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爱国主义大行，中国，成了热门词汇。可是“中国”什么时候成了我们的国名、其含义又如何，国人多还有不甚明白之处。
一、我是谁？
我们生下来，父母就会替我们起个名。长大了，有点自己想法了，可能就另起个字或号。例如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陶渊明又叫五柳先生。
邦国也一样，早期多以种族或地属来命名，如鲜卑、契丹、党项之类；后来则以魏、燕、辽、夏为国号。
燕、辽其实仍与他们所占地区有关，魏、夏则有其文化主张。但不管如何，这些都是“自我命名”的方式在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形成国家认同。
“我是谁？”大家都在找属于自己的名字呢！
哲学上的大道理不用多说，每个人都知道名字对自己的意义，也知道改名意味着什么。??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叫做中国了。
二、何时开始自称中国？
上古之黄帝、炎帝，只是部落共主；虞夏殷虽是王朝，却也还是鲜卑契丹这类的族属之名；周以后，才有了类如五柳先生、六一居士这样的国名：中国。
中国历史，殷周之际是一大变革期。变革起于武王革命，成于周公制礼，于焉奠定了此后数千年的格局。
武王革命，主要是政治意义的，周公制礼作乐，才使得这个变革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而这次文化变革，既因又革，既创又述，在历史观上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模式，周公本人也因此而成为“集大成的创制者”，成了重要人物典范。唐以前，皆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
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之处：他是“中国”概念的确定者。现在，大家一提到“中国”就谈何尊。
何尊，是周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之后，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示。当时成王赏了何贝三十朋，何因此作尊，以资纪念。
这个尊上明确提到“宅兹中国”，当然很有价值；但这种现代考古收获，其实没有多告诉我们什么，古代读过书的人早都知道：在《尚书·梓材》记载周公进谏武王时，即提及“中国”，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
甚至《诗经．大雅·荡》中也曾用文王的口吻说过:“咨!咨!汝殷商，汝炰休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由乎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可见中国这个词语和观念，早在成王以前即已确立。
三、新名如何取代旧称？
在他们之前，与此相关的另一概念“四方，更是早已出现于《禹贡》:“九州岛攸同，四隅既宅??四海会同”“迄于四海”。
四海，是说禹所规划的整个区域，到达四边海隅。隅，就是水涯。这个讲法，与《皋陶谟》说“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恰相符应，代表古人早期的天下观。
整个天宇苍穹盖覆之下的大地，四边为海水所包围，王者治理之地，即为此天下。四海之内，所有土地均含在内。《诗经·小雅》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指此。
这是很早就有的观念。天下广有四海，包涉万邦，因此，它本身不是民族家国的讲法，而是由天、由上帝的角度说，大气磅礴，总摄四方。如《诗经》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瘼。”所有四方万邦，都在上帝的眷顾与监察之下，故《召诰》云:“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在天的注视下，所有邦国都是一样的，四方之民都是天所哀矜的。虽是小邦，也可能格外获得天眷，如周那样:“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大诰》)。大邦也可能获得天谴，如殷那般:“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天下”、“万邦”这些观念下的国，也就是邦国。或邦等于国，如《酒诰》说“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这个国就是周邦。或邦中又分若干国，如《商颂·殷武》说“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这个国就是殷邦内部的诸国。
文王周公所说的“中国”，却是相对于这些观念而说的，与它们不同。在万邦诸国之中，“中国”跟一般邦国不同，是特殊的国。
中国与四方相对，所以《诗经·大雅·民劳》说:“民亦劳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从前讲四方，是天底下直抵海隅的四方各地;现在，则是中央有一国，其余才是其四方各国。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四方”的概念，不只是空间上一在中央，一分列四方，更在于它具价值判断。中国所代表的文化价值意义，甚且超越了空间上的意义。
这在文王、周公的用法中就已明确可见。
因为文王崛起西岐，若以空间疆域说，他只是西伯，其国只能是西土西方，岂宜说中国如何如何?周公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云云，则表明“中国”之具体内涵在于天命与德治的应和关系上。因此“中国”乃是有德之地的意思。
相对来说，四方就是德义较逊之邦了。后来乃以此而形成了华夷之辨，“中国/四方”“华夏/四夷”等区分，皆本于此。
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王赐晋侯以阳樊之地，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大学》载:“唯仁人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疏大河??然后中国得而食也。??教以人伦。??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凡中国与四夷相对时，都用中国来代表文明昌盛之地、礼义之邦。
而这个概念及夷夏之分，孟子也很清楚地将之推本于周公。
