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思想观念尤其是核心观念的形成有其所属流派的殊异性，也有观念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论到“兼”这一概念，切不可视之为墨家专利。客观地讲，荀子才是先秦“兼”论的集大成者。从理论渊源看，荀子“兼”论导源于墨子兼爱学说，而似与先秦《管子》、儒家中庸学说等相涉。从“兼”论来源的广泛性，可窥探荀子批判熔铸百家学术于一炉的学术风格。若在儒墨之争背景下对荀子“兼”论进行审视，可见孟子与荀子有着截然不同的处理策略。孟子对墨家的壮大透露出了深深的忧虑与不安，并作出了相当过激的批判，甚至有人身攻击的倾向。与之不同的是，荀子对墨子既有刚性批判，又有柔性解构。具体到墨子“兼爱”之说，则主要运用了柔性解构的方法。

关键词：荀子；墨子；“兼”论；兼爱；述源

引言

思想家往往有其核心思想概念以及由概念联缀而成的特殊话语系统。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云：“古者文字无多，转注通用，义每相兼。诸子著书，承用文字，各有主义，如军中之令，官司之式，自为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灵修’，庄周之‘因是’，韩非之‘参伍’，鬼谷之‘捭阖’，苏张之‘纵衡’，皆移置他人之书而莫知其所谓者也。佛家之根尘、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若，皆是也。”[1]正因如此，一提到“仁”，便知是儒家核心概念；一提到“道”，便知是道家核心观念；一提到“空”，便知是佛家核心概念。此等观念，不一而足，兹不论列。一言以蔽之，儒释道三家用语之所以迥殊，自然有其思想逻辑、诠显方式、历史传承诸多方面的原因。

若套用前文所述之逻辑，提到“兼”这一概念，大多会联想到墨家与墨子。学界因而将“兼爱”之说视为墨子专利，进而将墨子视为“兼”论之唯一代表。实事求是地讲，“兼爱”属墨子标志性学说。此固然有其不可易之理，但若将墨子视为“兼”论之唯一代表者，则有失偏颇。因为此说遮蔽了其他学派、学者的相关“兼”论之说，尤其无视荀子“兼”论思想殊异之处与重大思想贡献。

墨子是“兼爱”思想之创辟者，殆无可疑。某一思想一旦产生之后，遂立即进入思想史领域成为一种公共产品，成为天下之公器。由此延伸开去，这一思想可能会成为其他学者、学派思想的基础性材料甚至成为思想再造的原点。基于此，作为思想史意义上的术语之袭用、诠释与发展，通常并非仅局限于此学派内部，亦会不时冲决学派樊篱，成为公用概念与话语。“兼”即是这样一个概念。借鉴他者学说是荀子撰作以形成自身思想的重要学术路径。“兼”论思想①是荀子对先秦百家思想进行批判与熔铸的重要理论成果[2]。这一成果是百家争鸣时代风云际会与荀子个人哲理运思双向奔赴所共同催生者，是时代思想趋于整合之势与荀子批判熔铸同频共振的思想结晶。

梳理一概念之进展，要先看其字源学意义。“兼”字初义于《说文解字》中表述甚明。其云：“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3]在后来的汉字语境中，作为单字之“兼”，由最初“持二禾”，不断发展为多重意思：“同时进行几件事或具有几样东西”，“兼并，吞并”，“尽，竭尽”，“连词，表示并列。和，与。”[4]思想脉络层面的“兼”在初义基础上，伴随着经典书籍及其作者的不断层积、阐发，发展出一众引伸义，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的特点。要想了解荀子“兼”论的思想来源，需要走进荀子之前的古籍中，去一探究竟。

一、荀子之前的古籍中“兼”字线索钩沉

（一）《尚书》《周易》《论语》之“兼”

《诗经》中无“兼”字。《尚书》“兼”字出现3次：“兼弱攻昧，取乱侮亡”，[5]88“文王罔攸兼于庶言”，[5]275“宾称奉圭兼币”[5]299，分别出自《商书·仲虺之诰》《周书·立政》和《周书·康王之诰》。其意依次为兼并、兼有、和。

