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形势变化和中心工作的不同，统一战线显现出输赢博弈的政治斗争策略、建立全面支配优势的结构优化战略、现代国家建设杠杆的国家治理之道三重面相。作为政治斗争策略的统一战线，中心任务是通过对敌我友关系的处理，改变力量对比、赢得生存发展机会。作为结构优化战略的统一战线，通过组织和制度的创新调整，在总体全局的意义上对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进行重组和优化，成为建设新国家、新政权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中，顺应经济社会多元结构演化趋势，发挥统一战线凝聚社会与国家政治力量的治道价值。由此，统一战线既超越了策略层面的联合斗争意义，也超越了特定时期战略层面的政治结盟视野，越来越显示出集价值理念、组织体制和行动方略为一体的治道意涵。作为现代国家建设治道的统一战线，其基本理念契合现代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组织体制表达现代中国代表制政府逻辑，行动方略构成现代中国的协商治理机制。统一战线的三重面相折射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的轨迹：无论作为策略还是作为战略都与国运兴衰存在着紧密联系；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事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综合机制，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统一战线；国家制度；国家治理；国家建设；治道；协商政治；代表制政府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6-0005-10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改造和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之一，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求同存异、广交朋友的生存智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联合阵线的革命理论以及人类社会与时俱进、命运与共的朴素辩证思维。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统一战线的发展有三重面相：作为输赢博弈的政治斗争策略，作为建立全面支配优势的结构优化战略，作为现代国家建设杠杆的国家治理之道。在革命战争时期，它主要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中心任务是通过团结朋友、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势力等不同施策环节来改变力量对比、赢得生存和发展机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政权建设时期，它的工作逐步获得了一种结构优化战略的含义，即在斗争和团结交互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统一战线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而非着眼于一时之功的策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形成合力，并使之稳定为一种主从结构，同时根据形势和政治需要对结构进行调适，实现结构要素的最优组合，服务中国共产党确立牢固稳定的领导地位。改革开放后，这一结构优化战略的特征再度恢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统战工作的主题。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和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统一战线开始在治道的意义上，即在依法治国框架下形成新政治规则、创建新政治文化的意义上越来越受到重视。统一战线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事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综合机制，是国家治理价值理念、组织体制和行动方略的有机结合。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略、治道三重面相，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内容、特征，有时侧重突出一面，有时两面或三面交互呈现，折射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的轨迹。
长期以来，学界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性和战略性已有较多分析，充分论述了两者的统一性。同时，在现代国家建设语境下，有关学者逐步把统一战线同国家治理联系起来讨论。林尚立教授较早指出，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1］。有的学者讨论了统一战线的国家治理意蕴，认为政党政治的中国逻辑、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运行机制以及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使统一战线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有的学者梳理了统一战线对国家治理的系统性贡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统一战线成员参加国家治理，是我国统一战线性质国家政权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实践［3］。还有的研究成果指出，统一战线是理解我国国家建构的重要视角，认为我国新型国家形态的独特道路在于与统一战线内源互构：形成发展缘于统一战线过程，本质属性彰显统一战线基因，治理逻辑富含统一战线方式，坚持完善贯彻统一战线理念［4］。相关研究为理解统一战线价值提供了启发，但未明确建立认知统一战线的系统框架。本文着力把统一战线与现代国家建设联系起来，力图在策略、战略、治道三重面相上建立分析统一战线的系统框架。
一、作为政治斗争策略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称统一战线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法宝”即百用不爽的利器、克敌制胜的秘籍，再清楚不过地揭示出统一战线的初始含义：统一战线的缘起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的，统一战线的功能首先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在某种意义上，统一战线的略缩语——“统战”，比“统一战线”这个词组更传神地给出统一战线的工具价值与策略性质。直到2000年前后，仍有部分民众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统战部误认为“解放军的统一作战指挥部”［5］。这不是汉语修辞特点带来的误解，而是有特定历史语境支持的结果。
