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民国社会学史上的社会调查派
吕文浩
导言
根据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学者的意见，从191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陶孟和发表《社会调查》一文起，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在这大约二十年间，中国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一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其影响超出社会学一门学科的范围，扩大到一般知识界。[1]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一词，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初见于李景汉192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此文刊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学界》第1卷。其后约八九年，燕京大学以吴文藻为首的社会学者倡导侧重文化分析的社区研究，以所谓“社会学调查”取代“社会调查”，此时的“社会调查”在吴文藻领导的社区研究派眼里，已经由广义转为狭义，专指那些以“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方法”搜集数字统计资料的调查方法。而“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则成为以曾经在英美流行的社会调查为榜样，旨在谋求社会改良、社会服务的一场学术运动。本文以“社会调查派”来概括社区研究派所批评的这一学术流派。
1932年和1935年的秋天，应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的邀请，当时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顶尖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Robert Park）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布朗教授（A.R.Radcliff-Brown）先后来到燕大讲学，分别把社会学人文区位学和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学术理念传递到未明湖畔。以派克和布朗在当时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燕大这批青年学者自然是崇拜不已，他们的学术热情被点燃起来了；在这两种学术流派的影响下，他们在吴文藻的领导下，提出了以社区研究来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思路。要推动社区研究的进展，除了引介学术新潮以外，他们还要面对成长已逾十年，如日中天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此时社会调查的阵营里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学术中坚，如先后主持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陶孟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人口与劳工问题专家陈达、主持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社会调查工作并先后出版《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名著的李景汉、主持金陵大学农家经济调查和土地利用调查的美籍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等。在吴文藻麾下的，仅有刚刚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归国的赵承信，若干名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尽管这些青年学者早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在老师的指导下展开学术研究，在《社会学界》、《北平晨报·社会研究》等学术舞台上初试身手，显示出非凡的学术潜力，但在学术功力和影响力上，仍不能和陶孟和、陈达、李景汉和卜凯等名家相提并论。抗战前三年，社区研究派主要是介绍人文区位学和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不遗余力地鼓吹社区研究的优越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是把“社会调查”作为学术对手，以与“社会调查”的区别来界定“社区研究”的特征；为了扫清社区研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们并不是对“社会调查”进行全面的学术总结，承前启后，而是频频贬斥，不乏尖刻之词。尽管他们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其片面性也不容忽视，因为，此时的他们无心亦无暇去总结“社会调查”在当时学术界的意义与价值。抗战前几年间燕大的实地研究工作刚刚开展起来，在抗战开始以后，随着费孝通、林耀华等一批学术新秀的崭露头角，社区研究派的声势日益壮大，在学术界其风头已经盖过昔日发展势头很猛的社会调查派，逐渐在学术界取得话语权。
面对社区研究派的强大攻势，社会调查派似乎比较沉默，鲜见正面的回应。但如果我们细读社会调查派的有关论著，不难发现他们在实际上不得不有所变化，大约是就其原有的思路加以引申、补充，加进了社区研究派的某些思想成分。社会调查派的代表人物李景汉、张世文此时也在使用社区研究派的核心概念“社区”，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明他们已在吸收社区研究派的某些概念来完善自己。
在以往的社会学史研究中，虽然对社会调查派的贡献有所肯定，但或者是站在社区研究派的立场上来展开评论的，或者对其中的曲折论述还不够详细充分，相信还有再作探讨的余地。[2]令人欣喜的是，最近的研究对社会调查派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评价。如《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主要编者之一夏明方教授认为，“平心而论，社区研究派对李景汉等人的批评，虽不无道理，却也有偏颇之处”，主要原因，一是社区研究派的批评过于集中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上，而此书之所以这样写是有着特殊的考虑的，李景汉因材料太多，篇幅太长，故先整理出一个主要叙述概况的版本，希望在对进行中的各项问题有了彻底的调查以后，再加以“详细的解释和相当的结论”；二是统计法未必劣于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实际研究中运用哪种方法，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即便是进行社区研究，也离不开对统计手段的运用。早期统计型调查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根源似乎不是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可能是统计方法的不完善，抑或是自觉不自觉的理论前提有误。这一点对于人类学调查也是同样适用。”[3] 又如李章鹏博士认为，Booth式的社会调查（作者后来在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概括为“统计型调查”，也即本文所述的社会调查派的调查。Booth即英国19、20世纪之交英国社会调查的先驱人物Charles Booth。）与社区研究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当时就有学者在作两派会通的努力，从学术水准来说，两者并无绝对的高低之分；社区研究派过分贬低统计法，使他们对世界统计学的发展比较隔膜，进而限制了他们的理论视阈，而二战以来数理统计逐渐被引入社会学等学科的经验研究之中，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这充分说明了社区研究派的局限性。[4]
本文拟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材料，着重揭示社会调查派更多的面向，其中也包括在受到社区研究派批评之后所发生的若干变化，所提出的若干反思；同时将两派之间的“二重奏”扩展为“多声部”，再现当时社会学界围绕“社会调查”发出的多种音调。从这种斑斓的历史图景中，结合民国时期社会学面临的特殊社会环境来重新评价社会调查派与社会学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社会学史上的社会调查派，而且对于开拓社会学研究的新局面也许不无裨益。
李景汉对“社会调查”的看法并不狭隘
李景汉是我国现代社会调查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1917－1924年，他在美国学习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留学期间，起初他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前排，某日社会问题研究班讨论各国男女人口的分配，当时教员忽问及中国男女人口的性比例，因中国没有此项统计，他只得答以不知。某日又问及关于中国工资涨落的指数，他又无以应对，后又问关于中国土地的分配，他又不能答。这样，每次上课即感局促不安，“每问到中国社会统计时则汗流浃背，如坐针毡，而所选之座位亦由最前排而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最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量[高]者之后矣！”[5]中国无社会统计使他备感国耻，极受刺激，乃立志毕生从事社会调查事业。因留学时期所受刺激形成的心理情结，他一方面对从事社会调查态度非常坚定，几达到信仰的地步；另一方面，他所理解的社会调查主要是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工作。
