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美国反智主义对智识的否定蕴含着民众对权力平等的激进诉求，它使客观理性与对事实的承认湮没于平等的激情之中。以平等建构为基点、以激进政治为走向的反智主义对政治权威的反抗致使当代美国政治深陷平等泛化的陷阱。普遍平等的共识破裂是当代美国反智主义滋长的根源；推崇无知平庸的观点平等、寻求效能等同的话语平等与诉诸激进自由的价值平等，是反智主义平等建构的当代表征。反智主义的反科学、反理性、反精英与反建制从根本上扭曲了权利平等的真正意义，撼动了美国民主的根基。同时，借助民众的平等激情从内外两个维度不断强化并加剧着美国政治的极化态势。从内在维度看，反智主义持续侵蚀政治信任，任由主流政治权威在大众与精英的二元对立中悄然流失，加剧了政治秩序的崩溃、制度整合的艰难和民主功能的衰退。从外在维度看，政治精英对民众平等激情的情感动员与政治操弄，导致反智主义与各种政治思潮耦合纠葛，民粹政治、激进政治与否决政治复杂交织，传统的公民政治不断滑向部落化、对抗化与反民主化倾向显著的身份政治。
关键词：反智主义；政治极化；政治信任；平等主义；美国民主；民粹主义
当代美国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兴起及其对选举政治的冲击、公共秩序的挑战与公民价值观的重塑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反智主义不仅深植于美国历史传统，更普遍存在于及美国人的精神生活、世俗生活、经济生活和智识生活，“这个国家的反智主义已根深蒂固”。美国学界对反智主义的研究大抵涵盖在以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为代表的史学研究和以汤姆·尼科尔斯（Tom Nichols）为代表的关系研究两种路径之中。2016年极具反智主义色彩的政治素人特朗普逆袭建制派精英希拉里登上总统宝座，成为国内学界关注和探讨美国反智主义的契机。从目前来看，学界对美国反智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面四个方面：一是挖掘美国反智主义的宗教溯源与阶层构成；二是分析反智主义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的表现、特征与后果；三是结合新冠疫情探究美国反智主义的当代传播方式、国家话语构建与社会动员机制；四是阐释美国保守主义复兴、民粹主义崛起、后物质主义流行等议题时论及反智主义因素的相关影响。整体来说，国内对美国反智主义的研究更注重反智主义的微观现象学分析与宏观政治生态学分析。
不论当前反智主义研究采用何种路径，呈现何种状态，大体都是将反智主义视为整体性社会思潮或应急性社会机制进行考量。这种以社会为考察单元的分析框架，其背后是“国家-社会”二元关系假设，由此引发的思考必然是国家与社会在政治博弈中的平衡与互动问题，这就会弱化甚至忽略对反智主义的逻辑分析和价值判断。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或社会态度，反智主义不仅是美国社会结构弊病与文化观念变迁的产物，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更折射出了当代美国价值信念的某种发展趋势。对反智主义进行价值分析，就是从思想观念的演进中透析经验世界的现象。某种程度来说，从个别民众的反智心理到整个社会群体的反智观念形成的背后蕴含了民众政治信念的变化。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无意对美国的反智主义进行溯源研究，而是试图立足于当代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集中分析美国反智主义的平等观念及其建构所表现出的当代特征，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反智主义如何在内外两大维度上不断强化和加剧着美国政治的极化。
一、平等主义：当代美国反智主义的价值诉求
美国人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普遍信仰支撑着美国的政治秩序。这一原则以民主制为制度载体，以平等观为价值根基，以保障所有美国人的平等权利为基本目的。美国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平等主义为底色，以追求平等的自由为终极善业，暗含普遍主义与个人主义两大核心原则。首先，普遍主义原则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认为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应该是“平等主义的、参与式的、开放的、非强制的，能够对个体和团体的诉求做出反应”，同时，“能够为人们反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不平等、排斥与歧视提供合法性依据”。因此，美国人始终对自然权利的保障和不平等的上升保持着清醒的认知，广大民众更是始终保持着对精英主义倾向的警惕和戒备。其次，个人主义原则坚持个人优先于国家和群体的抽象权利观，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每个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去追求和实现个人的权益。普遍主义原则为美国的政治动员和政治运行提供了核心价值理念，个人主义原则作为精英与民众的底线共识，长期发挥着规范个体行为、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可以说，以普遍主义与个人主义相结合为原则，以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法治为核心的信念体系形塑了美国的政治共识和民族认同。
