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分歧加剧、冲突升级、极化扩张、变数丛生是当前美国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面对持续恶化的不平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后果，特朗普明确主张机会平等，与民主党始终强调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结果平等主张泾渭分明。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特朗普奉行国家主义，坚持鹰派立场，不仅与自由主义针锋相对，也与其他保守主义派别格格不入。对于暗流涌动的民粹情绪，特朗普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立场，推行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左翼的现实政策，与左翼民粹主义分道而行。随着身份认同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激化政治分歧的核心因素，特朗普倡导白人身份认同和白人优先原则，将民族主义拉向舆论中心地带，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民主的部落化趋势。对于不断升级的极化态势，特朗普更是诉诸强硬政策和激进手段，将共识和协商搁置一旁。新一届总统选举后的美国，无论继续走“特朗普主义”的现实路线，还是转向拜登提出的替代方案，短期内都无法解决美国社会的深层矛盾和核心困境，撕裂格局与极化趋势不仅无法摆脱，甚至有加剧的可能。
【关键词】政治极化;不平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身份政治
这是一个撕裂的时代。21世纪刚刚掀过1/5的篇章，分歧、冲突、极化和不确定性业已布满美国政治的大幕。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在争议声中当选美国总统，开启了更具争议的民粹－保守政治时代。四年后，同样也是在争议中迎来了新一届总统选举。然而，在2020年11月3日美国大选日的当天，特朗普与拜登却未能决出胜负。于是，人们对花落谁家的期盼和好奇不得不从大选日转为大选周，继而转为大选月。虽然理论上拜登已经当选，但特朗普却一直以各种借口拒绝承认，这一场景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相比以往，撕裂时代的政治变革已然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美国大选更是扑朔迷离、变数丛生。如何面对愈演愈烈的经济不平等，如何维护内忧外患的国家利益，如何应对风头强劲的民粹主义，如何确立危机四伏的身份认同，如何缓解隐患重重的政治极化，这些议题既是美国大选的论争焦点，更是美国未来政治的重心所在。看似是特朗普与拜登、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正面对垒，背后则是路线迥异的政治方案和治国大略的终极对决，是一系列价值冲突与观念歧异前提下的艰难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本次总统选举是否会改变美国政治生态的基调和走向，使美国彻底摆脱撕裂格局与极化趋势。
一、如何面对不平等:结果平等与机会平等的世纪论争
美国人一直坚信机会平等的神话，他们想象着人人都生活在同一艘大船之上，虽然有人是头等舱，有人是经济舱，但舱位是可以轮换的。勤奋、努力者就有机会升舱;懒惰、平庸者则可能降舱。但当前不断恶化的不平等趋势使人们对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一度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程度超乎寻常，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第一，工资收入两极分化明显。“在过去30年里，低工资人群(底层的90%群体)的工资只涨了大约15%，而上层的1%群体的工资却涨了差不多150%，最上层的0.1%群体的工资涨了300%还更多”。第二，劳动力两极分化严重。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无力与社会上层抢占技术含量高、报酬不菲的职业，又不屑与社会底层争夺劳动强度大、报酬偏低的职业，曾经属于他们的“好工作”逐渐消失。这一变化导致一是更多的钱流向了上层;二是更多的人滑向了底层，中间技能职业“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第三，社会阶层面临多重压力。早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贫困阶层就已生活在灾难的边缘。经济危机后，甚至连中产阶级也陷入困苦境地，“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所面临的处境远比‘问题和麻烦’更可怕”，甚至面临消亡的危险。超富阶层以外的其他阶层面临三重压力:工作、退休金和住房都处于岌岌可危之中。第四，阶层固化形成。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一直被困在底层，社会上层的人也不会轻易流动到底层。“新工人阶级到特权阶级的向上流动非常少，而从上层向下层的流动性也非常少。随着有意义的社会流动性的消失，上层的特权和下层的贫困就会冻结，永久地凝固，而很少有人处于中间”。经济不平等直接导致了机会的不平等，经济越不平等，机会平等就越少。教育曾是改善机会平等的最好途径，社会精英阶层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机会，但普通美国人得到的只是普通教育。第五，“贫困陷阱”出现。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不仅体现在收入和财富等方面，也体现在健康、教育、就业等社会和经济的其他方面。虽然父母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机会，但这些机会不平等早在人们就学前就已形成。