1924年，李景汉回国的时候，国内只有一些零星的社会调查，“此时全国人士，对于社会调查尚没有什么有兴趣的表现，各大学也不着重社会调查这门功课”。[6]最初的几年，他从事都市人力车夫劳动与生活水平的调查，以及手工艺工人行会组织的调查。1926年他和陶孟和、陈达等学者一起组织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即著名的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同时他在燕京大学兼授社会调查课程，带领学生调查北京郊区农村社会生活，写出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的专著。1928年夏，受晏阳初的邀请，他前往河北定县主持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社会调查部工作，前后7年时间，在定县带领一批青年同事做县单位的社会调查，搜集资料极多，《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已发表的材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7]学术界公认李景汉编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代表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最高水平，因其鼓吹社会调查最力，资历较深，调查经验又极为丰富，李景汉被认为是社会调查派的代表人物。正面肯定“中国社会调查运动”者，往往举李景汉为代表；社区研究派批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也往往以李景汉为“批判典型”。谈李景汉时，学者们又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上。如夏明方教授已经指出的，编著者李景汉对写作这本书是有一些特殊的考虑的，似不能以一本书中的一些个别的提法概念化一个人的全部学术追求。如果我们拓宽视野，不过多地将目光停留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上，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动态的李景汉形象。
李景汉的实际社会调查工作虽然表现在搜集社会统计资料上，但他的学术涉猎范围却大大超出了社会统计调查的限制，其学术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只是他未能将更多的学术资源充分消化，体现在自己的学术思想表述或具体经验研究作品里，所以他的一些其他侧面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1927年，李景汉在回顾中国社会调查的历史时，并没有回避早期人类学方法的调查成果——葛学溥（Daniel H.Kulp）的《华南乡村生活》，他认为“这本书颇能示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方法”。[8]1933年，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中，他亦两次提及葛氏的研究。一次将其与步济时和甘博合著的统计型调查著作《北京社会调查》并举，称之为我国早期社会调查中“其中规模稍大，且有相当成绩的”，[9]另一次是在第三章回顾中国社会调查史时称“此书的研究方法很可参考”。[10] 社区研究派领袖吴文藻也对葛学溥感兴趣，尤其是其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吴氏认为，“这是中国乡村社区文化分析的先驱”。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吴氏进一步阐释：“葛氏的研究，较一般的社会调查，自有一大长处，却是他充分利用了西方文化人类学派实地工作的观点和方法，来考察中国的乡村社区。这样着眼的研究，在中国不但是开风气之先，而且在中国现在农村社会学文献中的地位是极重要的。他所调查的凤凰村，总共只有六五○人，所以极便于应用他所谓之‘有机的研究法’，来作最详细而亦最系统的社会分析。他研究凤凰村的观点，方法和步骤，在第一章方法论的导言内说得很清楚。同章内附有作者所拟‘研究中国农村生活的社会学方法’大纲及‘社会分析图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有很明透的了解。所以这样的社会分析法，是可为今后一切乡村社区的静态研究之模范”。[11]社会调查派和社区研究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都对同一本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的著作感兴趣，而且兴趣点都在其研究方法上，说明历来被简化的李景汉形象可能并不准确。
1933年，李景汉对社区研究派极为推崇的《中镇》一书有这样的评价：“1929年连得（R.S.Lynd，今天通译为林德——引者）著《中镇》（Middletown）一书，调查美国现代文化。该书对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颇能别开生面”。[12]吴文藻的评价见于其1935年发表的《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一文，他认为此书是今后一切社区研究的模范。“这是近来社会学文献中一部空前的杰作，所以初出问世，即引起学术界一般人的注意。著者最大的贡献，是在于活用实习民族学家的精神和方法，‘对于现代文明作全相的研究’；像民族学家讨论初民部落的生活方式那样，来讨论一个美国都市中的生活习惯和风尚”。[13]两人的学术评价再次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可惜李景汉言简意赅，未尽其意。
有时认识老师的学术主张是需要借助其学生的著述这个通道的，毕竟学术上的想法不都是成熟的，也不都有机会在论著中予以表述。李景汉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学生赖才澄1943年毕业论文的导师，赖在其毕业论文《大普吉农村社会实况及其问题》中则让我们领略到李景汉对于人类学的功能学派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将其用于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这在他的论述文章里难得一见。赖才澄在论文的导言中写到，“第二章至第四章我是用‘文化人类学的功能法’（Cultural anthropology from the functional point of view）作相关研究，这本来是李景汉教授传授给我的社会研究法之一，事先并不觉得怎样，事后由于这事实的证明——即物质、社会、精神诸因素的相关事实——我才彻底认识文化的完整性与实践及理论的连锁性，在我个人而言，这是莫大的收获。”[14]
李景汉对实地调查总是有一种兴奋感，不管这些调查是什么类型的调查。1941年9月，为了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员训练工作，李景汉到昆阳县去讲授调查方法，将要离开时遇到1941年1月在大凉山实地考察的民族学家江应梁教授，得到一册已经誊写好的《凉山儸儸的氏族组织》稿本，非常兴奋，“我当日把他的大作携回寓所。因为次日即须离开此地，遂于晚间在菜油灯下一气儿看完。”当年9月适值《边政公论》编者索稿，因“至今稿内所描写的这种情形犹历历在目”，他便借机把江稿这本“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的主要内容重述介绍了一遍。仅仅看了一个晚上，居然可以把内容介绍得如此详细，甚至一些具体的数字都介绍得一点不含糊，足见李氏在文章开头的一段话确非虚言：“我是一个从事，或者不如说是嗜好实地调查研究的人。因此每逢遇到实地研究的材料，总感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于比较有系统的完备报告。”李景汉阅读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报告，有他特有的兴奋点，那就是对社会事实的嗜好。他在展开介绍江著具体内容之前，用两大段的篇幅详述了他为什么对江著这一类调查报告感到强烈的兴趣，这反映了其学术倾向是一脉相承的。文章结尾处重申他对社会调查的基本观点：“时至今日，无论是为建国，是为学术，我们都迫切的需要赤裸裸的事实，作吾人理论的真凭实据。我们不要忘记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要绝对的坚信事实是最好证人。因此我们也切望有更多头脑清楚，态度正确的人，尤其是心地纯洁尚无成见的青年，肯献身于这种比较艰苦而有价值的开荒工作。”李景汉又提出，“若我们的人力有限，最好限制我们调查的范围于一较小的区域内，集中精力，作较精密的研究。”[15]对小范围的社区作精密的观察，是社区研究派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所以，也许，社会调查派和社区研究派之间是存在可以会通的空间的。
1941年12月，李景汉读到费孝通领导下的“魁阁”主要研究成员之一田汝康的油印本著作《摆夷的摆》，兴奋之情，不能自已，又禁不住写了一篇长篇介绍。他说，“我是非常高兴的愿意将这册八万余字有价值的报告早早介绍于注意边疆问题的同志们。我是常和田先生见面的。他具有充分的训练，而又是云南本地人。以他来实地调查，研究滇西的夷人是最适当不过的。他所用的是科学方法，不但在身临其境的实地调查后能够清楚的叙述了事实，描写了事实。而且进一步分析了事实，解释了事实，说明了事实。因此不但材料的本身值得重视，即在研究少数民族的方法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16]田汝康的《摆夷的摆》，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乙集第四种出版，出版时改题《芒市边民的摆》。据有关研究学者称，这是一部表现出典型结构功能论色彩的优秀的人类学田野民族志作品，“从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该书堪称那个时代中国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经典之作”。[17]换句话说，李景汉对于“社区研究派”阵营的一部重要作品很感兴趣，或者说很欣赏，还费了那么大功夫特意撰文介绍，说明他并不狭隘，与人们通常印象里那个“在报告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下任何评论与结论，连较细的解释也是很少的” （见于《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言）李景汉似乎差距很大。这个李景汉不仅对叙述事实感兴趣，而且对分析事实、解释事实、说明事实也感兴趣。