《周易》中“兼”字出现4次，分别为：随卦六二《象》“系小子，弗兼与也”[6]68，艮卦《象》“兼山，艮”[6]194，《系辞下》“兼三才而两之，故六”[6]256，《说卦》“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6]259。观《周易》四“兼”，无甚高论，仅用“兼”之本义。《道德经》中“兼”字仅出现1次：“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7]此处“兼”是“聚起来”的意思，亦用“兼”之本义。《论语》中“兼”字亦仅出现1次。《先进》篇中有“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其中的“兼人”，郑玄注为“子路务在胜尚人。”[8]朱熹解为“胜人”，张敬夫解为“勇为”[9]122，杨伯峻认为，当以后解为上，并为了照顾“兼”之本义，以现代白话释为“仲由的胆量却有两个人的大，勇于作为。”[10]可见，在《尚书》《周易》《论语》中，“兼”仅为汉字中之一普通用字而已，出现频率较低，明显未得到思想家的重视。直到墨子出现，这种状况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二）《墨子》之“兼”

《墨子》一书，《汉志》著录有71篇，而后有佚失，今存仅53篇。从今本《墨子》可见，“兼”字出现高达132次。[11]47“兼”字出现频次之高，遍布篇目之广，可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所少见。此亦足见“兼”为墨子所常言，已经构成其哲学话语系统中的核心概念。墨子“兼”字用例之多，不仅远超前人，也达到了让后来者（如《孟子》《庄子》等）望尘莫及的程度。可以说，墨子大大开拓了“兼”字的构词，充实了“兼”字的意义，难怪后人提及“兼”，总要归功于墨子。墨子言“兼”，用语较为广泛且富有创造性，如“兼王之道”“兼爱”“兼而爱之”“兼而利之”“兼恶”“兼而憎之”“兼相爱、交相利”“兼则善”“行兼”“兼以易别”“以兼为正”“执兼”“兼士”“兼君”等等，不一而足。要言之，墨子言“兼”，主在“兼爱”，其论“兼”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正是“兼爱”学说。“兼爱”一语，突破了儒家仁爱的血缘亲情伦理之爱，是一种超越了现实层面，而走入理想层面、境界层次的大爱。现实人的爱只能是有亲疏远近之仁爱，只有宗教之爱才能超越等级、血缘等。此亦不难窥见墨家的兼爱思想确乎具有宗教性的特点，与基督教的博爱观念十分相似。

（三）《庄子》之“兼”

《庄子》中“兼”出现17次，有“兼怀万物”，“兼济道物”，“兼忘天下”，“兼爱无私”等语。“兼”出现频率虽不低，遣词造句亦属精当恰切，但在意义阐发方面，实并无多大突破。其中较有哲理的一段当属《天地》篇所云：“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12]此处连用5个“兼”字，皆为兼有、统领、统率之义。技、事、义、德、道、天，此六者，依次超拔跃升，彼此之间存在统属关系。在《庄子》以道观物、道举万事的哲理运思中，“兼”获得了某种意义的提升。由于其理论重点不在“兼”，而在“道”，故“兼”之思理意蕴跃升幅度并不太大。

（四）《孟子》之“兼”