普遍的平等共识既是社会稳定的保障也是各种冲突的根源。当共识得到遵循时，民主政治稳定，民众的政治生活普遍以理性参与为基础；当共识出现裂痕时，政治冲突不断，民众的政治行为则受个人情感支配。因此，平等共识的破裂意味着个人信念的再确立，在普遍共识与个人信念的破与立中，反智主义逐渐酝酿并潜滋慢长。
第一，经济不平等和价值危机的叠加诱发反智主义滋长。当代美国社会的价值危机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多重不平等引发的，其中经济不平等是至关重要的基础。与以往历史时期不同，当前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浪潮“发生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平等的道德环境之中”。正如夏尔﹒ 阿列克西﹒ 德﹒托克维尔（ 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当不平等是社会的通行法则时，最显眼的不平等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当所有人都处于几乎相等的水平时，最小一点不平等也会使人难以容忍。因此，人们越是平等，平等的愿望就越是难以满足”。美国既有秩序中内含的平等主义追求与当前不平等现象之间的巨大反差在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制度设计与多元文化差异中广泛存在，逐渐让美国民众的平等主义理想走向幻灭。民众对客观理性的背离、对知识分子和权力的不信任、对激进政制变革的渴求等反智心理皆根源于此。
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看来，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以及基于宪法的法治原则是美利坚国家认同的核心，在塑造和推动美国政治演变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社会既存秩序的稳定与冲突乃根植于美国人对这一信条的高度认同，从这个意义来说，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归根结底是自由主义价值的危机，所以，“对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挑战不是来自国外，是美国本土的理想主义。在理想/制度间的鸿沟作用下，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与美国政治理想的信仰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反智主义只是这种价值危机的回应性反应，“每当美国社会遭遇政治危机与价值危机时，反智主义便如影随形，悄然而至”且成为“美国社会政治演进的重要标志与风向标”。
第二，群体焦虑与社会怨恨的积累助推反智主义盛行。这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危机在民众心理上的反映。发展性悖论在不平等程度上更具深刻性和广泛性，是指美国社会由机会平等自然发展而形成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对经济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的掩饰，并在资源转换中具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塑造的趋势，导致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存在感、社会尊严感和相对剥夺感增强，怨恨精英与不满体制的情绪高涨。美国人因崇尚自由和效率而推崇机会平等，认为任何人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所得效益最大化，并因此实现阶层跃升是应得的和正当的，越是平民出身经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人越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崇拜。美国民众可以接受经济不平等，但当经济不平等逐渐引发教育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时，机会平等的信念就会随之幻灭，陷入优绩主义的陷阱之中。
优绩主义表达了一种自由观——每个人的命运应该由自己决定，而不是出生的环境。这种自由观念紧密相关的是公共生活的专家主导转向，认为“政治与社会问题最好由受过高等教育、价值中立的专家来解决”,公共政策的制定越来越依赖“聪明的”、“理性的”专家和精英，决策权交予专家和精英之手，而“愚昧的”、“感性的”公众被排斥在代议制政治之外，普通民众的权力被削弱。优绩主义也表达了一种希望——人们可以自由地靠个人选择、才能和努力实现个人价值和阶层流动。这种希望既是美国梦的核心，也是挑战美国共识的社会心理根源。当中下层民众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生活境遇和社会尊严遭到傲慢精英的蔑视与不公正对待时，平等主义的激情被强化，“普通民众不仅仅反精英、反体制，也把专家以及专家所代表的科学权威、科学精英和科学知识作为体制宰制和精英文化的象征，对其怀着深深的不满和敌意”，而这恰恰是中下层民众反智心理及其价值观的本质所在。
