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真理追求
罗马士兵闯进阿基里德家的时候，他正在研究沙盘上的一个几何图形，他在罗马士兵的刀光戈影下张开双臂试图护住沙盘喊道："不要动我的圆！"这是一则动人的传说，不知是记述还是虚构，反正这句"不要动我的圆！"流传千古，也值得流传千古。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极为典型的西方精神，很难套在别种文化头上。稍稍回想一下我们脑子里的历史故事，就明白这个传说不是孤立的。爱真理——这似乎是希腊人货西方人独有的激情。布鲁诺活活被火烧死也不改口：地球仍然在围绕太阳旋转。每一种文明都供奉过仁人志士，杀生取义不是西人的特长。然而，各族人民是为形形色色的忠孝节义杀身成仁，西方人却为一种叫作爱真理的激情赴汤蹈火。而这里所谓真理，无关乎君臣大义，无关孝悌名节，无关乎任何主义，当然更与世俗利益无涉。认真界定"真理"概念绝非易事，但我们从上面的故事里不难体会西人所追求的真理自有一些特质：那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认识，须得跳出人的利益和成见，就事情本身来看事情。这种倾向体现在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庭制度是其突出的体现之一。关于自然界的认识较易达到客观性，因为一涉及人和社会，要扫除人自己的偏见就格外困难，西人在自然科学上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其它文化传统望尘莫及，这是爱真理的一项报答。牛顿也许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智慧才竭力研究宇宙的数学原理，但反过来说，也只有西方文化中人才会用这种方式来宏扬神性。的确，正是这种"客观真理"的追求把西方人送上了哲学-科学之路。如果让我只用一条线索勾勒西方文化的特点，我一定会说：对真理的崇尚。
对我们中国人，"真理"是个外来概念，先用来翻译佛经，再次随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本土概念里和这个"真理"最接近的，是"道"。这里无法细数"真理"与"道"的异同，但可以从本文的主题出发指出两点显而易见的差异。一，在西方的真理观念中，始终有局部真理和整体真理的紧张，真理的原子论（符合论）和真理的系统论（自洽论）构成了西方认识论的主要张力。而"道"则必须是融会贯通的，不融会贯通的就不是道。二，道比真理更富政治性，并从政治性而至人文性质，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子产语），道虽不同，"但大体言之不但都与诗书礼乐的传统有渊源，而且也都以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为最后的归宿之地" 。这个人-政治之道，既与西方的宗教性相对，又与西方的纯物理相对。
科学真理与科学主义
哲学所要分析的概念主要是那些处于日常使用和理论建构结合部的概念。"真"和"真理"是生活中的重要观念，更是科学的主导观念，因此成为哲学的主题，澄清"真"和"真理"这些因素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的努力贯穿整部哲学史 。亚里士多德这样定义哲学：哲学是真理的科学，类似的定义贯穿整部西方哲学史。本世纪的哲学家不是例外，怀特海谈论"爱真理"，奎因的书名是"真之追求"。
西方人前赴后继地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但他们所说的真理是一回事吗？且不说每个人所坚持的真理的内容很可能千差万别，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真理概念本身也可能不一样。那么，我们怎么能笼统地谈论"真之追求"呢？换言之，如果人们对"真理"的理解并不相同，为什么要使用同一个词"真理"呢？从"家族相似"方面来想，"真理"并不指陈一个单一的因素，而是指陈多重因素，它也不是就这些多重因素的某种共性指陈它们--这又成了指陈某种抽象的但仍然单一的东西了，而是就这些多重因素的内在联系来指陈它们。然而，"真理"还不只是一个家族相似概念，它是一个有核心有外围的概念，西方"真理"概念的核心，是科学真理。
在科学意义上讲到"真"，首先是讲合乎事实真相。一个命题或一种认识是真的，等于说它所说的是事实，这一点在奥斯汀和斯特劳森关于事实和真理的争论中双方都通过很多例句加以说明 ，而且也可以验诸日常语言，我们不必重复。没有哪种文明竟敢忽视事实意义上的真理，但西方文明对事实有一种特别的注重。据怀特海观察，西方文明有三个主要来源；希腊、闪族、埃及，这三种文明都特别强调事实或就事论事（the matter-of-fact），虽然它们注重的意义各自不同 。
不过，单纯事实的知识不算科学真理。关于事实的知识是互相分离的知识，从关于此一事实的知识不能推断关于彼一事实的知识。关于事实的知识不是在关于事物的整体中获得理解的，我们不知道前因后果，因此只是零星的、局部的知识，"一知半解"，希腊人称之为doxa。与doxa相对的，是episteme，从古希腊始，只有episteme，或有组织的知识，才是科学。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知识都在一定的组织之中，就像人天生在社会中一样。社会是一种组织，一种自然的组织，我们天生就在社会中而无需加入社会，所以，说到某人加入某个组织，当然是说一般社会组织之内的某种特殊组织。加入组织的人，受到一般人不受的约束，同时具有一般人不具有的力量。