检索《孟子》中的“兼”，约有12次。其意义维度也未有突破，并无明显理论特色可言。概括来说，主要有四种用法。一，加倍。如“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兼金”，赵歧注为“兼金，好金也。其价兼倍于常者，故谓之兼金。”[13]217此“兼”义为加倍。兼金在价值上高于普通之金。二，兼怀、兼并。如“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3]380焦循《孟子正义》引《荀子·非相》“兼术”杨倞注“兼容之法”，指出“君子之容物，亦犹天子之同徐方。”[13]381此是兼怀、兼并之意。需指出的是，兼并不纯指武力占领之，亦可涵有兼容、兼怀等以德怀柔的意思。三，同时、都。如“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13]176意谓孔子将德行与文辞同时具而有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13]472意谓周公想同时以夏、商、周三代之王为榜样。鱼和熊掌，生和义“二者不可得兼”（2次）[13]648“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13]653“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3]737以上诸句，“兼”蕴含都、全、同时诸意。四，墨子“兼爱”之说（2次）。孟子在批评墨子时提到其“兼爱”思想，（1）“墨氏兼爱，是无父也。”[13]377（2）“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13]758孟子沿袭了“兼”字传统用法，由于其所用“兼”较为全面，某种意义上已经集齐了“兼”字所有的语义，为进一步实现“兼”的学术思想层面突破奠定了良好的语料学基础。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兼”最初为普通汉字，后在典籍中不断被展现、阐释，到了《墨子》《孟子》《庄子》诸典籍，运用频次上升，重视程度提高，尤其在《墨子》中被大量而广泛的使用，并从哲理上进行诠解，一变而成墨家原创性的理论学说。至此，“兼”字应用不断扩大，思想意义不断延伸的脉络朗显开来。通过对古籍中“兼”字的梳理，可以看到“兼”字随着时代而发展，随着思想家视野而转化，大致经历了从无视到重视，由本义到引申义，由普通字词到哲理概念的逻辑发展历程。具体而言，《墨子》一书是“兼”字使用的一道分水岭，在其之前的典籍中，出现寥寥无几。在其之后的《庄子》与《孟子》中，“兼”出现频率明显高起来。

二、荀子“兼”论思想渊源与理论背景审视

（一）荀子“兼”论源自墨子而超越墨子

据佐藤将之统计，今本《荀子》“兼”字，出现频次达76次之多，在先秦西汉思想文献中仅次于《墨子》的132次。[11]47不由得让人感叹：荀子竟然如此重视“兼”概念。《荀子》中有兼权、兼利、兼术、兼覆、兼服、兼制、兼临、兼并、兼听、兼技、兼官、兼人、兼容、兼爱等大量“兼”组成的复合词，且词义背后蕴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勿庸讳言，荀子“兼”论并非思想原创，而与墨子“兼爱”说密切相关。荀子作为百家争鸣的终结者，对当时几乎所有思想流派与思想家进行过批判式解读与熔铸式改造。墨子作为墨家之创始者，其思想自然也尽数进入了荀子思想视域。若谓荀子不受墨子影响，独立地提出“兼”论，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不符合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熊公哲《荀卿学案》中即明确讲到，“荀子之学，其参于墨子者，固亦多矣。是故墨子以可用为善，而荀子以益理为中；墨子以中利为义，而荀子以两得为兼。”[14]若谓荀子“兼”论纯属全盘接受并袭用墨子“兼爱”，恐亦有失学术公允。平心而论，荀子“兼”论化用而非完全蹈袭墨子之“兼”，是古木发新枝，是阐发式的学术创造。

不可否认，荀子对墨子多有批判。今本《荀子》如《非十二子》《富国》《乐论》诸多篇章皆有批驳甚至讥讽墨子与墨家之语。如对其“私忧过计”的批评，对其“非乐”的批驳，对其“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的批判。批判一面既多，使得人们经常忽略了荀子对墨子尚有熔铸一面的思想事实。荀子对墨子确乎有大量批判，但批判的目的不止于批判，而在于融通、超越。对于墨子的某些合理化的观点，荀子还是接纳并融通贯注到自己哲学体系之中。其中显明者，莫过于“兼”。

此外，再如《荀子·正论》“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15]316一语与《墨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句相关性极大。此处语言极为相似，仅加两个“同”字。《墨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句出现频次极高，经检索，凡14见。在《尚同》1见：“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6]此外，类似语于《兼爱》3见，《非攻》1见，《节葬》1见，《天志》1见，《明鬼》2见，《非乐》3见，《非命》1见，《非儒》1见。“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字句层面的相似，背后显示的则是荀子对墨子功利主义倾向某种程度的赞同。这也凸显了荀子实持有限度的功利主义，与孟子“何必曰利”式的完全摒弃功利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根本性不同。可以说，荀子的功利主义是对孟子道德理想主义与墨子极端功利主义的纠偏，是走了兼二者而一之的“中庸”之道。