以上所搜集的材料或者是透过李景汉对其他作品的点评与评述，或者是借助于他的学生的看法，来试图揭示李景汉鲜为人知的某些侧面。不过，作为一个学者，为人所了解、所记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具体研究作品，或者是直接表达观点的文章。上面所揭示的李景汉的形象由于缺乏有力的作品和充分的论述，在广大学人的心目中，始终是幽暗不明的。
从他于1941年6月写作的《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一文[18]，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李景汉比较全面地表述了自己对社会调查的看法。首先，对于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事实的价值，他的看法始终如一：
一个从事社会调查研究者，是否能够将他的工作作[做]好，第一个条件是他对于工作的性质是否有深刻的认识。一个对于工作没有信仰和兴趣的人，绝对的不能是一个适当的观者。换言之，他就根本不应该从事此种工作。可是坚决的信仰与浓厚的兴趣，是立基于清楚的认识上。
调查的主要任务是要发现事实。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说明事实。事实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本来面目。社会事实是我们人类共同生活的因果律。无论是哲学，是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是文学，是艺术，若不建立在事实上，很难是正确的。事实是真理的凭据，是一切事务的基础。我们必须相信，“事实是最好的证人”。
他仍然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性质，并不是专门磨刀而不切肉，即寻求社会事实的重要目的，不但是为寻求真理，增加知识，而且是要发现社会问题，解释社会问题，再进一步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李景汉在这里用的是“社会调查研究”，他把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分作两个阶段，它们既可以合为一体，也可以分开。但合也好，分也好，社会调查是社会研究的基础。[19]我们从他在抗战前的多种论述里也能够看出，自从1928年主持定县社会调查，李景汉从纯粹求知性的社会调查转向为社会改良性的社会调查之后，他一直把应用放在第一位，同时认为这种社会调查可以对社会学的中国化有附带的贡献。
社会调查如何与社会学的中国化牵连起来？他认为需要在调查中运用社会学的观点，也就是综合观察的观点。李景汉认为：
我们对于调查研究工作，具有同样的观点。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就是人与人间的关系，和互相动作。社会便是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的总和。经济，政治，宗教，艺术，等种种现象是互相响应，互相联系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分不开的，绝不是独立自存的。社会现象是如此的繁多，情形又是如此的错综变化，即以一个较小的都市社区或农村社区而论，亦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工作者虽欲全部调查，全体记录而不可得。何况社会现象又是时刻在变化之中。因此我们要把如此复杂的社会，全体同时都把握得住，是不可能的。也就因此有许多人对于所谓全体的，还是部分的，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发生了疑问，甚至对于究竟能否达到事实也根本的怀疑了。因为事物既在随时变化中，又如何抓得住呢？我们要知道事实的本身是绝对的真实，而我们所能得到的事实乃是相对的真实，求得愈逼近愈好。实际上，我们也只能把握得住全体中的一部分，仅能使我们认识在永久变动中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调查研究某一时间的安定性，亦即某阶段的静态。……
又如电影是活动的，还是从全体的观察来看。但同时电影也是静的，它是包括许多张静的单片。当然合在一起映演起来更有意义，而个别的某张或多张单片，亦不能抹煞它的价值。我们对于社会所能得到的认识常是部分的，是相对的。部分虽不是全体，而全体是部分的总合。社会的演化是一个过程。人类对于社会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吾人对于社会完全的认识，好像是要抓住一串相连的珠子。我们只能按照能力之所及抓住其中的一个珠子，再继续抓住其他相近的珠子。这样希望达到与全体真理一天比一天接近而已。也可以说，我们在调查研究进行时，着眼在全体，而又不得不从部分入手；但又能够不犯只见木不见林的错误。
总之，一社区的变化，是一有机整体，而发生作用时不是局部的，乃是全部的。但为了调查的研究便利起见，不能不在这个复杂的整体中，选定某一局部，来作一方面全部的研究，也就是某一局部与整体中之其他各局部相互关系的研究。例如选定社会组织为研究的范围。在研究进行时要时刻顾到社会组织与物质条件的关系，与精神条件的关系。就是对于一种普通的东西，也要注意它在所属文化的各部分中所占的位置，例如家庭的一张卧床，或一个酒壶，在平常看来，不过是一种物质的设备而已。但进一步调查研究，就可发现它们都是很巧妙的穿插在整个家庭生活的布置中。它们是与家庭的规律，道德，经济等方面都有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影响到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各方面了。因此，一张床，一把酒壶，单独来说，其意义甚狭，及至以相关的研究法，联合起来说明之，意义就扩大了。这样来注意到各种器物在一个社会制度中所发生的作用，或解释一种风俗和物质设备之间所有的相关性，使吾人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得到更深刻，更明了的认识。
如此看来，我们无论是作一般的调查，全体的调查，或专题的研究，或局部的研究，只要我们能够时刻注意到各部分间联锁的关系，以及各部分与整个问题的关系，所获得的材料都是有意义的，也是有实际用处的。[20]
这段话对于理解李景汉后来学术观点的演变很重要。一向只是重视描述事实的李景汉，似乎在这里比较重视对事实的解释，他还是把调查与研究分开来，视为两件事情，但同时又认为两者是可以有密切关联的。不管是静态的调查，还是动态的调查，只要有一种整体的观点在胸，似乎都是可以发现有意义的事实。不过，由于强调社区有机整体的观念，从实际上来看，李景汉已经把一些研究的观念渗透到调查过程中去了，这样才可以避免调查得来的事实是零碎的、片断的，没有学术意义的。李景汉1941年关于电影的这个比喻，在熟悉社会学史文献的人读后，不免会想起1935年吴文藻在讲述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的区别时用的那个比喻：
以这样的社区研究来和以往的社会调查相比，我们可以作譬喻；社会调查譬之照像，社区调查譬之电影。照像所代表的生活是横断的、一时的、局部的、静态的；反之，电影所代表的生活是纵贯的、连续的、全形的、动态的。[21]
由于李景汉从未正面回应过社区研究派的挑战，我们不便确切地说，这就是针对吴文藻论点的回应，但将两者论述本身比较一下总是适宜的。从这篇文章，我们看到李景汉的学术思想有其一贯性，他用力最多的是社会调查，即发现事实，但他对于社会研究工作，也不陌生，既肯定静态的、局部的事实的价值，又在追求社区有机整体的文化分析。无可置疑的是，他吸取了社区研究派的某些观点。换言之，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兼容性，以一种独特方式表达了社会调查对于社会学学科建设可有的贡献。
张世文：“社会调查＋社区研究”是否可能？
张世文1924年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28、1929年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和理学学士学位，[22]在此期间曾上过李景汉在燕大开设的社会调查课程，并参与了李景汉的名著《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的调查工作；[23]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随李景汉在定县从事社会调查工作，是李景汉在定县调查的得力干将，并独立著有《定县乡村工业调查》（1936年）。他与李景汉在学术观点上比较一致。在写作于1943年，并于次年出版的《农村社会调查方法》一书中，他将第三章列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此时距离李景汉写作《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时的1927年已整整过去了16个年头。在评述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史上的重要著作时，他增添了一些新的成果，但并没有提到社区研究派的观点与成果。虽然从客观上来说，社区研究派的重要实地调查成果是在抗战时期陆续出版的，但此时也已有一些论文发表，如1938年停刊前《社会学界》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论文；战前社区研究派在理论上已大张旗鼓地申述其主张，圈子不大的社会学界不可能不是尽人皆知的。张世文当然也不例外，不评述社区研究派的成果并不是沉默，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从书中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倾向的。