在中共革命史上，“统战”确如毛泽东所言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6］武装斗争的法则是胜利第一，要取得斗争胜利，首先需要分清敌我友，最大限度扩展自己的联盟阵线，最大限度分化和孤立政敌，而后集中力量剪除之。毛泽东是运用统战策略的行家里手，这来自他对中国国情、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深刻而熟练的洞悉和掌握。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抓大放小、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构成了统战策略的精髓。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有两件事是他引为重要教训而提请全党记取的。一件是瑞金时期的“阶级净化运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宣布政权的性质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剥夺军阀、官僚、资本家、地主、富农等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同时，把本可以团结争取的力量一概排斥在外。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同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时说：“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7］另一件是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红军当时反“围剿”斗争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如借福建事变与从国民党军分化出来的十九路军合作，不仅能增加一个重要的盟友，而且将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概率，但如此良机竟因党内国际派视福建政府为“最危险的敌人”而被拒绝。毛泽东这样评价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错误：“若这等无知之辈继续掌握兵权，红军势必一败涂地！”［8］中央红军后来被迫长征都和这两件事有关。在策略的意义上，它的教训就是“关门主义”。正因如此，抗战爆发以后，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阐述在该阶段实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内容特点。统一战线的精神就是反对“关门主义”，反对“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在策略上就是凡对抗战有利的事情都应支持，凡拥护抗战的人都应团结，而不论他们此前做过什么。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斗争策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在统一战线内部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虽提出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未能主导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表现形态主要是党派结盟。政治马基雅维利主义早已表明，任何由党派结盟的联合行动，其走向取决于结盟中党派实力的对比。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结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的实力大于共产党。因此，为了不成为国民党的附庸，打破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毛泽东在呼吁实行统一战线的同时，坚决拒绝“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恰恰表明统一战线的策略性质：它主要是一种斗争策略，斗争的对象、方式和内容依形势而转移，具有时间性、博弈性、功利性、权变性、手段性等特点，团结和联合政策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这也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6］的缘由。在把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策略运用的情况下，统一战线中的各方自然会形成统战主导者和统战对象的不同身份认知，并会对统战策略实践的结果形成特定的思维和联想，反映在后者身上就是“被吸纳”“被改造”甚至“被吃掉”等想法。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岸关系中，当大陆出于无可置疑的民族大义向台湾释放最大善意以促成祖国统一大业时，却被对方视为新一轮的“统战攻势”，投过去的橄榄枝居然无人敢接，很大的原因是他们把统战视为一种形而下的策略。
二、作为结构优化战略的统一战线
在毛泽东的政治视野中，统战是策略，也是战略。策略只是统一战线的面相之一，战略才是更重要的面相。统一战线作为策略，是以微观上存在着利益差异或利益冲突的个体和群体（具体的敌我友）为前提的，无疑包含了类似兵家纵横家的权衡博弈、合纵连横的谋略。统一战线作为战略，则是以这些差异或冲突的利益经较长时间整合而形成宏观上的多元结构为前提的，是在承认和尊重利益结构差异的基础上，围绕着全局性和根本性的目标，通过组织和制度的创新调整，实现和平的建设性的政治合作的布局谋篇。显然，较之策略，战略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的特征，保证这种战略稳定性、长期性的关键是提供或创建组织、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虽出自反对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需要，但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同时将统一战线提升为建设新国家、新政权的战略选择。例如，在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这是共产党把统一战线由党派领域扩展到国家建设领域，通过统一战线政权从制度上凝聚各方力量的地方实践范例。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历史和结构交相作用的结果。历史是时间的延续，有特殊意义的时间叫历史时刻，历史时刻是由特定历史主体的意志界定的。结构则是各种空间要素的排列组合，本质上是集体行动博弈选择的产物。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和平建国，标志着战后的中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刻。拥有独立武装的共产党、反映中国主要社会力量诉求的民主党派和掌握着国家大部分资源的国民党，构成了战后中国的政治三边结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结盟，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了三边结构中对于国民党的压倒优势，这就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通过军事斗争和统一战线促成了结构的根本性转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共同纲领》对人民政协和新政权的定位，是统一战线这一战略在国家层面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具体体现。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解释《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经过和特点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所以在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9］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由人民政协制宪开国的新政权是一个由各阶级、各方面人士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总体全局的意义上对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进行重组和优化，是统一战线作为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战略目标的新内涵是广泛地团结社会各阶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基础。