第三，智识精英与权力精英的垄断加速反智主义政治化。美国反智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的过程。美国的民主实践是在以精英统治为取向的共和政制下进行的，美国的民主是美国精英统治的制度衍生结果，托马斯·戴伊（Thomas R. Dye）等人认为这一制度特质是对“民主的反讽”。大众民主的平等理想与精英政治的权力垄断在恶性政党竞争中激发了大众反精英、反特权的非理性心理。同时，反智主义成为精英反对精英的动员工具。纵观历史，从19世纪30年代的杰克逊，到二战后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小布什，再到2016的特朗普，美国的反智主义一直伴随政党政治而出现。政党竞争越激烈，政党政策越分化，政治精英越对立，反智主义就活跃。“随着政治极化堡垒化，科学问题政治化，反智将成为两党斗争的新工具”。政党竞争并非真正关心民众的正当诉求，而是利用反智民众对社会精英的反感、批判与质疑赢得选举，使民众沦为政党博弈的木偶。美国代议制民主对大众民主的改造致使选举政治成为反智主义爆发的高潮。代议制政制原则不再以追求实现“民主”为目标，而是基于精英共识以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障精英阶层的利益为旨归。美国的权力精英通过扩大普选权对大众民主进行了改造，使“民治”民主成为大众选择统治精英的合法程序，“‘大众民主’被悄悄改造为‘精英统治+人民同意’”，将普选权等同于“民治”。民众的政治意愿只有在选举政治中才能进入主流政党考虑的范畴。选民动员关系到政党竞选的社会基础。为了赢得选举，政党候选人使用煽动性的修辞语言打动选民，关注民众热衷的政策走向，比如以战争或和平、经济繁荣、社会福利、宗教、性别、性取向、环境保护等引导民众政治情绪，“群众情绪被精英们所操纵的程度往往要比精英们的价值观被群众所情绪影响大得多，精英对民众情绪的私利化操弄不仅不会使反智主义回落至正常状态，反而助长了反智主义的政治化。
二、平等建构：当代美国反智主义的政治表征
反智主义在平等共识的破裂中滋长，在不平等现实的感知中建构。直觉上的反智主义“是一种对智识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反感与怀疑，以及不断想要贬低智识生活价值的倾向”，但在深层逻辑上，反智主义是“反对理性化的知识生产，排斥秉持理性主义和科学对世界的解释原则”，因此，反科学与反理性，反精英与反建制是反智主义的本质。反智主义的平等建构寄居于美国平等共识的概念下却呈现出与原初涵义或原初规范渐行渐远的言论和行为风格。易言之，反智主义的当代建构对平等、民主、自由等概念及其内容的理解和阐释都基于个人利益和需求的立场之上，且在当代美国社会发展中表现出极端化、激进化与反现代性的内涵。
第一，反智主义推崇无知平庸的观点平等。观点平等是反智主义在当代美国的基础性表现形式。它意味着在民主政治中，民众基于个人立场对同一政治议题的看法及其公共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同等效力，否定智识精英在公共领域中的自我优越感与话语主导权。如汤姆·尼科尔斯所言，“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义务意味着对任何事物的观点也应该是平等”。民众对观点平等的固执是与智识精英进行话语对峙和博弈的外在形式，实质上是对权利的曲解及对平庸的推崇。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认为当前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到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智识上的平庸之辈对公共生活的把持与控制是当下美国时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美国，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所有人都不像的人，没有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将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而“当民主被理解为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追求的是给无根据的观点自然而然的尊重，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包括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终结”。反智主义推崇无知和平庸致使大众自我意识不断强化，对外在权威的质疑和排斥引发民众对权力平等的直接诉求。观点平等的存在与行为目的不在于实现个人的独立价值，而是通过对自己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来进行自我定位，以自己与他人的相似性作为行为准则，任何与这个准则相异的行为、人群和价值观念都被反智的相对原则所排斥、拒绝甚至敌视。