在谈社会调查的具体方式上，他还延续了与李景汉相似的观点，不过，侧重点已经有所不同。他已经不像李景汉那样强调社会调查的实用价值，而是较多重视农村社会调查与农村社会学学科建设之间的关联。对刚刚过去的十几年间的社会调查的局限性，他有了一些反思。他说：“近年以来，吾国各地农村社会调查的研究报告，出版问世的也不算少，但均零碎片断，不相关联，没有社会学的观点，更没有从农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交互关系上去研究，去分析，因此根据这种材料所写的几本农村社会学也没有多大的成功。”[24]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农村社会调查与农村社会学”里，他提出农村社会调查与农村社会学的关系，并讨论在中国研究农村社会生活时应有的几个观点，希望用这几个观点去从事实地调查，这样，“所得的结果，当比较有成绩”。他提出的社会学观点的五个具体方面分别是：（一）根据农村种类的不同去调查研究各类农村社会生活的差别，这种区分可以从地域来分，也可以从职业方面来分，也可以从田产权方面来分，也可以从历史的久暂方面来分，研究这些农村的同点与异点，“更能使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得到清楚的认识与明了。”（二）从农村社区与市镇社区生活的差别上去研究农村社区。（三）从农村家族组织的结构与功能方面去研究家族组织在农村社会组织中的地位及其与农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四）从田场经营方面去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因为土地利用与分配是农村社会经济最重要与最基本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许多其他问题也就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五）研究沿海与内地的农村受到西洋文化影响后所引起的变迁，由此可以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固有性质及其变迁的原因与程序，还可以借由这种研究来间接地明了中国一般社会生活的变迁原理原则。从张世文提出的这五个方面来看，尽管还有所不同，他与“社区研究派”的研究路径的距离已经近得多了。虽然他在书中只字没有提社区研究派的观点，看来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批评。
李景汉张世文们毕竟是训练有素的社会学者，不是那些热心于社会调查但缺乏科学训练的一般人，他们抱着严谨的工作态度所做的社会调查仍然是有学术价值的。况且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他们的成果虽然在说明、解释方面有所欠缺，但也是很需要的。社区研究派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也许多少伤害了这些社会调查先驱们的感情。所以张世文在燕大的同学，后来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李安宅在给张著写的序言里颇给“调查派”以安慰，甚至替他们“打抱不平”，他说：
第二、“调查”一事，在国内历来就不大幸运。一方面因为写新旧八股谈高低滥调的积习，看不起在客观界找材料的作风。同时黑漆一团惯了，讲具体，讲数字，便要头痛。然而谁都避免暴露自己的短处，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怎样加以掩饰呢？唯一的办法，便是制造不是理由的理由（Rationalization），反对人家客观的钻研，鄙视具体数字的表现。什么引经据典啦，什么量的研究不如质的研究啦，都是此类。我们一面提倡实地研究，以代故纸堆的吹毛求疵，而奠定下真正知识的稳固基础；一面鼓吹数量研究，以扫价值判断的乌烟瘴气，而彰显出熟练科学的清明世界。在这种立场上，我们不能不欢迎张教授的大著。
另一方面，从事实地研究的人又因为一般的调查常是平板的，静态的，散碎的，不如社区研究可以生动而完整，也瞧不起调查，而鄙之为“调查派”。其实，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任何工作在它没有完成的时候都是平板的，静态的，散碎的。及至功夫到了家，一旦豁然贯通了，便会生动完整，头头是道，左右逢源了。调查本无过，过在发表没有研究终了的调查报告。不作进一步的调查，深一层的调查，而一般地反对调查，乃是因噎废食的办法。老实说，在这整个缺乏调查的今日，就是发表没有研究终了的调查报告，倘非闭门造车（因为那不是客观界的事实），也是值得欢迎的。有了这些原始材料，谁限制我们不更进一步，更深一层地继续下去呢？有材料不是比没有材料好吗？张教授在本书末一章，特别提出社区的概念，特别指明调查社区要在全盘完整上着想，要在对外接触的演变上着想，要在各种型类的比数[较]上着想。则因为读了这本书而从事调查的，当可避免“调查派”的讥笑，而著者的苦心，亦可以得到报偿了。[25]
李安宅这段话透露出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是注重数字统计的研究对于改造、更新我国传统学术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恰是社会调查派之所长，陶孟和、李景汉、陈达等都有许多论述。如陶孟和在1910年代留学英伦时读司马迁的《史记》，从中想找一些记述人民一般生活状况的资料，结果感到失望，《史记》中的这种资料非常缺乏。如其“平准书”中有这样的话：“汉兴七十余年间，……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他认为所谓“人给家足”，未免太失之空泛，缺乏具体的说明，“若是现在研究社会经济的考究起来，搜寻各种材料，只就汉兴七十余年间，足可以再著一部与《史记》长短差不多的经济史来。”[26]陶孟和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文献资料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感受，端在于他受到了现代社会科学观念的洗礼。对《史记》的评述说明他看重的是对社会生活事实具体的、客观的说明，而不是模糊的、主观的描写，这正是现代学术的精神。
这种务求精确的实证主义学术思维方式在传统人文学术的世界里是比较稀少的。不能仅仅从技术方法的角度来看待调查派的这种学术作风，低估这一点就会低估他们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其二是李安宅一方面肯定了社会调查本身的价值，他认为即便是不够深刻细致的调查报告，只要不是闭门造车，就都是有价值的，旁人无须苛求，调查者也不必自卑；另一方面，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了一二十年了，理应在学术上有进一步的提高，他对张世文吸收社区的概念，注重各种类型社区比较的想法非常肯定。
李安宅是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但他一方面未把社会调查派的努力仅仅归之于社会服务家的热肠，或将其与政府部门的一般社会统计工作等量齐观；另一方面又对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指出了未来提高的方向，这对于在学术界深陷于被讥笑为“调查派”困境中的社会调查派学者，当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及至1948年发表《论中国农村社会调查运动发展之途径》一文[27]时，张世文再度评述中国农村调查之最重要而著名的调查报告，仍然没有列举社区研究派的著作，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抗战时期西南各省有一些学者埋头做过农村生活的调查，“成绩的良好，是很可以预卜的”。此时，他在探讨中国农村社会调查运动的发展途径时，明确提出，这个运动的目标应该是两个：“一个是发现农村社会的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它的起源，发展与变迁，所得的材料用以充实农村社会学与普通社会学的纯理研究与探讨。另外一个是明了农村社会生活的问题，以改进农村并促进农村的建设与农民的福利。这两个目标缺少一个，吾国农村调查运动便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张世文批评以往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报告将目光多集中在农村改良与建设，忽视农村社会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的发现，而要想明了农村社会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就必须对社会生活有一个“有机的”认识，也就是说必须树立社会整体中各部分是交互关联的与交互依赖的两个基本的概念。如何去分析社会生活的整个体系呢？他认为必须借助于“社区”的概念，进而他提到了中国社区研究派倚重的“靠山”之一，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布朗的论文《对于中国农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1936年发表在燕大社会学系主办的《社会学界》杂志第9卷上）。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中出现的作品，在学理探讨上有欠缺，社会调查派是承认的，他们也在反思调查报告的缺陷，吸收了不少社区研究派的观念，但这不等于向社区研究派作“无条件投降”，而是在他们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其论述的基调是A（社会调查）＋B（社区研究），不是B完全取代A。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健康的深化学术的路径，因为社会研究的路径是多元的，并非只有社区研究一种。社区研究的主要学术渊源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和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除此之外，社会学的天地仍然非常广阔，可以多渠道地寻找研究的路径。
吴景超：两派各有其可取之处
出身于人文区位学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景超（他1925-1928年就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928年获博士学位），倒是不像中国社区研究派那样排斥社会调查派，他对于两派采取的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
在介绍中国学者可以借鉴的几个西方社会学者所用的方法时，吴景超第一个介绍的就是社会调查派诸位学者效法的榜样——蒲司（Charles Booth,，英国社会调查先驱）的社会调查，他认为这种调查中国也还是需要的。在介绍了蒲司的调查过程之后，他说，
但蒲司那种注重事实不尚空谈的精神，最可效法，尤其在今日混沌之中国社会中。蒲司所调查的，是世界上一个大城，非有财及有毅力的人办不到，但调查中国一个农村，该不是一件极困难的事罢？中国今日之学生，大半是从农村中来的，但有几个人，已经懂得他农村中的情形？谁能把他自己农村中的家庭状况，经济生活，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娱乐方法等等，对他人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假如自己的一个农村，还没有懂得清楚，如何能懂得全个的中国？
蒲司给我们的一种教训，便是实地研究，胜于据椅高谈，闭起眼睛来瞎说，不如放开眼光，去调查一个社会。[28]
吴景超并不以为蒲司的社会调查方法是过时的，是中国社会不需要的；相反，他认为这种调查在中国还需要大力提倡，这也可以说他间接地肯定了中国的社会调查派。
