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最近介绍伊朗的文章也似乎越来越多了。1990年春至1993年春，我曾在伊朗工作生活了三年，还曾出版过《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并获伊朗方面肯定和推介，所以即便不能说是伊朗通，但也一直关心伊朗发生的一切，而且对伊朗的国事民情还算是比较了解的。已经有很多朋友不断地询问我一些有关伊朗的问题，一一回答，几乎疲于奔命，加上近来SARI肆虐，人们多自我隔离在家，也希望能有更多有趣的读物，于是我便在一些旧文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写了这个《伊朗杂记》，也不知道会写几篇，先这么写着吧。如果读者喜欢，那就多写几篇。这是第一篇。
我是1990年春从北京飞德黑兰的。那天傍晚，我独自一人拎着简单的行李从北京首都机场登上了一架伊朗航空公司飞往德黑兰的波音747客机。没想到的是，我的座位在飞机头部驾驶舱下方的那个四面没有舷窗的锥形机舱里。
那天座无虚席，整个机舱似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其他都是携带着装满中国日用品的大包小包行李的伊朗人。机舱里拥挤而嘈杂，空气浑浊而沉闷，充斥着刺鼻的人的腺体异味，还伴有吃奶孩子断续的哭声。我在一众伊朗人好奇眼光的注目下，好不容易才在一个过道边找到自己的座位，并最终将自己身体埋了进去，安顿下来。
那天半夜抵达德黑兰。我下飞机时还碰到了与我同机的一位自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一位副会长和他的一位助手。那位会长先生50多岁，戴了一顶白色的礼拜帽。因为都是中国人，互致问候后他告诉我说，他们是去沙特麦加朝觐路过德黑兰的。当时我还觉得奇怪，因为我去伊朗前看了一些有关伊斯兰教方面的书，知道麦加朝觐时间是每年9月而不是春天。但还没容我想下去，我们很快就各自被人从机场接走了。
当年因那场政治风波遭到西方制裁，中国经济也很困难，但好歹改革开放已搞了十多年，市场上日用品和轻工产品似乎还不少。但是，伊朗工业基础很差，且因伊斯兰革命遭受西方制裁并打了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那时的伊朗似乎什么都缺。
那些年里，跑德黑兰到北京航线的全部是伊朗航空公司的波音747飞机，而且每趟几乎都是客满。乘客99%都是伊朗人。来北京时，每个人几乎都是空手，回程时每个人就几乎都是大包小包了，里面装的都是中国的服装和伊朗紧缺的小商品。其中不少人还带着夫人和孩子。据说，当年只要从中国倒它两包衣物回伊朗，赚的钱就足够一家人到中国旅游一趟了。
那时的中国极度缺少外汇，据说那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仅为300亿美元，而外汇储备也只有80亿美元。伊朗也缺外汇，但它好歹还有丰富的石油，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需要石油，它还可以用石油代替外汇支付。而且那年伊朗人均GDP就有2200美元，而中国人均却只有317美元。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相比之下那时伊朗的日子还算不错的。
不过，最近伊朗又一次遭受美国制裁，又准备再次重拾石油支付的老办法，但与三十年前不同的是，美国对它实行了石油禁运。伊朗经济这次遭受的重创显然远远大于30年前。伊朗的货币里亚尔比当年暴贬了数十倍，跌势迄今仍未止住，尽管它的人均GDP也有5100美元了。
我当年去伊朗的任务就是利用我国的水利设计、勘探和建设上的技术优势，迅速扩大在伊朗水利市场上的份额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在伊朗承揽或中标到更多的其它领域的工程项目，为国家创收更多的外汇或石油。最初，我公司在伊朗项目伊方是用石油支付的，即按照项目结算时石油国际市场价格将工程款美元换算成石油/桶，再由船公司运回中国（其实，因伊朗石油含硫量高不适合国内炼油厂精炼，多是先运至新加坡炼油，再将制成品和副产品分运回国），后自1990年下半年起，鉴于石油价格波动较大，经中伊双方磋商，伊朗于1991年停止石油支付，又改为现汇支付了。
前些时有报道说，伊朗拟与中国在石油交易中用人民币支付。正常情况下，这当然是好事，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但目前情况下却可能是一个不适时宜之举。据报道，随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中国似乎听从了美国的劝告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了。
