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几部经典之一，《道德经》（又称《老子》）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长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从这部书问世的春秋战国之交起，一直到现在约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它有过数以千计的注释者。除了最著名的河上公、王弼之外，竟然也可以发现好几位皇帝的名字：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宗等；由于唐朝的皇帝自认是该书作者老子的后裔，它还有过被当作“红宝书”收藏并阅读的时代；这部书也有着不同的面孔，既是哲学的宝典，又是宗教的圣典；它是被翻译成外国文字种类最多的中文书籍；甚至在二十世纪的出土文献中，它现身的次数也是最多的，从敦煌卷子、马王堆帛书到郭店竹简，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呢，其主旨和精神何在？以下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问题。
君人南面之术
“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虽说班固针对的是整个的道家，但《道德经》该是他做出如此概括的主要依据。应该把道看作是老子要求君王们走的路，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王并不是最大的，在王之上，还有地、天、道等需要敬畏和效法。
首先从读书开始。我们面对一本书，从哪里读起，怎么读？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好比遇到一个人，怎么去了解他并做出一个判断？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经验和说法，就我自己有限的读书心得来说，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先立乎其大者。读过《孟子》的人都知道，我这里借用的是那里边的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矣”，这话原本是说修身的，但确实可以引申到读书上面来。很多人读书，小的地方看得很认真，这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如果因此忘了大的方面，就有了“逐万物而不反”的偏差。孔子读书，是很看重大处着眼的，如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就是先立了读《诗》的大者。有此境界，读《诗》才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道德经》来说，它的大者是什么呢？从不同的角度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如王弼说是“崇本息末”，河上公说是“自然长生”，这当然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我还是比较同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
这里最重要的断语是“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虽说班固针对的是整个的道家，但《道德经》该是他做出如此概括的主要依据。这一方面是由于老子在道家学派中拥有的创始者地位，另一方面也比较合乎实际的情形。众所周知，从《庄子》到《史记》，都说老子具有周王室史官的身份。如果考察《老子》一书，其中对天道的重视和推崇，对历史及礼制的熟悉和了解，辨证的思维方式以及以侯王为主要的说话对象，都体现出史官身份的特点。杨雄在《法言·五百》中曾经说：“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老子和孔子学术的差异。老子继承了“史以天占人”的特点，所以全书中都充满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味道。孔子则罕言天道，尽人事而畏天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所说正是这一基本的事实。
有周一代，史官乃是学术的大宗，知识的渊薮。其最重要的职责，正是利用有关天道和历史的知识，充当天子或者侯王的顾问。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史官活跃在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的政治和思想舞台，如伯阳父、史伯、内史叔兴、史墨等，与天子或者侯王大夫们进行对话。这些正是老子的先驱。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老子说话的对象也并非普通的百姓，而是君主们。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和“圣人之治也”的问题，显示出该书的主要关怀，即在于君主应该以何种方式统治百姓，管理好国家。书中出现了大量的“侯王”或者“王”、“万乘之君”等字样，都表现着作者的兴趣所在。他是想以帝王师的身份给他们说法，内容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