1933年7月，吴景超在《中国县志的改造》一文[29]中说，最近美国社会学家乌格朋教授领导一批学者写了两大本的巨著，名为《最近社会趋势》，把美国各方面的情形，包括人口、富源、交通、经济、教育、乡村、都市、家庭、宗教、娱乐、艺术、财政、政府等等在过去数十年的变迁及将来的趋势，原原本本地加以描写和分析，几位中国研究社会学的朋友想效法这本书，在中国作一个同样的研究，讨论的结果，认为还嫌太早，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缺乏基本的材料，以为研究的基础。美国社会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材料存在，乌格朋教授他们的研究是不可能成功的。
吴景超说，“现在研究中国社会的人，所感觉到最大的困难，便是缺少材料。虽然搜集材料，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人的最要职务，但如把这种职务，专门委托给研究社会的人，成绩一定是很坏的。理由是社会的现象，很复杂繁琐，而从事研究社会的人，数目并不很多。以这数目不多的人，来搜集社会上复杂繁琐的事实，如何能够有完备的贡献呢？”他认为，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做的正是这类基本材料的搜集工作。他独具慧眼地看到，李景汉的这本书借助中国地方志的格局，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搜集材料，“这本书除文字的描写之外，还有三百十四个表格，六十八张照片。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于定县社会的认识，真比亲身到定县去参观半个月，还要深刻。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县志，这真可以作别种县志的模范”。如果这种办法能够推广，中国社会改造也好，社会科学也好，都不愁基本材料了。
旧县志对于地方上的社会事实，并非不加注意，可惜的只是没有得法，“中国的县志，表示我们的祖宗，对于地方是很关心的，但这些县志的内容，却表示他们虽然关心而没有得法。我们无论是研究社会的，或是想要改良社会的，如想从县志中得些材料，结果总是失望的时候多。社会上有些极重的事实，在县志中并找不到，我们所看得到的，无非是一些诗词歌赋，一些古迹的名目，一些忠臣烈女的名字。这些不相干的东西，至少要占一大部分的篇幅。”李著为旧县志的改造提供了一条思路，不仅在内容的更新上是如此，而且在编写的组织保障上也是如此。他设想，“所以我的私见，以为中央政府的统计局，应该起来领导这种新县志的编纂。我们称这种工作为编辑县志，不用社会调查等名称，因为县志是一种旧制度，编辑县志是易得当地人民之赞助的。所以我们希望保存这个旧酒瓶，不过酒瓶中要盛新酒就是了”。吴景超的评论肯定了社会调查的作用在于，为社会科学提供基本材料，并指出其未来发展的方向是转由政府机关负责。这种看法，李景汉是能够接受的，并不以为贬低了自己的学术抱负；[30]同时，这种看法也与社区研究派对社会调查运动的归宿的判断完全一致。吴景超与社区研究派不同的，只是吴景超较多地肯定其对社会学的贡献，而社区研究派则极力贬低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认为那只是社会服务家的事情。
吴景超本人的研究特点是极其熟悉各国统计资料，并用扎实的事实材料说明中国社会问题。因此，他看到了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在中国社会学上的意义，充分肯定其在搜集社会生活资料上的价值。但是，吴景超对于“社区研究派”代表人物之一费孝通的著作，也一向极为关注，而且评价极高。在费的三本代表作《江村经济》（1939年）、《禄村农田》（1943年）和《生育制度》（1947年）刚刚出版后，他就撰写书评，既有肯定，又有讨论，还有借题发挥。如对费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他写的书名是《中国农民生活》），他评论说：“据我所知，在英文及中文出版的书籍中，描写一个区域里的农民生活，像本书这样深刻细密的，实在还没有第二本。”[31]在费孝通的《禄村农田》一书的书评里，他写道：“《禄村农田》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在我们学社会学的人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在代表着中国的社会学，走上了一条新的途径。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的社会学者的主要工作，在于介绍西洋的理论。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论与方法，到中国的社会里去做实地研究的，可谓绝无仅有。现在费先生带领着一班青年的社会学者，在云南切实的做了许多实地研究的工作，而且已有好几种油印成书。我相信这种风气的提倡，一定会替中国的社会学奠定稳固的基础，盖起庄严的建筑。”[32]
吴景超对于当时社会学界的情况极为熟悉，在这里并没有把此前甚为流行的社会调查作品算作“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论与方法，到中国的社会里去做实地研究的”，可见他尽管在学术立场上不像社区研究派那样排斥社会调查派，但在他心目中，真正能够把社会学理论方法与实地调查联为一体，从而大大提升社会学研究水准的还是社区研究派。社会调查派做的只是实地调查，并不是实地研究，社会调查派自己将调查与研究分成两个独立的阶段，吴景超也是这么看待他们的，所以说他们不算“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论与方法，到中国的社会里去做实地研究的”。
不过，他也看出了社区研究派著作中出现的方法论上的若干不足，认为有改进的余地。在《禄村农田》的书评中，他主要提了两点：一是田野工作时间只有三个多月，有点太短，他认为至少得花一年时间，才可以把农作日历内所发生的事实，都观察得到；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个案法和统计法并用，分析了五家的生活费用，他认为五家的数目太少，“只能用个案法，其目的则在细密的描写各家的生活实况，使读者对于各家过日子的酸甜苦辣，有清楚的认识。但是作者除叙述各家生活实况外，还算出他们各项生活费用的百分比，并以所得来批评恩格尔律，这不能不说是误用了统计法。统计方法，只有大量材料在手时才可利用。五家的统计，样本太小，即使结果与恩格尔律不合，也不能证明恩格尔律的不确。”
吴景超虽更欣赏社区研究派的研究水准，但是，他并不认为社会学的学问尽在于是，社会调查派也有其可取之处，社会调查派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提供基本的材料，对基本材料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展出一种有别于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吴景超本人的学问实际就是那样做的，他既没有做实地调查，也没有做社区研究，他的学问的特色就是掌握了极其丰富的各国统计材料，靠分析这些材料做学问，他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总的来说，他是认为两派的研究各有其可取之处，也都存在不足。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他对社会调查派的定位就是多多地搜集社会研究的基本材料，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是能够做出社会研究的学问的。
孙本文对社会调查派的看法
中国社会学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步入快速成长时期，经过二十余年的积累，到1940年代末期已经形成了初步繁荣的局面。此时，资深社会学家孙本文写了一本《当代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五十余年来的历史，尤其是最近二十余年来的社会学史作了一个全面的评述。这其中也有对社会调查派的看法。在他看来，实地调查研究工作的推广与发达是中国社会学的主要收获之一。他并没有像社区研究派那样，梳理出一条从“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的脉络；后者对前者的挑战，在书中几乎只字未提，他只是分别地介绍了双方的观点，而且是放在对当时社会学各家成果的评述之中，一点也不显眼。
抗战前社区研究派频频对社会调查派加以贬斥之词，在小小的社会学界既然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作为社会学界元老之一的孙本文岂有不知道之理？没有花费篇幅写这场学术论争，显然是他另有考虑的结果。我们从他对双方的评述中不难看出他的思想倾向。
在此书的下编“中国社会学的流派及其特点”中，最后一章，他列的是“注重社会实地研究者”。他在总体上的看法是：“大体言之，我国社会调查运动，发源于各大学，逐渐推广至各机关团体。其中比较有贡献者为陶孟和陈达李景汉三氏。陶氏主持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多年，对于生活费分析，在方法与效果上，成绩卓著。陈氏从事于户口普查的调查研究多年，在户政方面，有重要贡献。李氏在定县及他处所办的概况调查，在方法与规模方面，贡献甚大。要之，三氏实为我国社会实地调查的前锋”。[33]“上述陶孟和、陈达、李景汉三人，各有所长。陶氏贡献在工人生活费研究，陈氏在户口普查研究，李氏在社会概况调查。这是我们社会学界的光荣”。[34]
在书中其他部分，对这三人的某些具体著作的评论也可以看到其基本态度。如对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他的评价是：“这书虽仅调查一百六十四个家庭状况，但却是最早关于家庭调查的报告。所以此后所做的各种家庭调查，几无不以此书为蓝本，其在方法上贡献甚大”。[35]对《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他的评价是：“此外，在社会调查方面为一般人传诵的有李景汉氏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此书于民国二十二年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印行，计分十六章四百七十页，为社会调查方法书本中最充实的一书”[36]，在社会研究与社会调查方法类的14本书籍之中，“李景汉氏之书规模最大，内容最为切实，尤为杰出之作，惜在北方印行，销路不广，许多初学之人，看不到此书。”[37]对《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他的评价是：“不仅是一种调查报告，而且在调查方法上有极大贡献。我们可称李氏为国内有数的社会概况调查专家，为在此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38]对于陶孟和和陈达两人的著作，他同样是赞美有加。
