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二三年前，我开始将潘光旦的社会思想作为研究重点，同时还研究了他在研习西方优生学、社会学、性心理学等新兴学科并结合中国实际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若干具有思想史意味的问题。依循这种学术路径的努力，最后集中反映在2009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一书中。

在出版之前的课题结项评审过程中，对于能不能将潘光旦放在“思想家”的行列，从而使他在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参与评审的思想史专家们不无疑虑。同样的疑惑还浮现在为那本书写序的黄兴涛教授的心头。感谢黄先生从“一般思想史”角度对我的学术思路所做的善意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帮助我消除了一部分同行专家的疑惑。他认为，近代中国精英人士在大众媒体上，就恋爱、婚姻、家庭、性、生育、民族、国家、文明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所发表的有特色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可以成为近现代中国“一般思想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丰富其思想内涵；潘光旦的社会思想就属于这样一种可以纳入“一般思想史”范围内加以评析的研究对象。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一书中，我确实比较重视那些发表在非专业学术刊物上的，对社会公众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而且在学术文化界引发了诸多反响乃至争议的文章。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这项研究的宗旨不是学术史的梳理，而是以思想史的视角来分析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想的学理依据和论证逻辑，以及它们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和文化建设上具有怎样的意义。从这个意义说，黄兴涛教授的理解是准确的，当时我确实无意于讨论从严格意义上说潘光旦算不算一个“思想家”这样的问题。论英雄排座次，为潘光旦争得一个“思想家”的头衔对于彼时的我并没有什么兴趣。

暂时搁置算不算“思想家”的问题，“使思想回归历史”的路径自有其学术价值；但它并不能回答潘光旦的社会思想是否有一以贯之的线索，有没有思想体系，他的社会思想本身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等更具思想意味的问题。在“一般思想史”范围内评述潘光旦的“社会思想”，固然能较好地揭示其思想的广度和社会影响，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思想的深度。

我的这一认识不仅来源于个人的阅读感受，而且也能够在前人的看法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如1947年底发表于《观察》周刊上的《潘光旦的人文思想》一文就比较全面地叙述潘光旦人文思想的主要内容，对于社会问题的基本见解以及与其他学派的关系。[1]潘光旦20世纪40年代指导的研究生，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韩明谟教授指出：“社会学界皆知潘先生是一位矢志不渝的优生学家。其实，潘先生不过是以优生学作为他追求‘提高民族素质’、‘探索中华民族强种优生之道’的基础，在更深一层的思想气质中，他实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一个以‘不同而和’的思想路线，构筑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2]潘光旦的东床、北京大学生物系胡寿文教授更是对潘光旦的新人文史观倾心不已，认为相较于具体的、容易被后人研究超越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是潘光旦在思想上的主要贡献，也是比较具有长久价值的部分，所以他先后发表了《优生学与潘光旦》和《潘光旦与新人文史观》两文予以阐释。[3]前人的看法提示我们，要围绕人文思想（或称人文主义、新人文史观，这三个提法表述有所差异而内涵基本一致）来理解潘光旦的社会思想。我的看法，潘光旦社会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他所阐发的融会古今、中西、文理的人文思想，他看待一切社会制度、社会观念乃至于一时一地所发生的社会事件，都是从人文思想的角度来加以衡量评判的；潘光旦对于社会问题的评析，不是零碎地结合学科知识有感而发，而是在其背后有一套包含价值评判的社会思想作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院派学者，或喜好评论时事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具有独特思想体系的学者型社会思想家。本文将对潘光旦人文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轨迹作一些简要的勾勒，相信会有助于读者们更深入地理解主要选文的思想主旨。

潘光旦一生主要是在社会学界开展教学研究活动的，但他的研究范围却相当宽广，不仅在社会学领域有所建树，而且对于优生学、性心理学等学科也有很深的造诣。这大概主要源于他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期主修生物学，同时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历。他在社会学界被看做是唯一的一位生物论者[4]，其社会研究大都打上深深的生物学烙印。他自己坦承，“对近代生物科学所发现的事实与原则，有十分的信仰”并以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对于有人将他概括为“极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则拒绝承认。他认为：“这种看法不能说是唯物的，他实在不‘唯’什么。一定要说‘唯’，那末，与其说我是一个唯物论者，不如说我是一个唯人论者，是一个科学的唯人论者。”[5]