如何看待来势汹汹的不平等，学者们各执己见，论争不止。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库兹涅茨假说”，认为收入不平等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产物，发展轨迹呈现典型的倒“U”型曲线，先升而后降，几乎是一种“无害发展”。每个国家在超越传统生产方式之前，不平等现象势必会不断加剧;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以及工资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分配政策会使共同富裕成为可能，不平等趋势会迎刃而解。皮凯蒂(Thomas Piketty)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在过去的30年，欧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在经历了长期下降后开始急剧上升。这表明库兹涅茨基于经济和市场要素提供的“无害不平等”解释框架已经失效，这一框架忽略了间接影响收入水平的政治性因素，诸如政府增加或减少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遗产税、战争毁灭有形资本、降低资本家收入等。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则认为，不平等和平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当代不平等问题的反思和应对必须将其与平等问题有机结合。平等问题是所有与人类社会生活有关的思想流派的核心，不同思想流派的分歧并不在于平等的重要性，而在于必须在哪些基本的社会维度上实现平等。对于保守自由主义者来说，所有个体平等地享有自由，远比收入平等更重要，尽管收入平等也很重要。罗尔斯(John Bordley Ｒawl)指出，为了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不平等的分配不仅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值得鼓励的。因此，讨论不平等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要平等”，对于这个务实而关键的问题，不同的人会基于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给出迥然不同的答案。皮凯蒂的颠覆性发现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Kumar Sen)的现实性主张成功地将不平等问题引向大众关注的焦点，也使不平等问题陷入争议。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不平等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同情者、理解者甚至辩护者大有人在。持“伪命题论”的人认为，不平等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即使不平等值得关注，但也没有办法克服，更不可能根除;有些时候，不平等不仅不是缺陷，而且还是刺激经济增长、保持社会活力的必要前提。持“终生平等论”的人认为，平等与否不能只看一时之多寡，一些暂时收入低、财富少的人若干年后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财富。持“相对平等论”的人认为，贫困是一种相对现象，在美国即便是穷人，也享受着非发达国家的穷人甚至中等及中等偏上收入群体难以企及的福利和待遇。持“危险命题论”的人认为，遏制不平等将扼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任何试图改变不平等的措施都得不偿失，不仅对平等于事无补，甚至可能危及自由，损害平等自身，打击经济不平等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论争归论争，现实归现实。当不平等是否重要的论争仍在如火如荼进行时，不平等的残酷现实早已气势如虹，“富人变得更富有，富人中的最富群体更是如此;穷人不但变得更穷，而且数量也更多;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他们的收入不是停滞就是下降，他们与真正富人之间的差距在增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平等后果严重，严重到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首先，破坏机会平等。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制造了大量的富有家庭，他们占据其他人完全没有的资本，拥有更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创业潜力。同时，不平等也制造了一大批赤贫家庭，他们无法接受教育，无法获得就业机会，甚至无法获得诸如医疗保健等重要的公共服务。