在这里，统一战线的结构优化战略面相体现得很清楚：在四大阶级联合、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条件下，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对现有的结构进行调整。思想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文化学术上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产的批判，经济上逐步确立国家资本主义和国营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支配性地位，农业上通过采取互助合作体制把五亿农民逐步引入集体经济，等等，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创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主题。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对被新民主主义继承、改造和保护的经济、文化、社会进行结构调整，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结构。
其中，对知识分子和旧精英的团结改造，是20世纪50年代统一战线战略的基本内容。在一个宣布四大阶级联合专政、五方杂处共居国中、四面八方需要调适的百废待举之国，知识分子和旧精英中的多数人已经在心态上接受了新时代新世界胜出的事实。那些长期游离于旧制度之外或与旧制度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群体、阶层，需要和“旧我”告别，把“旧我”的思想、行为方式彻底革除，以一种重生的心态拥抱新制度。这正是统一战线结构优化战略大有作为的年代。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后来一段时期内指导思想的反复，没有国家对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全面排斥，没有随之而来的国家政治生活的逆转，统一战线结构优化战略是可以逐渐因应形势而内化为一种增进有序的公共生活的新型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段时期，由于社会政治总体方针的重大变故，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萎缩、冷冻的时期。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结构优化战略失去了存在价值，因为国家已经全面压倒社会；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策略已无用武之地，因为“清一色”的社会已“无人可统”。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地基似乎清理干净、宣传话语极度发达，但政治生态和发展活力却走向衰败。人们只是在后来才意识到，统一战线无论作为策略还是作为战略，都与国运兴衰存在着紧密联系。
三、现代国家建设催生统一战线新意涵
“文革”结束后，统一战线的机构、组织和话语重新回到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词典。改革开放是以放权让利为先导的，放权让利意味着社会的复苏、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不同利益格局的出现，这是统一战线重建的客观前提。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统一战线是否仍有必要存有不同的认识。撇开那种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不应再回到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统一战线）的观点不论，怀疑论者对“统战”的“战”字存敏感认知。赞成论者看中“统战”的“统”字。“统”者通也，通者合也。显然，赞成论者抓住统战大团结、大联合的基本特征，认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呈现出某种复归多元结构的演变趋势，历史再度为统一战线提供了新空间。改革开放的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在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条件下，以统一战线方式建立合作互利式的社会整合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像改革开放前那种国家内部结构单一的状况的确无需统一战线，因为统一战线是以承认多元结构的事实为前提的。此外，随着中国社会分层的演化，阶层矛盾和群体冲突可能日益增多，客观上需要一种政治机制予以调整、平衡与疏导。统一战线的传统框架（中共和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和各界别），统一战线要处理的关系（国有经济与新出现的民营经济的关系、人民团体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工人农民阶级与新社会力量的关系等），正好充当这种政治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各民主党派组织和工作的恢复，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理论尤其受到关注，并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理论问题结合起来，进入统一战线研讨的视野。如果说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那么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则是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和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局面，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在多党合作的意义上，统一战线的有效性取决于如下几点。其一，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政治文明的一般原则与特殊国情的有机结合。其内容涉及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政府与公民的社会契约、政党与国家的法权关系、政党与社会的逻辑关联等。其二，在多大程度上能完善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领导-合作关系。其方法包括体制性的利益保障、政治的理性运作、政务的平等参与、制度化的监督、光荣与梦想的共同分享等。其三，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执政党与参政党党内政治精英的制度化流动和交接轮替。其根本途径有赖于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党内民主的发展，以及在操作层面上以政治忠诚、政治绩效、民意民望、年龄划线和职业界别（此项主要见诸参政党）为标准的政治选任方式。其四，在多大程度上能维护执政党与参政党高层面对重大政治危机时的团结和共识。其政治基础在于各民主党派对宪法和中国政治制度的竭诚拥护、对国家与社会共同负责的信念，以及为应对现代化的复杂性、国际压力、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显现的高风险社会而建立的切实的政治沟通、政治协商、政治互信机制。其五，在多大程度上能保障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自主性和共享性发展。自主性和共享性发展是以承认和尊重社会利益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的，是以各政党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是以各政党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为基础的。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构中，政党关系不是恩庇侍从关系，而是平等关系；不是政党分肥关系，而是组织化的风雨同舟关系。