以生物学原则来解释人类社会问题还不等于人文思想，在潘光旦这里，还经历了一个对于儒家社会思想和西方社会思想的比较分析，然后综合融会而成的过程。

现有文献显示，启发潘光旦往人文思想这个方向努力的人物，可能是他的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同乡金井羊。金井羊生于1891年，长于潘光旦8岁，20世纪20年代末期曾在政治大学、光华大学与潘光旦同事，1932年英年早逝，年仅42岁。金井羊以政治经济为业，虽门墙甚盛，但多未闻其“性与天道”之言；只有极少数与他熟稔的人方了解其“惟哲学及社会思想，亦为平日简练揣摩所及，且所见亦极深刻”。[6]他颇能洞察玄学冥想的弊端，认为西方哲学过于关注所谓“宇宙观”的问题，与程朱理学所谓的“格物”同一弊病，都没有探到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问题。金井羊属意于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认为可以其为中心来统摄各种思想学说，为世界和平确立新的基础。对于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文化转型，他认为：“中国非有人焉能建立一新伦理学，则一切事业悉谈不到。”[7]他的这些见解和设想并没有系统地写出来，仅见于私人交谈与书简之中，潘光旦就是其极少数知音之一。金井羊没有系统发挥自己的哲学与社会思想，原因在于，他认为不在坚实的自然科学与史学基础上探究哲学问题，是自欺欺人，所以一直不曾将其思想加以系统化。而幼于他8岁的潘光旦在自然科学与史学上均有很好的学术基础，也喜欢琢磨一些社会思想问题，应是完成这一思想构想的理想人选。1932年7月，潘光旦在悼念金井羊的文章里着重讲了金井羊这一不为世人所知的思想构想，其中大约蕴含着某种思想上的因缘。

1930年发表的《文化的生物学观》与1931年发表的《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这两篇文章，大体上可以归入阐述其“科学的唯人论者”的追求，是他在阐述人文思想方面最初的努力。

1933年在评论母校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哈维（Edwin D.Harvey）关于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社会学著作《中国心灵》（The Mind of China）时，潘光旦认为作者过于注重神鬼崇拜之类的宗教实践，没有能够给予儒家人文思想以应有的地位。而在他看来，“儒家不是反宗教的，但其宗教不加掩饰地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确切地说是拟人的（anthropomorphic）和以人为中心的（anthropocentric）”，“神为人所造，是人造品，它们能够被塑造出来适应人的意图”。[8]他又发挥了儒家“祭神如神在”的精神来阐释中国人对神的崇敬，但这种人文思想始终对神保持着清醒的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免为其所役使。在神对人的祈求不能很好地回应时，神像甚至有被义愤的民众砸毁的危险。简言之，这种态度意味着崇敬神、祈求神的人掌握着神的命运。这里，潘光旦对于美国学者中国宗教观的批评以及对于儒家思想的阐释，已经相当明晰地呈现了1934年两篇主要论述儒家人文思想文章（《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迷信者不迷》）的基本精神，以英文anthropomorphic和anthropocentric两个词语概括儒家人文思想的特征，简洁而有力，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1932年，潘光旦从太平洋国际学会获得2000元美金的资助，用来研究中国的人文思想。1934年《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一文发表，标志着他对人文思想的探索达到阶段性的小结。在这篇文章里，潘光旦将中国儒家人文思想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人以外的各种本体，第二方面是对同时存在的别人，第三方面是对自己，第四方面是对已往和未来的人。他认为，儒家思想对于人以外的神道、物道，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流品之别和相互之间应有的关系，对于自己的情欲，对于祖先、师承和后辈，都能够恰如其分地照顾到而不损害到人本身的中心地位。他所谓人文思想者眼中的人是一个整个的人，囫囵的人，——只是专家、公民、社会分子等等身份都不能算人，职业、阶级、国家、家庭等空间关系也不能够限制囫囵的人，使他自甘维持一种狭隘的关系或卑微的身份；不仅如此，他对于自己承受下来的生物的和文化的遗业，以及未来的世代都要有所交代。这样超越了社会身份、空间关系、时间关系限制的人，才是一个整个的人，囫囵的人。他认为人文思想的这四个方面都受分寸或节制的原则所制约，过犹不及。他固然强调人的重要性，但从不使用“人文主义”的字眼，只说是“人文思想”，因为“主义”一词有“执一的臭味”[9]。如马戎教授所言，中国的人文思想不可能达到潘光旦所归纳总结的完整体系，他这里所说的人文思想一定程度上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10]