人们通常把机会平等理解为在机会面前的人人平等，每个人在经济上的发展和成功不应当取决于其家庭经济状况。但经济不平等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机会平等:如果富人能够设立某些特定的、只对他们有利的优势职位，或者如果富人能以某些不正当的方式影响优势职位的选拔过程，经济不平等就会影响到程序平等;如果穷人无法进入学校或无法获得与富裕的候选人竞争优势职位所需的其他条件，那么，经济不平等就会影响到实质不平等。其次，导致社会不公。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不平等容易造成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人们可能会失去同等的工作机会，可能会被剥夺基本的社会权利，也可能会丧失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甚至同为共同体成员，却被其他群体的人认为不太适合成为同事、朋友、伴侣和邻居。当人们被这些方式歧视时，这意味着他们被剥夺了重要的机会，社会不公现象已经出现。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可能会将自己的价值观错误地建立在优越感上，而那些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一旦接受这一观念就可能不恰当地轻视自己和自己的活动。不平等造成的地位伤害，与带歧视的社会造成的伤害一般无二。最后，形成代际传递。不平等现象容易导致恶性循环:弱者更弱，强者更强，弱势群体陷入重重困境，越发落后于特权阶层。“只要经济收入的不平等不断加剧，即便是社会的流动速率保持不变，出身优越的孩子还是可以遥遥领先于那些出身卑微的孩子，起步阶段就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人到终局更是遥不可及”。这就形成了一个“断裂的阶梯”:一个人爬得越高，成为摔倒的人的概率就越低;与更高阶梯上的人相比，较低社会阶梯上的人存在感和成就感越低，获得和保持自尊越不容易。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不平等具有较强的遗传性。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有可能参与政治，孩子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会对政治参与更有兴趣，获得的机会也会越多。反之，“小孩子如果出身卑微，则首先在家里缺乏父母的熏陶，没有角色榜样，其次受限于自身有限的教育程度，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意愿自然是低之又低”。劳伦·里韦拉(LaurenＲivera)将这种遗传性称为社会成员的“自我复制”，“美国经济阶梯中的上层和底层黏性很强:收入位于全国前1/5或者后1/5的家庭，其子女往往和父辈处于同一个阶层。位于经济等级顶层的家庭，其子女基本上垄断了通往好中学、名牌大学、高收入工作的途径”。从交互作用到恶性循环再到代际传递，这就是不平等的可怕之处。
无论是从商业精英的家庭背景和保守主义主张，还是从其上任以来推行的一系列空前规模的减税法案来看，特朗普一直坚持明确的机会平等路线，这与民主党一贯强调的高税收、高福利的自由派立场和始终倡导的结果平等的政策路线迥然不同。遗憾的是，特朗普执政以来，不平等恶化的趋势未见好转，而拜登也未对问题的解决提出实质性主张。可以想见，短期内美国的不平等趋势不会得到缓解，关于不平等是否重要的争论还会继续，人们对于不平等的焦虑与恐惧不会减弱。
二、如何维护国家利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策分野
战后美国的保守主义派别林立，阵营复杂，分歧不断，仅在外抗共产主义、内批自由主义等有限议题上维持着基本的和谐和一致。但自特朗普执政后，尽管争议不断，分歧依旧，深度反思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全面调整保守主义的现实政策、重塑美国精神和民族意识、再构国内秩序和世界格局已成为保守主义阵营的基本共识。“特朗普主义”坚持直接而强硬的现实主义路线:政治上立足民粹主义，奉行国家主义;经济上推行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战略，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文化上倡导白人优先原则，拒绝多元文化主义;外交上坚持强硬立场，在必要时不惜诉诸军事手段。特朗普不在意哪些理论是民主党的或共和党的，哪些策略是温和派的或激进派的，他只在意是否能重振美国，是否能确保美国利益至上。正因为如此，“特朗普主义”不仅与自由主义针锋相对，也与传统保守主义、里根式保守主义、布什时代的新保守主义、建制派保守主义等其他派别泾渭分明，甚至格格不入。
从意识形态的光谱角度看，特朗普的政治面目略显模糊。名义上，他属于共和党，应归属于右翼阵营，但若全面观察他的经济理念、政策主张和价值立场，不难发现，“他在贸易和对外政策方面比希拉里更左，但在移民议题上则比传统共和党更右”。特朗普坚决反对自由派主张和进步主义立场，也不愿意与主流保守派“同流合污”。他用四年的现实政策撼动了主流保守派在右翼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建立起鲜明的特朗普式保守主义。从这个意义来说，可以将“特朗普主义”视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