如我们所知道的，古代的房屋或者宫殿，都是面南而建，君臣相见之时，君主南面而坐，臣子北面而立，所以有“南面称君，北面称臣”之说。“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统治术或者统治方法之义。对统治术的探讨，一直是古代中国思想家们最感兴趣的领域。譬如老子之前有《尚书·洪范》，借箕子和武王的对话铺陈出“九畴”，提出天子统治国家的九项基本原则。老子之后这方面的内容更是丰富之极，大凡有关“君道”“主术”的探讨都属于此类。
但《道德经》有它的特别之处，一是全书均围绕此立说，“言有宗，事有君”，对《老子》而言，其言之宗、事之君就是君人南面之术，不像很多书只是把这当作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这也许正是很多帝王喜欢它的主要理由。二是其所谓术有道作为支撑，因此呈现出理论深度和系统性。道术是古代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字眼，道偏重于指一个比较普遍而抽象的原则，术则是具体的技术和方法。道术一体使得《道德经》所说的统治术不只是处理君主和百姓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它和宇宙法则即道和天道联系了起来。这使得老子的思考始终不局限于人的范围之内，而在天人之间寻找一种交集，使其学术呈现一种天人之学的特点。三是提出了颇有特色的统治方法，这个方法以无为和自然为核心观念，很明确地与儒家仁义教化的理论相对立。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上，儒家的教化理论和道家的自然学说交互为用，对立互补，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来阅读的《道德经》与作为其他任何什么东西譬如宗教或者哲学的《道德经》很显然是不同的。也许我们不必过分地关注道到底是本原还是本体，也不必执著于那些千篇一律的分析框架，像宇宙论或者本体论、认识论以及辩证法或者相对主义等等。我们应该把道看作是老子要求君王们走的路，指导着他们如何面对百姓、世界，特别是他们自己。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王并不是最大的，在王之上，还有地、天、道等需要敬畏和效法。我们不必把某些词汇（道、德、心、虚、无、有等）概念化或者神秘化，它们的意义其实非常具体，而且并不难于理解。这正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矣”的主要意图。
柔弱的意义
全部的《道德经》五千言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个“柔”字的解说。柔弱指的并非某种实力，而是一种态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老子提出了以节制权力为核心的无为和自然的理论。这是“柔道”在统治术中的明确体现。
如果说老子所述主要的是君人南面之术，那么构成这个“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东西，核心总是简单的，但和深刻并不矛盾。历史上很多人用很简单的字样来概括一个人或者一本书的思想，吕不韦主持的《吕氏春秋》甚至只用一个字——《不二篇》提到“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都是很恰如其分的评说。因此，老子之道其实就可以用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个体育项目——柔道来概括。全部的《道德经》五千言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个“柔”字的解说。
据说老子有一个老师叫常枞，他教老子的方式正是《道德经》一直强调的所谓“不言之教”。常枞只是张开他的嘴巴，人们看到的是已经稀疏的牙齿和依旧灵活的舌头。于是老子从中领悟到了“舌柔常存，齿坚易折”的道理。这个故事也许不是真的，但《道德经》所讲的与此并无二致。先看一下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人活的时候总是柔弱的，死后则是僵尸一个。充满生机的草木柔的可以随风摇曳，死后却是难逃的枯槁。老子从中看到的是：坚强只会导致死亡，柔弱才是生命的法则。既然如此，人为什么不放弃刚强呢？七十三章说：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这更像是对常识的颠覆。当我们都认为勇敢是一种美德的时候，从老子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却是冷笑和嘲讽的目光。确实，很多勇敢的人在勇敢中死去，就像是庄子描绘过的那个“怒其臂以当车辙”的螳螂。知其不可而为之，你能说它不勇敢吗？但留给世界的也许只是一个笑料，或者一个成语——“匹夫之勇”。勇敢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美德，它必须和智慧结合起来。这让我想起《中庸》里面曾经提到“三达德”，所谓的“知、仁、勇”。它们排列的顺序是很有意义的，“知”应该是最重要的，没有“知”的仁或许是愚人之仁，没有“知”的勇就只能是匹夫之勇。所以有时候“勇于不敢”比勇敢要好得多。从这样的思考，老子提出了他的三宝说：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