第二，反智主义寻求效能等同的话语平等。这是观点平等在深层逻辑上的拓深，是反智主义从政治参与的维度对当代美国政治产生影响的主要环节。它主张智识差异不应成为影响政治参与效能的因素，平庸之人和智识出众者在民主政治中的影响力要具有同等价值性和有效性。反智主义对政治参与效能等同的强化受到平等主义激情的感召，在政治运动中塑造了社会群体的激情政治倾向。美国历史上的改革时期、杰克逊时期、进步时代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四个时期，在平等主义激情影响下 “不满情绪普遍存在，权威、等级、专门性和专业性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否定”，反智主义成为政治行为的主要特征。作为一种抗议性的政治理想，“平等体现并刺激着人对宿命和命运、对偶然的差异、具体的特权和不公正的权力的反抗”，对参与效能等同的极端诉求是反智主义进行权力抗议的方式。一方面欲求确立自我意识，意图摆脱智识精英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方面追求外在的政治承认，即排除智识差异的政治效能平等。在自由主义民主的话语体系中，实质性平等只囿于政治领域即选举过程中的“一人一票”原则，政治之外的经济、社会领域的平等只是一种资格意义上的平等，实质性的不平等是存在的，不平等差异也是合理的，以此来保证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的相对独立性，维持政治与社会的秩序稳定。但是当民众，特别是社会下层要求实质性平等从政治领域扩展到非政治领域，平等就成为泛化的且充满对抗性的话语手段而有悖于平等的目的，这个过程必然充满了斗争和冲突，社会也将陷入追求平等却不断制造和加剧不平等的恶性循环中。
第三，反智主义诉诸激进自由的价值平等。这是参与效能等同在逻辑上的最终走向，是当代反智主义政治行为的表现形式。它将参与效能等同的诉求归结为对自由权利的追求和自由价值的实现。美国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与宪政原则倾向于从个人层面上理解并赋予其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去追求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因而，个人对自由权利及其价值的实现在美国具有天然的道德性和制度保障性。密尔（John Mill）认为，“自由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好处的自由”，追求自己好处的自由的前提是“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的这种自由的努力”。在遵循平等的自由（罗尔斯语）的前提之下个人自由越多越好，因为完全的个人自由和充分的个性发展不仅是个人的幸福所系，而且是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在感受到个人自由权利及其价值的实现来自权力或社会的阻碍时，以自由进行话语抗争是个人行为的道德首选。
自由价值受阻是反智主义诉诸激进自由的心理根源。个人自由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能力，个人能力越强，实现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大，而个人能力的强弱感知又受制于社会境况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是一个“贫困陷阱”显著的国家，越是贫困的中下层民众越难通过自我努力实现自我提升，贫困严重地抑制了个人的发展潜能，桎梏了个人的自由价值。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文化身份不平等的社会，这在心理上驱使那些弱势和边缘的中下层民众深感美国主流价值的虚假性，这种文化身份不平等与个人能力不平等的结合强化了中下层民众个人尊严受损和政治效能缺失的心理，“羞辱政治”致使反智主义遍布公共生活。在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民众在非理性情感与群体运动的裹挟中高唱个人自由，“个体主义不断扩展其领域，直到突破各种限制，形成‘越自由越好的原则’，由规范的（有限制的）个体主义走向放纵的个体主义”，由物质不平等分配引发的自由抗争逐渐延展至价值观领域的自我价值的不平等的抗争，致使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愈发具有反智阐释和群体联结色彩，价值观政治成为反智主义勃兴的重要动因。
当代美国反智主义的平等建构塑造着广大民众偏执激进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反智主义以观点平等、话语平等和价值平等置换了权利平等的政治意涵，并赋之以身份平等、效能平等和实质平等的极端意义，这使美国民众将多维度复合而致的不平等事实归责于精英政治的制度性弊病，将智识精英和权力精英置于实现平等的对立面，强化了广大民众反精英与反建制的政治态度，侵蚀了民众对建制精英的政治信任。当不信任成为引导甚至支配行为的心理时，民众的政治行为将产生关联甚广甚至极端彻底的变革性力量，美国政治的极化就在主流政治权威流失与精英政治操弄的内外合力下愈发不可遏制。
三、侵蚀政治信任：反智主义加剧政治极化的内在机制