“特朗普主义”的盛行，源自日益复杂的美国社会生态。进入21世纪，美国的不平等浪潮愈演愈烈，怀疑、焦虑和不信任的情绪弥漫，冲突、分歧和极化不断加剧。随着经济形势不断下行，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生活方式复杂多样，价值追求歧异纷呈，人与人之间缺乏达成共识的社会基础，甚至都认为没有沟通交流的必要，“不宽容群体”不断涌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不断丧失，分歧、分化与分裂正在无情地撕裂美国社会。与此同时，公民的政治参与意愿越来越淡漠，人们不关注时政，对民主原则有所怀疑，对传统价值丧失信心，不满与愤怒盛行，民粹情绪与种族观念抬头，身份政治的泥潭日益显现。
对于这些困境的解决，民主党和自由派的多元主义、宽容原则和“政治正确”不仅于事无补，其本身就是这些困境的始作俑者。特朗普则不避分歧，直面矛盾，他所追求的目标极具保守主义色彩:呼唤美国传统，重塑美国精神，一切为了美国和美国人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举措。首先，坚持对等贸易。特朗普将修订贸易协定、扭转贸易逆差、建立公平和对等的贸易环境作为第一要务。“对我来说，对等是贸易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因为我们被全世界许多国家不平等地对待。现在，我们正在改变这种情况”。他首先成功地与加拿大、墨西哥达成《美墨加协定》(USMCA)，然后与欧盟谈判，试图消除跨大西洋贸易和关税壁垒。与此同时，他成立美英贸易和投资工作委员会，为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后的美英两国新型贸易关系的建立未雨绸缪。为了保护关系国家命脉的核心产业，仅在2017年，特朗普就发起了82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调查。他毫不避讳其政策目标:首先，不惜一切代价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建立旨在保护美国产业和工人的贸易协议。其次，回归美国精神。特朗普不断重申信仰和家庭对于美国生活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号召人们重拾信仰，回归家庭。他还努力捍卫生命权和宗教自由。他先后颁布行政命令，促进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同时依据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纠正奥巴马医改法案中对避孕的强制措施。“我们捍卫我们的宪法，并且我们相信国父的智慧。我们的宪法是伟大的。我们赞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英雄，而且我相信年轻的美国人应当被教导去爱自己的国家并且尊重它的传统”。再次，诉诸强势外交。坚决维护国家利益、重塑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为此，特朗普软硬兼施，动用一切手段团结盟友并制裁俄罗斯。他力排众议，兑现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迁往的承诺。不久，又高调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他同样动作频频，一方面主动介入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印度－太平洋地区合作框架。最后，重建美国军队。在特朗普看来，强大的军队是捍卫美国利益的唯一保障。“对我们友善的人，我们待他们以友善。对我们不友好的人，我们报复的力度是他们无法想象的。这是我们的处世之道”。2018年和2019年，特朗普政府相继投入近14160亿美元用于军队和国防建议，想方设法提升美国军队的威慑能力和反应能力。同时，特朗普先后签署多个法案，四处筹措资金，为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及其家属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
尽管拜登的执政风格与处事方式将与特朗普存在较大差异，但其坚决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原则底线不会改变。新冠疫情暴发后，特朗普不断发表针对中国的极端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部分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虽然，民主党领袖一贯走温和路线，但有极尽激进之能事的特朗普这一前任相参照，再加上当前不断恶化的政治生态和持续加剧的政治极化态势，拜登再走温和路线的可能性不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保守主义的理念正努力争取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主义”代表着美国保守主义阵营的政治倾向和主张，会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的走向。
三、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与右翼民粹的利益冲突
民粹主义最早发源于19世纪中后叶，代表着底层民众对平等权的渴望、对地方政府的不满与对抗。它坚持平民立场，反体制，反权威，仇视精英，推崇暴力话语，倡导激进立场，非理性特征明显。它既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社会运动。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拓展、市场经济的深化、社会变革的加速，民粹主义强势崛起，俨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之一。从意识形态光谱的角度，民粹主义有左右翼之分。一般来说，如果民粹主义的根基以底层民众为主，则表现为左翼民粹主义;如果以中产阶级为主，则表现为右翼民粹主义。