这是生活的三件法宝。慈是宽容和忍让，俭是节制和收敛，不敢为天下先是居后和不争。很清楚，这里体现的都是柔弱而非刚强的姿态。在这里，我们对柔弱可以有些更多的了解，它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通向某个目的的工具。慈的结果是勇，俭的结果是广，不敢为天下先，反而可以成为器长。《道德经》对这一点是再三致意的，有很多文字表达的是类似的想法，诸如第七章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二十二章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的“是以圣人于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译文：因此，圣人要领导民众，必须用言语对民众表示谦下；要想成为民众的表率，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民众之后。所以圣人居于高位而民众不感到重负，居于前面而民众不感到利益受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为君人南面之术的《老子》的“术”的一面。
但柔弱不只是“术”，它同时也是道。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译文：道的运动变化是循环往复的，道的作用渺小而无形。天下万物是从“有”中产生的，而“有”却来自于“无”。）老子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一个隐秘的规则，那就是相反相成，有无相生。变化的过程往往不是一个直线，而是一个曲线。如果你问一个数学老师，两点之间什么线最短，他一定会告诉你是直线。同样的问题提给老子，答案就会相反。通向“有”的最好方式并不是“有”，而是“无”，有生于无，这就是“反者道之动”。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弱者道之用”就成为必然。道是柔弱的，正是借助于这种柔弱，才能够保持其万物之宗的地位。
在老子这里，我们必须了解，柔弱指的并非某种实力，而是一种态度。这部书首先是写给侯王们看的，他们当然是强者，也是当然的强者。对于强者而言，柔弱的态度更像是示弱，而不是真正的软弱。柔弱是强者的德行，而那些原本就很弱的人，也许他们应该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强一些。这里顺势就可以进入到《道德经》的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译文：知道什么是雄强，却安于柔雌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沟溪。甘愿做天下的沟溪，永恒的道德就不会离失，即可回复到像婴儿一样单纯的状态。）雌雄原本只是表示动物性别的词，道家却常常用来指称刚强和柔弱两种态度。老子理想的圣人该是知雄守雌的，他知道自己有坚强的实力，但却抱守着柔弱的态度。这种“雌雄同体”的人是难以战胜的，因为在对手有可能战胜自己之前，他们先战胜了自己。从根本上来说，柔弱乃是自我控制的艺术。五十六章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里所挫的并不是别人的锐气，而是自己的锋芒；所和的也不是别人的光耀，而是自己的精彩。根据老子的理解，锐气和锋芒正是造成冲突导致灭亡的原因，因此和光同尘也许是不错的选择。这就意味着自我的控制，控制自己的欲望、权力等等。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
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的任务被看作是认识你自己。老子同样把自知视为比知人更要紧的智慧。但是自知是不能够脱离开知人的，知人才能够知道自我是有界限的，并给了解自己提供一面镜子。自知的本质在于给自己确实地划下一个界限，它的结果也就是知足或者知止。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战胜。重要的不在于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战胜别人只代表你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战胜自己才是当之无愧的强者。因此，强者和逞强完全是两个世界，真正的强者恰恰是通过示弱才得以呈现和实现。
我自己阅读《道德经》，最喜欢的四个字是“光而不耀”。光代表着光芒、成功、权力、才干、美丽等等，相当于前面提到过的“知其雄”的雄。有光的人总是有些耀眼，但要注意别太耀眼。过于耀眼，刺的别人挣不开眼睛，就容易引起反弹，反过来伤害自己。这是一个矛盾，但能够处理好矛盾才是智慧的标志。这个标志在老子这里就体现为自我节制，《道德经》一定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一个人自我节制程度和其智慧程度是成正比的。有才的人不必炫耀他的才，他应知道，有才本身已经是罪恶，因为他显得别人不是那么的有才。如果他还恃才傲物的话，就是罪上加罪了。前一种罪是天作孽，后一种罪却是自作孽。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权力、财富等的拥有者都应有如此的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老子提出了以节制权力为核心的无为和自然的理论。这是“柔道”在统治术中的明确体现。
