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欧洲和北美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1954年，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中，首次称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为“后现代”。1982年，美国文学评论家哈桑(Ihab Hassan)用“后现代主义”来指代这种庞杂、极端、充满矛盾又捉摸不定的思潮，并归纳出它的几十种特点，如强调偶然、对立、区别、分离、解构、去中心，等等。

后现代主义认为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以真理、理性、正义和知识为基础的西方传统文化体系不过是现代权力控制下的产物，丧失了其可信性与价值。它宣称要挑战和颠覆任何“现代”传统文化观念，而它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 or grand narrative)。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出现了三种有代表性的后现代社会史观，即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历史返转论”，以及怀特(Hayden White)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理论。

1.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History)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一些西方理论家为冷战的胜利弹冠相庆。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在全球范围内战胜了共产主义。他强烈抨击马克思主义史观，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最有能力为全世界的发展提供条件，现在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就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形态。(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Avon Books,1992,pp.xi-xvi,9-10,69)

2.历史返转论(The Reversal of History)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并不赞同福山的结论，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思考表现出末日悲观，具有代表性的是鲍德里亚的“历史返转论”。鲍德里亚宣称：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丑闻，要像倒磁带那样将“现代性”倒回去。“回到动物生存的友好状态，回到原始的生活圈子”。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持否定态度，其理论的“主要靶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学说”。(Jean Baudrillard,The Illusion of the End,Cambridge:Polity Press,1994,pp.11-12; Christopher Norris,What's Wrong with Postmodernism,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23)

3.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

在史学理论领域，怀特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元史学》和《话语的转向》。他认为，史学家和小说家一样，要将事件在编年体故事的过程中连贯安排，并让人感到故事有开始，有过程，有结尾。史学家可以通过讲不同种类的“故事”来阐明故事的意义，将故事的“预设情节”安排成浪漫剧、悲剧、喜剧或讽刺剧。他甚至说，“我们可以按自己所好来自由地‘设想’历史，就如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一样”。他否认历史客观性，要求主观诠释不必受客观史料制约，将历史研究等同于文学虚构。

怀特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他评论道，马克思的极端主义是左派极端主义，马克思用机械论的冲动来说明历史，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陷入了“邪恶的‘历史哲学’”。怀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号召武装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文件”。他批评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不仅是单向的，而且是极度机械论的，根本没有什么辨证法”。(Hayden White,Metahistor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5-7,20,303-304,317,329,433)

二、西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名噪一时，但也遭到了尖锐有力的批判与抵制。批评家们的名字可以列出满满几页纸。西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后现代主义内容庞杂，思想混乱，很难理解其真正的涵义是什么。有学者直言道，“没有什么‘主义’像后现代主义这样惹来巨大的困惑和怀疑……似是而非又富于挑衅性”。其实，就连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也说不清楚后现代主义是怎么回事。一次，BBC主持人邀请鲍德里亚解释后现代主义。他拒绝了邀请并回复说：

我不能解释也不愿解释。后现代主义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我不担心这一术语，我让这个后现代主义搞得精疲力尽。所有我能说的就是：后现代可能就是后现代。(Stuart Sim〈ed.〉,The Icon Critical Dictionary of Postmodern Thought,Cambridge:Icon Books,1998,pp.54,158)

一时间，无论多么荒诞的观点，只要加上“后”(post-)这一前缀，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学术领域，被称为“思想”或“理论”。著名英国哲学家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嘲讽道：后现代主义中的“后”是个令人困惑的前缀。有一大堆令人费解的例子，如“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的、后历史的、后启蒙时代的，乃至后什么的都行”。(Norris,What's Wrong with Postmodernism,p.28)

后现代主义还常常与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虚无主义同行，其著述更显得高深莫测，十分唬人。但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就是“彻头彻尾的仿造”。(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New York:Routledge,1988,p.22)

第二，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自相矛盾，似是而非。多伦多大学教授哈琴(Linda Hutcheon)写道：

后现代主义根本上就是一场矛盾的事业：它仓促使用又滥用的艺术形式(和它的理论)，以仿造方式建立又毁坏的原则，自我暴露了它们内在的似是而非。(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p.23)

