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持续进行，导致越来越多人对中美全面冲突甚至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的担忧。这些年来，围绕中美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命题在国际社会流行开来，就是这种担忧的体现。很显然，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而是有现实根据的。
人们可以质疑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可以用在中美关系上，但人们必须解释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战争。战争当然是残酷的，所以人们诅咒战争。但不管怎样，战争还是经常发生。因此，人们必须超越道德而对战争发生的客观规律进行探讨和研究。
人类为什么而战
人类为什么而战？从经验来看，历史上那么多的战争，但没有任何两场战争具有同样的根源，每一场战争都有其发生的具体根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似乎并没有任何客观规律可循。不过，同时，战争又表现出高度的普遍性。这使得从哲学层面来探讨战争的根源成为可能。概括地说，战争有三个根源，即价值、利益和欲望。
首先，人们为价值而战。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系统，正是这个价值系统把自身和他者区分开来。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价值是人们最重要的“认同”根源。再者，从自身的价值出发，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自己的行为具有“道德”含义。
为价值而战，最典型的便是宗教战争。“上帝”是价值的“化身”，不同的“上帝”表明不同的价值。历史上充满宗教战争，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的迹象。尽管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已经不再，但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所造成的冲突仍频繁发生。近代之后，发达的西方国家发展出其他“类宗教”的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正如西方的传教士，被视为是世俗政权的西方国家也把西方价值推广到其他国家，作为其“宗教使命”。为此，很多西方文献歌颂和赞美战争，因为战争也是履行使命的一种有效手段。在理论上，西方学者有“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之分，正义的战争便是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战争。
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是西方的现象，在所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尽管价值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如果价值被高度道德化，不同价值系统之间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为利益而战。为利益而战不难理解。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抢占有限的资源，战争便是其中一种有效手段。通过暴力来获取资源，在原始部落时代就开始了。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同部落之间战争不断。
从历史来看，部落之间的战争造就了更大的组织，直至国家的产生。国家起源于战争的理论，就是对这个过程的解释。在帝国时代，帝国之间的大多战争都是为了抢夺资源，主要是土地与人口。近代主权国家也是通过战争而确立的；而近代国家产生之后，很多战争便是围绕着工业化而进行的资源掠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便是典型。到当代，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发展到金融和互联网空间领域。各国都在以各种形式抢占资源，但国家间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一些国家文明一些，另一些国家粗鲁一些。
再次，为了欲望而战。价值和利益本身就可以产生足够的欲望而导致冲突。这里所指的是动物性的欲望，即本能。在探讨战争的根源方面，有些学者直指人的欲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个最简单的观察便是动物世界也存在着争夺“领袖地位”的冲突。由此，一些学者得出战争是人的“本性”的结论。哲学上说，“性恶论”的确是具有经验证据的。从古罗马的角斗到近代贵族之间的角斗，再到当代各种血腥的“体育”比赛，无一不充满着人类的“野性”和本能。
经济史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从经济理性出发，曾经认为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人类古老基因的遗留物，这种基因最终会消退，所以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甚至相反。近代以来，尽管人们的确可以通过非战争手段来获取自己所需的，但战争仍然不断，而且一直在恶化。可以说，性恶不仅普遍，而且永久。反映到决策者身上，欲望更是能够影响政治人物的决策。欲望因素往往在利益和价值之上，甚至是最重要的决策因素。在欲望驱使下，战争的输赢变得不重要。这也就是所谓的“非理性”决策。
价值、利益和欲望，任何一项因素足以导致战争的发生，但中美关系很可能是三者重叠，足以表明局势的严峻性及其会严峻到何种程度。
两分法鼓噪文明冲突论
价值观的不同。中美两个都是文明国家，美国代表的是西方文明，中国是东方文明。从经验来看，这两种文明不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是可以互融的。历史上，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当然，不管如何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中国文明仍然是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仍然是西方文明。文明的互鉴互学本来就是世界之“美”，但到了政治人物那里，两者便是冲突的，是势不两立的。
再者，西方简单的“两分法”思维，更促成了所谓的文明之间的对立。在学术上，美国（西方）总是把自己放在“自由”“民主”“人权”这一端，而把中国置于完全对立的一面。从古希腊到今天数千年，西方人理解中国只有一个范式，即“东方专制主义”。
这种简单的“两分法”也反映在国际政治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在推特上称呼他方“敌人”或“朋友”，“好人”或“坏人”。尽管这种称呼方法具有特朗普特征，但这绝对是西方文明对外在世界的看法，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学基础。这也不难理解，在西方，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界，从来就不缺乏鼓噪“文明冲突论”的人。近来，美国更是把“文明冲突论”应用到中美关系上。
