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5年），我到北大整整六十年了。我是1955年入的北大，到今年整整六十年。我们是北大第一届的五年制学生，1960年毕业，然后留校任教，到今年正好是五十五年的教龄。最近，我老在讲“中国文化的人文特质”，过去我老讲“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特质，哪来人文精神？
我们讲某一个特质一定是跟别的东西来比较，否则谈不上特质。所以，这里要跟西方的文化比较，跟人们比较关注的文化比较。我们大家现在关注的是科技文化，“科学”这个概念成为我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名词。我们现在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人们不自觉地会说，你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你这个说法科学吗？等等。但是没有人问，你这个说法合乎人文吗？这是今天这个时代使然。我们现在常常讲，这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是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所以人们潜意识里就会问问你这科学不科学。可是我要问一下大家，你的脑袋里的这个“科学”是什么含义、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点偏颇，现在很多问题恐怕也出在这里面。
一
我们中国的文化，它有比较鲜明的人文色彩。那么，“人文”这个概念说得清楚吗？我想这是说得清楚的，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概念。很早以前，《周易·贲卦》的彖传里面就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四时变化，以察四时，春夏秋冬；文明以止，用文的方法、文明的方法来止。文明，就是礼乐教化。所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中国的文化，也可以概括成“人文化成”。人文化成，就是通过礼乐的教化形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社会的风俗。因为我们教育的目的，《学记》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对个人来讲，就是不断地提升自我，提升自我的文化素养；对社会来讲是什么呢？化民成俗。那么，怎么来化民成俗？用“人文”。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根本的特质。
我过去看过，最近偶然又看到我们近代有一位学者黄侃说过的话。他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他在探讨学问的时候说了很多很精彩的话。比如，他说：“所谓博学者，为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什么叫博学？博学不是我记住很多的东西，而是我明白事理多。又如，他说：“凡学问，无论何种，以平易近人为常，以不可思议为变。”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很多学问做得不可思议，而不是平易近人。他讲的一句话对我的触动挺大：“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
人类的一切学问，不是指哪一个专门的学问。大家知道这“三德”是从哪儿来的？——《尚书》。《尚书·大禹谟》讲到“六府三事”。“六府”——水火木金土谷，我们讲的“五行”也是从《尚书》里来的。“谷”字对人们的生活最直接，所以《尚书》里面特意加了一个“谷”。“谷”就是收藏的意思。三德，我想黄侃用的是他自己理解的三德，不一定是《大禹谟》里面原先的“三德”含义。原先《大禹谟》里面“三德”的含义，历来的注释者，包括郑玄、孔颖达，都把这“三德”归到领导者身上去，或者说，统治者身上去。作为一个统治者，他首先要有德行，自己要有德行，以德为政，政在养民。在今天来讲，对于官员的教育，这段话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领导者，首先要正德，而政治领导的最终目的，是养民。后面的利用和厚生，都是对老百姓来讲的。“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是养民，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不要苛征暴敛。所以，正德、利用、厚生，原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但是我看黄侃说“人类一切学问”，显然不是刚才那个意思。我看到黄侃的发挥：我们做一切学问，首先是要对我们做人的德性有所提升，正德。也就是儒家后来讲的，“古之学者为己”，为己之学美其身也，也就是正德。所以，一切学问，都要让它对于提升我们做人的德性有意义，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利用。这也不光是“利民之用”的意思，还有将这些学问运用到我们的人伦日用当中的意思，不是高谈阔论，而是付诸实践。利用到我们的人伦日用，这是我的一个发挥。因为我想黄侃也不是按照《大禹谟》历代的解释，而是从学问来讲，这个学问要能够利用。
第三，厚生。这些学问都要有益于民生。“民生”这个概念，同时也不仅仅是民生这个问题，也是每个人身体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把卫生部称为“厚生省”。“厚生”的概念在《吕氏春秋》里也有，是放在养生里面来讲。但是我们厚生一定要有度，没有度的话反而会害了自己，所以叫做“毋以厚生而害生”。厚生，一个是要对我们民生有利，一个是对养生也要有利。
人类的一切学问都要以这三个“德”作为纲领来指导我们，这就是一种人文的思考：不是仅把它当作一个外在的、没有任何意义的物质世界。任何的物质世界有了人，它就跟我们人发生了关系，我们对于外在物质世界的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我们人。说到底，我们一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不是为了人，我们研究它干什么？既然都是为了人，我想这三句话就很重要，尤其是第一条，正德。我们文化的人文特质，在这三个德里面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不是把客观物质世界看成是跟我们人没有关系的完全对象化的东西，而是跟我们人密切相关的，这也构成了中国文化根本的品德、品质。
二
我们可以从中去思考：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既然都是人类，就有相同的地方。我们在这儿是通过比较来讲，我们的文化侧重点在什么地方。不是说我们有的他们没有，也不是说他们有的我们没有，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大家的侧重点、入手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也就会形成不同的传统。比如说，我们跟印度的文化也有很多的不同，印度文化里面关于生命的认识，就跟我们很不一样。
印度文化是一种轮回的生命观，就是一种个体生命的不断更替。生命都是神创造的，神创造生命之后，这个生命就不断地在轮转，一期生命结束以后，再来一期生命，但都是个体的。而在中国文化中间，生命是群体的。个体的生命，有始就有终。生命的延续是靠下一代来延续的。佛教尽管诞生在印度文化环境中间，但它并不是说生命的轮转、命运的变化是由神来决定的，而是完全由个人来决定的，自己造什么样的业，就会得什么样的报，因果业报。但由于它是在印度文化中产生的，所以它的重点是讲个体生命的因果业报，特别当讲到三世因果的时候，就是我前一辈如何，我这一辈如何，我下一辈如何，都是一种个体的“报应”。
可是，中国的生命观就不一样了。中国人的生命观，生命是一代代相续的。“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子女都是父母的遗体，父母的生命都是在子女身上延续的，所以，报应可以报在子女身上去。中国人的因果报应，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代代之间的因果报应。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不要给子女造下业，让他们将来受罪，不要做断子绝孙的事。所以，佛教进来以后就同中国原有的文化发生了很多的冲突。