美国的底层民众是左翼民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过去的30年中，他们的个人财富和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美国经济呈上扬趋势时尚能得到福利和救助，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们的生存条件和基本福利都受到了影响，因此，他们对富人群体、经济态势、现行体制充满愤怒和不满。但如上文所述，过去30年中不平等的受害者绝不仅仅只是穷人，近90%的美国人都未能从社会发展中分得红利。曾经被视为最可靠、最稳定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在慢慢解体，缓缓滑向社会的底层。这个倍感压力、无比焦虑的中产阶级正是当前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力量。右翼民粹主义将矛头直指全球化、外来移民和异质文化，认为这是美国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的根源，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主张单边主义和美国利益至上，将民众的愤怒和怨恨引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他们不喜欢富人，认为富人抢走了他们的财富。同时，他们也不喜欢穷人，认为穷人得到太多的社会福利，这些福利出自对他们的税收。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救助政策对穷人有利，尤其是对那些无法偿还贷款、看不起病的穷人有利，这引起了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民主党会征收越来越多的税并借助医疗保险补贴穷人，他们的口号是“你没资格花我的钱”。出于同样的忧虑，他们也坚持反对外来移民，认为移民群体所获得的福利和救助，同样源自对他们的税收。
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沦为底层民众，他们与底层民众同病相怜，同仇敌忾，共同主张左翼民粹主义。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产阶级受到的冲击有限，他们尤其担心“劫富济贫”，自此与左翼民粹主义分裂，转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立场。从这个角度看，作为特朗普重要的选民基础，美国中产阶阶的利益诉求必然是特朗普政策考量的重要砝码，右翼民粹主义自然而然成为特朗普的政策立场，其反移民、全球化、反左翼政治的特征显而易见。
特朗普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但他绝对是20世纪以来第一个靠民粹主义力量当选的总统。民粹主义可以助他当选，能否助他连任呢?显然，这主要取决于持右翼民粹主义立场的人群面临的危机是否解除，特朗普任期内的实际作为是否赢得右翼民粹主义阵营的认可?无论答案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其一，当前美国的民粹情绪依然强烈，“人民”依然愤怒，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当选，其势力均不可小觑;其二，在美国总统竞选的角逐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会继续迎合民粹主义的主张和诉求;其三，在民粹主义“只有一部分人才算真正的人民”的信条下，曾经的全球化时代和曾经的中美关系无论如何都难以回到从前。
四、如何确立身份认同: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的观念分歧
人生而自由，但又无往不在身份之中。传统社会的身份想象简单而稳定，大多落实在民族、国家、公民、宗教等同质群体、主流群体和大规模群体之上。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身份想象不断松动和瓦解，新的身份认同开始酝酿并形成。身份认同的重心向异质群体、边缘群体和小规模群体逐渐偏移。
这一结果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首先是全球化的深度冲击。全球化使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不断攀升的全球移民人口带来了两大直接影响:一是传统身份框架被打破，人们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国家认同、民族属性、公民观念和宗教信仰等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调适和改变，身份符号不再一成不变，多重性和变换性逐渐成为常态;二是改变了移民迁入国的人口比例、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无意中形成了与本地人相区别的“外来者”的刻板印象与身份意识，埋下了未来冲突与矛盾的隐患。其次是信息技术的重大升级。