相反，对于社区研究派的著作，他尽管也有肯定，但似乎并不特别突出，更没有社区研究派比社会调查派在学术上高明的意思。在谈到这一派的主要著作时，他是这样说的：“此外，在云南方面，尚有吴文藻氏的弟子费孝通领导一种农村与工厂调查，号为‘比较社会学’。在方法上与普通社会调查稍有不同，重视制度与经济生活的分析，尤重视与其他社区的比较研究。黄[费]氏的《禄村农田》，张子毅氏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氏的《昆厂劳工》，即其已发表的报告。在四川成都方面，蒋旨昂氏曾从事于社区研究，如所著《战时乡村社区政治》，《黑水社区政治》二书均是。费蒋二氏均出身燕京大学，表示一种‘社区型研究’，值得称道”。[39]
在全书结论部分，孙本文提出中国社会学的二十余年来的几种显著的趋向，第一条就是“注重实地调查与研究”，在这里，他不加分别地把社会调查派与社区研究派的成果都列进去了，都视为中国社会学的收获。他说：“近二十年中各大学社会学系无不重视‘社会调查’或‘社区研究’等课程，又无不把‘统计学’或‘社会统计’列为基本科目。而关于实地调查的报告，无论农村或都市调查，概况或部分调查，初步或详密调查，方法渐臻完备，内容渐趋充实。例如：李景汉氏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可比之美国壁芝堡（今通译匹芝堡——引者）调查或春田调查；陈达氏的《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与人事登记报告》，可比之美国或英国经常户籍报告；燕京许仕廉杨开道诸氏的《清河调查》，可比美国之嘉尔宾的《农村社会解剖》；陶孟和氏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可比之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生计调查。他如吴泽霖氏等的《炉山黑苗的生活》，费孝通氏的《禄村农田》，柯象峰氏的《西康社会之鸟瞰》，徐益棠氏的《雷波小凉山之儸民》，以及社会部统计室主编的《成都社会概况调查》，《北碚社会概况调查》等等，都是极有价值的实录。此外各大学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处所发表的调查报告，为数甚多，均可表明此种倾向”。[40]
孙本文曾著有4卷本的《中国现代社会问题》，“所有近十余年中各种有关的统计资料，其重要者几无不网罗在内，即有论及欧美各国统计资料者，也系为与本国问题作比较之用”。[41]他是社会调查派发表的资料的“消费大户”，理所当然地，他认为这些调查资料是有价值的，可以用来充实中国社会学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孙本文与吴景超对社会调查派的态度并无二致。
总的来看，孙本文比较肯定社会调查派的学术贡献，认为这派不仅是在贡献社会研究的基本材料以推动社会学中国化方面，而且在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以他的研究路径来看，社会调查资料对于社会学中国化是有价值的，其功绩是主要的。
从社会学学科成长的角度重评社会调查派
分别阅读社区研究派与吴景超、孙本文等人表达对社会调查派看法的著述，感受反差很大。前者总在挑毛病，以批评他人的不足来为自己的研究取向开辟道路；[42]后者则是更多地看到社会调查派的贡献，不管是在社会改良方面，还是在为中国社会学提供基本材料方面。
抗战前的三四年间，社区研究方在发轫，所以对社会调查的贬斥颇多。这时，在社区研究派那里，社会调查派只是社区研究的先锋，是一班热衷于社会改良的学者的努力方向，与社会学学理的探讨关系甚浅。在某些社区研究派的学者那里，还不止于此，他们认为社会调查派就连极力宣称的社会改良的目的，也达不到。如社区研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赵承信在评论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时曾尖锐地说：“结论先于调查，改良方案也先于调查，然则社会调查不真是为建议改良方案而作的事实，岂不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这是社会运动式的社会调查的特色。社会调查是为宣传，不是为寻求改良方案而作”。[43]在社区研究派的眼光里，社会调查派毛病极多，或者说他们就是冲着挑毛病而去的。社区研究派断言，随着政府机关逐步接收社会调查统计资料的搜集工作，中国社会调查运动行将衰落。赵承信明确地表示，“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国的社会调查已快走到最后的阶段了”。[44]
当然，说社区研究派对社会调查派的学术贡献完全视而不见也是不客观的。在论述策略上，他们将社会调查分为两个方面来解说，一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社会调查，二是作为社会研究技术方法的社会调查。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社会调查只是对社会改良感兴趣，对发现社会生活的原理原则这一社会学的目标并不感兴趣，社会调查派所标榜的科学方法也只是为了获得一般人的信仰，与实际科学研究并无多大关系。从社会研究的技术方法的角度看，社会调查也还是有学术含量的。赵承信说：“另有一班社会科学家，本来是带有实用思想的，并且曾经受过社会科学理论的和统计技术的训练，他们加入社会调查运动去，则他们的工作对于社会现象的统计的分析——如生活费分析——自然有不少贡献的”，[45]“社会调查运动号召了许多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的社会科学家。社会调查运动对于社会研究技术方法的贡献便是这班人的努力的结果”。[46]尽管如此，他对在中国运用社会调查的技术方法来搜集资料仍然不很乐观。因为，欧美社会调查的机关化以及人民的教育程度较高，使他们的社会调查比较成功，为社会科学的统计分析提供了不少便利；而在中国，人民教育程度太低，以表格调查表法让被调查者自己填好寄回的方式不可行，“所以社会调查员访问或挨户调查只会引起被调查者的讨厌。因此，国内近年来最成功的调查也只是事半功倍而已，其他不成功的调查也还多着哩”。[47]在他看来，旧式社会调查的改良在国外也已经开始了，如最近出版的《新伦敦生活与劳动调查》及《墨西乡社会调查》。“新社会调查性质的改变可以说是表示旧社会调查对于人类共同生活认识的不足，但是新社会调查的性质大部分仍与旧社会调查的相同，故新社会调查仍不离旧社会调查的范畴，即仍是片断的，数量的，仍不免社会问题的象征的分析的，对于共同生活的整体仍没有完全了解，它所发现的原理原则仍不能概括生活的全体”。[48]在他们看来，社会学未来的前途就在于社区研究。
到1948年，社区研究已经在学术界站稳脚跟，这时社区研究派的态度变得不那么峻急了，他们开始肯定社会调查派的一些长处。赵承信在《实地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之建设》一文[49]主要着眼于如何从社区研究出发，进一步提高其在社会学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不过，他也开始说社会调查派的“好话”了。他说，“晚近社会学对于社会调查的技术改良多了。调查表格的编制，调查员之训练，统计材料的整理等均有所进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陶孟和与陈翰笙二位指导之下曾作过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虽然有点偏于社会经济方面”，“社会学研究的个案法在国内也已被采用了，不过各地医院附设的社会服务部所有个案工作得来的材料，既缺乏理论的基础，而记录又未能详尽，是有待修订的。至于严景耀罪犯个案研究则是值得注意的”。赵承信对社会学理论的创建更感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调查似乎不如社区研究重要。他说，“不过社会调查只能引起一般人注意社会问题而已，对于社会学理论方面尚未见到有什么贡献哩”。
其实，社区研究派与吴景超对于社会调查派的态度，也有相同的一面，他们都看到了国情调查统计材料的搜集逐渐向政府机关转移的大趋势。吴景超希望，政府当局能够改造已有的县志编纂办法，加入更多的现代社会调查技术方法，为社会改良与社会研究提供基本材料。这与赵承信的看法如出一辙。燕大学生刘育仁在1936年的毕业论文里也说：“以往的社会调查，据研究第三章的结果，我们知道多半是操纵在私人或私立机关之手，政府却很少注意到这种工作，我以为想要促进社会调查的功能，政府也应该担起一部分责任来，至少关于人口的调查，全国土地的分配，重要农产物以及矿产等等，政府都应该设专门机关调查，此外他种调查如需要政治力量帮忙的，政府也应该竭力尽责，如果私人、私立机关，以及政府能够通力合作，则社会调查之在中国，必能达到完美的境地。近年来政府已经出版了几种年鉴，如经济年鉴，劳工年鉴等。这是一种政府注重社会调查的好现象，我们希望这种年鉴能渐渐的增加起来，则社会调查事业前途幸甚，中国前途幸甚！”[50]
和社区研究派相似的是，法国社会学派的杨堃也指出了李景汉表格调查法的限度，他怀疑其能否达到李景汉宣称的作用：“社会调查能促进产生建设国家的具体办法，能帮助寻出民族自救的出路”，“社会调查是产生中国社会学的基础”等等。他说：
但我认为有许多社会事实是不能利用调查表格的，反而在调查表格以外，另有许多方法亦是必须采用的。譬如调查民间的各种典礼与仪式如殡丧、结婚、庙会、集市等等，必须利用照像、或拍制电影的方法。调查民间的亲属关系与家族制度可以利用谱系的方法。调查民间的习惯与琐碎旧事，可以利用自传的方法。调查民间的生产技术，可以使用照像与绘图的方法，等等。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社会事实必须深入其境，加入他们生活以内，经过长久的年月之后方能收到功效。绝不是在短时间手持几张调查表格，到处请人填写就可奏效的。譬如两三年前，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共同组织调查团去调查保定一带的农村经济，结果大概是失败了。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将会址设在定县，李先生到定县之后在未着手调查之前，已先作了许久的预备功夫才在调查时得到成功。这虽说是李先生的手段高明，然而因为时间久预备充足亦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故我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社会调查是广义的社会调查，是用民族学的方法而作的社会调查。若仅将美国或欧洲调查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应用到中国，那是绝对不够的。[51]