佛教反对印度古代婆罗门教的神造万物、神造人这样一种观念，采用“缘起”的理论来讲万物的生成，万物是自然而然的、缘起的。我们表面上看，跟中国自然生万物的观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当佛教这个缘起理论传到中国以后，跟中国的道法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观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为什么？因为缘起理论比较强调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有这样的因就必然有这样的果，就是佛教讲的自作自受。你造了这样的业，你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报，所以非常重视因果之间这样一种必然联系。
中国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自然生成，它的着重点在什么地方？着重点在强调偶然性，因果之间没有那么多的必然性。在座研究佛教的都知道，南北朝时期就争论到这个问题。范缜讲，一棵树上开了那么多花，一阵风一刮，把这些花都刮落了。可是这些花掉的地方不是一个，有的花掉到厕所里面去，有的花掉到美女闺房的床单上面，这就很不一样了。所以，中国文化的因果强调偶然。缘起论的必然性与中国自然观的偶然性冲突不休。佛教不相信、排斥中国道家的观点，中国的道家也排斥佛教的缘起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神会那儿，他还不承认道家的自然生万物的观点，还没有完全协调，但是后来终于协调了。
我刚刚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因果报应，一个必然与偶然和自然生万物的观念，经过了结合以后，中国文化得到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一个是我们后来既承认了个体的因果业报，又承认了父母子女之间的因果业报。从这点上来讲，我想中国人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印度人不需要为子女考虑报应的问题，可是我们要为子女考虑，可能到今天也还是抹不掉，事实上也是如此。过去讲株连九族，难道我们今天犯了罪以后不联系九族吗？一样啊，子孙后代照样受到影响，至少在名声上面不好过，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所以，我们既要为子孙后代负责，又要为自己负责。其实，在中国文化中也不是没有为个人负责的理念，只不过它更重视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联系。“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也有这样的思想，但不是那么突出，更突出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联系。缘起论，中国人后来也接受了。所以，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把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起来了，不是片面地讲必然性，也不是片面地讲偶然性。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
哲学上讲，一切必然都是通过偶然呈现出来的，一切的偶然都可以追溯到必然。这两者又不是那么的清晰，偶然可以追溯到必然的原因，不一定能追清楚，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但一切必然又通过偶然来体现。现在很多学佛的人都想不明白，既然必然就一定是必然，中国历来讲好人活不长，恶人活千年，老是对此想不明白。如果搞清楚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后，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佛教里的必然，从根本上讲，跟印度文化是脱不了关系的。印度文化中很多思考问题的方法跟欧洲有相当接近的地方，跟欧洲理性的必然类似。但理性讲逻辑推理，强调必然性，认为通过归纳以后就得到一个必然的关系，再通过演绎推到其他一切中去。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以偏概全，再归纳也不是全部的归纳，一旦做了全部的归纳以后，一定有不同，归纳的一定相同。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现在欧洲人对轮回非常感兴趣，老在研究轮回，讨论有没有前世来生，拍了很多视频，科学家做实验，证明有这个前生的问题。他们总共做了四千人的例子，很多了。但是四千人占整个人类的多少比例呢？四千人就能说明全世界七十亿人吗？
三
现在我们讲创新，讲什么创新呢？理论创新。科学理论日新月异。科学理论为什么要日新月异，要创新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总是以偏概全，在这一边建立的理论到另一边就不行了。科学理论都是在假设的公理、定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是在一个不用证明的前提下构建起来的，如果这个不用证明的前提发生了问题，整个理论就站不住了。科学理论的日新月异恰恰说明了它的不完备、不全面，可是现在提倡的就是理论创新，好像今天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就是一个创新，明天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又是一个创新。如果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以后，就应该知道中国文化不是讲理论的创新，而是重视实践的创新，这可以跟西方的文化相对照。我们看问题是全面地看，是很模糊，不像局部的分析很清楚，但是全面的理论可以管一切，只不过是如何运用的问题。我们是在实践上不断的创新，而不是今天提出一个奇怪的理论，明天又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我们经常讲，整个的宇宙万物是道通为一的。为什么呢？因为万物都是从这条道路走出来的。过去对道和德的解释是讲得很清楚的，“道者，路也，天地万物所共由也。德者，得也，天地万物所各具也。”道就是路，天地万物都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是天地万物从这条道路走出来以后所各自具有的本性，德行就是事物的本性。我们今天讲这个人德行如何，那个人德行如何，就是讲这个人的本性如何，那个人的本性如何。“道德”两字讲得很清楚，道是万物共同走出来的道路，德是每个事物各自具有的本性，这就叫道德。所以道是一条路，道通万物，世界是一个理，然后分成各个事。华严宗讲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理学家依据这个提出了“理一分殊”，也是讲的一理而分殊万物，一理贯穿于万物。本来世界之理是一个，现在要分成这个分成那个，今天用在这个可以，明天用到那个不行了，就再来一套。苏轼跟蔡襄讨论书法的时候就讲到，“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万物都是一个理，当我们掌握了它的道理，用到哪里都可以。接着又讲了惊人的话：“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知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懂得医的道理，那是全科大夫，懂得画理的人，不管什么都能画。所以苏轼讲，书有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等，你说专长一体是可以的，但是只能写这个体不能写那个体，那是不行的。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物都是一理，只不过是如何运用的问题。把它运用好了，用到哪儿都是好的，不需要一天到晚都提新的。