清冷的智慧
《道德经》整体的感觉是清冷。你会震撼于它的冷静。无为和自然可以互相定义，但他们的主语刚好相反。无为是对君主的要求，自然则是在君主无为的前提之下百姓所获得的生存状态。君主无为，百姓才能自然。“道法自然”这句话，其实说的是道并不主宰万物，而是效法其自然。
阅读道家的著作，会有和阅读儒家著作非常不同的感觉。如果拿温度来做一个比喻的话，读儒家书的感觉，套用一句歌词，就是“读你的感觉像春天”，有时候甚至像夏天，很温暖或者热烈。儒家确实也很喜欢“温”这个字，《论语》中就出现很多次，譬如“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色思温”等。这种气质上的温当然是其仁民爱物之心的体现。但读道家的书如《道德经》，整体的感觉却是清冷，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掉进了冰窖。你会震撼于它的冷静，有些人看来可能是阴险和狡诈。譬如我们熟悉的三十六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个世界有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法则，它不会因为你的心情或者别人的愿望而改变。老子发现的法则是物极必反，即“反者道之动”。因此，无中可以生有，处后反而可以居先，无私可以成就私。这个法则的运用，于自己是示弱，用来对付别人，则是助其逞强。强到极处，走下坡路甚至崩溃就是无法避免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这个法则，即便偶然发现了也并不能够有效应用。这需要孤独和虚静的经验。十六章的话是这样说的：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译文：极力使心灵做到虚静澄明，努力使心灵坚持清净无为。万物蓬勃生长，我就可以凭借虚静的本性看出万物循环往复的道理。万物纷纷纭纭，但最终各自都要返回到它的本根。返回本根就叫做虚静，虚静就叫做复归本性。复归本性就是万物变化运动的规律，懂得了万物变化的规律就是明智。不懂得万物变化的规律而轻举妄动就会出乱子。）致虚守静，即让自己的心灵达到虚静的状态，这乃是知常及了解客观法则的前提。不知道这是不是得自于老子曾经作为史官的工作经验，但一定是很符合老子的形象的。如果我们要给老子画一个像的话，那该是一个躲在角落的孤独的智者，而不是一个被鲜花簇拥着的仁者。《道德经》二十章说：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和世界的隔离，以及孤独和清醒。他不喜欢熙熙攘攘的热闹，在热闹中，人是容易迷失自己的。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也许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当你置身于一个琳琅满目的市场，有时候你真的感到无所适从。当全部的生命一直都向外追逐的时候，情形比这好不了许多。所以需要隔离，隔离产生智慧。当老子选择放弃王官的身份，成为一个隐士的时候，他选择的正是这样一种隔离。这种隔离可以让你安静下来，如诸葛亮所说，产生致远的效果。以上所说都还只是个清冷的形象，我们更关注的该是清冷的思想。儒家的核心是仁爱，而道家对此一直抱着深刻的怀疑。《论语》《孟子》一直在呼唤着“仁义”的君子和推己及人的“德政”与“仁政”，但《道德经》却展开着另外一个思想空间。初看之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译文：天地无所谓偏爱，对万物一视同仁，把万物看成是用刍草扎的狗一样；圣人无所谓偏爱，对百姓一视同仁，把百姓看成是用刍草扎的狗一样。）是大逆不道的，更不要说什么“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译文：社会政治秩序荒废了，就有了对仁义的提倡；聪明智巧出现了，就有了严重的伪诈行为。亲人间出现了纠纷，就有了对孝慈的提倡；国家陷于混乱不堪，才出现忠臣的品格。），或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惊世骇俗的字眼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老子为什么要否定和拒绝看起来很美好和神圣的仁和义？爱和教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妨重点分析一下三十八章，这也是《老子》下篇的开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译文：上德的人不表示为形式上的德，所以是实在有德的；下德的人自以为不离失德，所以实际上是没有达到德的。上德的人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下德的人表面上顺应自然而实际上是有心作为。上仁的人有所作为而实际上是无意而为；上义的人有所作为且纯出有意而为。上礼的人有所作为而得不到回应，于是就伸出胳膊强拽人们服从。所以失去了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失去了义而后才有礼。礼是忠信不足的产物，是祸乱开始的源头。）