杨堃的意思很清楚，单单将欧美流行的社会调查照搬过来是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社会调查得来的资料要想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基础也有困难；在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礼俗社会的国情条件下，民族学调查或人类学调查有更大的用处；李景汉的调查之所以成功，一个前提条件是他的调查准备比较充分，对定县的礼俗知之甚多，当然，从民族学家的角度看，李景汉的礼俗知识还不到家，杨堃给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写的这篇书评的着眼点就是社会调查中应注意到的礼俗知识。
社会调查派有其不足，社区研究派的批评也有一定道理，有些地方确实击中了社会调查派的要害，如在调查时缺乏事先的社会学理论准备，搜集的事实比较繁琐，比较侧重物质生活方面资料的搜集，对于社会全相的呈现不足等。就连社会调查派自己也承认以往的社会调查有局限性，如上文所述，张世文就认为过去十余年的调查片断、零碎，不相关联，缺乏社会学的观点。社会调查的深入需要完善技术方法，社区研究派和杨堃的民族学调查都可以作为一种手段被引进过来。当然，也需要提高对社会事实进行解释、说明的能力。在这方面，陈达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陈达根据调查资料写成的专著《现代中国人口》，在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杂志1946年7月号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发表，旋即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印成专书流通，产生了很大影响。陈著的调查资料扎实可靠，是一个基本原因；另外，陈著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有较多推论与解释的内容，提高了这本调查报告的学术水准。
加入推论与解释的内容，对于社会调查派并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对“调查派”的讥笑也许就可以消除大半。陈达早年在《社会调查的尝试》一文中，就是在调查的基础上有所推论与解释。后来写作《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时，就是既用表格调查资料，又大量补充文献资料和实地旅行的见闻，在比较华侨社区与非华侨社区的基础上，讨论闽粤向南洋的移民对华南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陈达基本上是一个社会调查派，但不像李景汉和张世文只搞社会调查，他还比较重视对调查资料进行学术上的说明、解释。这样的人，在社区研究派那里，就没有受到批评，甚至还被引为同盟军。1935年，吴文藻在《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一文介绍陈达最近的研究时说，上学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应太平洋国际学会之特约，曾赴闽粤实地调查华侨的生活程度。关于广东材料，据说它们曾在潮州附近选定了两个村庄，一个代表静态社区，一个代表动态社区，来做比较的研究，并且根据这样的比较研究分析华侨对华南社会变迁的影响，“希望他的报告可以早日发表，以供我们的参考”。后来，抗战爆发，陈达只身南下，《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的精详校对工作就是委托老友吴文藻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助教倪因心帮助做的。[52]据赵承信说，在1937年1月举行的中国社会学社第六届年会上，到会会员全体一致通过陈达所提“国内各大学积极推行社区研究”一案。[53]陈达的例子说明，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没有截然的界限，完全可以结合使用，另外对社会调查资料多作学术上的分析，即可提高其学术含量，对社会学的中国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里，还有必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兴起前后的中国社会背景。举例言之，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举办云南呈贡和环湖三县一市的人口普查与人事登记，这种调查工作，在发达国家一般是由政府部门完成的，但在中国当时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而政局不稳、调查人才缺乏、经费短缺的条件下，必须由学术机关主持，还要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协助，才有可能完成。以社区研究派的眼光看，他们也许不愿意做这种社会调查的工作，但它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贡献却一点儿不比写作一本优秀的社区研究报告低。另外，即使有时政府部门作了有限的社会调查统计，但也因种种原因漏洞百出，调查结果无法令人信服。
经济学者陈长蘅对于民初内务部人口统计的分析与评论很能说明这种统计资料的可信度如何。他认为在民国初年，中国的人口统计仍无实质性的提高。他分析了民国以来内务部先后编造的人口统计，认为有“绝不可信者”，如民国七、八、九三年的《京师人口统计》中，民国九年的生产数将近死产数的两倍，而民国七、八两年度的死产数与民国九年的死产数又相差甚巨（分别是535人、850人和4815人），这三年的生育率低于死亡率甚多（生育率分别是9.08‰、10.91‰、10.99‰，死亡率分别是24.33‰、25.93‰、21.50‰），其不合理处显而易见。在举例分析了民国五年《内务统计》中新疆和吉林人口统计的不合理后，他说：“其他各省人口统计，矛盾可疑之处尚多，不胜枚举。凡此皆由于法律甚欠完备，机关甚属简陋，编查多不认真，而人民智识程度太低，不肯据实报告，与统计人才太少，亦为其主要原因。办理人口统计之繁难艰巨，亦可想见一斑也。” [54]
社会学者陈翰笙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0年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前北京农商部之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其简陋虚妄之点不胜枚举。据农商部报告，1914年至1915年，一年中广东农民骤增900万；1922年一年中吉林耕地面积骤增两倍。试问农村经济学者如何能应用此种报告，而研究中国土地关系！” “社会学组同人因此决心抛弃以前政府统计之残屑，不顾一切违反中国实情之报告，而从事有意识有组织之农村经济调查。”[55]应该说，1928年后国民政府时期情况略有改善，但还远不足以担当起国情调查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
李景汉也对政府部门社会调查资料的制作过程有严肃的批评，他说：
向来无论是中央或各省的统计材料，未尝不是大半来自各县。而其最大的问题是所得的材料，不但在种类和数量方面感觉不足，尤其是在质的方面感觉不精确，就是虽然有一些材料，往往离确实的程度颇远，有不敢引用的难处。这是因为向来县政府未尝重视此类报告，而其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没有受过训练的专人负责。
已往所用搜集材料的方法，大半系由省政府颁发表格至县政府，限期填报，往往所列项目颇为复杂，亦不计及各县有无调查之能力与时间。而县政府之行政人员多无调查统计的知识，亦无专人负责，并且平日没有实地调查的工作，也没有现成的统计数字。往往填报的期限，又多短促。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表格上的各种问题的答案，遂不得不出于揣测之一途。[56]
而社会学者在调查时态度就谨严得多了。李景汉在定县从事调查活动多年以后，他仍然不敢轻易发表看法。他说：“农村社会的各种现象，其复杂情形，不亚于都市，所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不是短时期内能调查清楚的。虽然在定县一个地方调查的工作，就已经超过了七年之久，可是直到现在，仍有不少的农村现象，我觉得尚未彻底的十分了解，仍是不敢遽下有把握的结论。”[57]
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基本调查统计资料缺乏，以及政府部门做的调查资料还不足以满足学术界的基本需要这一大背景，我们也才能充分认识社会调查派的价值。可以说，社会调查派当时所承担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搜集社会研究的基本材料，又要做许多发达国家政府统计部门做的工作，从这个具体的历史背景上看，他们无愧于时代。
总之，社会学作为一门注重经验研究的学科，要想摆脱哲学思辨的色彩，社会调查无疑是其学科成长过程中极需加强的一个方面，中国的社会调查派以二十余年的艰苦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业绩已成为我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遗产。从2005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开启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大型出版工程将民国时期的大量社会调查资料——其中主要是社会调查派所搜集的资料，再次呈现在学术界面前，嘉惠学林，影响巨大。尽管社会调查派的调查资料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成绩还是主要的，本文所述的吴景超、孙本文、李安宅等学者都对其作了中肯的评价；社区研究派和民族学家杨堃的批评意见，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学派的偏见，从本文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社会调查派并没有固守一隅，而是择善而从，他们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在社区研究派的批评之后，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对其学术思想有所发展。从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眼光来看，我们更应该抛弃前辈的学派偏见，兼收并蓄，使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化。[58]
注释：