“中国”这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待多说的。中国人以此指明并辨识自我，中国以此为国号，中国自认为是礼义之邦，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强调华夷之辨、对四裔邦国有文化自豪感，而且向来倾向于以文化而非以政治体和统治辖区来界定中国等等，都与周公确定中国这个概念有关。
四方，这时已成了四夷，其地位与中国不可相提并论，所以殷商时代仍祭奉的方神也不再有作用了。殷时崇祀，是要向方神献祭祈求的，例如:“壬辰卜，其宁疾于四方，三羌又九犬”，指以三羌人、九条犬献祭四方神，以宁息疾病。“甲子卜，其求而于东方”，向东方神祈雨。“南方受耳”，南方神授予丰年。这是关联着四方而有的神。可是到周初，四方就不再有神义，只指方位。要到战国时期，才再结合中央，形成东西南北中五方帝的新讲法，或说东西南北中之上还有一个上帝，五帝则为其佐。
《周礼·春官·小宗伯》说“兆五帝于四郊”就明显是战国以后的说法，非周公时的观念。至于郑玄注“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把五方帝神跟上古五帝结合起来，更是受汉代纬书的影响而然，也不是周公时能有的观念。
四、中国是什么意思？
把自己民族及其所在地视为宇宙中心，是世上许多民族或国家常有的观念。许多人也以为我们自称中国即是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作祟。
这些人没弄清楚，文王、周公所提的中国观，与把自己民族视为宇宙中心完全不同：
其一，这个观念并不起于民族中心主义。
其二，这个观念反而是后起的，我国早期并没有其他民族常有的民族中心意识。“天下意识”本来就是超越我族中心的，故后来天下与中国两个观念仍可相结合。
其三，自居中国，充满文化自豪感，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周边邦国，这种态度看来不脱我族中心心态。但中国观并不只是这种感情态度，更包含着实质的文化内涵。亦即中国之所以能为中国，须有德、须是礼义之邦。
其四，这些实质文化内涵，亦非就本民族本邦国已具备者说，不是以自己为标准的论断，而是说须达致某些实质文化内涵方足以称为中国。非“我即中国”，乃“我成为中国”。
中国观，亦因此而是一文化实践活动。犹如某些人从动物学上说固然是人，可是若不具备某些德性，他就会被批评“不像人”“不是人”“禽兽”。
怎样才向人、是人？
五、怎样才是中国？
这个文化实践活动，具体表现于文王的修德和周公的制礼作乐。
文王之德，成于克殷之前，使周朝的建立具有天命的正当性。周朝建立之后，周公的制礼作乐则让周真正成为中国。
克殷后，武王去世。成王初立之时，周贵族中管叔、蔡叔发动了武装叛乱，周公统兵平叛后，便规划了以礼治国的大政方针。《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代殷，三年践奄，四年封卫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逸周书．明堂解》又载:周公于成王六年建明堂。此类记载周公制礼作乐之史料甚多。
礼，不只是一些仪制，而是跟整个政治社会体制结合起来的。《周礼》记载诸官教民养民，均与此有关。
例如，地官大司徒职司十二教:“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以仪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以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可见官掌礼，且以礼教、以礼制，一切都成就为礼。
司徒这种官，实质上便成为礼官。它除了以十二吉礼教之外，且以“六德”、“六行”、“六艺”之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以“乡八刑”纠万民，以“五礼”防民之伪、以“六乐”防民之情，显然是以礼进行民众教育。教敬、教让、教亲、教和、教辨等，教安、教中、教恤、教节、教慎德、教兴功。
司徒底下，州、党、族、闾、保、比也一样要推行礼乐教养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饰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凡此，皆养之事。然后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
乡三物，即是乡三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弟、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地官以外，天官之官也是如此。例如冢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师，是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是有六艺以教民者。
师以贤，儒以道。贤，指他本身应具备贤德。道，指儒应负责教导人民由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学习中获得对道的体认。
艺，不限于六艺，据《周礼·地官·保氏》，职事十有二，就是广义的艺，如稼穑、树艺、作山泽之材、牧养鸟兽、百工饬化八材、商贾阜通货贿、嫔妇化治丝枲、臣妾聚敛疏材、闲民转移职事、学道艺以世事教能、为公家服事等等都是。
六德、六行、六艺、十二职事等，都是在陶养人民的实践理性，要让人从生命总体的提升来体现其礼乐教养。
也就是说，周公的制礼作乐，并不只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之类论析那般，只是典章制度方面的事，而更是推动着一种社会文化运动，让国家成为一个文化实体，而非只是一政治军事组织。“中国”的含义，只有在此文化实践中才足以表现出来。
周朝享祚八百年，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因此史学上一个热门的论题就是探究周何以能享国如此之久。
许多人把答案诉诸制度，认为周因封建井田而长久，恰与秦因中央集权而遽亡，成为强烈的对比。所以论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封建可不可恢复，是历代争议不休的题目。可是，封建再好，后世各朝不也都仍有封建藩国吗，为什么不能像周一样，起着“封建亲戚，以屏藩周”的作用，反而常成为内部分裂的乱源?可见周之所以为周，不只是它的封建、井田等制度，更是它的文德礼乐。
反之，集权，自以为可以控制得住；或耀武炫兵，自以为我战则克，也都是不久长的。
只有周公这套周礼周文，凝合了克殷以后的四裔万邦，也让几百年后王室业已衰微时，孔子孟子仍对之钦迟向往不已，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中国人自诩礼乐文明之邦、自觉文化高超、相信文化力优于政治力，也都是在这段时间确定的。具体的礼乐，后来几千年，当然随时代而有变异，但这个方向，大体仍依循着，所以中国还能叫做中国。
今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