再如，公认为是墨子术语的“兼爱”在《荀子·成相》中即出现，《荀子·富国》中亦有“兼而爱之”“兼而利之”等语。钟泰在解释“兼而爱之，兼而制之”时，便认为“‘制’亦‘利’字之讹。兼爱、兼利语本《墨子》。”[17]由此可见，“兼爱”语本于墨子，而荀子借用之。不能忽视荀子对墨子某些思想、术语、概念，甚至语言存在着借鉴、化用、熔铸的一面。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荀子“兼”论与墨子“兼爱”学说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荀子“兼”论又自有其独特的理论运思，有其超越墨子“兼爱”论的思想魅力。同时，这也构成了荀子批判熔铸墨家学派的重要证据之一。

荀子“兼”论无疑受到墨子“兼爱”思想之影响。而令人振奋的是，荀子“兼”论不但不比墨子逊色，而且出于“墨”而胜于“墨”，还具备了相当深刻的哲理意涵，甚至达到了墨子所未曾触及的哲学高度、思想广度与理论深度。

（二）荀子“兼”论的其他可能来源

1.《管子》

《管子》一书，“兼”字用例，在所多有。考虑到此书为稷下作品汇编的性质以及荀子长期居于稷下游学、讲学的史实，当有借鉴《管子》话语之可能。正如胡家聪所认为的：“《管子》书系稷下‘百家争鸣’的投影。”[18]审如是，则《管子》一书所述及内容，当与荀子居稷下学宫时，有共同之话语背景。《管子》一书既有表达墨家学说的“兼爱”，又有兼官、兼覆、兼载等话语。其用法与《荀子》用例基本无别。仅其用例未若荀子频繁，其意蕴未及荀子深邃，其体制未及荀子系统罢了。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管子》《庄子》等书都提到过‘兼爱’。……凡此皆可看出墨家思想的影响。”[19]75早在《管子·版法》中，稷下学者便留下了“兼爱无遗，谓君”[20]119的表达。《管子·版法解》中则进一步解读为，“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道之，便其势，利其备，爱其力，而勿夺其时以利之。”[20]1119君主兼爱无遗的胸怀正是良善政治之本源。

另外，被学者视为稷下学著作的《黄帝四经》中“‘兼爱’一词多可以用‘公’字来替代，因此，《四经》的‘兼爱’，一方面是对道的形容，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指法度的公正无私。在这点上，《管子》《文子》与《四经》接近。”[19]76《黄帝四经》虽与《管子》关联甚密，其相关的“兼”思想对荀子“兼”论是否有直接性的影响，则未可轻言，尚需更加扎实的证据。

2.儒家中庸之道

荀子“兼”论与儒家固有的“执两用中”式的中庸之说亦有理论联系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9]22本身即契合荀子的兼权之道。中庸之道构成了荀子“兼”论的重要儒家思想传统。加之荀子“兼”论所涵摄的领域广泛，远远超过墨子兼爱之说，可视为中庸之道泛化的理论成果。

在荀子这里，中庸之道已经转化为具体化运用：术。荀子在原则性“道”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灵活性的“术”层面，比中而行，是中庸之道，是礼义之统，是治国法则，也是处世之术。“兼”论可在各个层面铺展，无论是“知者之举事”中的“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15]111，还是“治气养心”中的“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溼、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15]25-27等等，无一不是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表现，无一不是道术之合一。

“兼爱”一词，固然可以视为墨子之专有名词，但其不可独占此词。此词可为包括荀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所使用、改造、利用与发挥，而成为其思想中之一重要概念。荀子选用此词的来源是开放的，既来自墨子，也来自稷下道家，亦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启发，甚至可能来自庄子等。可以肯定的是，之前各家关于“兼”的论述，极大地启发了荀子，为其熔铸、综合打下了基础，而荀子的熔铸、创造才是其“兼”论的内在根源。

