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小波逝世５周年、诞生５０周年之际，许多刊物都发表了纪念文章。对于这位文坛“怪”杰，我以为了解一下他的知识背景和成功原因，也是一种纪念。小波去世后，他的哥哥王小平说：８０年代初师从沈有鼎先生攻读符号逻辑和数理逻辑时，小波对前者也感兴趣，因此小波文章中的那些“怪”论，大抵与此有关。他还说：中国人常常思路不清，缺乏逻辑训练；相比之下，西方人往往训练有素。
既然如此，沈有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了解这位逻辑学家之前，不妨先看一看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１９３７年初，因为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清华大学提前放了寒假。也许是闲来无事吧，浦江清邀请吴晗去清华合作社喝茶。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过沈有鼎君卧室，入之，凌乱无序。沈君西装，弹古琴，为奏《平沙落雁》一曲。亦强之出喝茶。沈君于西服外更穿上棉袍，真可怪也。”
说到沈氏之“怪”，有一篇轶文披露过令人吃惊的情况。这篇文章发表于１９４８年《人物杂志》，题目是《哲学家沈有鼎像赞》。文章说，沈是一个十分怪异的人。第一，他不善理财。每次开支，都把全部薪水放在手提箱里，然后每天去数一遍。数来数去，难免要数糊涂。有一次他少了１０元，便怀疑是同宿舍的钱穆所为。钱先生和他分辨不清，气得打了他一个嘴巴。第二，他不爱换洗衣服。一件衣服穿在身上，“一直到破烂不堪脱掉丢了为止，中间连一水都不洗。”有时候他到表兄潘光旦家，潘才强迫他换洗一下。第三，他的眼睛总是发呆。这种神态和那邋遢模样，很容易引起别人误会，甚至被警察捉去。为此关于他的谣言很多，有人说他逛商店时被当成小偷，有人说他想看表便爬上人家的墙头，有人甚至说他“是因为看女人洗澡”而被捉。第四，他不大关心外界的变化。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学校到了昆明。当地多雨，他总是穿着皮鞋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即便如此他也不乱方寸，我行我素。他不爱看报，对社会上的事情也不关注。第五，他勤学好问、兴趣广泛。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听遍文学院每个教师的课，听课时还总爱提问。他会弹古琴，会唱昆曲，“不过他的昆曲是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才唱的”。他嗜书如命，据说有借书不还的“毛病”。此外他还吃遍当地的风味食品，就连寺院的斋饭也不放过。正因为如此，他的婚姻生活很不顺利。该文作者认为：沈有鼎出身于一个“坐享其成的士大夫大家庭，又受着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麻醉教育，而玄奥的经院哲学又给他一个自我的精神世界”，所以他成了“２０世纪的一大奇迹”。
对于这些匪夷所思的传闻，我不敢相信，便请教我的同事李元庆先生。早在六七十年代，李和沈先生同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从他的介绍中，我感到该文虽有漫画色彩和夸张成份，但沈先生给人的印象就是那样。此外，李还借给我一本书，名为《摹物求比——沈有鼎及其治学之路》。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为纪念沈先生诞辰９０周年而编的。该书除收集了沈先生的文章和“沈有鼎思想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外，还有其学生写的几篇回忆文章。我不懂逻辑学，无法窥其堂奥，只能从这些回忆文章和其他资料中去解读这个人物。
沈有鼎（１９０８——１９８９）字公武，上海市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沈恩孚是清末举人。辛亥革命时，沈恩孚担任江苏民政次长和省公署秘书长。后来退出政界，专门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曾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筹建南京河海工程专科学校，创办鸿英图书馆。他酷爱昆曲，与著名实业家穆藕初交往甚密。穆于１９２１年在苏州创办昆曲传习所，培养了一批人材，沈有鼎的昆曲修养，显然与此有关。
早在中学时代，沈有鼎就读过一本逻辑学的小册子，从此对逻辑学产生浓厚兴趣。进入清华以后，他经常和同学们讨论逻辑问题。有一次，他们正在教室里高谈阔论，金岳霖路过这里，为其天赋所吸引，便站在外面听了很久。金先生说，当年清华的逻辑课应该由赵元任讲，赵请他代替，他便答应下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沈有鼎，但有人说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成立，与金、沈二人有关。
１９２９年，沈有鼎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师从谢非和怀特海二人。１９３１年，他又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弗赖堡大学，先后在杰浦斯和海德格尔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并结识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和数学家策梅罗等人。１９３４年他回到清华大学，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有意思的是，就在沈有鼎离开美国的那一年，金岳霖也步其后尘来到哈佛，跟谢非学起逻辑学来。为此，金先生对谢非说：“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他大笑了一阵。”（《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６页）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尽管金岳霖是我国公认的逻辑学权威，但是他却认为沈有鼎比他高明。