德有上下，其间根本的区别在于无为还是为之（有为）。上德是无为的，下德则是有为的，虽然其中有着层次的区分，如仁、义和礼。在老子看来，为之总是有心的作为，因此也就成为祸乱的根源，成为下德。道理很简单，这个心原本只是私人的，却要变成公共的。在这个由私人的心向公共的心推行的过程中，做法可以有软硬之分，刚柔之别，如孟子强调的王道（儒家）是属于柔性的，霸道（法家）则是刚性的，但其实质并无不同，都是要大家接受某个人的主张。可以想象，对很多人来说，这种接受的过程就是放弃自我的过程。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这正是老子说“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的理由。原本创作来安排秩序的礼倒很可能成为制造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因为它的依据不是天理自然，而是人为的造作。
与此相比，仁义也好不了许多。在儒家那里，仁义是作为秩序的礼的基础。仁的最基本规定是爱人，其内在基础是一个恻隐之心。义的最基本规定是正直，其内在基础是羞恶之心。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想当然的美德。但老子有另一番思索。无论仁义看起来有多么美好，总是有心的。有心的行为就难免独断的色彩，于对象而言会有强加的味道。譬如《论语》上面说的忠恕之道，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里面都包含着一个推己及人的意思，其背后的假设是人类的普遍性。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既然如此，他们应该是共同的，有共同的心，共同的爱和恨。对儒家来说，这是一个被作为前提接受下来的东西。对生活来说，这只是一个假设。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同，你想要的我不想要，你不想要的我却想要。这就是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如果要追求一个普遍的东西，一个要大家都接受的秩序，对一部分人来说也许是适当的，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却是痛苦的。
所以，爱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美好的。爱的结果也许是伤害甚至谋杀。在爱中，强加于人的行为被正当化了，改变对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这种改变被定义为提升或者向善。譬如儒家一直强调的礼乐教化，其实就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来改变和安排生命。这个模式当然被认为是善的，即对人而言是好的东西。但这也许只是一相情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父也许是好的，臣子只是无奈而痛苦的接受。更不要说，那些所谓善的东西在实施的过程中一定会被打的折扣。所以我们对爱对善等不该过于自信和盲目，重要的不在于善良意愿或者甜言蜜语，而在于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大跃进、超英赶美、文化革命的意愿都是善良的，但其结果却恰恰相反。“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生活格言，更是深刻的政治和人生智慧。
这些思考无疑是清冷的。正是在诸如此类的思考之下，《道德经》才坚决地拒绝了仁义。但我们还要了解的，这种拒绝并不是说你可以不仁不义，为所欲为。天地不仁不是说天地每天干坏事，绝仁弃义也不是给作恶打开方便之门。好的事不能做，坏的事更不能做。这是对一切“为”的拒绝，不管是为善还是为恶。一说“为”字就是恶的，根本不必谈“为”的是什么。从这种拒绝，老子走向了无为之路。在《道德经》中，这是一个大字眼，也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字眼，有些人经常把它和无所作为甚至无所事事混为一谈。也许表面上它们确实有某些类似之处，后来很多无为学说的信奉者如魏晋时期的某些名士们也许加剧了这种印象。但无为是基于冷静思考之上的自觉选择，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无不为”的结果，而后者只是浑浑噩噩毫无成就的光阴虚度，显然不能混为一谈。根据老子，我们该如何描述无为呢？
它首先是一种节制的态度，尤其是对权力的节制。有权力的人总是有一种使用权力征服他人的冲动，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任意地支使着在下的人们。这显然不是无为，无为的体现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创造而不拥有，成功而不骄傲，领导而不主宰。这种态度被认为是“玄德”。无为的圣人是“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的，自见和自贵很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自恋型人格，这种人的心中只有自己，他人是缺席的。这显然不同于自知和自爱，在后者中，自己和他人同时呈现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引出无为的另一半——自然。