约束和力量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一个知识体系里，各个片段的知识互相支持，互相作证。零星知识是通过逻各斯或逻辑获得组织的。论证就是引用原不相干的知识使之互相支持，从而造就了科学。你一眼看出等腰三角形的底角相等，你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不是几何学。几何学要求你证明这一点。在几何证明中，不同图形所含的各种事实通过一些原理组成了一个系统。所以，科学的真理既包括对事实真相的了解也包括逻辑关系，或更确切说，科学是由逻各斯组织起来的关于事实的知识。
传说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理后，师生极为兴奋，大张宴席加以欢庆。这事值得庆祝，不在于勾股定理本身有多重要，但它体现了毕达哥拉斯他们赋予论证的地位 。科学的本质是论证，所以，逻辑关系或数理关系，虽然我们通常不问是不是"真"的，然而按照柏拉图主义 ，逻辑关系或数理关系（2＋2＝4之类）却是真理的典范。对照之下，中国的第一位思想家，孔子，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历史和传统来加强其主张的正当性，中国可以说从未发展出柏拉图主义，从未强调过以数学为典范的科学真理。
你看一眼等腰三角形就知道两个底角相等，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对这加以证明呢？彷佛我们只是白白多绕了几段路达到的却是同一个目的地。的确，只有经过论证的知识才获取科学知识的资格--与贬低论证的禅宗正相反对--，因此，科学是由间接知识组成的体系。但是，论证的结论不是直觉的同语反复，论证过程不是外在于结论的途径，论证本身构成了知识的一部分，论证的结论是一种不同于直觉的知识。论证依赖事实和逻辑，这些事实和逻辑是可以独立加以检验的。尤其是，这些事实和逻辑本身摆脱了特定时空的限制，因此不仅可以用于这一特定事件得到这一特定结论，而且可以应用于其它的案例。我们并非没事找事，非要绕一个圈子达到可以直接知道的事情。如果始终依赖直觉，没有发展出几何证明的技术，我们不会产生几何学，不会产生非欧几何、流体力学，不会建造飞机和卫星。通过直接认识到间接认识的转变，我们的世界无限地扩展了，一直扩展到星云、夸克和基因。
科学精神十六、七世纪在欧洲兴起，那时科学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法伊尔阿本德把当时的科学思想称为"许多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一种" ，而当科学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我们就称之为科学主义。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科学主义，一，科学是整体的真理。二，科学是确定不移的真理。三，科学是普适的真理。虽然我没见到哪位论者持有绝对科学主义的立场，但很多论述含有科学主义的某些特征。
科学是有组织的知识，越来越多的知识为科学接管，成为科学知识，同时知识的范围也大为扩张，关于夸克的知识只有通过大量的间接步骤才能获得，靠直觉是无法获得的。由于科学（论证性认识）的成功，人们设想，有一天可以使科学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既可以揭开所有未知领域的秘密，又可以返回来以科学方式重新建构一切直觉和亲知。
科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减少知识的不协调不统一，然而，无论科学怎样发展，我们仍有大量知识未被网罗在同一个知识系统之中。整体论证的野心不可能成功。本文不拟详细论证此点，但可以提到几个原故。一个最外在的原故是整体过于庞大、复杂，特别是生命和精神现象太复杂了。物理学能够追溯到250亿年前宇宙发生的事情以及这250亿年间宇宙发展的大致脉络，但即使作出同样的努力，我们也无法从一个人的精神现状通过论证追溯到他25年前的精神状况和他这25年来精神发展的大致脉络。人在宇宙中只是区区一粒微尘，但其丰富性却与整个宇宙相当。这种丰富性的一个来源是人的反身性，对世界的认识会反过来改变人的行动。然而更内在的原故是，如果一切都要论证，那就什么都论证不了了。这一点下文还将讨论。