此后的几年间，他就此搜集了不少资料，可惜抗战的烽火使他留在北平的书籍、资料损失殆尽，人文思想的资料也在其内，致使他最终没有以完整的形式来完成这项研究计划。不过，思想探索并没有因此停顿，而是继续有所发展。1934年的《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一文已经搭起中国人文思想具有四方面内容这一骨架，抗战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则是为之填充筋肉。如属于第一方面的有《说本》（1939年）、《说“文以载道”》（1943年），属于第二方面的有《明伦新说》（1940年）、《论品格教育》（1940年），属于第三方面的有《类型与自由》（1944年）、《散漫、放纵与“自由”》（1943年），属于第四方面的有《悠忽的罪过》（1943年）、《所谓“历史的巨轮”》（1943年）。抗战时期比较集中探讨人文思想的文章至少有8篇之多。

有了这些积累，抗战结束后，潘光旦已经可以综合上面这些文章的成果，并提高一步，试图提出一套较为系统的思考。1946年5月发表的《说童子操刀——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1946年9月在苏州浒墅关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所写的长篇序言《派与汇》是两篇比较重要的讨论人文思想的文章，可以看作是继1934年《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之后，潘光旦对自己人文思想研究所作的又一次小结。

《说童子操刀——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一文的核心观点，是认为仅有对于物质世界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根本在于对于囫囵的人的了解，而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或人的外围兜圈子，或将人切割为支离破碎的部分分别研究，都没有真正把囫囵的人作为真正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真正的人的学术包括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用中国的古语说是“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今后人的学术的任务，我以为就在更清楚的阐明此种看法，更切实、更精细的讲求它的做法，而此种学术上的任务也就是教育的最基本的任务”。[11]

在《派与汇》这篇序言里，潘光旦认为，费孝通强调社会文化作为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对人类的支配，过于抹杀了社会文化满足人类自身需求以及人类改造社会文化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费孝通的这一观点与潘光旦一向强调的人生为本、文化为末的人文史观相对立。潘光旦的人文史观认为，文化说到底，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文世界；任何违背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文化势力迟早都会遭到人类的抵制或摒弃；人自身的素质与能动性才是人文世界真正的主角。潘光旦对《生育制度》不太满足的地方是，费孝通太局限于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立场[12]，只是一家之言，并不是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潘光旦提出了新人文思想的基本特征和线索。

潘光旦为什么要提出新人文思想？他的基本考虑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由于自身残疾的生命体验，以及生物学的学术训练，潘光旦对人本身的特征、素质异常关注。在他的眼里，作为生物演化链条上的一环，区别于无机物、有机物以及动物，人类在生物界中是意识、知觉最敏锐、最发达而营群体生活的一类，所以，个体的需要、知觉、意识必须得到相当的尊重，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做人的尊严。人并不是一堆马铃薯、一架机器、一群狼，他不能被一个公式、一套模式千篇一律地塑造出来。个体与群体在人类这里是并列的两极，必须得到同等的重视。个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同于他人的通性，二是异于他人的个性，三是非男即女的性别。对应于个体的这三个方面，群体也有三个方面，一是秩序的维持，二是文化的进展，三是种族的绵延。个体与群体被他看作是两纲，两纲分别包罗的三个方面，合起来被他称为六目。图示如下：

