂弟也是其中成员，汪说“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此话已经很重，胡的威信大受损害。1925年9月15日，汪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胡同志往外国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而他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说胡汉民的前往是“养病”及商榷“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可见并无实质任务。胡就这样离开了广州权力中心。
接下来，汪精卫遇到了蒋介石这个对手，并最终决定了他的人生结局。汪与蒋在革命资历上，不在一个档次。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汪即为孙中山得力助手，而蒋直到1910年才见过孙一面，连汪妻陈碧君也比蒋介石资格老。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时，汪是主席，蒋为委员。廖案后，汪继兼黄埔军校党代表，蒋作为校长，二人开始近距离共事。很快汪便感到党指挥不动枪。
其时蒋介石控制的第一军有两个师，一师师长何应钦是蒋亲信，二师师长王懋功与汪关系较好，被蒋视为眼中钉。一次分发经费，二师多得，蒋怀疑是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偏向。继而蒋又猜疑政府把第七军的番号留给了王懋功。于是有一天，蒋突然派副官扣押了王，并立即送往上海，汪却奈何不了蒋，二人矛盾遂公开化。蒋接着猜疑汪会与苏联顾问联手，把他也像胡汉民那样弄往苏联。3月20日，蒋得知海军局派中山舰来黄埔（汪精卫又曾打电话问他人在不在），立即警觉，以为要来抓自己，便贸然命令第一军在广州城实行戒严，逮捕海军局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驻地。这成了一场兵变。对此汪精卫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然而苏联方面见蒋实际控制军队，决定向他让步，以维持局面，并且撤换了原来与汪相处融洽的苏方顾问季山嘉，汪精卫感到颜面扫地，没法再干下去，一气之下不辞而别。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排挤了共产党，赶走了汪精卫，正式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挥师北伐，其军权进一步膨胀。汪精卫则咽不下这口气，加之他是有名的怕老婆，性格强悍的陈碧君也逼着他不服输。可是在后来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汪及其追随者却又一次次落败于蒋介石的枪杆子。1929年1月，身居巴黎的汪写信给当年拥护他的军人王懋功，说：“中国革命，有一特质，便是使用武力。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有好些不同。欧洲革命，竟有不使用武力而可以成功的，历史上比例甚多，不必枚举。中国则没有这回事……中国还少不了一次革命，这是无可疑的。如今的问题，便是以后革命，怎样的使用武力。”作为一介书生，汪不懂军事，没有带过兵，他能够指望的只有“以党治军”，用党的纪律来约束蒋介石这样的新军阀。在国民党里，他能做到吗？事实证明他做不到。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屈居副总裁，大会确定战时国民党新的党政关系准则是总裁行使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汪用党权压制蒋的幻想终成泡影。临代会代表们看到汪精卫以副总裁身份致辞时“脸色极为难看”。在其后的工作中，蒋介石更是把汪搁到一边，让他受尽窝囊气。如果继续和蒋进行权力较量，汪需要另寻出路。
武汉失守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方对中方加紧分化、利诱，放出和平空气，甚至有如果蒋介石下野，日本可以降低媾和条件，考虑分期撤兵的说法，这使汪精卫似乎看到了施展之机。曾经留学日本的他本来就主张中日友好，又认为两个国家实力对比悬殊，中方对日作战几无胜利可能，在双方并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求和未尝不可一试。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派亲信高崇武、梅思平与日本主和派人士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在上海重光堂秘密会谈，约定在中国承认“满洲国”、放弃内蒙地区、承认日本在华经济特权和出让华北资源的情况下，日本将尽快撤军；汪精卫则离开重庆，与蒋介石决裂，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走中日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道路。于是，12月18日汪由重庆经昆明飞河内，酿成国民党领导层的分裂。接着的事实证明，所谓“重光堂协议”的“撤军”等内容根本不被日本军部当回事，汪只有一口接一口地吞下毒酒，最终与日本签订《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这一卖国条约，变成了帮助日本灭亡中国的大汉奸。
对于汪精卫“纵身一跳”式的出走行为，有人说这是他早年“烈士情结”的继续，毕竟不惜一生毁誉的求和，如果成功也是救国。但这种说法难以解释他“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的卖国贼结局。“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是陶希圣对汪精卫的评语，陶和高崇武追随汪精卫，参与同日本的“和平谈判”，后来他们二人见到日方提出的《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劝汪退出和谈，汪却迁就日方，坚持在卖国条约上签字。于是高、陶逃出上海，脱离了汪精卫集团。
在笔者看来，汪精卫投敌事件正是抗战时期国民党高层腐败的大丑闻。一个当年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的蜕变，恰恰说明“初心”在权力腐蚀面前是如何的靠不住。历史学家傅斯年曾经著文分析汪的心理，从读书人对名誉的追求，演变为权力欲，再激为领袖狂，其潜藏在“救国”动机背后的，是想成就一番惊天动地伟业的个人欲望，它使革命者的道德、人格渐渐扭曲变味。
当年在革命派与康梁等改良派展开论战的时候，围绕革命者能否把自己打的天下和权力交还给人民，实现宪政转型的问题，孙中山坚信他的同志们都有“美丽高尚的人格”。不是吗？革命者连性命都可以舍弃，还有什么个人私利不可以牺牲呢？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为了唤起民众，陈天华以身滔海；为了起义成功，林觉民留下感人至深的《与妻书》，血洒黄花岗；为了刺杀清廷摄政王，汪精卫曾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但是，接下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是会变的，权力的腐蚀是无孔不入、潜移默化的。如果没有制度的严密保障，如果没有国民普遍觉悟的社会监督环境，仅仅指望革命者的信念与道德力量，还政于民的转型是难以实现的。
（此文刊载于《同舟共进》201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