革命后的伊朗开始寻求伊斯兰文化的复兴，重视伊斯兰教法律对本民族文化、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影响，同时着力清理巴列维王朝时期遗留下来的西方文化影响。但是文化的重建并非朝夕可至，何况革命后又连续打了8年残酷的两伊战争，再加上伊斯兰文化中的一些原教旨主义糟粕泛起，这些都导致伊朗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伊斯兰文化讲求简朴，远离奢华。卡拉OK、舞厅、酒吧和夜总会等都是被严令禁止的，音乐和影视方面也不得违背伊斯兰文化的价值标准。1983年伊朗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恢复了伊斯兰传统刑法（Saria 沙利阿法），多妻制重新合法化。女性被要求严格遵从伊斯兰教规，出门必须用黑布或宽松的长袍裹身并提倡黑纱蒙面，外衣要盖过臀部，头发要用头巾包裹，不能裸露除脸庞以外的任何部位的皮肤。
那一段时期，德黑兰经常开展“整肃着装”之类的运动，大街上到处是所谓风纪警察在认真地巡逻。这些风纪警察有男有女，多穿革命卫队制服，也常穿便衣在街上人多处转悠，专司纠正那些违反着装规定的妇女，轻则训诫，重则罚款，甚至拘役。
头一年我是一个人在伊朗，所以从未想过出门还有个着装问题需要考虑。第二年春天，我太太来了，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驻伊大使馆曾经通知在伊朗的中国女性外出时需要按照伊朗当地要求注意着装，即出门需要穿长袍戴头巾。对此规定，我们一般都是遵守的。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空旷地带或周围无人时，包括我太太在内的很多外国女士也曾有过取下头巾，拍个照片，然后再将头巾戴上的做法。由于比较注意周边环境，还没有遇到过被人当场劝阻纠正的情况。不过，到了1991年秋天，我太太的外出着装还是出了问题。
那天我接到驻伊朗大使馆通知开会。会上有使馆礼宾官员忠告我们今后开车携夫人出门时，夫人即便在关上车窗的车内也必须扎上头巾，不能因图舒适和凉快而取下。因为使馆刚收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份照会，上列有一长串违章案例，说有一些挂着中国外交牌照的汽车在何时何地被发现里面坐的女士没有扎头巾，裸露着头发。照会要求中方督促改进，云云。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我太太确实有过这种情况，因为她习惯上车后感到凉快再系头巾。这么做也算违规了？而且伊方是怎么观察到的呢？
后在传看这份照会所附名录时，我果然看到了在这一名录中就有我平时所开的那辆挂着外交公务牌照的深红色本田雅阁汽车的牌号，且被发现的时间地点就在前不久我住所所在的纳夫特（Naft，意石油）街上。这表明，伊方那些风纪警察可能经常出没于我们住所附近。这确实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忧虑。
外交照会是一种外交文书。亦即一国政府将己方关切的某一事件的意见通知另一国政府，也称为通牒。一个国家能就另一国家外交公务人员着装，实际上就是女士戴头巾问题（而且是在挂有外交牌照的汽车内部）以外交照会方式提出抗议的做法实属罕见。这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故事吧。
不过，自那以后，我太太吸取了教训，每次开车离家前在院子里就规规矩矩地先系好头巾，然后再坐上汽车出门去。那时我们的汽车都停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尽管有葡萄枝叶洒下的荫凉，很多时候开动汽车出门前也打开空调吹风几分钟，但夏天刚上车时汽车内的温度还是热得烫人。
其实，她还是很喜欢扎头巾的。原因除了尊重当地伊斯兰风俗外，就是她喜欢扎上头巾后显露出来的那种与平时不一样的味道。她从国内带出来几条真丝围巾，还有好几条从德黑兰和俄罗斯买的织有不同颜色和异国风情图案的毛织或化纤头巾。当然，自那以后，每次出门前我太太就规规矩矩将头巾扎好再上汽车，忘记扎头巾的情况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根据这些宗教规定的执法也开始逐步地放松了。后来，不少爱美的女人即便扎着头巾上街，那头巾颜色也日渐鲜丽，不再都是黑色的了。还有人将头巾松松地扎在头上，使之像一件宽大的披风帽子，呈现出一种美感来；还有人有意将头发扎染成一绺黄、一束白的，再将原本就好像烫得卷曲的额发从宽松的头巾下显露出来，那也会体现出一种别样的风情。
波斯女人身上所穿的黑色的袍子，也叫恰朵儿（波斯语发音chador）也开始出现变化，不仅开始出现鲜艳的花色，有些人甚至还悄悄地将原本非常宽大的袍子做出了收腰等裁剪或将其裁短，以衬托出波斯女子的窈窕来。德黑兰有的时装商店也开始悄悄售卖一些经过略微束腰改装的颜色多彩的外套和长袍。
很多年轻的伊朗女子喜欢张扬个性，不仅披戴颜色鲜艳的头巾，露出的头发也越来越多，这时再加上色彩丰富的外套或长袍，与波斯美女的高挑身材、高鼻深目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性时尚，让人目不暇接。我公司当时聘用了一位年轻的伊朗女士——海达丽当秘书。她的衣着也在变化着。我刚去德黑兰见到她时，她就穿着一件比较宽大的黑色恰朵儿，后来的服饰也逐渐变得多彩和合身起来。她的故事续集中会说到的。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值得一说。
那是1991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偕其夫人朱琳访问伊朗。我与太太也去机场欢迎。我太太那年春天刚到德黑兰时也是穿的那种宽大的几乎是全黑的黑色长袍，因为在那之前的德黑兰你到处只能买到这种女式袍子。后来我太太又买了一件黑色的皮大衣当作黑袍子穿，居然也可以。