说中国没有科学思想，简直是不懂中国文化。中国的科学思想是什么？其实既简单又深刻，一切都是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不要说它模糊，很清楚。用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观察自然界的万物，怎么会发生地震？阳迫在那里出不来，一出来就地震了。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解释社会现象，我们现在讲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是什么？就是阴阳不平衡。政府有那么多部门，这些部门之间有生克的关系，有的部门之间是互相推动的，有的部门之间是相互监督制约的，一旦搞乱了，相生的变成相克的，相克的变成相生的，这个社会会变成怎样？人体里面的五脏六腑也是阴阳五行的关系，这在中医里面是最普遍的。一理是可以运用到所有的方面，就看你怎么去运用，但是现在人们老想着理论创新，而不去想实践上的创新。
为什么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色呢？这跟我们整体的思维方式有关系，西方文化重视更多的是理性的智慧，中国文化更重视直觉的智慧。过去我们总是以理性的智慧去否定直觉的智慧，认为直觉是不可靠、模糊的，不可能做定量定性的分析。现在一切都要以数据来办事，所以对理性的智慧推崇备至，这也是科学的源头，科学就是人类理性智慧的成果。其实，直觉智慧同样也是科学的，科学不仅要运用到理性智慧上，也应该用在直觉智慧上。有的时候理性是正确的，但也有错误的时候；有的时候直觉是错误的，但也有正确的时候，而且在很多时候可能更正确。女同志的直觉也是最正确的，她的敏感性也是男同志比不上的，但也要分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直觉思维是很重要的，中国文化很多就是用直觉思维，用最简洁的语言让每个人都认同，不是用很复杂的逻辑推理、一大推的演绎让你来认识，没有必要的。很多东西直接用眼睛一看、耳朵一听、鼻子一闻就知道了，何必还要弄得那么复杂，用量化的统计？我老用董仲舒的例子，他讲四时的变化就是阴阳的变化，冬至日是阳消到了极点，阴长到了极点，黑夜最长，白天最短，冬至一过，阳一天天往上涨，阴一天天往下降，白天一天天加长，黑夜一天天下降。到了春分，阴阳平衡了，白天黑夜一样长了。春分一过，阳继续往上涨，阴继续往下消，阳涨到极点，阴消到极点，就到夏至了，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夏至一过，一阴复始，物极必反，阴就开始涨，阳又开始消，又到了阴阳平衡的秋分。阳再继续消，阴再继续涨，又到了冬至。这是很直观的，需要细致的推论吗？不需要，我们明白这个就行了。用白天黑夜一比较，用阴阳观念一诠释，全知道了。可是现代人对此不认同，一定要给出个数据，太阳到了什么位置，我才能信了。
世界上很多东西需要清楚，我们就给它清楚；需要糊涂，我们就给它糊涂，没有必要事事搞得那么清楚。我们不要看不起模糊，中国文化是模糊中有精确。我经常用中药来做比喻，药方看起来简单，但什么药产在什么地方，同样是贝母，是长在浙江还是四川啊？浙贝和川贝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东西什么时候采摘最好？是刚冒出来还是完全绽开了？什么时候采摘是很讲究的，早晨采摘、中午采摘、晚上采摘、半夜采摘，那都不同的。炮制更不用说了，是晒干的、烘干的、烤干的，药性都不一样的，这又是非常精确的。看病更是如此，最重要的就是一切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我们对直觉的智慧关注得还不够，把科学只看作是理性的结果。现在最危险的就是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已经不是按照自己的直觉，而是依靠数据去活。我老是强调，人要为感觉活着，不要为数据活着。昨天我去碧岩泉，碰到一个老太太，六十多岁，她说自己五年前被所有的医院踢出去，都说她的病治不好了，是子宫癌，医院都不治，她也没办法。她怎么办呢？她就去做义工，在碧岩泉那一带打扫卫生，五年下来再去检查，癌没了。是医院误诊，还是癌没了？这不好说。如果她当时做手术，就麻烦了，很可能人早就没了。个体的差异性很大，如果采用一个标准，问题可能很多。从这些小问题去看，就可以找到思维方法的不同。我们直觉的智慧不能丢。
四
我讲了一句话在网上很流行，也很得罪人，“西医明明白白治死人，中医糊里糊涂治好病。”你是希望糊里糊涂给你治好，还是希望明明白白给你治死呢？“中医影响世界论坛”举办了两次，上一次的主题是“病由心生”，热烈地很，现在我们发现，哪怕是生理上的病，其实跟心理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影响极大。这次的主题是“病从口入”，这是一个老命题，我们从小就知道，为什么病由口入？因为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吃了很多腐烂、带有细菌的东西。这个观念不对，病从口入主要不是吃了不洁、腐烂的东西。一个有神经病的人，根本不管干净不干净，到垃圾桶里抓一把东西就吃，他没有病，他心中也没鬼，我们心中有鬼，马上就病了。这是病由心生的问题。病从口入，怎么理解？《吕氏春秋》早就讲了，养生在于去害，去什么害？太咸、太苦、太辣、太酸，这就是害，还有精神上的害，太喜、太怒、太悲，过了就是害。现在胡吃乱吃，自从洋快餐引进以后，现代病就疯狂地增长。饮食很重要，它是维护生命的，它要通过脾胃肠。中医里还讲，肾是人的先天生命之本，肾气不足，生命就完了；脾胃是生命后天之本，我们吃下去的东西通过胃消化，通过肠吸收排泄，通过脾运化。中医非常重视脾胃，有专门的《脾胃论》。脾胃一衰，和气不起，什么病都来了。
我们每个人不能依靠数据，要用直觉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直觉，一得病了，胃口就没了，不想吃饭，胃口一开了，病就快好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治病，不治别的，就是打开你的胃口，病自己就好了。因为通过打开你的胃口，你吸收各方面的食物以后，慢慢就恢复你的元气，调整你的不平衡。原来的胃口不好，说明你出了问题，要调节了。其实饿上几顿也是好事儿。“若要身体好，常带三分饥和寒”。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古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吃的都不是一方水土的东西，不是一个季节的东西，这违背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你生在这个地方却在吃那个地方的东西。我们现在喝澳洲的奶，吃日本的大米，那是经常的了，认为最有营养。我在北京吃那个东西干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冬天要吃夏天的东西，现在很多餐馆在这个季节上西瓜是最不好的了，西瓜是夏天的东西，冬天就上萝卜，青菜萝卜，这是冬天的东西。不吃应季的东西，不吃当季的东西，这是得疾病的重要来源。所以，“病从口入”。入什么东西，怎么入？我那天一口气提出来，“量要适度，味要适度，冷热要适度，软硬要适度，营养更要适度。”我们老觉得营养越丰富越好，其实，不适度了营养就变成了毒药，所以一切都要适度。
那么，中国文化落脚在什么地方？在一个“中”字。张三丰讲，“夫道者，中而已矣。故儒曰‘致中’，道曰‘守中’，佛曰‘空中’。”都落到一个中。“致中”，我们都知道是《中庸》里的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守中”是《老子》里的话，“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空中”是《中论》里的话，“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清代还有一位道家的著名人物，叫黄元吉，他的《乐育堂语录》里讲：“圣人之道，中庸而已。中庸之道，顺其自然而已。”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为的超过了自然。一切的标准都是人为制定的，自然是没有标准的，它是没有标准的标准。我们现在人为是绝对的标准，自然界是不讲标准的，生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哪有说有个标准化的生产？机器生产才会强调标准化。自然界生出来的东西，自然而然，没有标准，所以世界上没有一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都是树叶，但是没有一片完全相同，这才是自然，大自然，自然界。
