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初夏，报上发了一则几十个字的讣告，让人们知道著名的逻辑史专家沈有鼎先生去世。这则讣告，大概连学界的同行注意的人也不多。这也难怪，据说发这类消息是按级别的，当然这个级别不是学术性的，而沈先生最高行政性头衔是“离休干部”——沾了清华园早解放的光，而当年北大在城内沙滩，北大教员则无此殊荣。
现在人们想起了沈先生，可能主要听到或读到有关他的一些逸事奇闻，觉得这个人很有趣，想有更多的了解。当然，沈先生有许多好玩的事，学生们凑到一起，说也说不完。不过在我们心目中，沈先生首先是一位博大专深的学者，一个有特等头脑的学者，当然的确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学者，有许多奇闻逸事的学者。
作为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沈有鼎先生在逻辑学方面的造诣，享有国际声誉。沈先生解放前已有中英文文章多篇问世，改革开放后更有专门的论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进一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沈先生对中国逻辑史的专题研究，更有突出的贡献，由于他运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分析古代诸家所提出的逻辑问题，使那些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和深化。沈先生这方面的成就，可以以他中文主要著作《墨经的逻辑学》为代表。
这本书写于五十年代，陆续在当时《光明日报》“哲学研究”副刊发表。沈先生这项研究，当年刚发表时就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被认为是功力深厚而又有新诠释的科研成果。八十年代集辑成书，当我们重新学习时，更感到沈先生学术功底之扎实。那艰深难懂而又脱落误抄的古文，和那曲折迂回的推(道)理，经过沈先生清楚明晰的分析鉴定，显得平实、好懂多了。像著名的“白马非马”、“离坚白”等中国逻辑史问题，沈先生书中从逻辑的指谓等方面，有清楚的叙述，而作为附录收入书中讨论墨经“一少于二而多于五”的文章，更是沈先生思考这个问题取得的“巧妙”(原书语)心得，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解释，但沈先生的解释绝不会把问题搅混，使你胡涂，而是把问题揭示出来，让你知道问题所在，提反面意见时也知道从何下手。我对专门的逻辑问题是门外汉，所以读沈先生书时更多的是感到他那抓住问题不放，力求干净利落地来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智慧，这常给我以逻辑学之外的教益。
我在北大读书时大概只远远看到过沈先生，但后来我们不但是北京干面胡同平房多年的邻居，而且在河南“干校”就床铺位置言，也是邻居；不但在北京哲学所是同事，而且在河南“干校”菜园班也是同事。
在干面胡同宿舍里，住的有许多名人学者。宿舍后院盖起新楼房，沈先生原也有资格搬进去，只是他嫌麻烦，就留在前院平房，与我们年轻人为伍。这个宿舍里有两位老先生走碰头可以不用打招呼而又不以为忤，一位是罗念生先生，一位就是沈先生，但原因各异。罗先生因眼睛不好，看不清人，所以有时躲懒偷偷从他身边溜过；沈先生是不知道他那时脑子里想什么，大部分是你打招呼也白打，他急匆匆走他的路，好像没看见你一样，而他如果真有话跟你说，你走多远他也会追上你。
沈先生要跟你聊，那很难有什么东西能拦住他。一般他是不分场合、地点、时间和条件，只要他想跟你说些什么，也不管你在做什么，劈头就会说起来。不过话得说回来，一般我总是很欢迎沈先生的突然出现，那时他准有什么读书和思考心得来谈，而且他跟我谈的，准是我关心、喜欢的题目，从不谈专门的逻辑问题，因为他知道我不搞它，谈的大都是西哲史方面的话题，每次都使我有所获益，所以每次不论我在做什么，都让他把话讲完，尽兴而去；唯有一次——只有这一次，我正在写我那本《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中一段，实在不想打断，于是就对沈先生说：“今天只谈二十分钟”，果然，他看着表——谢天谢地那时他已有一块手表，谈到二十分钟，真告辞了。
