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是当前西方最具影响力、最为活跃的政治思潮。虽形式各异、阵营多元，但仍以反精英、反体制、推崇暴力话语、倡导极端平民主义的鲜明特征区别于其他思潮。对于美国民粹主义来说，2016年特朗普当选是其发展的分水岭，自此成为影响美国政治不可忽略的力量。基于成员结构、利益所向、权利诉求等差异，美国民粹主义裂分为两大阵营：左翼民粹主义以外来移民、城乡低收入群体等草根阶层为主体，将生活窘境归咎于精英阶层操纵与现行体制缺陷，猛烈批判权贵阶层，主张通过改变规则和制度以谋求平等发展的权利；右翼民粹主义则以传统中产阶层、“铁锈地带”蓝领工人等白人保守派为主体，认为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不断涌入的移民群体抢占就业机会和福利份额，肆意扩张的外来文化引发主流道德沦陷和文明冲突，坚决反对高税收和高支出，拒绝医保改革，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晚近以来美国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发展和革命性变迁尤其值得关注。
反思自由：保守主义浪潮的崛起
自由主义是当代美国的主流思潮。在各大流派争相勾勒的“美国梦”中展示了这样一幅恢宏图景：人人拥有机会平等和选择自由的权利，人人承担世界主义和全球公民的责任，人人分享社会进步和世界繁荣的福祉。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贫富差距的恶劣程度和加剧速度日趋严重，阶级固化初具规模，“贫困陷阱”业已显现。自由主义者所描绘的机会平等、共同富裕理想与现实渐行渐远。同时，沉重的福利制度成为政府财政不可承受之重，政府的合法性、公共权力的权威遭遇空前挑战。这些困局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美国战后的保守主义，历经巴克利时代、里根时代、小布什时代直到特朗普时代，虽然几经变换，但反思自由主义、应对现实发展的基调并未改变。保守主义者们笃信自由市场的至上地位，倡导“小政府”甚或“弱政府”，对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心怀戒备；他们虽然承认个人权利和个体选择，但更强调权威、传统和宗教的基础性作用，推崇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的文化价值，同情并力挺中下层白人群体的现实境遇；在国际关系上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坚决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甚至不惜奉行单边主义和反全球化政策。
保守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为反精英、反建制、反移民、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营造了社会氛围。走保守—民族主义路线的特朗普主义更是与倡导极端平等的民粹主义上下呼应。保守派提出的提高工资、拉升就业率、振兴制造业等口号，回应了左翼民粹主义的经济吁求。保守派强调的捍卫美国利益、抵制外来移民、维护主流道德等理念，则符合了右翼民粹主义的胃口。“让美国成为美国人的美国，一切为了美国和美国人的利益”，可以说唤醒了所有民粹主义者的梦想和期待。
富裕之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冲击
后现代主义革命催生了一系列以倡导个人解放、重视自我表达和关注生活质量等为核心特征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者主要集中在生活条件优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他们的价值观倾向后现代主义，主张个人解放和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倾向于左派政党，支持政治和文化变革。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与普及，一开始就在年龄较大、生存安全感较低的传统白人群体中引发了反对。在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挤压下，物质主义者的“文化反冲”狂潮席卷而来，矛头直指全球化进程和现行政府。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后物质主义者的民粹情绪被激发，走向反精英和反体制，原本分属于两大阵营的物质主义者和后物质主义者一同踏进了民粹主义的巨大泥沼。
代际人口更替、高等教育普及、性别平等扩大、移民浪潮汹涌以及多元文化泛滥，这些变革性的社会发展侵蚀了传统的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也使得物质主义者的文化反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势头铺展开来。工业时代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传统对立已经被新时代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全新分裂所取代。物质主义者自感被日益走向主流的后物质主义者疏远排斥，原本坚守的传统价值正在被逐渐瓦解。于是，这些被抛弃的“本土异乡人”向下蔑视诸如外来移民、少数族群、女权主义者等弱势或边缘群体，向上则怨恨奉行后物质主义价值、社会地位更高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他们开始质疑政治精英和代议政府，甚至寄望于威权主义来捍卫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价值规范，重拾美国的昔日辉煌。
我们是谁：身份政治的泛滥