“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出现，革命性地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媒体格局和话语结构，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力量对比发生扭转，政治的多极化、碎片化、部落化趋势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既定的身份属性被瓦解、被分化，崭新的身份意识被激发与建构。“自媒体时代，受五花八门、形态各异却拥有惊人的同质化力量的社交平台的蚕食、抢夺和挤压，传统的公共话语、大众空间与社会根基岌岌可危，个性话语、小众空间与私人领地却喧嚣尘上”。再次是个人主义的过度深化。推崇个人的尊严与选择，承认个人相对于集体的优先性，是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价值特性。但随着个人主义的深度拓展，个体逐渐强大和自信起来，传统秩序、共同体权威不断流失，宗教信仰、社会共识不断消解，个人至上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开始野蛮生长。当这种极端个人主义遭遇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非主流群体的利益诉求时，其正当性开始显得毋庸置疑。在近30年的美国选举政治中，有关移民、种族、性别、宗教等身份议题的比重不断增加，俨然已成为开展政治动员、激发政治热情的新型动力源。最后是身份认同的反向刺激。对于边缘和弱势群体来说，呼吁身份政治是追求平等、反抗歧视的无奈之举，但对曾经拥有稳定收入、宽裕生活的“铁锈地带”群体和失落的“低收入群体”来说，倡导身份政治表达的则是对不断涌入移民群体无休止的利益诉求的不满、对自身生存的焦虑和对现行政策的愤怒。这些人当中不乏一些移民群体的同情者、倡导弱势群体救助的支持者，但现在他们既失落、委屈又心下不平，于是，他们也开始提出自己的身份认同，主张维护所在阶层的收入、地位与荣誉。近些年风头强劲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思潮皆与这种被动的“回应性身份政治”有很大的关联。
20世纪60年代，针对由白人、精英、男性占据核心地位的主流文化，左翼阵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黑人运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旨在通过强调自身的差异性表达对各种不公和压迫的反抗。作为街头抗争和社会运动的身份政治浮出水面。70年代后，身份政治融入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等政治主张，逐渐将族群、性别和性取向作为核心议题。进入80年代，身份政治呈现愈加明确的极端、激进和暴力色彩，一方面批判白人至上和文化专制，倡导差异性的权利主张和利益诉求，一方面抨击父权社会和主流文化，拒绝一般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
身份政治本质上是民主政治的衍生物，代表着现代政治由普遍性转向个体性，由强调主流、强势转向强调边缘、弱势，由注重经济身份转向注重文化身份。总体而言，当代身份政治具有典型的多重性、冲突性和后现代性。“个体不仅面临多元文化身份与政治公民身份的冲突，也面临多元文化身份之间的冲突，更面临自我与身份群体之间的冲突。最终，所有的身份冲突都内化为个人多个身份之间的冲突”。这也意味着，民主程度越高，身份政治的冲击力、破坏力和影响力越大。
身份政治加剧了美国政治的分歧和对抗。身份政治一直是左派阵营以弱者对抗强者的有力武器，在左派掌控文化话语权后升级为格调高雅的“政治正确”。与此同时，生活日渐窘迫的底层白人近些年开始接受“受害者”身份想象，现实体验也日趋明显，身份政治成为宣泄愤怒和不满的“正当理由”。如此一来，“身份政治不再是一个边缘对中心的反抗政治，而是变成了两个自感于同处边缘的文化族群的对抗政治”。左右阵营的激烈对抗，正在将美国民主主义推向狭隘的部落主义。追求国家认同、建基公民共识的民主政治困境重重，强调族群认同、投注个体归属的部落政治底色渐显。特朗普执政以来，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矛盾不断激化，冲突不断升级。“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个结果将很不利于美国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主义”暗含激进的身份政治倾向。它旗帜鲜明地主张白人至上和白人优先，反对移民入境美国。它一方面激发了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国家主义和种族意识，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将白人民族主义由舆论边缘引向中心地带。但这种身份政治也将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升级为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不妥协，不协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极端目标;不合作，不退让，诉诸全面竞争，谋求优势格局。
在福山看来，身份政治乃美国民主政治危机之根源所在。起初是自感被主流文化排斥的弱势群体，然后是得不到认同的来自异质文化的外来移民，现在是倍感地位丧失、身份模糊的本土居民，这种焦虑、紧张和失落感无时无刻不在撕扯着原本温馨、和平的民主社会。“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败告终;如果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回归于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将会使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陷入无尽冲突的厄运”。对于身份政治引发的民主危机，无论是特朗普的“白人优先”还是拜登的“多元并进”显然都无力解决。