科学主义的第二点是主张科学是确定不移的真理。一方面，论证并不保证知识的确定性，前提可能错，推论的过程可能出错，另一方面，直觉可以非常确凿，亲知甚至可能比一切推论的知识都更加确定可靠。我们无法直接比较科学知识与亲知哪个更加确定可靠，问题倒在于了解科学的确定性从何处来。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来自论证来。论证把一项知识纳入一个系统，从而获得其它知识的支持，同时能得到多方面的检验。知识并不因为未加组织而不正确不可靠。一个部落能够正确地计算潮汐，同时能够正确地计算月缺月圆，但这两种知识却没有被组织在同一个系统之中。既然不在一个系统之中，我们就不能用这种知识的正确来保障另一种知识是正确的。一个部落具备关于月亮赢亏的正确知识，同时却用天狗来解释月蚀现象。科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减少知识的不协调不统一，而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了知识的确定性。科学确实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提供确切的知识，但不宜笼统地宣称科学知识才是确定的，论证提供了一种特定意义上的确定性。直觉可以非常确凿，但它的确定性行之不远。
科学主义的第三个信条是：科学是普适的真理。科学知识的确具有普遍性，2＋2＝4，同体积的气体分子数相同，这些真理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但所谓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不是说它可以应用在任何时间地点，而是说这样的知识不是就它坐落的情况来考虑的，而是就它与其它知识的联系来考虑的。不无生硬地从语词上加以划分，那我要说，普遍的不等于普适的。
科学是系统的知识，这话似乎隐含，其它的知识都是零星的、局部的。相应于"局部"的英语词是local，现在在社会学里通常把local knowledge译作"地方性知识"。"局部"只是"地方性"的一层意思，"地方性"更重要的意义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我们虽然不知道地方性知识是否能够适用于本地方之外（经常不能，这一事实在民间文学中提供了很多愉快的笑料），但我们却知道这些知识从何处产生，应用于何事。科学真理不受具体情境的限制，也就是说，任何具体情境都要形式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条件，例如我们不说阿佛加德罗定律只在相同温度和压强的条件下成立，因为相同温度和压强是已经完全形式化了的条件，包括在阿佛加德罗定律之中，是这条定律的一部分。科学真理的普遍性来自形式上的抽象，而不是来自普遍适用 。
科学真理从知识性质上是有组织的，整体的，就其应用来说，就其坐落来说，却是局部的。一个在法庭上作证的人，他说实话，因为他承认整体的真理不在他手里，他信托给一个体系，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他的责任就是讲出他所了解的那一部分事实。科学家恰像这个在法庭上作证的人。在科学的意义上坚持真理，同时就意味着承认对整体的无知，科学的真理从来不是整体的真理而是局部的真理。科学真理的普适性与它之为局部的真理不但并行不悖而且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随着科学的昌盛，我们赖以生存和奋斗的知识越来越少来自亲知、经验、权威（长辈的权威、领袖的权威、传说和神话的权威），越来越多来自有组织的知识，或科学，或曰由其它知识支持的知识。从社会学上说，"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中`再连结`" 。
真理和效用
科学真理的独立性首先在于从真理的实用性独立。希腊人提出episteme与doxa的区别的同时，同时提出了知识或真理只能以真理本身为标准而不能以用途为标准。中国思想中最富思辩思辩性的老子庄子也充分意识到真理和实用的矛盾并为真理的"无用"进行辩护。近代科学的效用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科学和技术的结合造出了飞机和原子弹，科学技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但是近代科学发韧之初，实用几乎不在考虑之列 。另一方面，相反的考虑也从来没有消失过，始终有人反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进化论之后，尼采更从真理本质的深度怀疑脱离生活目标的真理是否还有任何意义。相似的思考在称为"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里得到了系统的表达。按照通俗理解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成功，正确的东西就是能够导向成功的东西。
