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是在近古东亚文明中影响仅次于朱子学的思想体系。就中国文化而言，这一体系无疑有特色地显示出中国文化发展到15-16世纪的某些走向，理学11世纪以来的发展也在这里出现某些重要的转变，体现出某些成熟的特质。但四十年来，与欧美及台港学术界的研究相比，我们对阳明哲学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其中固然不乏外在的原因，但对阳明哲学的哲学理解与文化诠释方面没有突破，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经过80年代开放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反思，使我们已经有可能进一拓展认识、解释阳明哲学的视界。
一、有与无
理解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无”智慧与境界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的主旨之一正是要理解阳明如何处理有之境界与无之智慧的对立与关联，从而显示出整个宋明理学的内在线索与课题，以及王阳明及其哲学的地位与贡献。
精神境界是指一个人世界观的整体水平和状态。这里说的世界观不是指对外部自然物质世界的认识，而是指对整个宇宙、社会、人生及自我的意义的理解与态度。境界是标志人的精神完美性的范畴，是包含人的道德水平在内的对宇宙人生全部理解水平的范畴。
本文所论“有”的境界或有我之境，都不是指有小我之私的境界，正是指“有大我”的境界。本书所说的“无我之境”也不陷于道德境界中的无私，而更以指无滞无碍的自在境界。
王阳明的时代，本体的有无问题已经从理性主义时代过去了。阳明的意义在于，他既高扬道德的主体性，通过“心外无理”、“致极良知”、“仁者与物同体”，把儒学固有的“有”之境界推至至极，又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充分吸收佛道的生存智慧，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结合起来，以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完成了儒学自北宋以来既坚持入世的价值理性，又吸收佛道精神境界与精神修养的努力。
二、敬与乐
无论如何，阳明哲学整体上是对朱学的反动，而不是调和。明代理学可以说是围绕着阳明所谓“戒慎”与“和乐”或“敬畏”与“洒落”之辩而展开的。
但甘泉后来主“随事体认天理”，与师门固有一间矣。而阳明所谓“支离羞作郑康成”，才是继承了白沙“真儒不是郑康成”的方向，夏东岩谓阳明之学全由白沙倡之，是实有所见。”
对于阳明，我们必须记住，一方面他对洒落自得、无滞无碍的境界有真体会，另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以有为体、以无为用，以敬畏求洒落。
表面看来，明代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本体”与“工夫”，本体指心（或性）的本然之体，工夫指精神实践的具体方法；而在本质上，本体工夫之辩的境界含义是敬畏与洒落之争，这是我们把握明代理学的内在线索。
三、理性与存在
简言之，从朱子古典理性主义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外向性的立场转向主观性、内在性、主体性、内心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理学到心学的转向类似于黑格尔后，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到存在主义的转向。
如果说，康德哲学与阳明哲学的可比性主要在于伦理学方面而不在一般哲学特征方面，那么可以说，存在主义哲学与阳明哲学的可比性主要不在伦理学而在它作为思想运动的一般特征和主要的哲学趋向。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情绪主体和情感体验关注的问题。王阳明晚年著名“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个心之体相当于萨特‘反思前的我思’，海德格尔‘本真的生存状态’、‘基本的现身情态’，正是指情感情绪的本然之体。阳明所要吸收的无我之境，面对的正是情感情绪的自我，以使人超越一切消极的、否定的情绪情感，获得安宁、平静、自在的精神境界，在心体的意义上，就是返归人的本真的情绪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