两纲六目论是潘光旦从纯粹社会学立场提出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架构。他认为，任何社会制度、观念形态都必须同时照顾到这两个纲、六个目才是健全的，否则就是偏蔽的。在评论任何思想流派、任何社会政治主张时，潘光旦采取的都是这么一个立场。在评论当时英美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苏联的集体经济时，潘光旦认为两者皆有弊端，最好是把两者综合起来，走一条折中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潘光旦认为传统社会只把女人当作女人看，而没有看到，女人除了是一个女人以外，还具有人之为人的通性和个体所独具的个性，而妇女运动则忽视女性的性别特征，走上“男化运动”的轨道，这样对种族绵延极为不利；近代的教育过于强调适应社会的需要，对于人性中个性与性别的层面均缺乏必要的关注。

在以两纲六目论来评论一切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的时候，潘光旦也意识到，单单提出两纲六目的重要性是不够的，那只是一种多少可以用来治标的办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从思想理论的根本处用力，为人类找出一条更理想的社会哲学。所以，再往前深入一步，他认识到，人本身才是人文世界里最重要的因素，要围绕人的个体与群体需要来构架思想理论。而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却是流派纷呈，以己之是来非他人之是，虽然其中出现了几次小的综合趋势，如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生物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精神分析论创始人弗洛伊德的会通努力，但一个统一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哲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潘光旦所要做的，就是在综合中西思想史上的人文思想与当代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试图构造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宏大的思想体系。其抱负之宏伟、视野之开阔，令人感叹。

要构造如此宏伟的新人文思想大厦，谈何容易。潘光旦经过多年的探索，直到1946年夏写作《派与汇》时，也才只是看出了新人文思想的端倪，找到了可以用来构造它的几条头绪。由头绪而线索，由线索而脉络，由脉络而纲领，最终达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程度，中间还需要经过无数艰苦的努力。在《派与汇》里面，潘光旦提出的是五个头绪，其关系可图示如下：

在《派与汇》发表之后，潘光旦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社会思想的论文，如1946年底发表的《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1947年发表的《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再论解蔽》等文，对《派与汇》的思路又有所拓展。新人文思想是“汇”，不是“派”；既然不是“派”，就没有关闭大门，而是欢迎同样看重人本身、在以上所说的几个主题范围内的思想流派进入并参与汇合。其中1948年潘光旦发表的两篇短文：《边沁（Jeremy Bentham）二百年祭》、《悼贝蒂也夫（Nicolai Berdyaev）教授》也是他在新人文思想探索上比较重要的成果。

1948年，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诞辰200周年，英国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纪念性的研究成果。在述评了这些成果之后，潘光旦独具慧眼地看到边沁的拟制论没有被人们提到。而他认为，边沁的拟制论是其最值得后人纪念的地方，其余都是枝节。拟制的意思是“明知其无，而假定为有，而此种假定的有在生活上和实际的有一样的可以发生影响，在行为上一样可以引起反应”[13]。比如说，自由、平等一类的观念就是拟制，事实上自由、平等是没有的，也是永远不会有的；但是追求前者，人们可以少受一些压迫，多得一些发展，由于追求后者，人们可以多获取一些机会的供给，多一些待遇的公道。这样，拟制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可是如果把拟制看得过真，看得过真就是拟制的硬化，即把原来用以辅翼人生的工具变成役使人生的教条。潘光旦认为，拟制与教条之间，只有一线之隔，硬化的拟制即教条；它使近代的政治，日渐蜕变为宗教而不自知，替国际与国内集团之间的纷争角逐，平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支点。