[1] 阎明著《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第7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 韩明谟教授的《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一文（载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比较典型。犹忆多年前韩教授告诉笔者，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最初接受的是李景汉式的社会调查，曾在课堂上就调查方法与费孝通先生有所讨论，费先生并没有压制他的学术观点，后来他才觉得费先生做的社区研究比李景汉式的社会调查更高一筹。近期的研究成果中，阎明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专列“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一章，对社会调查派的贡献有较公允的论述。
[3] 夏明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1日第11版。
[4] 李章鹏：《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第140-141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
[5] 李景汉：《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第10页，星云堂书店，1933。
[6] 《实地社会调查方法》，“自序”第2页。
[7] 李景汉在《回忆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工作》一文（载于《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中说，“七年来，调查材料积累极多，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大部分失去了，其中有许多是未来得及整理的”。
[8] 李景汉：《中国社会调查运动》，载《社会学界》第1卷，1927。
[9]《实地社会调查方法》，“自序”第1页。
[10]《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第26页。
[11] 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载《北平晨报·社会研究》第101期，1935年9月11日。
[12] 《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第25页。
[13] 《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156页，民族出版社，1990。
[14]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40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15] 参见李景汉：《凉山儸儸的氏族组织——一个实地调查的介绍》，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1941年11月。
[16] 李景汉：《摆夷的摆——芒市那木寨宗教活动的一个实地调查的介绍》，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7、8期，1942年3月。
[17] 褚建芳著：《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第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8] 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
[19] 社会调查派长期以来将社会调查与社会研究两个过程作了分工，由专家制定调查表格，然后把表格发给对调查也许毫无兴趣的雇员或学生去依据表格上的项目，去找人来填，填好的表格再找人汇集起来，加以统计，最后由专家根据这些数据来推论、解释。如果专家在制定表格之前，没有亲自接触实际社会生活，制定的表格可能就未必合乎实际。社区研究派的费孝通在研究云南禄村的过程中，发现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丛书中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出现过这种由于社会调查与社会研究“分工”导致的错误，所以他在方法论上对此予以批评，见《费孝通文集》第2卷，第310-316页。不过，这种“分工”也是可以在方法上进行完善的，如果专家在指定调查表格之前能够预先对所调查的社区熟悉一下，对调查员的选择与训练更严格一些，缺陷是可以避免的，民国时期一些较为成功的社会调查往往是在操作程序上比较严谨的。似不能以此来全面否定这种“分工”的可行性。
[20] 李景汉：《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载《边政公论》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
[21] 《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157页。
[22]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张世文”条，第47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23] 参见李景汉著《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序言，载《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463页。
[24] 张世文著：《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第168页，商务印书馆，1944。
[25] 引文见张世文是书中所附李安宅序言第2－3页。
[26] 陶孟和著：《孟和文存》第一卷，第108-109页，亚东图书馆，1925。
[27] 载《华西乡建》第1卷第4、5期合刊，1948。
[28] 吴景超：《几个社会学者所用的方法》，载《社会学界》第3卷，1929。
[29] 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独立评论》第60号，1933年7月23日。
[30] 李景汉在《健全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的需要》（《独立评论》第222号，1936年10月11日）一文中征引了吴文的很长篇幅后说，“关于此点，吴先生已经说的很透彻，我无须再补充什么话”。借着他又谈到县单位社会调查的一个功用——“供给社会研究基本的材料”，与吴的观点可以呼应，他说，“中国现在所用各种社会科学的课本及参考书，大半皆为洋文原本或译本。本国的参考材料非常缺乏。县单位调查统计的材料，有助于社会研究，是很显然的”。
[31] 载《新经济》第1卷第11期，1939年4月16日。
[32] 载《新经济》第6卷第9期，1942年2月1日。
[33] 孙本文著：《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22－223页，胜利出版公司，1948。
[34] 《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77页。
[35] 《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15页。
[36] 《当代中国社会学》，第166页。
[37] 《当代中国社会学》，第176页。
[38] 《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77页。
[39] 《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77页。
[40] 《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80页。
[41] 《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81页。
[42] 赵承信的《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原载《社会学界》第9卷（1936年），今收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刘育仁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论文，1936）、廖泰初的《定县的实验——一个历史发展的研究与评价》（燕京大学教育学系硕士论文，1935）都对社会调查派批评甚多。
[43]《社区与功能》第373页。关于李景汉的社会调查与平教会改良方案的关系，社区研究派极力否定社会调查与“四大教育”方案制定的关系，由此来否认社会调查的应用价值。而李章鹏博士则认为“四大教育”的提出在社会调查开展之前，确实不存在后者作为前者的根据的问题；但社会调查对于平教会具体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不少帮助。参见《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第4章，尤其是第147-159页。
[44] 《社区与功能》，第374页。
[45] 《社区与功能》，第376页。
[46] 《社区与功能》，第377页。
[47] 《社区与功能》，第379页。
[48] 《社区与功能》，第380页。
[49] 载《益世报·社会研究》（天津），1948年2月5日。
[50] 刘育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第54－55页。
[51] 《杨堃民族研究文集》，第35－36页，民族出版社，1991。
[52] 参见陈达著：《浪迹十年》，第159页，商务印书馆，1946。
[53] 赵承信：《实地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之建设》。
[54] 参见陈长蘅著：《中国人口论》，第26－30页，商务印书馆，1928。
[55] 《陈翰笙集》，第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6] 李景汉：《健全县单位调查统计工作的需要》，载《独立评论》第222号，1936。
[57] 李景汉：《深入民间的一些经验与感想》（上），《独立评论》第179号，1935年12月1日。
[58] 夏明方教授在《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一文中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值得称道。
原载于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