一方面，成功和正确显然极为接近。正确的叫牌出牌最后会引向成功，否则就没有牌手努力学习正确的叫牌和出牌的。但是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一次成功都能由正确给予保证。在某一手特定的分布中，正确的出牌是飞，可是这手牌偏偏飞不中，倒是胡乱一敲把对方的K敲下来了。至于在远比桥牌纷繁复杂的实际生活中，成功和正确更不是形影不离。运气、赤裸裸的暴力、花言巧语甚至胡言乱语，哪一样都比坚持真理更能带来成功，虽然道德教科书不一定愿意承认这一点。愚蠢的主张，谬误的思想到处流传，真理却无人问津。布鲁诺坚持真理，遇罗克坚持真理，在何种意义上能说他们成功呢？我们可以乐观地坚持真理最后会战胜，但等到成功最后来证明之时，对坚持真理的个人来说已经太晚了。我们固然有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这样的箴言，但究竟诚实和狡猾哪个容易成功，我们尚无社会学方面的证据。让我个人来猜，我会说狡猾要更容易成功，其实，如果不是这样，恐怕也没人肯费心狡猾了。坚持真理，就其本义来说，就意味着不问真理的效用--无论是庸俗的效用还是高尚的效用。如果我先考虑特定的真理会带来什么结果再来决定是否承认真理、说出真理，这还叫什么"坚持真理"啊。在法庭上，证人提供事实，陪审团确定这些事实最后会导致何种判决。恰恰因为真理没有预定的用途，真理才有独特的说服力。
科学真理意义上的真理或正确性，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正确"只用于局部。在知识竞赛节目里，主持人的评判用语是"答案正确"，在某些方案的选择中，最后的评判是某个方案是最"优秀"的方案。我们不把桥牌冠军叫作正确的牌手，而叫作"优秀"的牌手。
人们也许会说，既然作为正确性的真理只是局部的，那么，正确与否就不是首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仍然是实用，实用才是更高的真理，或者，把效用考虑进来才是更完整的真理。人们的确喜欢谈论整体的真理，我们都记得黑格尔的明言：真理是整全。但经过上面较为详细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整全是在几个不同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的。一种是把整全理解为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我们已经表明这是一种幻象。另一种是把地方性知识理解为整全，但这种整全不是从知识体系方面来讲的，恰恰因为地方性知识不构成知识体系，所以才需要发展科学。最后，我们还在一种超知识的意义上谈到整体性的真理，我们把它称为"生活的真理"。
生活的真理
科学不能回答生活意义的问题。科学真理镶嵌在某种超真理的环境之中，这个大环境就是生活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真理服务于生活。但除非我们认为生活就是为了得到一些好处，否则我们就不能为庸俗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辩护。我们也许可以扩展实用的观念，把实用定义为一切有利于生活的东西。然而，如何确定有利于生活，仍然是个困难的问题。生物学没有证明存活是生物的最高目的，更不用说证明存活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了。
生活的真理回答生活意义的问题。我们不难列举人们在哪些场合说到生活的真理。庄子所说的"真人"，我们所说的"真性情"，或相对于虚伪无稽的生活说到"真实的人生"，我们是在谈论生活的真理。海德格尔说，此在存在在真理之中，这说的也是生活的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这也是生活的真理。但是，我们极难把生活的真理作为概念梳理清楚，我们也不知道是否需要。因为，生活的真理直接具有意义。生活的真理不是从论证得来的，而是在身体力行中体现出来的。
人生的真理既然回答生活意义的问题，它就不可能只是形式的，它必须是可感的。我不止一处强调过意义和感觉的联系 。感觉是有亲疏远近的，科学真理是没有亲疏远近的，只要程序正确，无论逻辑走多远，结论的正确不亚于前提的正确。生活真理和科学真理的区别就像家和旅馆的区别，家有亲疏远近，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旅店不分亲疏远近，以五星四星三星区分等级。
科学真理来自生活，但取得了独立的身份，不问实用不实用，甚至不问意义不意义。布鲁诺坚持地球还是环绕太阳旋转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坚持这一主张会给自己或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坚持真理本身就是善。
有意义的不一定是真理，真理不一定有意义，王国维所谓"可信而不可爱，可爱而不可信"大致表达了这层意思。再套用王国维的一组说法，我们大致可能真理或事实与意义的对峙看作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对峙。事实、就事论事，就是要摆脱事情和我自己的特定联系，而意义则总是有我在其中的。不过，应当提一句，这里的"我"不如理解为主体，"我"不一定是一个人，可以是"我们"，包括我家、我的亲友、我的民族、人类。当然，这样包括下去也许就包括了整个世界，但问题恰恰在于，生活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它不均匀的，有中心、有边缘、有不着边际的远方。而科学揭示的宇宙却是意义中立的。