从西方的价值逻辑看，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改变中国”一直是近代以来美国的“宗教使命”。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美国人相信中国会随着改革开放而变化，最终演变成一个像美国的国家。因此，当美国人以为中国是朝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时，就欣喜若狂；但当美国人以为中国的发展方向并非美国所期望的，就变得极其失望。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的崛起，而中国变得更加中国的时候，美国人的“失望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尤其是当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制度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时候，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把中国置于“对立面”，即“敌人”的位置。
其次，利益的不同。利益的不同导致利益冲突，利益冲突表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经济、安全、政治等。一些利益冲突更为具体一些，例如经济利益，而另一些利益冲突经常表现在认知上或心理上，例如安全领域。
在经济利益方面，经过数十年的交往和融合，中美两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高度互相依赖。尽管经济利益是一个相对收益概念，而非绝对收益概念，即双方不可能赚完全一样的钱，但美国经常从绝对收益概念来看待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这次特朗普政府从贸易逆差入手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就是绝对收益概念的表现。
尽管从贸易数据上看，中国有很大的顺差，但这里并不包含中国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环境和人力资本。在过去数十年的交往中，美国也从中国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且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内部分配不公造成的，但美国还是把内部问题“外部化”，成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政治和安全利益的不同更为明显。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不过，不同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只有当一方要改变另一方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时，冲突才会发生。安全方面也是如此。两国都有国防的需要，国防并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只有当一方要征服另一方时，冲突才会发生。
中美的欲望之争
经贸关系经常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紧密而稳定的经贸关系可以减轻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担忧。但现在，当这个压舱石变轻甚至面临消失的时候，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担忧便浮上台面。这也就是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美国的对华强硬派、反华派（尤其是安全和军工系统）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的原因。这种局面使到很多人担心，中美两国的冲突会很快超越经贸而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欲望之争。中美两国实际上是当代国际关系（或国际秩序）的两根柱子，缺一不可，哪一根柱子倒了，国际秩序就会马上出现问题。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问题是，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主，要维持霸主地位，就必须有强力的欲望来支撑。一旦美国感觉到霸主地位面临中国的挑战，或者感觉到会被中国取代时，其恐惧感不言而喻。受恐惧感支配，美国会千方百计，尽其所能来防治中国的挑战，更不容许被中国所取代。
另一边，中国的快速崛起迫使中国必须改变自己的一些国际行为，即从早先的“韬光养晦”到今天的“有所作为”。早先中国落后，经济体量小，很难影响外在世界，那个时候即使想高调也高调不起来，很容易做到“韬光养晦”；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大国，往日形态的“韬光养晦”便不可能了。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已经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本身）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共品。这必然促成中国的“有所作为”。不过，中国的这些行为被美国解读成“挑战美国”、与美国争霸。再者，一旦美国借此试图围堵和遏制中国，中国也必然会感到恐惧，也会有自己的欲望来反制美国的行为。
价值可以融合，利益可以妥协，但欲望很可能变得不可克制。如上所说，中国是世俗文化，西方的很多价值并非必然和中国的价值发生冲突。不过，价值的融合的确需要很长时间。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已经变得不可分。这不难理解，贸易战以来，人们所看到的是美国“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形。
也就是说，无论在价值还是利益层面，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如果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就是非理性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不理解美国为什么而战？要围堵中国吗？要征服中国吗？美国的决策者可能从未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今天，美国的对华行为更多地表现为情绪，而非理性。
这便是中美两国目前的一个大趋势，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大趋势。如果不能纠正这个大趋势，最终可能会是一场谁也很难避免的大悲剧。对中国来说，和美国的较量不仅仅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更是一场理性的较量。如果中国自身足够理性，也有可能把美国从欲望的泥潭中拖出来，使之回归理性。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更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所在。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