我们现在都不太关注、不尊重自然，而是一切都要以人所制定的标准去要求这些事物，这个问题最严重的体现就在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现在教育的一切问题都来源于它的标准化、规范化，完全违背了我们传统的因材施教。要求我们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标准答案。数学可以有个标准答案，但是怎么达到这个标准答案，还是有很多途径可以走的，不一定就这一个途径。至于语文，怎么会有什么标准答案？比如我刚才讲的正德、利用、厚生，郑玄、孔颖达是那么解释，黄侃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我也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结果我们现在的孩子们都是专门为标准答案而学习，学习到最后就是为了达到标准答案。人跟人智能上的差异太大了，我说我永远成不了霍金，但霍金也永远成不了我。我永远不能够像他那样，他也不会像我一样对中国文化有这样的了解，这就是差异。
我们一定要承认自然的多样性，这就是天然。天然是最宝贵的，人工一雕琢，永远也雕琢不成天然那样的美妙。我最欣赏的两句话就是：“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活色生香笔难到，自成天籁手何能。”人永远达不到自然界的自然天成，活色生香。笔能画出花草的香味儿吗？一张画上能画出来大自然的春夏秋冬的变化吗？永远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尊重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以天为则”这个传统，我们绝对不能丢。“巍巍乎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但在今天，人自己把自己跟自然隔离得越来越远，认为人可以决定一切。人定胜天，这是近代以来最强烈的一个口号。人定胜天，所以，我们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我们靠的什么？我们靠我们的理性，不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理性是让我们不断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的是自然对我们的报复。现在很多人一天到晚担心这个雾霾，我说我们明白了雾霾造成的原因，我们要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告诉子孙后代，不要再这样去破坏大自然。我们现在也不能回避，还要面对它。你能逃到哪儿去？你一个人逃了，别人逃不了。现在有些人很奇怪，说将来地球毁灭了我逃到哪个星球上面去，这能解决问题吗？你一个人去，你怎么活？还有情趣吗？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就要告诉我们自己，告诉我们周围的人，告诉子孙后代，不要再去这样做了，慢慢恢复起来。我们现在的人在这种情况面前要正面它，适应它，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当然，这中间是要付出代价的，可能是几代人，可能是让自己短命一点，但是你也没办法。你现在去适应它，说不定还能够活得更自在，要不然一天到晚担忧，成天戴着口罩，你说难受不难受？当年“非典”的时候，我一堂课都没有停过，在座有没有在非典时候听过我讲课的，没有停过一堂课。那个时候学生已经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校园了，在校园还是可以上课的，所以我还是来。我跟他们说，首先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从比例来讲，有多少人感染了，感染了以后有多少人死了？真是微乎其微，有什么好害怕的？你首先要把心中的疑虑、怵惕去掉了。
五
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各个角度去对比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我们是人文文化，重视人，西方是科技文化，重视物。我们强调直觉智慧，西方强调理性智慧。我们强调实践创新，西方强调理论创新。我们是内求诸己，西方是外求诸物。我们是存异互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都可以并存，但是相互尊重，西方基本上是求同普世，要求找出一个普世性的东西。我一直讲，找“普世性”是一个歧途。找什么普世性？同样一个概念，你脑子里面这样想，他脑子里面那样想，根本不同。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相互尊重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要存异互尊，不要一天到晚去求同，去求这个普世性。
中国是讲中庸之道，西方是讲绝对主义，这一点区别非常重要。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学家，很著名，他在给《孙子兵法》英译本写序言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情。抗日战争时期，他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去访问，跟大使馆武官交谈，问他们：“你们读过《孙子兵法》没有？”武官们告诉他读过，他们都是军校毕业的。他问：“你们感觉到怎么样？”这些武官说：“我们觉得这已经是历史的东西，比较陈旧，还是现在西方军事学家的理论更值得我们学习。”这位美国军事学家听了以后很感叹，他说：“你们错了，你们要好好研究《孙子兵法》。你们把《孙子兵法》读懂了，我们这些著作，你们都可以不读。”他说，西方的军事理念，以克劳塞维兹为代表，比如《战争论》，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它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绝对论。因为打仗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所以我必须把你彻底地消灭，这才算胜利。不把你彻底消灭，那不算是胜利，留后患不算胜利，所以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他说，中国的《孙子兵法》，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可以不战而胜，可以攻心为上，不是说一定要把对方彻底消灭掉。他说，孙子的说法才对。我说，他确实是通过《孙子兵法》了解到、把握到中国文化的一个精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可以不战而胜，不攻城、不杀戮，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杀光？
后来我一想，西医的一个根本理论是什么？对抗疗法，把所谓的病菌病灶彻底消灭，吃药压不下去就要动手术，动手术就要彻底挖干净才行。其实，是不是真的挖干净了，就是当时挖干净了以后是否就不生了，这都很成问题。所以，理想主义的绝对论和中国的现实主义中庸之道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认同模糊，西方文化是强调清晰、崇尚清晰。认同模糊，其实是和中国的语言文字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模糊的语言，一个字、一个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连读音不同也有不同的解释，需要放到一定的语境当中去才可以把它变得清晰，不能够把它定为只有这样的解释，不能那样的解释。再有，中国人强调顺其自然，所谓顺其自然就是注重差异；西方相信标准，讲究量化。
我可能曾经在课堂跟同学们讲，中国从西周开始就确立了民本的传统，西方从古罗马开始就形成了民主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各有优缺点。中国为什么会形成民本传统？民本传统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缺点在什么地方？西方为什么会形成民主的传统？民主传统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缺点又在什么地方？这应当进行比较，不能简单否定我们的民本，只崇尚西方的民主，双方同样有悠久的传统。