生活真理则以事境为指归，科学真理以体系为指归。知识的间接性虽然不减少其真理性，但它的可理解性却随着间接性的增加而递减。我们为了理解而营造论证，然而，过度的间接性使我们失去了理解。关于理解，也须稍加区分。一个朋友的某种行为，可以解释为出于爱心，也可以解释阿谀奉承，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是正确的，从而使我理解这种行为。但是，这两种"理解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爱、天意、悲天悯人，它们本身包含某种我们的理解力不逮的东西，某种在我们的理智之上的东西。所以，这种理解既满足了我们的理解的欲望，又满足了我们对神秘不可解之存在的欲望。阿谀奉承或诸如此类，其中缺乏这样的超越力量。当我们的自然被解释为一些机械力量的互相作用，当我们的社会被解释为利己活动的整合，当我们不再认可有神秘存在，我们就进入了科学主义。当世界完全进入科学主义的解释方式，我们即使无能挑战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某种东西显然已经缺乏了，我们就对神秘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愿望。
人不仅欲求理解，人也欲求不理解的东西，欲求神秘不可解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和科学互补。宗教是回答生活真理的一种典型存在方式，宗教从不以解释事实为其鹄的。宗教恰好与科学真理相对（而不是敌对），宗教从意义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实际上宗教必然包含对奇迹的信仰。宗教发展的一个心理基础就是：你不神还不信呢。
"迷信"和科学不是敌人，"欺骗"才是科学的敌人。与科学全面冲突的是反智主义。科学主义不是一般地弘扬科学精神，而是要以科学管理一切；反过来，非理性主义不是一般地主张有理性不及的领域，而是要用非理性的方式接管一切。科学并不排斥神秘，然而，"在知性尚有权以清楚和冷静加以管理的地方，谁想请出非理性主义取而代之，他一定是害怕直视秘密的真正所在。"
知识分子与知识
在我讨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之前，愿先提到一个小小的、有点奇怪的感觉，那就是"知识分子"这个词似乎带点贬义。很少有人愿把自己称作"知识分子"。我想到三个原故。一是"分子"这个词有毛病。另一个原故只关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脆弱的群体（我下面再谈这一点），而很少有人愿意属于脆弱的群体。最后一个原故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在这个集体感坍塌的时代，几乎所有集体名称都或多或少带有贬义。Negro成了骂人话，但White Male也不是什么好词儿，谁愿说自己是"官员"或"民主人士"或"农民"呢？固然有些知识分子宁肯称自己是个农民，当然，因为他实际上不是农民，他讲演住高楼有公费医疗，是"农民"只意味着在这一切之外他同时还有农民的纯朴等等。真让他当"农民"他会说那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而且说起他看不起的人时他会时不时说"他是个农民"。
我将尽量避免"知识分子"这个词的褒贬色彩，专注于概念分析。
"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人。前面已说明，"知识"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有一个大学科叫作"知识论"，这个学科还常常被当作哲学的核心领域。从字面上说，不妨把"知识"看作"知道"、"知道的事情"的名词形式，然而，我知道怎么熬粥，我知道弟弟昨天到了北京，通常不称为"知识"，知识分子在这些知识上也没什么特长。比起"知道的东西"，"知识"是一个更加书面的概念，用来指称更书面的也更系统的所知，即广义的科学真理。"科学"的英文是science，来自拉丁字scientia，知识；德文Wissenschaft，词根即wissen，知道。"知识分子"这个词，则是intellectual的译名，intellectual的拉丁词根是inter-lego，最初的意思是辨别、理解、选择，其名词intellectus相当与我们所说的"智性"、"聪明"、"有判断力" 。在进一步的发展中，intellectus偏向于一种特殊的智性，即借以进行推论的智性。牛津词典这样解释intellect：power of the mind to reason (contrasted with feeling and instinct): Intellect distinguishes man from the animals（讲道理、进行推论的心智能力，与感觉和本能对照而言，例句：人因其智性而有别于动物）。Intellect概念的历时演变和我们现在对这一概念的共时理解是一致的。手巧、耳聪目明、对舞蹈动作领会得快，这些都是聪明，都包含某种智性，但是说到纯粹的智性，人们就特别注重长于掌握某一类知识，比较抽象的知识。例如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设计和评价智商测试。手足灵巧、耳聪目明则被排除在智商测试之外。总之，按照传统知识论，知道所以然是高于知道其然的知识，知道其然（know that）又是高于知道怎样作（know how）的知识，系统的知识即科学高于零星的局部的知识，只有前者才宜于称作"真理"。这种传统认识自有其道理。不过，对这样的知识等级，现代以来已有强烈的反叛，近年来以炒作方式宣扬的"情商"是其一例。