沈先生来，有时也是要听你讲。每年夏天晚饭后，干面胡同平房大院里，常常可以看到沈先生手持大蒲扇走来走去，这大概是他读书读“饱”了之后一种心旷神怡的表现。这时，如果我有朋友来，在门口放一张小桌一起聊天时，沈先生就会凑过来，一屁股坐在小马扎上，聚精会神地听我们聊天，很少打扰。在我的朋友中，常遇到这种情形的是徐书城兄，那时他在一个剧团画布景，谈的大多是艺术和美学方面的事，沈先生也听得很入神。
说起艺术，沈先生这样的“怪人”，居然也有那种情趣，而且有很深的修养，大概是一些人想不到的。当然，他是沈周的后代，家学自然很深厚，不过我也没有料到沈先生对中国戏曲的音韵也很熟悉。他知道我喜欢京剧，有一次谈起来，他居然能如数家珍地把那“撮口”、“齐齿”以及十三道辙和《中原音韵》的韵部，分得清清楚楚，使我大为惊讶。后来才知道，原来沈先生会唱昆曲，可惜我没有听他唱过。从说话的嗓音来看，他唱起来一定很好听。
无论如何，他这些音韵学知识，总是早年学得的，居然记得如此清楚，可见记忆力之强。我们所里有几位老先生博闻强记，沈先生是一个。他的外语好，而学外语需要好记性。沈先生不但英语、德语很好，而且懂得希腊文和拉丁文。沈先生懂希腊文是罗念生先生跟我说过的，而他拉丁文的知识所内许多人都曾领教过。记得六十年代初，组(现在的研究室)里让我具体编一本纪念培根的论文集，约沈先生写一篇。只见他天天夹着那有拉丁原文《新工具》的那卷《培根全集》，来去匆匆，不久交来的文章是那样清楚、明晰，省了我这个小编辑许多的事。
说起记忆，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靠后天训练。有一次沈先生来大谈希腊哲学，讲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谈巴门尼德……他说得太细致、太专门了，我觉得不像是凭记忆来谈的，于是问道：“沈先生，是不是最近读了什么希腊哲学方面的书?”他笑了一下说：“对，我刚读完柏奈特的《早期希腊哲学》。”原来，他的记忆也要靠“温习”来维持的，怪不得在“干校”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老说记性不好，记性有什么要紧!”
的确，记性要靠温习，尤其要靠理解；但“理解力”也是一半靠天生，一半靠“修炼”。沈先生的思考、理解力自然公认是第一等的。我尝想，我们一般人即使对自己的“思想”，也总有点虚无缥缈的味道，抓不住，摸不着，但“思想”对沈先生则似乎是一个成形了的具体的东西，是他“修炼”出来的一个“物品”，而且是个“活物”，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要它往东，它不会往西；只要他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很快地进入“思想”，好像一个演员，用不着“酝酿情绪”就可以立即进入“角色”。
六十年代新来一位副所长，是个很好的人，但因初来，不甚了解具体情况，他到干面胡同分别拜访老先生，沈先生在前院平房，首当其冲，但早上九点去，沈先生在睡觉，下午三点去，他老先生又在睡觉，适逢当时要精简一些老先生支援外地大学，这位同志有意也让沈先生去，幸亏金岳霖先生拦了，才未调出。当然，很快这位同志也知道，沈先生因为随时都可进入“读书”、“思考”的“角色”，所以作息时间没有规律。“文革”前，我和沈先生一墙之隔，或竟是一门之隔——那扇门是后来才用砖砌上的，有时我们半夜听到沈先生哇啦哇啦念书，好在那时我年轻，吵醒了马上又能睡着，并不在意。当然，不是说沈先生只在夜里才读书，只是说他随时都可以读，而且读起来就很难有什么力量让他走出书境。记得邢台地震那年，我在江西“四清”，接到家里来信说，院子里许多人都出来了，只有沈先生没有出屋，好像仍在读书。很可能，沈先生并不知道除了唐山大地震外，世上还有过一次邢台地震。
然而读书人也有不能读书的时候，我和沈先生都到了河南五七干校，大家都只能读少数的书，专业书当然是禁读的。有一个阶段，我和沈先生一起在菜园班负责推水车浇菜。这是个轻活，壮夫不为，有的也为不成，因为要像驴那样在一个轴心上转，平衡器官不好的，不能干这个活。沈先生和我都不怕转圈，所以一同管这口井。那时沈先生已体会出光膀子可以免去洗上衣之苦这种优越性，直到深秋别人都穿上衣了，他还光着膀子。不过在井台上，他可以不带上衣，却常带着一枝小铅笔和一点什么小纸片：有时是拆开的信封，有时是拆开的烟卷盒——他不吸烟，当然是拣别人的，一休息，就看他在小纸片上划些什么，都是些逻辑符号，我看不懂，他也很少跟我说。现在想来也奇怪，那时沈先生和我很少聊天，倒是很认真地天天围着井台转。