我们的中庸思想，“执两用中”。“允执厥中”，后来变成舜传给禹的十六个字。尧传给舜的时候是四个字，“允执厥中”；舜传给禹变成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儒把它作为心法，这也是把握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执两用中”，这是一个辨证的理念，不偏于这也不偏于那，看到事物之间的互存、互含、互转。这些东西，我们过去就要给它加个头衔——朴素的辩证法，然后跟科学的辩证法对比。当然，科学的辩证法是对的，朴素的辩证法是落后的。我现在说，我们要想办法把“朴素”这个帽子给丢掉，辩证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不是变戏法，辩证法用得不好就成了变戏法、瞎联系。所谓“朴素的辩证法”，其实也就是直观的、直觉的辩证法；所谓“科学的辩证法”也就是理性的、分析的辩证法。我们现在首先不要把理性的和直觉的对立起来，理性是智慧，直觉也是智慧，理性智慧认识的世界是对的，我们直觉智慧认识的世界也是对了，今天已经走到一路上去了。
我经常介绍给大家看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写的《物理学之道》，里面反复讲上面这个问题。该书的副标题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就是指中国的这一套，加上印度的那一套，它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直觉的方式，当然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其实，中国直觉里有理性的东西。比如，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这不是一种收集归纳的方法？观象制器，观大壮而建宫殿，观离卦而制渔网，这不就是推理？但是，这种推理不是一种理性的推理，而是一种直观的推理，直观的归纳。归纳、演绎和推理，并不是只有理性才有，感性也有。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经验。经验不就是一种归纳？但经验的归纳，并不是把标准定死，恰恰是包括了对于各种不同特征的事物的分辨。一个神医一望就知道你身体哪儿不行，哪儿有问题。这是“望诊”，“望闻问切”的望。这就靠直觉，但这个直觉就包括了他长期的经验积累，长期的归纳。只有这样，他才能看出你的问题，才会被称为“神医”。但他也不是由此就结束了，他马上接着就要“闻”。闻什么？闻你的体气，闻你的口气，闻你的大小便之气，还要闻闻你的声音、咳嗽。咳嗽一下，听听那个声音有力还是无力。一闻你的口气很臭，一定是消化不良，脾胃虚弱，要调整。大小便气味很重，一是火太旺，虚火太旺了，或者实火太旺了。所以，医者的直觉，是先通过望闻，然后再来了解病者的直觉，问你哪儿不舒服。病者的直觉有很多是不准确的，但是也有很多是很准确的，也可以说是最准确的。病者叙述完了自己这些东西以后，是不是一定对呢？不一定对，这就要验证一下，切脉。通过切脉来看，这是浮脉还是滑脉，是实脉还是虚脉，等等，检验病者自己叙述的直觉对不对。
望闻问切四诊构成了完整系统的中国医学的诊疗病症的体系，你能说它不科学？现在我们中医能够望而知病的大夫，也没有几个了，也不在我们的大医院里，而在民间。能切脉的也不多。切脉，在中医望闻问切四诊里面，其实是最底下的，可是我们现在中医里面能够切脉的人，大概能不能有百分之一？通过切脉就能够了解身体里面有什么变化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大夫现在太少了。这就是中医的现状。那该怎么办呢？就靠仪器。所以，中医院，越是有名的中医院，越是依靠这些东西。其实，中医大夫也有苦难言：给病人一号脉，是营养不良，建议怎么吃，结果他又不照我说的去吃，最后出事了，责任说不清楚，甚至要打官司。但如果此前用的是仪器，就是出事了，你看我有一大堆化验单，你这个指标有问题，你那个指标有问题，……总之，就算你死也是该死，我一点责任都不负！中医大夫的望闻问切，那有多大的风险啊！所以，中医也是有苦难言。这跟我们的观念、整个的管理体系有关系。
我为什么对中医那么感兴趣？现在中医其实最能说明我们中国文化的命运。在中国哲学史学会下面成立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时候，我说中国文化的复兴有待于中医的复兴。结果，中医界的人就来了——中医的复兴有待于你们中国文化的复兴！好，我说我们成了难兄难弟了，我等着你，你等着我。这也是事实，但总得有个挑头的吧？谁先来？大家一起来吧！所以，我开始关注中医，其实也是由于对中国整个文化的关注。中医确确实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实践载体，通过中医，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六
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个“特质”的比较，了解西方文化的特质在哪里，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质在哪里。这也并不是说西方就没有直觉的智慧，不讲模糊，不讲实践创新，但是我们偏重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内容，就可以知道中国文化在今天对整个人类的文化是有很大的互补作用，给与西方文化互补。我们也不用否认，现在整个世界的文化是西方文化占了主体。可是这样一个主体文化，今天我们来看，把人类已经带向了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它需要有跟它不同特质的文化去补偏。就像中医所讲的，以偏救偏。事实上，我们历史上对西方文化曾经起过补偏的作用，我们的人文精神，让欧洲从中世纪的神文文化走向了近代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我觉得，直到今天东西方还是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
西方文化从外表上看是一种“外求他律”的文化。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它是以上帝来管人心，以法律来管人心，都是外在的。中国人强调的是内在的，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中国礼的文化的一个核心。礼的文化的核心就是通过剖析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让我们自觉地遵守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关系，知道每个人应该怎么样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王弼讲，什么叫孝？“自然亲爱为孝”。礼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在西方叫做自然法、习惯法。礼不是跟法没有关系，但确实是跟法不一样。法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可以说是一种外在的契约关系。而礼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内在的自然关系之上。礼也是要人遵守各种各样的规范、礼仪，但它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之上的一种自律。中国人是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相互之间是可以互补的。而在西方实际上也是那样，虽然是上帝来管理，但是也要你自己去遵守；如果你不遵守，上帝也管不住你。西方文化中一样也需要自律。人有很大的惰性，有时候总是管不住自己，就要用外面一个力量来管住自己，这是人类的一个劣根性、惰性。中国文化恰恰是要你能够消除这个惰性，让你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自觉性。所以，中国与西方有很多方面可以互补。我们认识了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质，又能看到有许多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取向，这样我们才能够对自己的文化建立一个自信心。一百年来，我们把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被彻底地摧垮了，我们经常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现在要重新树立自信心，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不是像鲁迅那样的，把礼教说成“吃人”的礼教。