综上所述，知识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知识指间接知识、书本知识、论证所得的知识，与之相应的是狭义的智性，主要指推论活动的能力。只在"知识"的狭义上，知识分子是格外有知识的人。据此，"工人农民更有知识还是知识分子更有知识"这个提问不难回答：知识分子在科学知识的意义上更有知识。耶稣不是知识分子，但他也许有生活的真理。华盛顿不是知识分子，但他也许极富政治智慧。知识分子在这些方面无何特长，他的专长在于论证--事实和逻辑，在于依赖互相论证的间接知识。
按照布迪厄的说法，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里的被统治阶级。（从现代知识分子的实际处境，从充分世俗的眼光来看，就不难看出这个定位差不了什么。在从战国到两晋、初唐等贵族社会里，士人的位置也大致相当。）知识分子的地位既在一般民众之上，却又无权无势，使知识分子阶层最易遭受攻击，就像遭抢劫的多半是那些有点钱财却还不富足到雇用私人保镖的。统治出了差错的时候，不去批评有权有势的政府，而拎出知识分子来作替身，是极为常见的作法，就连著名的思想家亦未能免。到1936年，海德格尔开始对纳粹运动失望，然而，该对纳粹的倒行逆施负责的，不是"领袖"希特勒，因为他受到蒙骗，不知道实际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性的事件，该对这局面负责的，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这份楣气倒不必自怨自艾，他可以去当工人农民，他们的地位如此低下，引不来多少攻击。
不过，仅仅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分析是不够的。从何种角度来确定阶级，本来莫衷一是。而且，知识分子主要不是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而是一个由社会功能来定义的群体。各个阶级都出产知识分子，都有知识分子。从这一事实推导不出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某一阶级，就像说各阶级都有聪明人和蠢人，谁也不会把这个事实说成聪明人和蠢人必须依附一个阶级。
知识分子不隶属哪个特定的阶级，不代表哪个特定的阶级或为哪个特定的阶级服务。当然，某个知识分子可以视自己为某个阶级或某个阶层的代言人，但他之为代言人和议会议员完全不是一回事，议员从事政治交易而知识分子讲道理，无论这个道理在特定场合为哪个群体的利益服务，道理本身具有普遍性，不是对某个群体有效。就此而言，对知识分子的评价，首先不在于他的阶级立场，而在于他是否出色地履行其社会职能，即道理讲得对不对好不好，是否在真理层面上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沟通作出贡献。
坚持真理是一种骄傲，但不是傲慢。想想在法庭上作证的人，他说实话，因为他承认整体的真理不在他手里，他信托给一个更高的判断，把自己的责任限制在讲出他所了解的那一部分事实。也许，只有对生活具有真诚信赖的人才会坚持真理。那我们就该说，坚持真理是最谦逊的态度，因为它不僭称自己每一次都站在总体判断的位置上。专事权变的人在任何情形下都以为他能把全局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才是一种傲慢。
不消说，并非任何事情都能得到论证。我爱这幅画，因为它让我想起我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这是我独特的经历，不属于公共领域，无法用来进行论证。这时候我等于申明了放弃论证性质的解释和争论。但若我说，这幅画画技精良内涵深远，这时候我就是在用一些公共接受的前提进行论证，从而进入了科学真理的范围。论证是一种达到真理的独特方式，在这里，前提和程序在前，结论在后，因此，在科学领域里，没有人事先"掌握真理"。有好些事情科学管不着，而一旦进入了科学的领域，就进入了一个有对和错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你可能是错的，我也可能是错的。你要开始论证，就承认了你自己可能是错的。专家之间的争论绝不少于普通人之间，专家之间的共识也不多于普通人之间。专业知识和常识的区别不在这里，而在于专家之间的共识是由系统知识组成的，而不是同仇敌忾这一类的利益、气质、情绪等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共识"。
知识分子为真理生活，但不一定生活在真理中。我们把生活在真理中的人称作圣贤和仁人志士。生活的真理是直接的真理，必由躬行身体，不可能单由论证达到。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都能够以言论影响社会，但知识分子说话的份量来自其论理的长处或专科方面的成就，而在仁人志士那里，这种份量来自说话人的"品格"。