批评家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极端且保守，其论述方法是夸张的、声明式的，常常缺乏坚实系统的分析，喜欢只根据有限的证据推测出广泛的结论。(Terry Eagleton,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6,p.132; Norris,What's Wrong with Postmodernism,p.165)

第三，在哲学和理论领域，评论家们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哲学运动是怀疑论的一种形式，包括怀疑“宗教、现代主义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和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纯粹的政治理论”。后现代主义更关心推翻其他理论及其宣称的真理，而不是建立自己的正面理论。(Stuart Sim〈ed.〉,The Icon Critical Dictionary of Postmodern Thought,pp.3,13,58)

批评家们指出，后现代主义在无穷虚构的、支离破碎的自由中放纵自己的想像力，用一系列问题来挑战“核实了的真理标准”，例如：被谁核实？按谁的标准核实？“真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要标准？标准要怎么来用？等等。后现代主义将以往不存在的问题制造成了问题。在各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表达中，人们看到的就是矛盾和问题，但找不到答案。(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pp.209-210,224-225,231)

第四，在社会史观方面，后现代主义也遭到强烈质疑。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教授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历史终结论”进行了抨击：

谁有这个权力去叫停历史？发布历史终结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装模做样的判断，如同你因为急于要出屋子，就说雨已经停了？如果因为我们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难题，或因为困扰我们(我们指谁？)的难题本来就是假的，或因为我们最终放弃了目标，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就会终结吗？如果历史从来就没有内在的动力，它不是早就完蛋了？他担心，历史终结论因为与种族主义、与偏执的族裔认同意识相连，可能会导致法西斯主义倾向。(Eagleton,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pp.19,134)

评论家们同样质疑鲍德里亚的“历史返转论”：“今天我们从各个领域都听到日益增强的呼声：我们必须返回历史，真的我们必须。问题当然是如何返回？人们又准备返回到何种形式的历史去？这种过于频繁的呼声简直就是失败和沮丧的产物。”(David Carroll,quoted from 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p.94)

第五，对后现代史学理论，许多西方学者同样毫不客气。英国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指出：后现代主义贬低史料的价值，同时以解构主义的方法抹杀文字记载的意义，将一切信息都说成是专制意识形态的附庸。它将历史降格为“历史学家的消遣”。(Norman Davies,Europe:A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6)

伊格尔顿直言不讳道：“后现代主义所拒绝的不是小写历史而是大写历史——其理念就是：有一个称为大写历史的存在，它具有内在意义和目的，正在我们说话时悄悄地展开。”后现代主义“基本是形而上学的，所以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历史。由于这样的理论，历史就成了在无休无止重复的同样错误。”(Eagleton,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pp.30,34)

哈琴甚至讥讽后现代史学理论是在写“编史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p.92)

第六，应当强调的是，西方一些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例如，针对后现代主义者曲解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诺里斯回敬说：

可见，后现代在用更负面或准解构主义的方式来阅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说，它采用一种定位表达方式，将那些原先马克思主义好的价值观——理性、真理、自由、进步、启蒙评论解放的权力——全都拖倒，并接着拖入随意的、混乱的、不可理喻的琐碎之中，拖入一种无法复原的崩溃意识之中，从而影响马克思主义“元叙述”理论所有的原则和信条。他称赞马克思的“叙述相当精彩成功，使表面上无意义的时期具有了意义。更可贵的是成功地保持和明显地改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范畴”。他批评后现代主义者是以上下颠倒的方式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Norris,What's Wrong with Postmodernism,pp.37-38)

还有评论家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不仅拒绝反动的后现代主义，而且拒绝极端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不是要将我们推向历史的终极，而是要我们从所有这一切中摆脱出来，以至于可以重新开始。”(Eagleton,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pp.62,65)

综观西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的批判，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后现代主义以提出挑战性问题著称，但它自己所遭到的质疑，一点也不比它提出的问题少。不同的是：它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些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而它面对的问题都是它自身矛盾和似是而非所导致的问题。