当代美国的身份政治源自左翼阵营反思和批判主流文化的街头政治。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和女权运动陆续整合，批判对象是精英、白人和男性群体，斗争手段是通过强调自身的差异性来反抗并拒绝压迫和剥削。因此，身份政治的目标已不仅仅是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利，而是引领文化和主导社会主流。20世纪80年代后，以反思、批判和解构为特征的左翼批判精神不断衰落，身份政治成了左翼精英表达政治主张和文化诉求的“表演政治”。“政治正确”一度成为身份政治的强大武器。
身份政治的泛滥为民粹主义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想象空间和身份属性的现实场域。民粹主义者以“真正的人民”自居，或依经济收入，或以文化种群，或凭价值主张，将自身定位为受精英、权贵、外来移民以及现有体制、既定规则操控、倾轧的受害对象，以窘迫感和屈辱感激发群体认同，以极端和暴力实现权利诉求。究其实质，民粹主义是身份政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基于特定身份想象的民粹主义对民主政治构成了实质冲击。原本应以广大民众利益为根、以共识政治为本的民主政治，被拆解为追求狭隘阶层利益与特定身份属性的部落政治，民主的精神和宗旨荡然无存。基于特定身份想象的民粹主义也对公民身份提出了重大挑战。未来的美国是展开双臂拥抱更广阔的世界主义，还是亦步亦趋回归更纯粹的民族主义，是给予外来移民、BLM（黑人同命，Black Lives Matter）成员更多权益和关爱，还是关注推崇白人至上、复兴美国精神，这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根本分歧，也是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关键冲突所在。
启蒙已死：反智主义的疯长
自启蒙时代以来，知识分子阶层作为社会的智识精英，一直扮演着袪除蒙昧、启迪民智、引领风潮的角色。他们与广大民众一道开疆拓土，建章立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国际竞争的加剧、移民浪潮的汹涌以及经济不平等的愈演愈烈，普通民众的生活愈加艰难，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不断滑向社会底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体制的正当性和规则的合法性。大众与知识精英的距离越来越远，彼此之间的信任感、认同感持续下降。这就为反智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心理背景。
美国的反智主义由来已久，但其成为社会热点和学术议题却是在二战以后。随着左翼政治浪潮的汹涌澎湃，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对罗斯福新政、大政府模式认可程度不断上升，对社会进步和世界变革持乐观态度，希望借助理性主义的强大力量建立横贯国内政治、地区政治以及全球政治的秩序纽带。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具有浓郁进步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和干预政策遭到普遍质疑和批判。在此背景下，以保守主义为首的各大思想流派，展开了对理性主义、左派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阵营的围攻。这种批判氛围，为反智主义的泛滥提供了理论契机和现实土壤。60年代，霍夫施塔特出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对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社会中的反智现象尤其是50年代以来美国的反智浪潮进行了深度剖解。自此，反智主义成为一个学术术语并广泛流传。
反智主义可谓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的“富贵病”。一方面，它可以挑战精英阶层的权威，制衡精英主义的高傲，突破知识阶层长期把控的文化霸权，保持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活力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它也会助长无知者的自信，煽动对知识和文化的绵绵敌意，撩拨野蛮压制文明、落后遮蔽先进的狂妄冲动。
然而，反智主义没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系统的理论主张。它首先是一种主观的态度和非理性的情感。它对智识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往往基于个人情感和主观判断，充满片面性、主观性和选择性。其后，它才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眼光、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争取权利的诉求。而这恰恰与民粹主义反精英、反理性、反传统、反建制的价值逻辑与理论主张不谋而合。两者不仅拥有共同的假想敌，而且还有着相近的情感和方案。
综上所述，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源自保守主义、后物质主义、身份主义和反智主义等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的转型、碰撞与调适，是大变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和技术等领域诸多变革的集中体现。作为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极端形式，民粹主义的影响仍在持续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解析并反思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缘何兴起，对于全面认识当代美国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