民众对精英的信任是保障民主政治良性运转的关键机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政治信任意味着大众可以合理地假定政府代理人会兑现他们的诺言，因此信任网络整合进公共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信任网络脱离公共政治则意味着去民主化”。美国的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信任，民众如何认知精英影响着政治信任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前，民众对精英或精英主义有着积极的评价，精英主义被形容为“五湖四海最优秀的人才济济一堂，共同实现一种理想的感觉。这种理想就是建构新的美国民族主义，并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带来一种崭新有力且主动进取的精神”。21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寡头化与政治寡头化趋势渐盛，代议精英的社会代表性不断弱化，普通民众的政治效能感不断降低，民众与精英之间出现信任危机。反智主义的盛行加剧了这种不信任，政治不信任又反向强化了民众的反智心理，普遍存在的无知和冷漠是对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胁。
美国反智主义的平等建构是政治体制能力危机的社会反应。“反智主义并不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自发现象，也不是欧美社会中的偶发现象，而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和制度体系‘制造’了反智主义”。政治制度是政治信念的载体，政治体制能力影响着政治信念的强弱。政治体制能力是政治组织、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在构建国家与社会形成相互支持关系中所产生的制度效能，其中，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是影响政治体制能力的两个核心要素。前者以制度化的方式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来塑造政治共同体，后者在政治制度的范围内进行有效推进以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这表明政治体制既要具备自主性，能保障国家意志的贯彻落实，也需具备回应性，能保障政治参与的有序推进，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利益矛盾的渐进化解并增强政治体制的内聚力。
第一，反智主义的对抗特征加速主流政治权威流失。利益集体的政治分利削弱政治制度自主性而造成的政治不平等是反智主义对抗特质的根源。政治制度的自主性是指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不受非政治团体干涉而独立运作的程度。在民主社会，政治制度的自主性越强，政治体制的公共性就越强；政治制度自主性越弱，政治体制的私利性就越强。政治多元论者认为利益集团在民主社会中发挥了诸多重要的作用。首先，利益集团把个人和政府联系起来，个人只有通过社团才能把自己与政治制度有效而又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其次，利益集团能够更大程度地代表公众的利益诉求，更广泛地为社会群体发声，提高个人的福利；最后，政治多元主义者根据利益集团成员身份的重叠预设，认为所有公民都是各集团的成员，公民的多重身份可以帮助改善任何一个集团的需求和减少社会冲突，进而有助于消除潜在的分裂性矛盾。但事实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基础上的美国政治体制始终在利益集团的左右下运作，并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精英群体的价值为根本目的。亨廷顿认为，“衡量政治机构的自主性，主要看它是否具有有别于其他机构和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和价值”，政治体制的制度利益是其区别于非政治团体和社会势力私人利益的本质所在。政治体制的制度利益就是公共利益，政治体制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美国的竞争性选举是金钱驱使的选举，竞争性政治是利益集团实现政治分利的主要制度形式。美国式精英政治对民众所开放的普选权是形式上的，民众虽享有平等参选的权利，但金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谁将赢得选举以及谁将对获胜者产生影响。精英体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对公职人员的竞选支持削弱了政治体制的自主性，政治体制的制度利益及其能力遭到精英利益的侵蚀。
反智主义实质上是对政治体制自主性降低导致的公共政策失衡的不满。在失衡的公共政策中，民众的政治经济剥夺感十分强烈，由此产生的政治激进主义使反智主义成为能够推动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抗争力量。反建制精英对广大民众的心理引导，唤起了民众对现存秩序的怨愤，并冠以“权力属于人民”或“人民的意愿”的道德合法性，向民众灌输极端思想，使民众成为挑战建制精英与主流政治权威的社会力量。在民众与精英的对抗中，主流政治权威流失亦是当代美国国家治理危机与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功能衰退的表征。自由民主体制的有效性和稳定性需要以政治平等来反制经济不平等以弥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自由民主体制的功能衰败使“它既不能保障政治平等，又不能制约经济不平等，从而导致了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相互促进的严峻局面”。反智主义对不平等的抗争加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关系模式的瓦解，激化了民众与精英的矛盾。