后来来到河南明港，住在一个大军营里，集中搞“运动”。我和沈先生的床之间只隔着我用箱子垒成的“床头柜”。那时大家不种地了，“运动”更是疲疲沓沓，实际的气氛“宽松”多了。有位同事常和沈先生聊康德，他的床就在我们的脚头，床之间空出了仅容一人通过的小空间。我那时白天读多种文字的语录，晚上打着手电看英文小说。沈先生很夸了我那种学外语的劲头。我和沈先生谈的问题不像谈康德哲学那样专门。记得有一次谈到中国乐器很多不是汉族的，我说读过夏衍一篇文章，说乐器名为一个字的，则是汉族的居多，我说“有点道理”，不想被人向军宣队告了一状，说我“吹捧四条汉子”。——当然不是沈先生告的，也不是那位对床的同事。
在政治方面，沈先生在“文革”期间不是重点，只是有一次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被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会上口号也很吓人，有“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类的标语和喊声。第二天一早，院子里红卫兵小将再找他，他却在胡同西口的牛奶站——当时是比东口的油饼店高级的去处——吃早点呢。后来，沈先生既不是批判对象，当然也不是依靠对象。不过，那时谁也不能置身事外，至少开会总要想几句来发言批判“地富反坏右资黑”，尤其是那个“五一六”，挨不过去，沈先生也要讲几句，于是他就说那年××、×××(已经倒了台的中央“文革”成员)在大席棚(在京时学部大院临时搭起的一个会场)来挑动群众啦，×××就坐在××的旁边啦，好像他在场一样，其实并无此事；在明港时，陈伯达倒台已许久了，他还在会上一本正经地说“根据陈伯达同志对学部的四点指示……”引得哄堂大笑。于是，下面就流传沈先生一句“名言”：“我们这些人打红旗也打不像”，他的意思是要说明他这样的人不会“打着红旗反红旗”。要说“逸闻”，有两件事无伤大雅，补充一下。
“人之初，性本馋”，沈先生的“馋”也很出名。刚住进干面胡同时，他常常带着几本书，到东安市场一家小西餐馆，连吃带喝加上读书，一坐就是一天。好在那时餐馆很安静，人很少，有一次我看到他正在那里读书，也没去打搅他。“干校”时，尽管伙食比下放、“四清”要好得多，沈先生还是想到明港镇上小饭店吃一顿。从军营到镇上也还有一段路，他要我陪他去，他请客。说也奇怪，自从他有这个动议后，一连好几个星期天都下雨，没有人愿意陪他去；于是一到星期六晚上，他就老念叨“明天别下雨”。后来还是当时的连指导员(所里的干部，不是军宣队)说，“你们哪位行行好，明天陪他去一次”，于是我们两三个人这才下决心陪他去了镇上，那天沈先生最开心，跟他读“饱”书后那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一样，而且那天也没有下雨。
另有一事是尚在息县农村种地，一天中午沈先生没有回屋歇晌，一打听，原来他在食堂换饭票，因为他在银钱上一向很仔细，找头必要细细数过，有人恶作剧，找给他许许多多的小硬币，他竟毫不含糊地一一数了，分成好几小堆，数下来居然少了几分钱，开玩笑的同志只得补了给他。
总之，沈先生是个能读书、能思考，也是能吃、能睡的人。随时可以思考、读书，必定要有随时能睡觉的条件，否则身体顶不住的，而沈先生一向身体很壮实。从一九七二年回城后，他搬到前三门去住，我们见面少了。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大概是那年院里在人大会堂举办春节茶话会，在一片喧笑声中，沈先生绕过好几个桌子来跟我说康德“审美判断”问题。
沈先生离开我们好几年了，他的专门的学问当由他的高足们来谈，好在他四十多万字的文集不久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届时我们当好好学习、研究。现在正值夏令，沈先生又该拿着那把大蒲扇在院子里晃来晃去了，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坐下来跟你聊。当然，这已成了往事了。说起大蒲扇，如今北京很难买到，前几年小女儿碰到买了两把，每年夏天都拿出来用。有了电扇还要用大蒲扇，可谓“沈氏遗风”，不过“青出于蓝胜于蓝”，我的这把是好的，沈先生常拿的是一把破的。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七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