它们是相伴而生的观念。无为和自然可以互相定义，但他们的主语刚好相反。无为是对君主的要求，自然则是在君主无为的前提之下百姓所获得的生存状态。君主无为，百姓才能自然。请看《道德经》的五十七章：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正是一个极好的说明无为和自然关系的例子，也有助于理解自然的意义。无为的是圣人，自然的是民。如学者们早就强调的，自然的意思和我们现在所谓自然界无关，它指的是一种排除了外力干扰之后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因此所谓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都是自然的体现。理想的统治者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而是充分地考虑并尊重百姓的想法。如四十九章所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无为的圣人是不该先设一个私心，然后又设法把这个私心变成公心的，百姓的心就是他的心。进一步来看，百姓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心，因此，以百姓心为心并不是真的用百姓心来替代自己的私人之心，而是彻底的无心。老子有时候也称之为“虚”、“无欲”等。只有如此，百姓的自然自主才会成为可能。
这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对这句著名的话，今人有很多误解。其实它的本义很明确，说的就是道并不主宰万物，而是效法其自然。王弼的解释是“在方则法方，在圆则法圆”。它的中间省略了“自然”的主语——万物，因此孤立地看意义也许有些含糊，但如果联系《老子》其他章节的话，就很清楚。譬如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很显然是在道和万物关系语境下的讨论，道虽然生养了万物，但对于万物却不发号施令而是顺其自然的。六十四章中，更明确地提到“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依照老子的设想，在上的统治者收敛他的权力欲，在下的百姓可以尽可能发挥其自主性，如此的话，统治者的无为就可以换来百姓的自为，“无为而无不为”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天道的敬畏
天道，一个是天道，一个是人心，这是中国人生活的两个根据。老子中得道的圣人仍然是“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般的戒慎恐惧。不要太相信自己已经发现和掌握了真理，不必太独断和专制。虚心一点总是好的。
中国人一直到现在还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天理良心”。这句话之所以深入人心，看来是说出了对生活来说很本质的东西。实际上，“天理良心”包含了我们最重视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天道，一个是人心。这是中国人生活的两个根据。先秦时期，儒家对人心比较关注，力图从中发掘道德价值和秩序的根源。道家则对天道非常看重，将它视为行事的依据。
《道德经》留给人们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在讲人间事务的时候，喜欢援引天道或者道作为最终的支持。柔弱是因为天道，不争是因为天道，不仁、无为等都是由于天道。我们经常可以在这部经典中发现类似形式的句子：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种形式的句子当然不仅是句法问题，它体现的乃是对于道和天道的敬畏。这种敬畏的理由，首先是道相对于包括人在内的这个世界的优先性。在老子看来，道是这个世界的总根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个混成之物就是道。经过了一定的演化，万物从中产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仅凭此点，敬畏就有了足够的理由。但更重要的，还是道本身所显示出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正是这种玄德，让道可以成为人们生活的指引者，也把道和天地万物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也是这种玄德，可以赢得万物的心。
道的本意是路，引申而具有法则的意义。天道也就是天的法则，人道就是人生应该遵循的法则。人道应是本于天道的，这是老子的态度。其实这个态度并不算新，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很多人都从天道出发考虑人道的问题。譬如把“礼”看作是本于天的，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有十日，所以人该有十等。但这种说法多具有比附的性质，具体而杂乱，而且有时候还没有从有意志的天道观中摆脱出来。老子则不同，他关心的只是根本的天道，他致力于发掘的是法则性的东西，诸如无为或者法自然，这种法则同时可以成为人道的依据。这就使《道德经》的天道观和此前的天道理论区别了开来，同时也把自己和孔子区别了开来。就孔子来说，我们没有发现他正面涉及过天道的观念，学生的说法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但孔子常常谈起天命，并且认为是君子所最该敬畏者。天命和天道的差别是明显的，天命更多的指向某种消极的限制，天道则是积极的秩序的根源。