三、中国学界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过去一个时期，中国学界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西方新思潮、新理论受到关注，反映出中国学界日益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想，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学界的后现代主义讨论大致呈现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部分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客观性，解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根基，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等言行提出批评，担心它会影响中国的价值体系和青年一代的思想。(参见于沛《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王增智《试析目前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及扼制途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韩炯《历史事实的遮蔽与祛蔽——现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理论进路评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葛晨虹《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5期。林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我国青年核心价值观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另一种倾向是：不少学者虽然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缺点和偏激，但总体上对其持肯定态度；认为要正面理解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将其看成是西方哲学、史学和人文科学的新转向；推崇其开拓性和反传统的彻底批判精神，主张借鉴它的新思维、新方法、新领域、新角度。有人甚至将它当成教学和研究领域改革创新的万灵丹。(参见刘北成等《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刘放桐《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上、下)》，《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4期。刘华初《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樊江宏《谈“后现代知识观”对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启示》，《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9期)

两种倾向中，后一种显然占主导地位。这与西方评论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形成了明显对照，反映出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1.当前研究基本回避了后现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2.忽视了西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3.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中的错误观点缺乏鲜明立场和批判思维；4.主张借鉴后现代主义却未考虑它与中华民族精神相悖。

第一，当下的研究主要介绍后现代主义反现代性和反传统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反康德，反黑格尔，反对启蒙时代确立的理性、真理、知识；而对其反马克思主义本质避而不谈。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而变成了一种反现代资本主义传统文化思想的富有战斗性的进步思想。有学者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继承。(参见华丽《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再思考》，《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杨耕《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再思考》，《文史哲》2003年第4期。王博医《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根源》，《理论观察》2017年第1期)

然而，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不同：

1.马克思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人类文明。

2.马克思的“怀疑一切”是要通过怀疑去寻求真理，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是要否定一切，否定真理、理性、知识，包括否定马克思主义，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

3.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后现代主义以停滞或倒退的眼光看待历史。

4.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即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对待事物；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它所认识的客观世界一样青春常在。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一切都是偶然的、随意的、无序的、多样的、不同的、不确定的、无中心的和碎片化的，而不管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是否真的如此。这种主观的、顽固的、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势本身就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尽管是一种被标榜为新思维、新方式、新角度的“新”模式。

有些研究论著赞许后现代对传统文化思维的“挑战”“颠覆”“解构”“突破”和“超越”；将后现代主义当作解放思想的利器，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借鉴。但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否定真理、理性、知识，否定马克思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新”，是糟粕还是精华？是否可以用它来寻求真理、坚持理性、获取知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它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是彻底的批判精神，还是怀疑论和虚无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不足以使我们解放思想，研究创新，而要乞灵于后现代主义，那么后现代主义优于马克思主义之处何在？这些问题在时下的研讨中找不到答案。

因此，有些学者寄希望借鉴后现代主义僵化的思维模式来解放思想，只会导致思想僵化。后现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使它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并行。相反，借鉴后现代主义只会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偏离正确的方向。

第二，有学者将后现代主义描述成西方哲学和思想的转向，代表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却很少提及西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的批判。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主要通过书本来了解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的论著和宣传给国内学界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后现代主义已使西方哲学思想、社会理论发生了“转向”。实际上，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故我，这种虚构的“转向”并不存在。

后现代主义充满自我矛盾。它要挑战和颠覆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真理、理性和知识，说这些都是现代社会霸权机制下的产物，必须予以否定。然而它选错了挑战的对象。既然现代社会霸权机制是祸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应当是这种霸权机制，而不是人类文明所产生的理性、真理、知识。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本身和它要挑战的对象一样，也处于这种霸权机制之下；它的“挑战”和“颠覆”以及它所宣称的一切，当然也是现代社会霸权机制下的产物。因此，以后现代之道看来，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是应当被挑战和颠覆的。难怪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后期喧嚣了一阵之后，就式微了。总的来说，很难看出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整体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有何影响。