坚持真理本身可以形成一种品格，是一种躬行实践的生活，如此躬行实践的知识分子也是仁人志士。在这里，知识分子仍是科学真理的守护者，不是生活真理的掌握者，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某些真理的可论证性、可沟通性和公共性 。论证由于其本身的分析性质而可以受到检验，因此具有公共性。公共性并不总等于投票表决，恰恰相反，论证的公共性使得作为结论的真理不依赖于众人的同意，虽然它间接地仍然依赖于共同接受的前提和程序；或不如说，因为论证依赖于共同接受的前提和程序，所以论证的真理性不再依赖于众人的同意。因此，人们在能够论证的问题最能够坚持不同凡俗的见解。这就是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来源。
知识分子因坚持真理而具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永远是民间而不是属于政府的。这一点把自由知识分子和官方意识形态的辩护士区别开来。官方理论家或"辩护士"的工作是为既定结论寻找证据，为既定体制寻找理论依据。这个工作并不可鄙，这些专家作为个人更无可厚非，但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无论他们的知识多广多深。当然，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研究结论可能恰好合乎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现行政策，从而为这些东西提供了某种支持。与辩护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结论不是固定不移的，而是随研究进程变动的。作为知识分子，他在真理领域内工作，但他从并不掌握最后的真理。对于一个开明政府来说，自由知识分子的支持是最为有力的，就像一个独立评价机构的评价对某种商品的促销作用往往大于它自己的广告。然而专制体制的研究者早就注意到，即使自由研究的结论有利于官方，专制政府也不能容忍自由研究，倒不是它完全无需乎这种支持，而在于它不能容忍用科学论证的方式得出结论，它不能保证科学总是站在它这一边。
论证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这种职业本身是反权威的。论证的精神与权威背道而驰。论证要求并拓展平等的空间，面对论证，听者与讲者是平等的，你跟别人讲道理，你就会刺激别人也跟你讲道理。从雅典起，分析论证的精神就同民主制同时一道繁荣，我们的五四时期把科学和民主并提，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反过来，诉诸直接性和简单性的确是专断统治的一个特点，记得在上世纪60、70时代，"复杂"成了一个贬义词，"思想复杂"和"社会关系复杂"一样是极为可疑的。我甚至相信，思想感情比较直接、生活比较简单，这些原是引诱人们接受专制统治的一种魅力。不加论证往往能突显讲者的权威，一种观点、一种要求，越是不论证，在一般人心目中越是显得无可置疑。权力是有权者的道理，讲道理是无权者的权力。
真正的知识分子天然支持民间化的诉求，这绝不是一种故作姿态。然而，我们也不能把民间性理解为大众性，依此强求知识分子在政府与民众冲突的具体案例里必须同情民众一方。知识分子的民间性是针对政府而言的独立性，不意味着民众性，更不意味着群众性。知识分子对民众就像对政府一样保持其独立性。知识分子与官方的辩护士有别，同时也不是民众的辩护士。
从知识分子出现的第一天起，从卢梭到托尔斯泰，就始终有一种为大众呼吁的传统。今天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声称他们代表民间或人民。对这一类声称，我一向深存疑虑。固然，就社会的权力配置来说，为官方说话总是容易的，为民众说话往往需要勇气，因此自称民众的代言人就会争得一种道德上的优势。然而正由于此，民间立场往往成为一种策略，这些人可能从来不曾和民众生活在一起，过着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模一样的生活。而且，谁曾选出他来当人民的代表？即使伟大的托尔斯泰，围在他身边的有几个属于"人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地道的农民觉得托尔斯泰莫名其妙。
知识分子的本性是反权威的，但是，科学本身不是在建立理性的权威权威吗？理性是反省的，对真理的热爱和怀疑精神始终携手并进，伟大的科学家，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无不意识到事实和逻辑的局限，反对用科学真理来取代生活真理。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反省自己的社会位置，原是身为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义。当思想改造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知识分子加深了对自己的怀疑，改变了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看法，这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他放弃了怀疑的态度。但放弃批判精神则是无可辩解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后来为自己的过去所作的辩护，通常都集中在解释他改变观点的理由，然而重要的事情始终在于他放弃了批判精神。