大家可以发现，我对于道和天道并没有刻意区分，采取的是一种混为一谈的态度。至少在法则的意义上，天道和道在老子的叙述中基本没什么区别。因此它们的差别被我忽略了。对天道的敬畏包含着多方面的思考，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对人的有限性的揭示。在天和人的关系中，道家始终是大天而小人的。我们都熟悉荀子曾经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老子其实也有着这种倾向，著名者如二十五章说：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域中的四大是指道、天、地和人（王）。表面上看来是给予了人（王）很高的地位，但仔细看来，却是对人的贬抑。人间的秩序并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天或者道。这是一个明确的宣示，人不应该把自己看的太高。天地比人大，道比人更大。因此，在天道和道面前，保持谦卑和敬畏的姿态是必要的。重要的不在于自我的放大，而是虚心静气地倾听天道的声音。
根据中国人对于世界结构的理解，人是处于天地之间的存在。《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刘康公所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最典型的表达了这一点。人在天地之中生存，这是命运。从这引申开去，天地就不是和人无关的存在。一方面，人本身就是天地的产物，《管子》所说“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是被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因此有“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说法。另一方面，人的生存过程也和天地密不可分。《周易》在解释卦象结构的时候提出了三才说，认为一卦六爻可以分成三部分，每两爻为一组，从下往上，分别代表着地、人和天。而贯穿在三才中间的其实是一个道理，在天为阴阳，在地为柔刚，在人为仁义。“王”字的写法，在汉儒的解释中，就形象地代表着这个观念。三横画代表着天地人三才，一竖则象征着贯三为一。王就该是这样的人，让我们想起《周易》中的大人。《文言传》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鬼神乎，而况人乎！”
这当然是一种积极而乐观的生存感觉，人与天地并立为三，并且可以完全会通为一。《中庸》也曾经提到人如果能够尽己之性尽物之性的话，就可以与天地参。但老子很难产生这种伟大的感觉，在他那里，人和天地以及道不可能处在同样的层次上。人永远会是抬着头看着天空，也许他始终处在那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的尴尬境遇里，战战兢兢的生活着。老子中得道的圣人似乎也没有那么洒脱和快乐，仍然是“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般的戒慎恐惧。
老子并不相信所谓人的智慧。“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因此重要的不是“明民”，而是“愚之”。但这不意味着君主自己可以耍小聪明，同样要不得。七十一章说：“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译文：知道自己有所不知道，这是最好的；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就是缺点。有道的人没有缺点，是因为他把缺点当做缺点。因为他把缺点当作缺点，所以他没有缺点。）这是一种自觉而深刻的谦卑。不知道所谓智慧的害处，会祸患无穷。因此不必去相信那些智者的“前识”，时刻警惕着，也许才可以免于过失吧。《道德经》一直提醒人们不要太自信和乐观。不要太相信自己已经发现和掌握了真理，不必太独断和专制。虚心一点总是好的。
如果做个总结的话，我想把话题转到心灵上来。一部经典读到最后，我们看到的就不该是一堆文字，而是一个心灵。读《论语》应该读出孔子的心灵，读《道德经》应该读出老子的心灵。孔子的心灵是热的，老子的是冷的。孔子的心灵是实的，老子的是虚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是《道德经》给我们的建议。一个被充满的心灵是喧闹的，甚至麻木。在虚静中，心灵才可以动起来，才可以发现这个世界的法则，发现真实的自己，也发现真实的他人。因此我们看老子对世界的描绘就有些清冷和虚静，作为世界开端的道是“独立而不改”的，从中分明可以看出透着寂寞和孤独。当这个世界落实到实际的生活中时，我们可以读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随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紧密和温情脉脉，互相之间少了些关心，却多了些自在。这正是老子智慧的精髓所在。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