目前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仍然只在理论层面打转。主张借鉴的声音不小，成功借鉴的实例却不多。这不仅说明后现代主义研究后继乏力，而且证明后现代主义本身缺乏生命力，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没有施展的空间，也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第三，在史学领域，不少学者十分清楚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否定历史客观性，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他们认为后现代史学注重边缘领域研究，开创了新领域、多角度的研究途径，应当借鉴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打破僵化思维和单一模式的研究状况。有人甚至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导致了史学研究思想僵化、方法单一的局面。(靳志朋《后现代主义与人文史观——当前中国史学的机遇与挑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这种指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发展的繁荣局面视而不见。以中国史为例，随着新档案、新史料的发现，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家族史、人口史、区域史、城市史、环境史、海洋史、水利史，等等。史学研究中多学科方法并用，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其一，这一切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与后现代主义没有关系。其二，史学领域出现的新发展，是以新史料(档案、文献、文物、族谱等)的发现为依据，有坚实的客观基础。不是怀特所提倡的那种“编史元小说”，脱离历史客观，依靠主观臆想来杜撰新领域、新方法、新角度中的新故事。

怀特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否定历史客观性，重弹唯心主义老调。他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学之间的区别：1.将历史学说成是历史，于是历史本身就是主观认识中的历史，可以任意解释；2.将历史学的主观性合理化、扩大化，进而否定历史的客观性。

历史客观性和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一样的。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无论有没有人类，无论人们认识或不认识，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也先于我们存在，无论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知道多少，都不能改变或复制存在过的历史。因此历史的客观性是绝对的。而历史学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人们对历史遗留物(各种史料)进行研究而获得的历史认知，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历史学当然包括人的主观认识，但这种认识必须以客观史料为依据。史料本身会说话。尽管人们对同一史料可能做出不同解释，但如果没有史料，人们什么解释也不可能做出。因此，历史学的客观性虽然是相对的，但这种相对的客观性制约着史学研究中的主观性。怀特自己也承认：是否用浪漫的、悲剧的或讽刺的手法来描写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生是可以讨论的，但绝不能将其写成喜剧(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84)。说明他至少还没有糊涂到家。

自20世纪70年代怀特的史学理论出现，至今已有四五十年，像样的后现代史学著作寥寥无几。整个后现代史学乏善可陈，原因很多，有两点十分明显：其一，后现代史学提倡写历史小人物、边缘题材等。然而，这些领域缺乏史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人认为后现代史学注重边缘课题研究，走出了传统史学的狭小天地。但事实上，传统课题和边缘课题之间没有任何分界线，传统史学研究也一直在不断地向边缘领域扩展。因此，研究边缘课题并非后现代史学的专利。如果将传统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成果两相比较，就不难发现，龟缩在狭小天地里的正是后现代史学。其二，尽管怀特鼓吹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但没有哪位史学家愿意宣称自己的著作是主观杜撰，是“编史元小说”。西方史学界如此，中国史学界更是如此。

第四，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格格不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不会设想，更不会接受历史终结或历史倒退的理论。《易经》开篇一句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些古训反映出中华民族对天道，对人道，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信念，迸发着一种蓬勃向前的恢宏气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道路没有任何成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这句直白的话语，不仅代表了现代中国人在挑战与机遇面前，万众一心，勇于探索的坚定意志；而且展现出中国的改革家们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处变不惊的那份睿智与沉着。

因此，尽管后现代主义将“历史终结”和“历史返转”说得头头是道，但在中国不可能有多大市场。如果将后现代主义用于学术理论研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无法回答中国社会持续、迅猛发展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些与后现代主义抱怨的问题相似。然而中国人解决问题绝不靠历史停下来或返转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靠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来解决。总之，历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来解决。这就是“中国方案”对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史观的回答。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末日意识形态。其史观无论是“历史终结论”还是“历史返转论”，都是以停滞或倒退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发展。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弊端，既无力改变，又无可奈何。于是，后现代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极端方式表达出一种愤世嫉俗的绝望。这种“前所未有的极端”往往被标榜为“新”。

因此，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的研究，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后现代史学推崇的“新领域”，如边缘课题、历史小人物等，也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强调历史的客观性，避免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不能被后现代主义牵着鼻子走。

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果在学术研究中借鉴后现代主义，无疑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中国学界解放思想，力求创新，靠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因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

后现代主义具有浓厚的怀疑论和虚无主义色彩，与历史唯物主义针锋相对，会直接影响史学研究。必须指出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维护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防止后现代主义及其史观、史论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对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这是史学界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