这些问题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政党关系的维度讨论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它实际上触及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核。中国是在帝国解体、主权受侵、社会分裂的背景下开启现代国家建设历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以重组社会的方式重建中央集权，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能够重聚社会与国家的政治力量，才能担当起领导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的重任，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力量。在超大国家和人均资源匮乏的约束下，中国共产党不能通过简单的权力统合来完成这一根本任务，它必须依靠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凝聚全体人民的智慧，容纳广泛、自主的公众参与，以社会各界的团结、支持和协同来推进［10］。这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增长点。在这里，统一战线既超越了策略层面的联合斗争意义，也超越了特定时期战略层面的政治结盟视野，越来越显示出一种新意涵——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杠杆。
四、作为现代国家治道的统一战线
治道是中国古代典籍讨论治国安邦时常用的一个词语，兼具“制（度）”“（道）理”“（策）术”等多重含义。现代人讲治道也有不同角度，有的是指“社会构造”（梁漱溟），引为政治制度；有的侧重“治权”，以和“政权（政道）”相对（牟宗三）；有的释为“治世原则”，与政道等量齐观（王绍光）；有的则用之为“governance”的翻译，可读为“治理”（毛寿龙）。笔者把治道理解为三层含义。其一指治国的价值理念，是政治的最高目的［11］。中国古代典籍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丰衣足食、海晏河清，等等，代表了理想的政治秩序和治理的最高境界。其二指治国的制度原理，体现了政治的内在逻辑。如冯友兰所说：“每一事物皆有其理。国家社会之组织，亦必有其理。本此理以治国家则国家治，不本此理以治国家则国家乱。故此理即所谓治国平天下之道。”［12］其三指治国的方略，包括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和方法。如牟宗三所说的“儒家的德化治道、道家的道化治道、法家的物化治道”［13］，就是指儒、道、法不同流派所主张的不同治策。
说统一战线是一种治道，是说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基本理念契合并支持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它的组织体制蕴含且表达了中国制度安排的政治逻辑，它的行动方略体现或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机制。作为治道的统一战线，是价值理念、组织体制和行动方略的有机结合。
第一，统一战线的基本理念契合现代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统一战线的基本理念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14］。无论是作为策略还是作为战略，统一战线都以团结、联合为旗帜，因为只有通过团结和联合才能达到统一战线的“统合”与“统和”目的。不同时期大团结大联合有不同的时代和阶级内容，但团结是进步之基、团结是力量之源。把促进人民团结、维护人民团结视为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不是新的认识，而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长期努力贯彻的主线。不过，作为一个融入市场社会、上升到国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大团结大联合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法通过简单的权力统合来完成，而必须动员各方面的社会力量，依靠社会各界的团结和协同来推进。
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系列战略，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必须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正所谓‘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中国共产党已经有8 200多万名党员，但在13亿多人口中仍然是少数。要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重视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方面的作用。”［15］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大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成一往无前的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16］凝聚全民族全社会“众力”“众智”以实现共同目标，正是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价值理念的功能所在。
“所谓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17］这个表述把统一战线视为大团结大联合的同名词，表明了统一战线的核心使命就是促进大团结大联合，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寓意。大团结大联合不仅出于事功（功能）的需要，而且出于文化建设的需要。大团结大联合符合中国人对美好生活和盛世的想象和评价，它与“和”“合”相通，进而与“平”“安”相连，代表了人心所向、民情所望，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种境界。在这个意义上，统一战线对大团结大联合的体认和追求，不仅是国家现代化可资利用的重要政治文化资源，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文化状态。这种心理文化状态对治理主体和整个国民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的作用。所谓“强制性”即内在的规范性和认同性，诉诸一种“道德命令”——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被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本身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祥瑞象征，任何背离团结联合的言行和趋向，不仅有害于“共同奋斗”的实践，也有违于“政治正确”的原则。大团结大联合的理念通过与国家目标体系的连接，与民族复兴的理想建立逻辑关联。