第二，反智主义侵蚀政治信任导致底层意识引发极端政治参与。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人们又根据所处的社会关系创造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随着产业结构空心化、社会政策失衡化与社会阶层分化等趋势渐盛，美国的结构性失业、种族冲突、文化冲突与阶层断裂等社会问题使中下层民众的生存不断恶化。“中产阶级的集体萎缩、阶层下滑和群体焦虑形成了欧美社会独特的心理状态和文化景观，为反智主义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和阶层基础”。反智主义激发中下层民众的底层意识易引发极端的政治参与。经济上的失利与政治上的缺位具有制度性关联。在达尔来看，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内在张力制度性地制造了政治不平等，并且代代相传。“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经常地对某些公民造成严重的伤害，通过在公民之间制造大量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在民主社会的公民中间也带来了政治不平等”。而政治不平等来源于制度上的偏狭：一种情况是制度排斥。制度是维护利益集团和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经济弱势群体和政治边缘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另一种情况是滥用制度来制造不平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与优绩主义的教育体系成为维护阶级特权，实现特权代际传递的制度化方式。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经济收入的高低不仅影响美国社会中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也影响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收入越高的社会群体，倾向于在制度许可的范畴进行政治诉求的表达，而他们稳妥的政治参与行为，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政治吸纳”。社会中下层没有稳定的收入保障，诉求得不到回应，他们的政治参与朝两个极端方向发展：一是政治冷漠，对既存体制感到失望而不关心政治；二是会走向政治激进主义，民众有可能采取示威游行、抵制、罢工以及任何其他的非制度化的极端行为。
第三，反智主义的反精英立场加剧美国政治极化。削弱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内聚力。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捍卫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共识，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政治竞争中相互妥协的基础。但随着美国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弊病不断凸显，美国国家极化态势已然明朗，其逻辑是“分配失衡和收入差距首先造成贫富阶层的两极分化；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这种经济极化容易引发精英分化、政党分化和意识形态分化，最终导致文化的全面冲突和社会的彻底分裂”。“作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受挫，无法统一美国社会的思想与文化，进而导致各种意识形态的纷争，”。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纷争使两党精英长期处于互不信任、互不妥协的敌对关系中，保守主义者的反智主义倾向加剧了政党政治的不妥协趋势，“当沿着政党界线形成的分化不断加强，从选民到精英所面临的政治妥协障碍也日渐增强，尤其是偏向保守的共和党人其政党认同强烈时更有可能趋于不妥协”。在无休止的政党冲突中，反智主义倾向明显的民众，更偏好意识形态相对激进的政党，更支持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公共政策，而温和中间立场的政党及其政策主张则遭受政治冷遇。主流政治权威流失致使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依附性降低，一些小党则因获得了社会对其观点的关注而得以迅速发展。“美国的绝大多数民众（76%）认为两党制是‘严重的分裂行为’或者存在‘真正的问题’。”由此呈现出两种态势，“首先，不亲近任何一个政党的选民比例大量增加了。其次，民主党的忠诚度逐渐削弱，无党派人士的兴起和民主党党员的减少是对以上现象形成补充的两种主要发展态势”。
四、精英反智动员：反智主义加剧政治极化的外在机制
