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田武彦酒祭阳明“落星”之处
一五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王阳明（一四七二年生）落星（去世）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日本学者冈田武彦（ 一九〇九至二〇0四）带领的王阳明遗迹探访一行在王阳明落星之处青龙铺码头祭奠亡灵。
这是冈田为了完成其生命之作《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六次“追星”——踏着王阳明足迹进行实地考察——中的第四次，也是格外沉郁的一次。此时，江水呜咽，驳岸萧然，夏风微醺，岸杨无声。他想象着重病中的王阳明乘船时的场景，心中充满哀思。一行在王阳明去世的码头附近的竹林间集合，面朝南，在平地上摆出了祭坛和黄酒、清酒、威士忌三样祭品，以及馒头、水果，朝着河面恭敬礼拜，并吟诵王阳明的《泛海》。冈田至心朝礼，泫然泪下，只得以手帕拭面。其他人也都纷纷落泪。
其后，一行将绍兴黄酒、日本清酒和欧罗巴威士忌三种酒洒在河中。这可谓精心选取的供品：绍兴是王阳明的故乡，绍兴酒醇厚芬芳，象征中国文化。清酒代表日本，清亮澄澈、柔和爽口，对原料和环境有极致要求。其主要原料与黄酒一样是米，造酒过程都需要酒曲，糖化、发酵技术的运用和酒精度数也类似，但二者的颜色与风味却迥然相异，有人称其是借鉴中国黄酒的酿造法发展起来的。威士忌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复杂、华丽而多层次的酒，其在制作过程中经历了包括发酵、蒸馏和陈酿在内的多个阶段，这使其味道和香气丰富多样，需要细致入微的感官体验去品鉴。
三种酒于章水中交融，汇入赣江、长江，最终流进大海。冈田奠完酒，完成了一生的重大心愿。在大余县政府提议下，他又生出了新的决心—在此处立一座纪念碑。两年后，冈田筹集到了两百八十名日本友人和民间团体的出资，在浙江省社科院协助下，于王阳明落星之处修建了一个亭子，亲书“王阳明先生落星处”七个大字，并撰祭文《祭阳明先公碑》道：“青龙铺前落巨星。门人泣请师遗训，此心光明复何言。辛未岁季春四月，余与同志章水行，酹酒诵诗心愈切，万感交迫众呜咽，请建丰碑星陨处……扶桑群贤景仰公，在天之灵光千丈，气节风流自永生。”
为了研究和传播、推广阳明心学，冈田在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六年的十年间，曾七次组织考察王阳明遗迹，行程两万余里，中日共计两百多人次参与，跨越中国八个省、市、自治区八十余个市县，发起了三次募捐。他在纪行中记载，旅行的另一目的，是到实地亲眼见证中国和其五十二年前访问时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的巨大变化，阐述了中国古代思想的特点，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处的历史性地位以及中华民族的华夏意识。他对中国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脱胎换骨成一个崭新的中国充满了由衷的期望（岡田武彦：『中国と中国人』，啓学出版一九七三年版）。
王阳明九死一生，历尽艰险，义无反顾，勇敢前行；冈田也是不顾八秩高龄，进行阳明文化探访之旅。一九九二年五月，冈田武彦来到王阳明奏设的江西崇义县，本想亲眼看一看阳明先生平定南赣地域的山贼后手书的《平茶寮》纪功碑。此碑位于崇义县思顺乡桶冈村，离县城有五十多公里，且山路崎岖难行。而经过舟车劳顿，这位耄耋老人又是病愈不久，已没有力气走那段山路了。
以“忧世”为出发点、“体认”为方法、“归心”为宗旨的冈田学
冈田的“忧世”情怀构成了其为学致思的初心与动力。最初，冈田带着对人生及社会现实的困惑与苦恼学习西方哲学，然而在听了恩师楠木正继的王阳明《传习录》讲义后，他受到感化与启发，开始专攻中国哲学。在冈田之后的人生旅程中，阳明学成为将他一次次从无尽的烦恼困苦中拯救出来的力量。
冈田力图本着阳明学“人心有万物一体之仁”的原则诠释生命困顿问题的救赎。他认为，阳明思想中最为出彩的“体认”，其实是一种情感。西方哲学重理性，东方哲学重情感。他指出，如果把哲学思想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西方哲学是对枝叶的探求，阳明的东方哲学方可以看作“培根之学”，却往往为现代哲学界所忽视。尤其在“二战”后，处于美国占领政策下的日本对战前进行了全面批判，导致轻视日本传统思想文化的风潮逐渐占据了上风。然而东方思想相对西方而言，具有在实践中消除理论的倾向，这也将成为拯救西方科学文明弊端的巨大力量。在对王阳明《拔本塞源论》的讲读中，冈田认为日本世风日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功利之念的驱使下失去了作为人的本心。“王阳明感叹当时的世相人心道，良知之学不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心丧失。然而即便是现代，读到这里又有多少人能不出一身冷汗？”“拔本塞源”，即从源头上去除社会的、人性的渣滓杂质。冈田认为，如果人们遵从与生俱来的天地万物与自身一体的仁德，按照自己的才能和力量去工作的话，可以避免被功利之念污染，进而成就万物一体之仁的和谐社会。