俄国基督教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今天在思想界受到很大的重视，在当时却是思想界的一个异数，中国学术界注意到他的人很少。在抗战时期，潘光旦就发现了别尔嘉耶夫（潘光旦将其译为“贝蒂也夫”）思想的价值，并极为欣赏。他说，“我不认识贝蒂也夫教授这个人，不过在抗战期内，有机会读到他的几本著作，特别是《奴役与自由》一书，觉得他的思想和议论，在我所接触到的有限的西文作家里，是最能得我心之所同然的”[14]。潘光旦对别尔嘉耶夫的倾心，还表现在他已经开始着手翻译《奴役与自由》一书，《观察》周刊的编者还计划将该书列为《观察译丛》的第一种。可惜时局变化太快，翻译、出版都没有能够成为现实。潘光旦从新人文思想的角度看别尔嘉耶夫的思想，他最欣赏的是他的人格论。别尔嘉耶夫的人格论把足以役使人的可以想得到的事物，从极具体的到极抽象的，都讨论到了：存在、上帝、自然、社会、文明与文化、自我、主权与国家、战争、民族与种族、贵族与阶级、资产与金钱、革命、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以至于一切乌托邦的思想、男女性别的性、审美与艺术、历史——无往而不是奴役人的事物。别尔嘉耶夫是一位基督教思想家，竟然把上帝也列在其中，使潘光旦尤其感到发人深省的深刻。他对别尔嘉耶夫学说的价值评价相当高：

贝氏自己是作古了，但他留下这一支“当头棒喝”，留待后死的人消受，当前国家与国际局势的能否澄清与澄清到如何程度，就要看我们能否消受以及消受这一棒到如何程度了。[15]

不过，对照一下1934年《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所述的役使人的种种外在和自身的因素，别尔嘉耶夫所言，并未超出潘光旦早年论述的范围，在思想力度上两者也未见高下，不过别尔嘉耶夫所言多时代气息，特别能够引起当时人的共鸣罢了。

虽然潘光旦并没有直接说边沁和别尔嘉耶夫的思想与新人文思想有什么关系，也没有明确地在新人文思想的骨架里正式地给他们的学说安排一个位置，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潘光旦在人文思想探索上的新进展。

新人文思想是潘光旦作为一个社会思想家最主要的贡献，由于理论体系没有最终完成，在现代思想史上注意到的人很少。尽管新人文思想还处于管窥蠡测的程度，距离纲举目张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其思想的价值在当时潘光旦所分析的一些社会现象中已经显现出来了，如他对于“迷信”的分析。1934年，在一篇题为《迷信者不迷》的短评里，潘光旦认为：民众祷神求雨并不是迷信，真正达到“迷”的程度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它只是一种“俗信”。其原因，一是农民的信仰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在求雨过程中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工作上引起了一些兴奋，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防旱的努力，专等甘霖的降临；二是中国农民所信仰的偶像和偶像所代表的神佛，并不是无限制的，也不是绝对无条件的，一旦千求不一应便会引起民众的公愤，因而受到相当的处罚。在他看来，中国农民所谓的迷信是“自己寻自己的开心”，“是一种很傻很幽默的行径”。[16]在近代破除迷信的声音压倒一切的时候，潘光旦能够逆流而动，勇敢地站出来为民间信仰辩护，是非常难得的；更重要的是，在80年后的今天来看，对于中国人追求“灵验”而不迷信偶像的民间信仰，他的理解非常深入，配得上余英时先生“很有眼光”的评价。[17]

1948年发表的《读〈自由主义宣言〉》、《教育——究为何来》、《社会学者的点、线、面、体》、《读书的自由》、《工业化与人格》与《论教育的更张》等文都可以视作潘光旦运用新人文思想分析具体问题的成果。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潘光旦已经可以很熟练地运用新人文思想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了，成果也日益丰富。可惜时间已经不多了。1949年初北平解放，他旧有的思想探索不得不随着社会巨变而完全中断。完整而系统的新人文思想终究没有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史上产生，没有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这并不能成为后人忽视这一社会思想的理由，因为它不是对一时一地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而是具有跨越时代与国界的长久价值。