抗日战争前夕，殷海光从武汉来到北平。有一天，他跟金先生参加逻辑研究会的聚会，有人提到哥德尔的研究非常重要，金先生便想买一本哥德尔的书看看，沈有鼎对他说：“老实讲，你看不懂。”金听了这话，先是“哦哦”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当时殷海光才十七八岁，听到他们的对话非常惊讶。他说：“学生毫不客气的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同上，第１６３页）这个故事有几个版本，有人从中看到金先生的雅量，我则发现沈先生的率直和坦诚。冯友兰说过，“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他认为金岳霖的《知识论》这是这样一部技术性很高的哲学专著，应该译成英文介绍出去，尽管他自己并没有读懂（《世纪清华》，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５４页）。
我不知道冯先生所谓“专业哲学”指的是什么，但逻辑学的确是一门技术性很高的学问。沈有鼎一生非常强调逻辑学的技术性，到了７０多岁时他还表示，他“要像王小平说的那样，趁年轻的时候多学一些技术”。他的学生王路听到这话后颇有感触，认为这表达了沈先生对逻辑学的真诚。也许就是因为这种技术性的原因吧，金先生承认在他的著述中《逻辑》一书“写得最糟”；他还对另一位学生诸葛殷同说，他搞逻辑学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尽管如此，金先生对这门学问还是情有独锺。１９４９年初，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到清华大学批判形式逻辑。批完之后，金岳霖幽默地说：艾先生讲的不错，不过他的每一句话都符合形式逻辑。
抗日战争中，沈有鼎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与金岳霖共同培养出王浩、殷海光等人。王浩说，１９４９年以后，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沈有鼎、王浩和殷海光是他的“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这种说法在海外影响很大。其实，看看这三个人的成就和金先生当年的处境，就会发现他们是金岳霖最得意、最有作为的学生。１９７２年中美建交以后，王浩从美国回来，金岳霖对人说：“沈先生有学问，其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后来沈与王在通信中讨论数理逻辑问题，这些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抗战胜利后，沈有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与陈寅恪前往牛津大学，同行的还有邵循正、孙毓棠、洪谦等人，据说这是由陈寅恪推荐的，可见陈先生也对他十分看重。沈有鼎是１９４８年回国的，回国后穿着虽然整齐了，但个性依然如故。１９４９年，正在清华读研究生的苏天辅听金岳霖讲课，突然发现沈先生坐在后面。此后沈不仅每课必到，还争着发言。无奈之下，金先生只好制止他：“你别说，让苏天辅说。”还有一天，沈先生要带苏天辅下馆子，出门时怎么也找不到钥匙，便对苏说：“肯定是在你的衣兜里。”这与当年他怀疑钱穆是同样的心理。我估计，他对这种话的理解与常人不大一样。
在五六十年代，形式逻辑研究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沈有鼎的处境不难想象。尽管如此，他还是改不了“不识时务”的“毛病”。听李元庆先生讲，文革开始后，大家天天都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搞所谓“早请示、晚汇报”。有一次，沈先生因为把手中的语录本拿颠倒了，便遭到红卫兵批斗。批斗了半天，他还不知道原因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梁志学和王路都谈到这样一件事：１９６９年１月，毛泽东发表了一项“最高指示”。人们敲锣打鼓游行归来之后，沈先生竟然在学习会上说，“最高指示”里有一个标点符号用错了。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负责人认为这是“公然攻击毛主席”，当即召开大会把他狠狠斗了一顿。梁先生感慨地说：“学者总是学者，我们的沈先生却竟然纯粹到这种地步，以致不晓得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是不允许说国家领导人有错的。”
沈有鼎的好学深思、博学多才是大家公认的。他精通英文、德文，还懂希腊文、拉丁文和梵文，对中国哲学如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禅宗和西方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罗素、维特根斯坦、哥德尔、胡塞尔都有精深研究，是我国数理逻辑研究的先驱和逻辑史方面的权威。在生活上，他布衣破履，落拓不羁，在普通人眼里几乎是不能自理；但是在学术上，他却思维清晰，论证严密，表达准确。为了科学事业，他一生追求简朴，淡泊名利，崇尚独立思考，主张平等争论。在我看来，他之所以给人以怪异的印象，大概和陈景润一样，是因为太单纯、太天真、太痴迷于学问之故。所不同的是，他文理兼通，因此知识更渊博，兴趣更广泛。
沈有鼎先生一生沉醉于形而上的思考，对形而下的需求兴趣不大，这对于那些追逐物质利益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基于上述原因，我对所谓他出身于一个“坐享其成的士大夫大家庭，又受着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麻醉教育”的说法，实在不敢苟同。我以为，对于这种人是不能用世俗的价值尺度来衡量的，而健康的社会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宽容。否则，我们不仅无法摆脱生生不息的平庸，还可能因为过于追求物质利益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
２００２年５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