我也常常讲，我们不把礼教重新整理一番，重新让人们认识一番，要回归中国文化的土壤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点，但我觉得这一点还好办。因为这是正面提出来的一个否定口号，我们可以通过辩论说清楚——礼并不是只有吃人的这一面，它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面，它是维护我们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传统中间，以对人内在的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生命是一个延续的生命，不是一个个体的、独立的生命，是群体的生命，相互延续，相互关联。在这样一种生命观念下面，规范人的言行举止，礼是最好的。它不是上帝创造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体，只能用外在的契约关系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所有这些都可以辩论，相对来说简单。现在最难的，就是我们运用了西方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诠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果把中国文化全部解构掉了。
譬如，用西医的理论来诠释中医的理论，中医就被解构了，因为两者的话语系统不一样，名词概念也不一样。我们一用那个语言来解释这个东西，就一定要让这个适合于那个语言环境，结果只能把这个扭曲了，否则对方没有办法理解。话语系统不一样，但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要迎合外国人的语言系统，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有些地方可以迎合，有些地方是没法那样。例如，有些词我们就没法翻译，“理”就是“理”，“道”就是“道”，“气”就是“气”，只能先音译，然后到对方的语言环境中去解释。用西方的一套理论一分析，中国的特色也就没有了。
七
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还认为我们是没有宗信仰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对“宗教”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定义，一定要有一个造物主的神的信仰才是宗教。那样的话，中国就没有宗教，然后又从没有宗教再推演出去，中国人就变得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又变得没有信仰，这就麻烦了！中国人有信仰，怎么没有？中国人就是信仰老天爷，“头上三尺有神明”。老天爷是谁？老天爷不是那个造物主上帝，老天爷就是万物共同出来的那条道路，就是万物的本性，就是天然。刚才我讲天然、道，“道者，天地万物所共由也。德者，天地万物所各具也”，中国人就是相信这个自然而然的自然秩序，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老天爷还是谁啊？祖先！我们要敬天法祖。老天爷还是君师，我们一听到“君”就害怕了，马上给它扣上一个“封建”的帽子。君，其实是一个象征，是国的象征。师，当然是老师。人只有经过国、师的教育，才懂得怎么做人。所以，“天地君亲师”是我们的信仰。天地君亲师，大家不爱听，我说就用另外两句话——“敬天法祖，尊师重道”。其实，“敬天法祖，尊师重道”不就是“天地君亲师”吗？所以，我们有“天地君亲师”这样一个信仰，这能不能算宗教信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首先看，宗教并不只有一种模式，你信仰造物主是宗教，我信仰老天爷、自然之天、祖先、师长也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宗教。为什么我们要办“人文宗教研究”这样一个刊物？就是要大力宣传“人文宗教”这个概念。
宗教不是光有神文的宗教，也有人文的宗教。“人文宗教”正是中国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最根本的特色。我们的儒要成圣，是人做的；我们的道要成仙，是人做的；我们的佛要成佛，也是人做的，不是靠外在的造物主来拯救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己。我说，中国的宗教最合乎时代的精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是中国宗教的根本特征。如果我们把这一点丢了，把这些都去掉了，我们还有什么？让我们去信上帝、一个造物主？我看中国人绝大部分大概是信不过的。我们可以信雷公，可以信风婆，可以信雨师，可以信电母，这都可以，但这些都不是造物主，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是自然界的变化，是我们对它拟人化的描述。中国的神多得很，有上千个，但都不是造物主的神。我们的门神是造物主吗？我们的灶神是造物主吗？我们土地公公是造物主吗？都不是。所以，这些跟造物主的宗教信仰不一样。我们必须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让大家清楚“人文宗教”这个概念。
很多人问我“人本”在中国古书里找得到吗？在“十三经”里是找不到，“四书五经”里也找不到，一般的诸子里也找不到。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人本”这个概念就是中国的，人本主义是中国的“土特产”。“人本”哪来的？董仲舒。董仲舒讲有天本、地本、人本，“人本”这个词出现在《春秋繁露·立元神》这一篇。他说，“何为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地人都是万物之本。中国人一直是天地人并举，“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董仲舒然后讲，完全用人文的思维来解释，“天生之以孝悌”，天生下来就有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就是讲孝，兄弟就要讲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就是讲，人文化成就是礼乐教化。“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
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如此者，其君枕块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是谓自然之罚。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分障险阻，犹不能逃之也。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糓，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则民如子弟，不敢自专。邦如父母，不待恩而爱，不须严而使，虽野居露宿，厚于宫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是谓自然之赏。自然之赏至，虽退让委国而去，百姓襁负其子，随而君之，君亦不得离也。故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国之证也，不可先倡，感而后应，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势。不居和之职而以和为德。常尽其下，故能为之上也。（《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
这一大段引文里讲，“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要严肃地来对待三本。“郊祀致敬”，要进行祭祀，“共事祖祢”，敬畏天，敬畏祖，“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他在这里说，“所以奉天本也”如何如何，“所以奉地本也”如何如何，“所以奉人本也”如何如何。“人本”是什么意思？他讲得很清楚：“立辟雍庠序”，就是教育；“修孝悌敬让”，就是道德；“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人本的含义，就是礼乐教化，礼的作用是教育。
