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报刊上刊登了几篇关于墨子思想的论文，涉及愚子思阶级实质、历史地位和其他一些问题。我想就两个问题谈一些看法：第一个问题是墨子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墨子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这里先谈第一个问题。

由于对于墨子思想的核心的看法不同，因此就产生了关于对墨子的估价和墨子哲学的阶级实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有的人认为“天志”、“尚同”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也有的人认为“兼爱”、“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还有的人认为“尚贤”是墨子思想的核心。这些看法，都有部分的道理，因为这些思想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都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看来问题在于如何从这些思想中抓住一个中心环节，从而把墨子的全部思想串联起来。

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有他的一个核心，孔子的“仁”，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庄子的“蔽于天而不知人”，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惠施的“合同异”，公孙龙的“离坚白”等等，这些思想都是直接地或者曲折地反映着这些思想家在阶级斗争中所代表的不同的阶级利益。那么墨子的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兼相爱，交相利”。抓住这个思想，就能够对墨子的全部思想进行正确的分析。

墨子本人是“士”这样一个阶层，他曾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可见他既不是统治人民的当权者，也不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者。但是“士”总得为某一个阶级服务。照墨子自己的说法，他虽不是直接参加生产的，但他是代表小生产者这个集团的利益的。他认为他的任务不在于直接生产，在他看来要做出对劳动者有益的贡献，就必须进行政治活动，只有通过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政治活动家的活动，才有可能改善劳动者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他说：

翟尝计之矣。翟虑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墨子·鲁问》）

当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时候，社会的分化也就日益明显，各个阶级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卫和发展其阶级利益，就出现了各阶级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代表者。墨子就是代表着小生产者特别是小手工业者的利益的思想家。虽然墨子个人的生活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和小生产者很不相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但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他是反映着那个阶级的要求，而且是要用他的政治主张来为那个阶级服务的。墨子已经看到仅仅靠他那个阶级成员的生产劳动，在阶级斗争中是不能有多大影响的，必须从事政治活动，通过政治活动，把自己的要求反映出来。这说明，当时小手工业者正在发展着，为进一步发展自己，才有这样的要求。

对墨子思想进行阶级分析，当然不能只靠上述理由就断定他的思想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判断其思想的阶级实质，应该对他的思想体系进行解剖。从《墨子》一书中看，他的中心思想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也称它为“义”。在他讲“天志”的时候，也突出地阐明“兼相爱，交相利”是“天志”的表现。墨子的“义”与孔子的“仁”是对立的。孔子的“仁”，是从剥削阶级的利益出发，对劳动者加以恩赐，这样好让劳动者好好地为他们劳动。墨子的“义”是从劳动者的利益出发，要求剥削者平等地对待他们，所以墨子的“义”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的意思。所谓“兼相爱”是要求社会地位上的一定程度的平等，反对世袭的世官世禄的贵族制度，也反对维护这一贵族制度的“亲亲”的宗法制度。所以，墨家的“兼爱”就和儒家的“亲亲”对立起来了。孟子认为墨子的“兼爱”是“无父”，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一主张会破坏维护贵族制度的“亲亲”宗法制。所谓“交相利”就是要求在交换中互利，这一点反映着这个阶级在经济上的要求。在墨家看来，“利”就是“义”，“义，利也”。孟子反对其他阶级讲“利”，而企图用他自己那一个阶级的“私利”冒充“义”，并推崇为全民道德原则。从儒家反对这一点看，也可以较清楚地看到墨子思想的核心。

再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与他的其他思想的关系上看，也可以证明墨子思想是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这个结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是他要求实现的目的。他是如何达到这一个目的呢？墨子就提出了“尚贤”、“非命”、“非攻”、“节用”、“节葬”、“尚同”、“天志”、“明鬼”等方法。在这些办法中，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积极地从正面来为实现其目的而斗争的办法。这是墨子思想中的主导方面，、包括“尚贤”、“非命”、“非政”、“节用”、“节葬”等；另一类则表现了小生产者一定的局限性和幻想，这就是“尚同”、“天志”、“明鬼”等。

墨子主张“尚贤”是因为已经感到非得有自己政治上的代人物参与政治，这样才能保证其要求的实现，否则不但不能改善其生活地位，而且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为了发展生产，小生产者需要和平的环境。在他们看来，战争不仅不能使小生产者的生产有所发展，而且会破坏生产，使他们破产，而破产的结果就会使他们沦为奴隶或农奴，因此“非攻”也就正是为了更好地通过交换来发展这个阶级的经济力量，而且战争又是完全违背“兼爱”的原则的。

墨子不仅认识到应该有能代表他那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治，而且这个阶级如果要发展，那就不能安于现状，听天由命，而是应为实现其“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理想而战斗，这就是他的“非命”思想。为了发展生产，壮大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的力量，作为小生产者思想家的墨子还主张采用节约的办法，否则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这个阶级就得不到发展。因此墨子考虑问题常常从节约“人力”和“物力”出发，并认为这样做是对民有利的，这就是他的“节用”、“节葬”的思想。

墨子的“尚同”和老子思想一样是反映小生产者要求统治者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在老子那里他只是要求统治者不要干涉，无为而治，让他们能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只是求个“自保”而已；但是墨子不仅仅是要求统治者不干涉，而且要求统治者积极实现他们的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为发展他那个阶级服务。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幻想，致使墨子对统治者抱着一定程度的幻想，这是有害的。可是这正反映着小生产者的特点。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说:“他们（按:指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有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其表现就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以雨水和阳光。”

墨子正是这样，一方面他要求参加政治，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自己这个阶级的力量不足，因此又要求当权的统治者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并不惜对当权的统治者表示拥护。和“尚同”思想相联系的是“天志”。“天志”一方面表现了这个阶级企图“天”来实现其阶级的要求，但另外一面也表现了这个阶级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实际情况——它不是一个自己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阶级，总得依附其他一个阶级(奴隶主或封建主)。这些都表现了这个阶级的力量不足，尚缺乏自信，要求借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其对现实的要求。“非乐”表现了小生产者对文化的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这当然是不能实现而且是有害的。

从上面的分析看，墨子的思想是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利益，特别是反映着正在向上发展的小手工业者的利益，这是大致不差的。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墨子思想的核心，就能够把其他思想串联起来，解决一些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