第二，统一战线的组织体制表达现代中国代表制政府逻辑。中国作为一个承继大一统文明传统的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历史、理论和实践形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是一个坚持人民整体性利益优先、人民内部团结和谐合作、政党代表引领人民并和人民始终站在一起的代表制政体。代表制政体的构权行权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其并不排除分工监督，但坚决避免分权制衡带来的牵扯低效；代表制政体的施政原则是有效政府，其并不排斥对政府权力与规模的限制，但更重视政府权力与政府责任的对称性。就和西方制度比较的意义而言，当代中国政府有三个特质：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代表制政府，其政治哲学和制度支撑是人民主权完整性的理论抽象和排斥市场资本逻辑控制的独特的实证设计，而不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多党竞争基础上的代议制政府；它的行权原则和施政理念是集中统一的政府，其合理性来源于排除干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原则和革命传统，而不是以权力牵制为目的的分权制衡的政府；它的政府行为取向是有为政府，其正当性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宗旨和平衡市场与民生需求的干预导向，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式的迷信市场乌托邦的有限政府。这就是当代中国政府原理。体现这一政府原理的最重要的政治设计之一，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这里，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理念转化为极富中国特色的组织体制，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成为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基于统一战线理念确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有效支持中国政治逻辑的制度基石。中国政治的逻辑是人民统治逻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的政治力量，代表人民执掌政权，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的领导核心。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和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格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个制度的内在结构为政治上的“轴心-轮辐”关系、行动上的“统揽-协调”关系。对应于这个制度结构要求，作为一种新类型的协商政治和作为这种政治类型表现形式和过程的政治协商是题中应有之义。其二，作为统一战线组织机构的人民政协成为人民民主实践的重要平台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统治的逻辑要求权力一元，所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统治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所以人民政协虽非国家权力机关，却可以其作为社会精英、党派联盟的角色、表达民意和荟萃民智的功能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从而实际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环节。中国政治制度层面上的人大和政协之设，可谓文武之道、张弛互补，是中国制度最显著的特色。其三，统一战线承载着协调和整合国家与社会基本关系的重要使命。这些关系包括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它们是国家政治层面的基本关系。统一战线的团结联合理念和协商政治机制，最适合调适这些基本关系，为国家政权的稳定运行提供坚实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第三，统一战线的行动方略构成现代中国的协商治理机制。国家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公共治理的主要特征是治理主体的多中心或多元性。在改革开放前，治理无所谓多中心或多元性，因为国家全面覆盖社会，政府承担了治理的全部责任。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启动了社会的成长，社会成长使得治理的内容、主体和形式产生了巨大变化：治理不再是局限于物质经济和分配领域，而是包括了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想内容；治理不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吸收和容纳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治理不再是采取单一的行政强制方式，而是采用经济的法律的调解的伦理的示范的多种方式。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有一个很好的表述，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以人为本。这种模式是新时代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多元复杂的反映，也是社会本身要求对多元复杂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的产物。
在国家治理中，协商民主成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8］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9］协商民主在中国民主生活中的地位非常特别、备受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形式。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诉诸多数决定，是组织公共权力的不可或缺的形式，也是政治生活中必要的决策方式。选举民主必分出胜负，如果引入竞争和对抗（使其更“真实地”“鲜明地”表达个人意志），其胜负可能会撕裂社会，所以现代国家通常会使用法治手段和设施努力弥合社会的分裂，公民文化则是一个降低弥合成本的因素。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国家，是在人均资源相对匮乏、法治条件尚在成长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根源于历史，参酌于现实，着眼于大局，其有效的主导性的社会调控方式，不能采取西方式票决竞夺的对抗方式，而必须在一个众望所归的中央权威主导下，采用商量、对话、协调的方式。这种方式意在把不同意见、反对意见“内部化”，即通过沟通、说服和示范，把分歧转化为共识。因此，协商民主的过程没有失败者，参与协商民主的不同主体最终都是共识的贡献者和政策的受惠者。而它的文化传统——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协商传统正好支持这种建立在商量基础上的民主形式。毛泽东指出：“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20］中国共产党人深信：“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9］37-38把政府看作“商量政府”［21］，把政府过程看作商量过程，把人民政协看作“商量政府”和“商量过程”的平台，这种做法正是统一战线的要义，这种认知恰恰来自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理念，本身也是大团结大联合理念转化为实践着的国家治理常态。协商民主是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之道，参与解决社会矛盾和资源分配的独特机制和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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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陈明明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