我最近也给同学们讲礼跟法的关系。清初一位著名思想家陆世仪讲过一段话，“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礼”，喜欢讲家法而忽视家礼。因此，他就说，“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五种遗规·陆桴亭思辨录》）这几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说清楚了礼和法的不同。他把《论语》里的那段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讲出来，我觉得比原来更容易理解。“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礼让人有一种情感的交流，所以它是亲。说到家，我们不要只想到三口之家这样的小家。在中国文化中，家有小家，有大家，小到一家两口子，大到整个国家都是家。两口子的家里面要分清礼法的关系，我们整个大的国家也要分清礼与法的孰重孰轻。我们分析过这些问题吗？对这些问题，我希望大家多去思考。通过比较来看，哪些是可以互补的，重新认识我们中国文化在今天这样的时代的意义，重新确立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尊重、尊敬。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这也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现在应该说也是全人类的需要。
八
我常常讲，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整个趋势，有两个特征是很明显的：一个是向传统回归，这在西方也一样，在西方常常表现为一句口号，“回归自然”。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被人为的社会害死了，所以要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回归自然，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再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注重、关注东方文化。从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人本主义口号的提出就是开始关注中国文化，认为新人本主义的恢复还要到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智慧和资源。尤其是现在，“生态文明”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以后，中国文化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更多。现在包括中医在内，对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留学生里面，人数最多的是学中医药。在我们国内行中医的只有三十多万人，在全世界行中医的有五十多万人。在中国，中医是允许用西医的一切手段来诊病的，在西方的中医是不允许的。关于“中医”的概念，我多次提出来，这几年反复地提出来，希望恢复称为“国医”，不要用“中医”。因为用“中医”就会把中医的“中”原来的概念掩盖掉，变成了只是与西方医学不同的中国医学。中医的“中”，原来的含意非常丰富。现在中央电视台要拍一个中医方面的片子，已经酝酿了几年，这个月终于举行了开拍启动仪式。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不叫“中医”，而叫“国医”。用“国医”已经可以与西医区分了，我们过去都是用“国”这个字来代表是本国的，语文叫国文、国语，历史叫国史，武术叫国术，绘画叫国画，这已经很清楚了。现在我们的音乐也可以这么称呼。现在有的地方叫“中乐”，有的地方叫“国乐”，有的地方叫“民乐”，有的地方叫“华乐”，其实，“国乐”这个说法就可以了。
谈到语言系统，我们也可以来琢磨一下中国的语言。语言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下学上达”，“下学”是人伦日用，“上达”是天道性命。但是，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上达的东西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表达清楚的。这就像黄侃，刚才我还有一段没念。他说：“中国学问有两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心理的东西，就不是说一般人都能弄通的，也不是用语言就能讲清楚的。我们要用心去思考、去实践、去体会、去抉择，这都是“悟”。所以说，“学”是第一步，然后要“问”，还要“思”，还要“辨”，还要“行”。学、问、思、辨、行，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学知识。所以，博学者，谓明事理多，非记事多，他一定是通过学、问、思、辨、行，然后把握了这个事物的道理，不是记住了一些东西就完了。
所以，我联想到韩愈讲的《师说》，“师”是传道、受业、解惑。传什么“道”？传“为人之道”。受什么“业”？授“为学之方”。解什么“惑”？解“偏蔽之惑”。因为我们的“惑”，都来源于我们不是看偏了，就是被蒙住了，就是《荀子》里面讲的“解蔽”，我们要解这个。传道者，传为人之道；受业者，授为学之方；解惑者，解偏蔽之惑。我们人有很多的偏蔽，解蔽的方法就是“虚一而静”，荀子对此讲得很清楚，就是三点：虚、一、静。
希望大家好好念念《荀子》。荀子是很现实的，他有理想，但它是现实主义者的理想，它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讲“大同”。“大同”的理想，《礼运》里讲了，但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尧舜都是“小康”社会了，“大同”是尧舜之前的社会。所以，孔子说我见不着了，“大同”世界、“大同”之道我见不着了，我看到的都是尧舜以来的。尧舜以来的就是小康社会。这种理想主义者很多，中国从古到今确实是以“大同”为理想。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写“天下为公”，也是“大同”。荀子追求的现实的理想是什么？是一个“群居和一”，“明分使群”。一个“群”里面，一定要有所“分”，每个人都有“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然后达到一个“群居和一”，大家都能够和谐相处，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理想。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重视《荀子》。谭嗣同讲：“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是在批评、批判荀子。再批判，我们今天还是“秦政也”，我们不要以为一讲秦政就是暴政。秦政者，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不是封建制，三代才是封建制，三代分封诸侯建国。秦以后，就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我们今天难道不是吗？所以，秦政不是暴政，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所以，汉代一天到晚讲“大一统”。所谓“大一统”，是“尊一统”，大者尊也，就是要中央集权这样一个制度。中国就适合于这样的制度，《荀子》还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讲统一，但文化是多元的，相互尊重，相互并存。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用了一个西方的文化理论，反而让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认识不清楚。我们现在要有意识地重新认识。
九
今天在座的大部分是教师，也有公务员。所以，今天提到的一些方面，可以供大家来用。