反智主义的平等建构使其极具政治耦合性。“反智主义是一种非主流的社会思潮，是美国社会思潮中的一股暗流”，它对美国民主的影响虽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具有根本性，也不像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那样具有意识形态引导性，但却是当代美国社会各种力量维护某种观念与获取权力的重要策略。反智主义的极端平等诉求能为激进思潮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力量，因为“追求平等的历程几乎没有终点，这尤其是因为，再某个方面实现的平等会在其他方面产生明显的不平等。因此，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使人踏上无尽历程的理想，那就是平等”，精英的政治操弄使反智主义成为推动当代美国激进政治勃兴的一个重要变量。
第一，反智主义抵制精英，助长民粹主义泛滥。反智主义以反智识和反科学为形式，本质却是反精英、反建制与反特权，其目的是通过对智识及其代表群体的贬低来扩充普通民众在观点表达与决策自主方面与智识精英的平等。因而，反智主义暗合了以平民立场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对平民身份构建的道德基础。它对“人民”的构建“是以人民中的平民、下层或各种弱势群体来作为代表的”。它以反精英，反建制为必要条件，核心是对“人民”的身份与阐释的道德垄断，目的是通过“强调平民群众或‘纯粹的人民’的价值和理想，将平民化作为政治运动合法性的根源”。民粹主义通过对人民身份的排他性构建，对人民代表性的道德性垄断来抵制腐败专权的精英，以期实现一种人民至上性和道德纯洁性的最高民主理想。可见，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均以“民众—精英”二元思维形塑民众的价值观，对普通民众的推崇，对精英群体的抵制，企图实现平等政治理想是二者耦合的基础。
反智主义以刺激大众对权利平等的实质诉求助长民粹主义政治。大众是以集群意义统摄个人意义的社会行动者，其行动逻辑是集群欲望、想法和思维的相似性，终极诉求是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的平等性。对内寻求自我认可与对外渴望社会承认是反智主义催生集体行动的路径，内在自我认可在智识上体现为对平庸群体的认同塑造，渴望外在承认表现为对精英群体的反叛。集体行动逻辑与实质平等追求使大众成为助长民粹主义政治乃至身份政治的非理性力量。福山认为，人的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断裂会激发普遍的平等激情与强烈的身份认同，而这正是现代民主乱象出现的重要原因，“驱动当代身份政治的，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对平等承认的追求。但是，对平等承认的渴求很容易滑向要求承认所属群体高人一等”，反智的民众盲从与精英的民粹动员致使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状况呈现出民粹化倾向。
第二，反智主义暗含极端诉求，助推激进主义崛起。一般而言，激进主义是对既有社会制度及其运作方式怀有强烈不满，并对其抱有彻底的否定态度且急切诉诸变革现状诉求的社会思潮。左翼激进主义倾向于以更公平公正或更科学的态度进行社会变革，右翼激进主义则倾向于从传统社会及其价值体系中寻求心灵居所来规避破坏既存秩序的剧烈变革。意识形态激进化是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显著特征，“左翼自由主义构成了激进主义的一面，右翼保守主义则构成了激进主义的另一面，从两个方面拉开了当代美国意识形态极化的距离”。反智主义耦合民粹主义是其助推激进主义崛起的关联机制。霍夫施塔特将反智主义归咎于民粹主义，认为反智主义可以为左右翼政治力量所利用，民粹主义既隐含追求平等的激进诉求，又透露出怀恋文化传统和乡村生活的保守情调。可以说，反智主义推动当代美国激进主义崛起是民粹主义及其政治动员的逻辑延展。
激进右翼保守主义的反智动员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表现。从逻辑而言，以观点平等，效能平等与价值平等为当代表征的反智主义与以尊重智识、维护差异、坚守传统、强调秩序为特质的经典保守主义背道而驰，却能成为激进右翼的动员策略，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美国保守主义懈怠的特性。美国保守主义在政治思想上没有一套凝练的价值体系和连贯的政策主张。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任何保守意识形态的保守国家，其政治思想懈怠致使其运用自由主义言论也能蒙混过关”，这使其不能从根本上形成牢固的保守主义阵营和坚固的意识形态认同，因而在与自由主义博弈中也就无法获得压倒性优势。实际上，美国的保守主义“始终难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也始终无法控制政治议程，而是被激进自由主义拖拽着前行”，因此，美国保守主义代言人的最大问题就是要在激进自由主义占优势的境况下寻找能接受保守主义的人群。这些人群不是经典保守主义意义上的贵族阶级、农民阶级和保留行会传统的小资产阶级，而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和价值观念不满的民众。特朗普反智主义的胜利暴露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美国的精英在强调社会、文化进步的同时，忽略了白人工人阶级的正当经济诉求，而且缺乏对他们的尊重，常常简单粗暴地把他们的一些文化价值观斥之为愚昧落后”。二是大众群体盲目的特性。大众心理学研究认为，处在认知失调状态下的大众是一群极易被精英煽动的、非理性的、盲目崇拜且偏执的反智者集体，其行动具有强大的社会冲击力。因而，对反智主义的巧妙运用和操弄就成为激进右翼政治动员的必然策略。