五、如何缓解极化态势:温和政治与激进政治的路线之别
2020年5月25日，“弗洛伊德事件”爆发后，当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表达不满。随即，美国多个城市发生骚乱，并有不断蔓延之势。28日，示威者占领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局。29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弗洛伊德之死”发生在2020年的美国是不正常的，是真正的悲剧。6月8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一众民主党人在国会解放大厅单膝跪地8分钟，随后公布了一项旨在改革警察权力的法案，此举将抗议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一些国家的反种族主义示威运动此起彼伏。
一个普通黑人的意外身亡，引发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反响，这并不寻常。显而易见，这一事件不是孤立的，它是“广大民众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危机双重压力下恐惧、沮丧和不满情绪的群体发泄，是美国社会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是贫富差距、两党冲突、‘文化战争’、社会分化乃至国家极化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
过去30年，美国的经济极化以惊人的速度直线上升，贫富差距加剧，阶层固化形成，少数极富阶层与广大中下阶层的收入和财富云泥之别，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趋势明显。一方面是经济极化的不断恶化，另一方面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民众的失落、愤懑与痛苦的负面情绪不断积累，一触即发。
在经济极化的推动下，美国的政治极化也一发不可收拾。在政治体制内，共和党和民主党争论不休，冲突不断。政治精英们一改往日的温和审慎，毫不掩饰自身的激进立场和极端主张。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两党内部的温和派和妥协派全部遭受重创，人们纷纷摆向两端，要么是明确的自由派立场，要么是执着的保守派情怀，中间阵营则不断萎缩。新冠疫情发生后，特朗普的应急策略引发了广泛争议，这让民主党重燃信心，动作频频。从年逾八旬的佩洛西率一众民主党精英集体下跪这一幕不难看出，为了选举，两党已经势同水火，绝难妥协。2020年10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52票赞成、4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特朗普提名第三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更是将两党的对抗推向新高潮。
自启蒙时代以来，在选举政治的制度想象中，民众与精英彼此信任，精诚合作，命运休戚与共。但进入20世纪中后期，两者之间出现裂痕，开始渐行渐远。随着选民信任度和忠诚度的下降，政治冷漠情绪有所蔓延;而精英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选民诉求的回应明显不足。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联邦政府的一系列巨额援助计划不仅未能很好地兼顾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还变相加剧了精英与大众的隔阂和对立。此外，经过多年的努力，黑人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权益保障虽然已有较大的改善，但受身份政治运动的影响，蛰伏已久的种族矛盾有所激化，“弗洛伊德事件”等于再次揭开种族矛盾的创伤。
如何破除当前的政治极化?显然，特朗普寄希望于强硬政策和激进手段。对早已千疮百孔、裂痕重重的美国政治生态来说，这无异火上浇油。即便是拜登执政，执行温和的政治路线，情况依旧不会有太大改观。在极化政治的背景下，分歧和对立不断消解社会共识，冲突和矛盾也不利于民主协商，两党会为了反对而反对，置国家利益和社会发展于不顾。
总而述之，从经济分化到政治极化，从文化冲突到社会分裂，一种前所未有的撕裂正在缓慢而有力地拉扯、扭曲和挤压美国的民主政治。本次总统选举后的美国，无论是继续推行“特朗普主义”还是转向拜登式替代方案，短期内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会面临的诸如经济不平等、民粹主义、身份政治、政治极化等深层矛盾和核心困境。分歧和对抗已成常态，共识和协商渐成奢望，任何一党的政策都会遭到对方的激烈反对，任何一方的努力都会被视为利益的最大威胁。大选改变不了美国社会的大气候和大环境，分裂格局与极化趋势不仅无法摆脱，甚至有加剧的可能。这个撕裂的时代是过往价值冲突与观念歧异的必然结果，也是新一轮冲突升级和歧异加剧的必要条件。撕裂时代的美国政治终将走向何方，唯有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