“正德、利用、厚生”，我们就拿传统的解释。郑玄的解释、孔颖达的解释，对我们当官的都有意义：养民，为政就是养民，“正德、利用、厚生”就是养民。我们做学问，也要“正德、利用、厚生”。一切的学问，首先是要考虑，对于提升人的德性有没有意义；“利用”，对社会有意义的，可以去应用它、实践它；“厚生”，能不能对我们的民生有用？这也是要考虑的。司马迁已经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方向做了一个说明，一切学问无非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切学问无非是围绕这两点。我说，还有一个要讲，给他加了一条，“明性命之理”。我们要“究天人之际”，要“通古今之变”，还要“明性命之理”。每个人自己都要修身养性，没有了这个，也究不了天人之际，也穷不了古今之变。
因此，我很喜欢做这样一些学问。我们人文学者主要是传承，不能一天到晚创新，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面，提一点点小的补充，就不错了。刚才我给大家念了四句话：“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这是古人讲的；后面两句是我加的，“活色生香笔难到，自成天籁手何能”。清代包世臣讲了一句话，“好书不厌百回读”，我也给他加了一句，“精义勤求实在功”。好书，我们不断地读，但是要求它的“义”，而求它的“义”，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你是求不到的。唐伯虎写了一句话，“忘机便是长生术”。怎么长生？就要忘机，不要机心太重了；我也给他加了一句，“无念诚为自在方”。这也不算创新，就是能够把它充实一些。做学问，从各个方面“接着说”就行了。如果你一天到晚创新，哪有那么多的创新？人家话早就说过，说清楚了、说明白了，你把它通俗化就不错了，能够让今天的人都能听懂就不错了。当然，你要是能够加点新意，那就更好了。
这就是我到北大六十年的生涯。六十年一个甲子了，也不短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把我那一个甲子给去掉，重新一个甲子，我现在二十岁刚出头。我们观察一些问题，都是从人的角度去观察，对万物都是带着情感去观察，而且把万物也看成是有情感的，不是把它看作一个死物，而是一个活物。我们用“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去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懂得礼貌、要懂得感恩，但有时也会遭到质问。有一次，我在炎黄文化研究会年会上讲这个道理。结果我刚讲完，上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你讲的这个，不都是动物的一种自然习性吗？里面有什么伦理意义？”当时我大吃一惊，但是我想他说的也对。因为我在网上看过，都把这种东西说成是一个条件反射，动物的条件反射，或者是习性。羊不跪下来，它怎么吃奶？但是我们用人文的角度思考，看到羔羊吃它母亲的奶，还要跪着去吃，多有礼！我们做人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这是一种人文思考，不是把它看成一种死物那么来思考。我们为什么说“上善若水”？水有什么特别？孔子遇水必观，为什么要观？他是从观水里学水的德行。人也要像水一样，人也要像天地万物一样。
在座的同学，可能听过我念这一篇奇文。我非常推崇这篇奇文，在好多地方念过，大家都很受触动。清初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邓钟岳，也是一个不小的官。有一次他到四川去，当地发生了一场官司，两兄弟就家产的问题打官司。因为这两兄弟出身名门，所以在当地的名气很大。哥哥叫沈仲仁，弟弟叫沈仲义，这两兄弟打官司、争家产，地方官也不敢判，老搁在那儿。邓钟岳去了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篇判词。他说：“鹁鸽呼雏”，“鹁”就是鹌鹑、鸽子，“呼雏”，呼他的小鸽子、小鹌鹑，让它们来吃东西；“乌鸦反哺”，就是刚才我讲过的；他说“仁也”，仁义的“仁”，爱，一个爱子女，一个爱父母。“鹿得草而鸣其群”，鹿看到一片草地，就高喊，把它的同伴都叫来了；“蜂见花而聚其众”，蜂看到了花，就把其它的蜜蜂也招来了，“义也”，有义气。“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罗网以为食”，蜘蛛结网，然后来捕食；“蝼蚁塞穴以避水”，有水流过来了，蝼蚁拿土去把洞给堵住，不让水流进来；“智也”，有智慧。“鸡非晓而不鸣”，鸡不到天快亮了，它不叫不鸣；“燕非社而不至”，燕不到社日，社日就是指春天，春社，春天来了，燕子才来；这是什么？“信也”。“禽兽尚有五常”，仁、义、礼、智、信，“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得乎？”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连一点都没有吗？“以祖宗遗产之小争，而伤弟兄骨肉之大情。”“兄通万卷”，哥是读书人，“应具教弟之才”，应该具备教育弟弟的才能。“弟掌六科”，弟掌握六科，礼、乐、射、御、书、术，“岂有伤兄之理”，哪有伤害兄长之理？“沈仲仁，仁而不仁？沈仲义，义而不义！”“有过必改，再思可矣”，有了过错没关系，但要改。仔细想一想，有过必改，再思可矣。底下那句话感动了他们：“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遗产何须争？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弟兄？”这是不是一篇奇文？这兄弟俩脸上都挂不住了，不争了。
鹁鸽呼雏，乌鸦反哺，仁也；鹿得草而鸣其群，蜂见花而聚其众，义也；
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网罗以为食，蝼蚁塞穴而避水，智也；
鸡非晓而不鸣，燕非社而不至，信也。
禽兽尚有五常，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得乎？以祖宗遗产之小争，而伤弟兄骨肉之大情。兄通万卷，应具教弟之才；弟掌六科，岂有伤兄之理？沈仲仁，仁而不仁；沈仲义，义而不义。有过必改，再思可矣！
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遗产何须争？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弟兄？
我说，我们现在的法官，能写得出这样一篇文章来吗？有这样的理念吗？老讲“法不容情”，责问一天到晚用情来感动人有什么用。没有这样的理念，也不会有这样的文采。其实，中国人老讲，要合情、合理、合法。这个“情”包含两个意义：“情”是“情实”的“情”，要符合事实；还有情感之“情”。我们不能否认，只有“情实”之“情”，没有情感之“情”。但“合情”里面也包括了情感的问题，不是只有事实的问题，也有情感的问题。所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老讲我在韩国的一个见闻。92年我去韩国，当时韩国有一个包庇罪，包庇罪里边的窝藏罪。父母窝藏了子女偷来的东西、子女窝藏了父母偷来的东西，也要判刑的，但是跟外人窝藏不一样。外人窝藏这个东西要判十年的话，父母窝藏子女的、子女窝藏父母的，判五年就够了，就是“直在其中”。反过来，伤害罪里边，父母伤害了子女、子女伤害了父母，那跟一般人之间的伤害不一样，那是要加重的。为什么？维护亲情。所以，这篇奇文我到处推崇，让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个“情”的问题，不能够简单地否定。在“法”里边，不能够没有“情”。
我们经常讲是非分明、善恶分明，其实也不是绝对的。我老给大家念《礼记·曲礼》里的一句话，也请大家记住：“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句话要你爱憎不分明，你爱得要命，要看到他有恶的一面；你恨得要命，也要看到还有善的一面，都不要那么绝对地看问题，这就是中国的辩证思维。因为我们有阴阳的思维方式，阴里面含阳、阳里面含阴，《太极图》就是这么来勾画的，阴阳是一个整体，白的鱼里面有个黑点，黑的鱼里面有个白点，阴阳互含。所以，善恶、爱憎，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
最后，怎么说呢？总是老了嘛。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传心”、“传薪”。我常常讲，一个是心灵的“心”，一个是柴火的“薪”。柴火的“薪”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个“心”是我们的精神，两个都要我们去传。
载《人文宗教研究》总第十辑（2017年第二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