结语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琢磨"知识分子"是什么人，多一半讨论是从士与知识分子的异同着眼。本文则希望从西方的知识和真理概念入手提出一条新的线索。从一开始，士的原型和导师孔子就明言"士志于道"，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是为科学真理生活的人。道与真理的区别，应有助于说明士与知识分子的区别之所在。张岱年写道："如谓中国哲学也是爱智，虽不为谬误，却也不算十分切当，因中国哲学家未尝专以求知为务" ；钱穆写道："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以免不陷入宗教，一面也不能向自然科学深入，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在无横溢四射之趣" ；徐复观写道："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也缺乏对客观知识负责的习性" 。这些论断基于大致相同的事实，评判都有相近的这是批评士的理想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孰优孰劣？我们读到各式各样的意见，难免带些主观好恶。无论褒贬，不了解西方的真理追求和知识概念，就无法了解"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就是为科学真理生活的群体。
知识分子产生于间接化的现代生活。生活的大多数环节已经不在我们亲知的范围以内，我们眼睛看到的不是肉眼可及的景象，而是美国和非洲发生的事情，种植蔬菜乃至了解周公之礼和育婴都需要通过阅读和培训班。于是知识分子应运而生。知识分子的特点或多或少要这一点得到说明科学是间接的知识，知识分子是代表这类间接知识的群体。当然，知识不是游离在生活之外的什么东西，间接知识也同样交织在直接生活之中。近代以来，不只是我们的知识形态越来越向间接化发展，我们的整体生活都在间接化。在过去的年代里，人生活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地理空间里，人们"可能仅依据其自身的地方性知识，或者其直系亲属群体的知识，来引导自身的生活" 。劳动生产是人的头等大事，从前，一个单个生产者往往掌握着整个生产过程，看得见自己的终端产品，这些产品多数是由自己享用的，或者他了解产品的购买者、享用者。现在，生产过程被分解为大量环节，没有谁掌握一样产品的生产全过程，每个人的产品都以商品的形式开始并以商品的形式出手，人人都只为市场生产；生产者本人也进入了市场。吉登斯把现代性称为"风险文化"。风险和危险不同，危险与肉身同在，而风险像风一样飘在茫茫之中。现代人并不面对更多的危险，事实上现代人面对的危险要少得多、轻得多，现代社会之所以反而成了一个风险社会，就在于现代人的生活不管危险还是安全，几乎没有什么控制在他自己手里，他对危险或安全所能作的努力微不足道。
古战场你可以靠一身武艺赢得较多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靠温良恭俭让，但是在玉石俱焚的现代武器底下，强壮或羸弱、勇武或懦弱，还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努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所有的战士，无论强弱，都只有听天由命。这一点，现在中年上下的中国人体会最为深切，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速率极快的现代转变，社会心理开始尝到了风险的厉害。其实，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政治加害大大减少，山间公路加上了护栏，死亡率特别是死婴率大大降低。以及其它个人生活方面的进步，但人们越发对个人生活揣揣不安，极度间接性可以用来概括现代生活的特点。正是这种极度的间接性造成了个人的无意义感。不过，自从有了语言和工具，也就是说，自从有了人，就开始了间接化的过程，从此也不曾中断过回到自然的渴求。我们的困境在于，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生活的间接化过程大大加速了，科学真理的光芒似乎在不断扫除自然的魅力。的确，人不可能在一个完全"除魅"的世界上安居乐业。然而，原本是奥秘的魅力吸引我们追求真理，真理只能在奥秘之中闪光。哲学始终活动在奥秘与科学真理相互渗透的领域，今天在这个领域凸显出来的一个课题就是重新探讨真理概念，寻找间接知识的源头，澄清普遍性知识的权能和局限。这样，也许有一天，哲学能够重新建立科学真理和生活真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