踏访阳明落星地、遥想王阳明在当时当地的心境，对于冈田深入阳明研究、实践阳明精神起了重大作用。他回忆道：“那种感动，终身难忘。”（《王陽明大传》前言）返回日本后，他继续写作其从六十八岁开始执笔的巨著《王阳明大传》，并在九十三岁时完成。该书以《王文成公全书》为基本资料，参考了东正堂手抄本《阳明先生全书论考》等相关资料，并引用了墨憨斋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以及大量阳明诗文。这种写作方法与他对于阳明学的理解以及对常规哲学著述方式的反思紧密相连。他发现，传统的学术论文无法充分表达先哲们的思想，也不能将自己在阅读阳明学著作和《明儒学案》时对明末诸儒事迹的深刻感动传达给读者。因而，他采用了“内在性研究”的方法，引导读者通过“追体认”去设身处地地感受王阳明的体验、洞察阳明思想的精髓，并将其融入自身精神，在品行中自然流露出来。在教学上，冈田也是以这种方式实施的。他的弟子钱明回忆道，冈田对弟子的教诲基本采用了身体力行、寓智于情、行胜于言式的体验教学法。
相对于朱子学，阳明学在日本基本是作为“修己治人”的个人之学得到传承的。这种重视内在修养的特点持续到了近代，如代表性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一八七0至一九四五）在《善的研究》中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与阳明学有诸多关联，他曾在日记中抄录阳明诗句：“人人自有定盘针，万花根源总在心。”如今，日本的管理学、心理学等更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强调阳明学作为“行动哲学”的特点，试图引导读者的价值观念、疗愈社会上的问题心态。
冈田认为，日本哲学重视感性和实践性，并且比较含蓄，所以很多日本人对日本哲学并不十分了解。如何通过对东亚传统哲学的领悟与创新唤起当代日本民众对于“归心”的自觉，是冈田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他晚年发表的“收官之作”《崇物论》是其对该问题思考的集大成之作。
“崇物”——冈田晚年对于日本人与阳明学的思考
《简素的精神》（中译本名为《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中，冈田首先提出了“简素”这一代表日本文化特色的概念，表现形式上的抑制与极简，也可谓华丽的极致，是和歌俳句、绘画雕刻、茶道等日本文化形态的分析范畴。而第二个概念“崇物”则是贯穿于“日本思考”的终极理念，是在日常体认中的生态情感，即对万物充满崇敬和感激，奠定了日本人“归心”的情感基调，是其克服功利之心的“自家宝刀”。
冈田指出，扎根于日本民族性的日本哲学思想和阳明学存在很多共通点，所以比起朱子学，日本人更青睐阳明学。“崇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阳明学的思想滋养，以中国、西方为参照，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反思与归纳。冈田指出，相对于西方的“制物”理念，日本人往往将自然与人视为一体，无论是日常生活中在物品名称前所加的美化语，还是针对废旧物品进行祭祀的意识，都能体现“崇物”的思维方式。而日本人所崇的“物”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说的“气”。《传习录》有云，无论风雨露雷，还是五谷禽兽，与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在这里，“气”是把握自然与人类社会秩序的综合性概念，同时也承认了万物各自的特殊性与内在的统一性。
冈田同时指出，如果日本过分强调本民族的东西而拒绝西方文化，也会导致精神与世界观的萎缩和衰退。阳明称，“心外无物”，人皆有之的“心”作为气之妙动，也可称为“气灵”，这又体现了人作为尺度，去感知、思考、判断的地位与能力。“万物一体”“崇物”论需要建立在观物即科学思考的前提上，而“崇物”如能成为显存的意识，贯穿思考的全过程，则有利于直观、感性地把握事物之全体及根本，并提示对于自我的抑制。这种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是其为当代日本社会乃至人类命运开出的一张处方。《简素的精神》译者钱明在“译后记”中提到，杜维明先生曾希望能把《崇物论》用日、中、英三种文字出版单行本。
当前，西方社会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的讨论日渐增多，日本也正在积极响应。但高度的多元化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过度的多样性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会构成一定挑战，如果没有得到恰当管理，还会导致资源分配的问题。冈田曾讲，所有生命体都会在不知不觉中通过相克相生而达到共存共生的状态，但较之相克面，更应重视相生面。由“气”组成的森罗万象虽然具有无限的异质性，但既然都是一“气”所生，便都属于一个共同体，基于宇宙中“生生”变化的共同力量而相通。因而，歸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本心既不忽视文化的多元性，亦不片面强调孤立性、独特性、优越性，指向自我与社会、自然的整体性、统一性关系。
在人与自然、文明与文明之间呈现出扩大的分裂性的当今，一九九二年春天的那一天，绍兴黄酒、日本清酒和欧罗巴威士忌倒入滚滚赣江水，相互融合，顺势流到长江，最后注入太平洋的图景，内含着坚信百川东到海的笃定，以及在多元社会中追寻共通性、一体性的执着，彰显着文明交流互鉴、殊途同归的理想之义。
（《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 日] 冈田武彦著，钱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王阳明纪行——探访王阳明遗迹之旅》，[ 日] 冈田武彦著，徐修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