三、儒墨之争背景下的“兼”论审视：孟荀的不同处理策略

（一）孟子对墨家的担忧与抨击

若将视角置诸儒墨之争甚至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之中来审视，荀子“兼”论的理论批判与超越意味就更浓烈了。据《孟子·滕文公下》所言，“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3]377孟子所处之战国中期，儒家在百家争鸣中并不占优势，当时杨、墨之学才是颉颃齐飞的显学。杨、墨之学据孟子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3]377杨、墨的标志性学说分别是为我与兼爱。如果说杨朱的“为我”达到了个人主义的极致，墨子“兼爱”则达到了集体主义的顶峰。势同水火的两派对当时学界的吸引力竟达到了平分秋色的程度。孟子对杨、墨异端作出了无君、无父的理论评价后，将之俱归于禽兽之道。孟子还不无忧虑地提到，当时思想界的流动情况是：“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13]825赵佑《温故录》云：“此节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与杨墨辩者，有如追放豚然，惟恐其不归也。”[13]826学者往往在逃离墨家、杨朱一派道家之后，才会归于儒家。在学者的向心力方面，儒家仅居于墨家、杨朱派之后，属第三序列。这样的归属路径与学界位置，让孟子满心忧虑。

在孟子等儒家人物的不断努力下，到了战国末期，争鸣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韩非子·五蠹》云：“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21]443再据《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後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21]453-454如《韩非子》一书记载，战国末期思想界“不归杨，则归墨”的局面被儒墨之争所取代，杨朱一派衰落，儒家地位上升。墨家学派之所以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是，其与儒家思想方面的亲缘与渊源关系：“皆称先王兼爱天下”，“俱道尧、舜”。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其代表性学说“兼爱”在彼时乱世有着浸润、鼓舞人心的宗教性作用。如此看来，墨家学说仍然风靡，孟子的担心并未解除，纯粹的批判式解构、一味的情绪化抵制已然不能奏效。

（二）荀子对墨子“兼爱”的柔性解构

荀子是儒家，重视血缘亲情纽带作用，重视君臣上下分别，当然不可能接受墨家一视同仁的“兼爱”之“爱”。于是，他另辟蹊径，对“兼爱”进行了别样的“围剿”。一方面，对墨子天志、明鬼、非乐、节葬等学说进行无情而强硬的指摘，可称为刚性批判；另一方面，对墨子“兼爱”说进行了隐性批判，可称之为柔性解构。

柔性解构表现之一，荀子将“兼爱”之“兼”，以同情之了解并进行了扩大化解释与哲理性运用，使其成为一种方法论。仅从“兼”字使用数量来看，墨子当仁不让地成为先秦诸子中最多者。其使用虽多，但其所论及者基本是“兼爱”之义。兼爱之说为墨子核心观点，固然有强调之必要，但亦可以看出，墨子论“兼”维度较为单一，远未及荀子论“兼”所达之广度与深度。在先秦诸子中，荀子论“兼”字在数量上仅次于墨子，而远超他人。荀子论“兼”较为集中且系统，将“兼”置于整个先秦学术史的角度加以运用、架构，集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与认知哲学于一体，兼顾到了本体与方法、德性与知识等诸多层面，具有系统建构与思想贯通的特点。易言之，荀子“兼”论是在墨子兼爱说、儒家中庸说等的基础上，进行批判熔铸之后，以一种十分巧妙的方式创造而出的新“兼”论。

比如荀子兼权之道强调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因事变应。即便在丧礼中亦有兼权之道。荀子认为，“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故文饰、粗恶，声乐、哭泣，恬愉、忧戚，是反也，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15]353此处的“礼”为丧礼，其中的损益兼用是为了平衡贤与不肖者的哀情，是“称情而立文”，是为了平衡生者与死者，使既不致于“隘慑伤生”，又不至于沦为禽兽。

荀子指出，兼制天下对于统治者是一种考验。如春秋首霸齐桓公有天下之大知、大决、大节，因而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荀子说：“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15]284此正所谓，打天下易，守天下难。此处“凝”有凝聚、巩固、稳定义。荀子列举了齐国兼并宋国、燕国兼并齐国、赵国兼并上党而不能“凝之”的历史事实，说明兼并一国不难，难的是守住民心。倘若能“得之则凝”，则“兼并无强”。兼人之国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能够凝聚民心。