潘光旦在关于社会变革的议题上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既理解、尊重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又主张逐渐消除其流弊。这在革命思维盛行的年代里是颇为不合时宜的。在妇女儿童问题上，他优先考虑妇女在家庭中教养子女的作用，强调男女性别差异的重要；在老人赡养上，他主张老人由子女轮流供养，既要有“经济之养”，还要有更重要的“情绪之养”。这些论述，在今天我们走过许多激进主义的弯路之后或许更能理解其合理性，但在激进主义越演愈烈的当时却显得格格不入。为此，潘光旦也时常被卷入与不少新式人物的种种论战之中。这些论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因为潘光旦也是受到过系统而严格的西学训练，又在西方有实际生活体验的“新式人物”。他满怀中国情怀的另类现代化思考，为激进主义所不容，似乎在阻碍历史前进的脚步，但实际上却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更多的复杂性，为寻求适合中国道路的现代化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心力。比如，他强调妇女优先考虑家庭责任，有余力之后再从事社会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子女教养荒芜、妇女工作家务双重负担的事实同时出现之后，才能深刻地感受到其合理性的一面。比如，不管新式人物把西方式核心家庭以及个人价值鼓吹得如何美好，三代直系亲属同居、老人接受子女赡养并帮助子女抚育第三代始终在中国社会占据主流，这和潘光旦当年所提倡的折中式家庭以及“经济之养”与“情绪之养”并重的主张若合符节。

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其时间、空间的局限性，也有思想家个人经验的局限性。潘光旦的社会思想也不例外。概括起来说，潘光旦的主要局限性主要来源于他专攻的优生学，具体表现在：（1）过于强调先天遗传因素的重要性，对于环境、教育等后天因素有一定程度的忽视；（2）比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流品、门第差别，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民主潮流有一定的距离；（3）过于强调社会秩序和种族绵延的一面，对于妇女发挥个性，在社会生活领域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性体会不足。所有这些方面，都具有相当程度的保守色彩，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40年代末期大约20年的时间里，他的保守言论在保守主义思想阵营引起了很多赞扬，但同时却在自由主义阵营和左翼思想阵营引发了许多非议和反击[18]，数目之多，难以枚举。在社会学思想领域，他与孙本文围绕文化与优生学的论战更是在社会学界尽人皆知。如果深入研读潘光旦的思想论述，同时兼取论战文章一起参阅，一定可以收兼听则明之效。不过，对于潘光旦社会思想的保守性，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固然它有其偏颇之处，但对于近代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激进思潮，又不失为一副解毒剂。相信今天的读者，对于潘光旦社会思想的遗产，自然会辨别良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本文集的选编、校核，得到了潘乃穆教授的大力支持，在14卷本《潘光旦文集》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提高。雷家琼、李俊领、刘宝吉等朋友协助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 余才友：《潘光旦的人文思想》，收入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韩明谟：《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纪念潘光旦先生》，收入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第492页。

[3] 均收入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

[4]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64页。

[5] 参见潘光旦为《妇女解放新论》一书所写的书评，《优生月刊》第2卷第2期，1932年2月15日。

[6] 潘光旦：《悼金井羊先生》，《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1页。

[7] 潘光旦：《悼金井羊先生》，《潘光旦文集》第8卷，第481页。

[8] 原载The China Critic，Vol.VI，No.32，August 10,1933，署名Ch.Ng.。

[9] 潘光旦：《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潘光旦文集》第6卷，第120页。

[10] 马戎：《人文思想与中国现代教育》，收入氏著《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2-73页。

[11] 潘光旦：《说童子操刀——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2] 实际上费孝通在这本书里偏离了其师马林诺斯基的人生为本的学术立场，与功能学派另一位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本位的立场更为接近，详见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13] 潘光旦：《边沁（Jeremy Bentham）二百年祭》，《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

[14] 潘光旦：《悼贝蒂也夫（Nicolai Berdyaev）教授》，《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15] 潘光旦：《悼贝蒂也夫（Nicolai Berdyaev）教授》，《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266页。

[16] 见潘光旦《派与汇》一文的注释③，《潘光旦文集》第6卷，第111页。

[17] 参见刘梦溪：《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余英时教授访谈录》，收入《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页。

[18] 这里并不是说潘光旦独立于自由主义阵营和左翼思想阵营之外，他的家庭教养、求学经历和人际交往圈子大体上是在自由主义阵营，其社会思想在这一阵营的同调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