反智主义掏空了民主价值。反智主义对民主权利的曲解及其反精英的平等主义逻辑使其具有极强的社会感召力和政治动员力，左右激进精英的介入为其内置了精英逻辑，使变革偏离了民主政治的协商特质而走向政治对抗。反智主义的实用主义特征使其得到民众的支持，而这只能加剧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却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议题与政策主张的激进化使民主这一“解决问题之政治”衰落，民主意义被消解，美国民主的结构性危机上升为文明形态危机。第三，反智主义构筑后真相主义，助力否决政治发展。反智主义的盛行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构筑的传播环境。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脱域”，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社会关系的构建不再受具体地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互联网是对民众与精英之间的信息关系的再“脱域”，民众的信息来源和知识获取不再依赖专家与精英单向性、选择性甚至垄断性地给予，而是自觉成为信息与知识的接收者。信息的完整性、事件的突发性、系统的可靠性、所信赖原则的正确性、风险认知环境等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信念都是影响民众信任精英的要素，传播主体多元化、信息碎片化、热点焦点化、冲突放大化、认知圈层化等特质使社交媒体对前述信任的关联要素中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民众与精英之间的信任破裂。
反智主义与后真相主义具有极强的互动性。二者在生成逻辑上具有同构性，都凸显了非理性情感与个人信念对理性认知的扭曲；在效用机制上具有同质性，均在消解理性公共空间与理性辩论的基础上破坏民主共识；在行为逻辑上具有同向性，都导向对抗化与极端化的群体性或派系性行动。二者的强互动从民众认知极化的层面推动当代美国否决政治的发展，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反智主义构筑“后真相”加深了美国民众的证实性偏见。证实性偏见是反智主义与“后真相”的认知特质，意指“当我们在主观上认为某种观点正确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信息，只接受那些能够加强论证这一观点的事实，而忽略那些能推翻这一观点的信息”。民众的信息接收不以追求事实和真理为目的，而是为了维护自己所看重的信念，坚持符合自己政治立场与所在政治团体观念的信念，看到的是确认既有信念的信息，排斥对立派别的信息和信念，从而导致民众认知具有党派偏见，进而“政治极化的程度越高，我们就越不相信‘另一边’的人，于是抱团越发严重，我们只相信自己所在的群体和强化这个群体信念的人”。民众认知分化直接导致主流政党统合公共议程的能力弱化，也易催生激进极端思想和专权型领导人的出现。二是强化了政党敌对关系致使不妥协成为显著的政治倾向。作为政党竞争的基本盘，掌握和引导民众的认知是政党立足政坛、提升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政客想要维护“基础”，自然会助长民众分化的倾向，为了迎合民众，故意抹黑对方阵营，妥协与合作越来越少，极端与不可调和的观念越来越多。以妥协包容为底色，以保障公共利益为根本，以尊重多元价值观为特征的民主政治逐渐被以党派敌对为底色，以谋取党派私利为目的，以单一意识形态为特征的否决政治所替代。
结论
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当代美国反智主义呈现显著的平等建构性，藏匿在这一特性背后的是若隐若现的平等主义与个人主义在当代社会的演进轨迹和发展趋势，即越来越强调广泛的社会平等与极端的个人自由。孕育于平等主义理想幻灭背景下的反智主义是当代美国自由民主弊病的社会应激反应。反智主义所推崇的观点平等是排斥精英的平等，实质上走向了另一种不平等；它所寻求的效能平等是抹平能力差异的平等，实质上扭曲了权利平等；它所诉诸的激进自由是突破价值边界的自由，实质上损害了政治自由。抵制精英的反智主义侵蚀了广大民众对建制精英与主流政党的政治信任，致使主流政治权威在民众与精英的对立中悄然流失，冲击了美国民主政治有序运行的内在基础；具有强大动员效益的反智主义与各种政治思潮的偶合纠缠加剧了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多变：身份意识更加强烈，社会群体更加撕裂，政党政治更加激进，民主政治部落化、对抗化与反民主化倾向更加显著。作为影响民主政治有序运行的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反智主义的平等建构更具内在深刻性，它着眼于解构平等信念的原初规范，以期重构更广泛也更实质的平等社会，这不仅会曲解政治权利平等的真正意义，也会冲击既有政治经济体系的渐进发展。如何认识并应对当代反智主义的潜滋蔓长，不仅是当下美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警惕的社会风险。
（注释从略）
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MPA教育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讲座教授。
孙玉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理论、当代西方政治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