可能就是那些日子，德黑兰女人的衣着似乎突然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恰朵儿不仅颜色开始多样化，样式也出现各种变化，颜色则是除了红、黄色之外的各种颜色都有。
也就是在到机场去迎接的前几天吧，我陪太太刚在德黑兰的一家时装店买了一袭五颜六色但以松石绿为主色调的印满波斯传统花纹图案的女式长袍。那天她头上佩戴上一幅前不久刚从莫斯科买回来的、也是印满彩色的俄罗斯民族传统花纹图案的头巾，穿戴起来感觉很是不错。为表示对所迎接客人的尊重，她那天就穿着这套她最喜欢的行头高高兴兴地坐我开的车到机场去了。
可是，当戴着黑色头巾、身着黑色宽大长袍的李夫人在穿戴同样黑色衣着的大使夫人陪同下走下飞机，陆续与不算太多的排着队的欢迎者们一一握手并走到我太太跟前时，站在后面的我看到，正与我太太握手的朱琳女士看到她穿的那件彩色长袍，突然眼睛一亮，露出有点惊讶的神色，然后转头对陪同的大使夫人说，
“咦，她不是穿花袍子吗？”
大使夫人听到这话再看着我太太的衣着一下子给问得楞住了。
我太太不知就里，倒是很老实地笑着答道，“刚买的。”这句话虽然简略，却给大使夫人解了围。
我不知道李夫人下飞机前在穿上大使夫人送上飞机的黑色长袍时发生过什么样情景或有过什么样的对话，但我知道，没有哪个女人会愿意穿那种肥大如蓬的黑色袍子。过了两天，我们到大使官邸接受李鹏总理接见时，听说使馆果然给朱琳女士重置了一套色彩丰富、时尚漂亮、但又不失稳重大方的波斯女式恰朵尔长袍和头巾了。
伊斯兰教有不少清规戒律并为穆斯林确定了在生活、个人文化、饮食、穿着以及学习方面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对穆斯林女性显然存有歧视。比如，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抛头露面。所有描写女人不符合教规穿着的文学作品均被封禁，所有显示女人穿短袖衣裤不扎头巾画面的国际新闻、体育报道以及几乎所有外国电影、电视剧等也都不准播放。所以，我去伊朗那年（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除极少数有伊朗运动员参加的男子项目，尤其男子足球外（那届亚运会伊朗男足获得冠军），是看不到任何电视转播的。就是男子足球，也只有场地上踢球而没有看台上观众的画面。
由于两伊战争，革命后伊朗的电影业还没有复苏，上映的伊朗国产电影并不多，即便有也大多与宣传伊斯兰革命文化以及当时的两伊战争有关。由于不懂波斯语，那几年我几乎没有去德黑兰的任何一家电影院看过电影。很有意思的是，《地道战》和《地雷战》这两部中国抗日题材的影片不知为何却获准在德黑兰的电影院里放映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还挺受欢迎。
最初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伊朗与我国外交关系比较好的缘故吧。但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这两部中国电影之所以会被允许在当时的德黑兰上映，可能与电影中出现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很有关系吧？在我印象中，这两部电影镜头中的中国女性，无论年轻或年长，几乎都总是穿着一身肥大而臃肿的棉袄（夏天也是长衣长褂）并大多在头上扎着一个白肚毛巾。
尽管如此，伊朗女性在家里还是比较开放的。那时我常被热情的伊朗人作为朋友邀请到家里做客。1990年秋的一天，一位在伊朗国有公司任高管的伊朗朋友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他住在德黑兰市当年比较少见、可能是革命前建造的一幢高层建筑里。他家很大，仅一个厅堂就有上百平方米。那时我在国内的住房虽是所谓的三房一厅，面积也没有这么大。那天他还请了好几位他的朋友各自带着自己的太太或女儿作陪客。
他夫人准备的菜肴种类不多，记得是烤鸡和烤羊肉（卡巴布）、蔬菜色拉以及奶制品，还有大饼，但分量都很足，餐具或瓷或银，质地也都很精美。简单吃过饭后坐在一边喝咖啡期间，室内响起了一种似乎从未听过的欢快的伊朗乐曲，这些身着各种颜色裙装，不戴头巾、裸露着各种颜色头发的女士和姑娘们居然一个个跑到厅堂中间跳起舞来了。那旋律，那舞姿，那色彩，那笑容，让在过去大半年里看惯了一片黑灰色、没有线条女人的我目眩神迷……不过没多久，就有女士跑过来邀请我跳舞。在主人的一再催促和鼓励之下，不会跳舞的我也只好走到厅堂中间与那些热情的女士和姑娘们拉起手、跳起转圈舞来了。前面这张照片就记载了其中一个片段。
那次伊朗家庭派对中伊朗女性所展现的天性似乎更像西方的女性，自信而充满活力，让人惊叹，也让我感受到，美是遮不住的，即便在宗教教义最保守、对女性禁锢也最严厉的国度也是如此。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虽然伊朗女人爱美的天性未减，但伊朗的伊斯兰教法依旧，风纪警察可能还在街上巡逻，还会有人因此而受到惩戒，而且伊朗人的生活可能更加困难了。但我想，既然女性衣着的颜色三十年前就开始鲜艳起来了，那么天生爱美的伊朗女人现在还会害怕去挑战禁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