荀子“兼”论已经成为一种方法论，下可与百姓日用之礼相联，上可与统治者治理天下、凝聚民心相涉，成为一种上下贯通、形式灵活、方法多样、运用广泛的新“兼”论。

柔性解构表现之二，荀子不再回避“兼爱”一词，在思想中直接引而用之。孟子出于对墨家的忌讳，虽有“兼所爱”“兼所养”的讲法，但对其“兼爱”这一词汇始终讳莫如深，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以与其保持距离。荀子的理论心胸更加豁达，不再回避作为墨子学说专用名词的“兼爱”，采用更加超越的态度，直接用之以表述自身思想。如《富国》篇“兼而爱之”，《成相》篇“泛利兼爱德施均”，均是此例。如此，墨子“兼爱”中的合理性因素被借鉴而用之，不仅视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则，也化为了社会治理层面的方法，且主要是将其从国家、社会治理层面进行运用，极大地减少了血缘家族方面可能与仁爱带来的冲撞。为了更加顺适地实现这一点，荀子虽然与孔孟一样讲仁爱，但其重点已经转向了社会层面的兼爱。若如墨子一样只讲“兼爱”固然温暖，但终与现实相隔悬远。荀子以兼覆、仁厚之礼政以实现全面管理，将墨子“兼爱”说之一义而扩充为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权之、兼而制之、兼而利之等多义，使之更为理性、全面、系统，也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化意义。

柔性解构表现之三，荀子并未像孟子那样针锋相对地批判墨子“兼爱”之说，仅在《非十二子》中以“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等语概括批判之，而将理论批判的“火力”集中于墨家的其他学术、政治观点。如墨子所谓的天志、明鬼在荀子《天论》天人相分的思想中被驳斥的无处落脚。墨子非乐的思想在《乐论》中以多处“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进行了正面驳斥。至于节葬，在《正论》中对“太古薄葬，棺厚三寸”的世俗之说进行了侧面反驳，在《礼论》中对丧礼进行的大量细致的记录与描述则从实际上，对墨子节葬之说进行了打击。如此一来，墨子成为荀子思想体系中处处被动挨打的“游魂”，失去了依托与止泊处。

荀子以正面驳斥与侧面反驳相结合的方式，以刚性批判与柔性解构的方法对墨家进行的反击，既体现出了荀子的学术策略，也彰显出其思想自信，以差等与兼爱间的平衡，隐性化解了二者可能的紧张，体现出了荀子先秦思想集大成者的理论担当与思想创造。

结语

综上，从荀子“兼”论述源可见，其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已然达到了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所不曾到达的高度，具备了相当丰富而完善的思想内容。作为战国学术思想合流的重要担纲者，荀子“兼”论汲取了墨家“兼爱”学说，熔铸了儒家中庸、仁爱、礼义、权变等思想，并将儒墨各家之说融会贯通、冶为一炉，更加之以独特的理论思考与创造，终成包蕴丰厚、综合创新而又独具特色的新“兼”论。因此，提到“兼”这一概念，不仅应当想到墨子与墨家，也当想到荀子与儒家。

注释：

①作者曾撰《荀子“兼”论大义述》一文，将荀子“兼”论概括为一个思想体系，涵盖“兼覆、仁厚之礼政”，“权、兼别、兼利之法则”，“兼人、宽容之术治”三大层面。现从思想史文本的脉络中思考荀子“兼”论的思想渊源，而成此《荀子“兼”论思想述源》，恰似“前传”。此二文可谓姊妹篇，合观可也。

②需要注意的是，中庸之道是儒家乃至中国文化长久以来的思想传统，其并不以《中庸》的成书始成立。《中庸》一文正是对儒家中庸之道的描摹，是中庸思想高度发展的结晶。《中庸》与《荀子》的时间先后与思想联系，学者多有探讨。从时间上来看，《中庸》后于《荀子》；从思想关联来看，《荀子》影响到了《中庸》。具体可参见：1.佐藤将之.《荀子》与《中庸》：荀子思想对宋学影响的一形态[C].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1）：577-593。2.梁涛.荀子与《中庸》[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73-7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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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教授）

原载 《临沂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