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2日，《新民晚报》关于日本人在安徽歙县为王直修墓立碑的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了举国声讨：说有损国家尊严、让国人蒙羞的有之，要求拆墓毁碑的有之，责问地方政府的有之，谓这是一种挑衅的有之……似乎此举真的成了“千古奇事”——日本“友人”和安徽地方当局太离谱了。结果，墓被两位大学教师砸了。
其实，国人不必为此大动肝火。王直的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说。
要了解王直其人，必须从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学界最有争议的学案之一一—“嘉靖倭寇”的讨论说起。
明代嘉靖时期，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生了由部分日本人参与的大规模的抢劫杀掠。动乱虽被朝廷平息，但十几年的战争，使这一精华之地惨遭重创，国力为之削弱。史称“嘉靖倭寇”。
关于嘉靖倭寇的性质等问题，从四百多年前的当事人开始就出现了争议。但正统的观点一直是：嘉靖倭寇是日本海盗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抗倭完全是正义的。可从上世纪，尤其是1980年以来，以林仁川、陈抗生、戴裔煊等为代表的大陆历史学家，对传统的观点作了重新检讨，他们的理念大致可概括为：第一，朝廷严厉的海禁使东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故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思想的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斗争逼使朝廷做出了有限的开放。第二，“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真倭也受中国商人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第三，16世纪中叶，对外通商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故海禁和剿杀海商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由此造成的东南精华地区的社会破坏，其主要责任应有统治者来承担。第四，嘉靖抗“倭”使中国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和社会转型的机会，延缓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故王直之流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以上观点，学术界简称“新论”。
但以陈学文、郝毓楠、范中义、张显清等领衔的学者，仍坚持倭寇即日本海盗，嘉靖抗倭是抵御外侮的、正义的战争等观点。据笔者对收集的近百篇相关论文分析，无论是文章数量还是作者构成比例，迄今为止，争论的双方似乎都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总的趋势是接受新论的学者在增加，影响在扩大。
从国际看，嘉靖倭寇研究的力量主要是中日两国三方，即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台湾与日本学界的观点与大陆的新论相似。故从国际明史界而言，新论早已占压倒优势。如果我们不忽略这一国际学术界的主流，那么，王直的功过是非就不辨自明。
王直(《明史》称“汪直”) ，号五峰，安徽歙县人。据唐力行先生考证，王直本姓汪，因从事海上走私贸易，不得已，隐名改姓。王直是嘉靖时期的中国海商首领。嘉靖三十一年(1552) 二月，王直入定海关，图以协助官方剿杀另一走私头目功，"叩关献捷，求通互市" ，弗许。至此，商人乃对弛禁绝望，又遇番人逼还所赊货值。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下，王直登高一呼，广大"失其生理" 者，群起响应，开始了“一场反对封建海禁政策的武装起义”。说到嘉靖倭寇，几乎没有不涉及王直的。当代学者专论王直的论文也不少，代表作有唐力行的《徽商人物：王直》（《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唐文认为：王直他们的“活动代表了新生产力发展的意志，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之于战争造成的破坏，文章的解释是，“王直兵锋所及，也有一些无辜的百姓遭了殃。我们并没有因为同样的事实而否定张献忠为农民起义领袖，为什么对王直却要过于苛求呢？”唐先生另又撰文，称王直他们“反抗斗争的意义超越于农民战争”。陈抗生先生在《嘉靖“倭患”探实》(《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王直“他们是明代视野最广阔的，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晁中辰先生则在他的《王直评议》(《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中，直呼“王直是反海禁的人民领袖”。
尽管持相反立场的还大有人在，但以上论点，在目前学术界已站住脚。既然如此，国内自己为王直修墓也不见得荒唐。而所谓的“勾结倭寇”、“恶贯滔天”、“民族败类”等，远非对王直的盖棺之论。
再从日本方面分析。王直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航日本。三年后率中国船队互市东赢，并招引日本商人来宁波双屿港贸易，大大促进了中、日及与西方的民间贸易。同时，王直他们又把中国选进的造船技术带到了日本，使日本的造船技术产生飞跃。造船业的科技含量较高，又是当时最综合性的行业，这无疑推动了日本文明的进程。又据考证，是王直把葡萄牙商人海盗引到日本，并把西方及中国商人撑握的火药、火器知识传到了日本。走笔至此，为了避免国人再给王直罪加一等，笔者不得不率尔操觚，把自己一个虽留心十年，但还不成熟的观点无奈抛出。战争前、初期，倭寇在火器上占优势，而当时离嘉靖二十一年(1542)发生的“种子岛事件”(火器传入日本)才几年，日本刚吸收了此技术；可越到后期，倭寇使用的火器越来越少，而此时，枪支在日本已普遍使用，并在织田信长(1534-1582)统一过程中，成为决定性的武器。此一研究不仅表明，战争前、初期，倭寇使用的火器主要是中国的走私商人向西方买的，或者是自己制造的，更重要的是，这从军事的角度证明，嘉靖大倭寇的确与日本政府无关。否则，如果真的是中日交战，日方为何不把热兵器武装“倭寇”呢？总之，从日本的角度看，王直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出于“报恩”，作为当时王直活动地之一的长崎县福江市的友人，来中国为王直修墓是比较自然的。
这就是修王直墓的历史渊源和当代背景。
明乎此，则什么人为王直修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直本身的历史地位；不管立碑者的动机如何，但客观上有利于中日友好。
十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嘉靖倭寇的性质争论了半个世纪，且新论已成为国际主流的今天，社会、民间及教科书还停滞在传统，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非常时期的认识上，由此并联想到“徐福东渡”的走运，值得学界思考的问题不少。同样的“东渡”，不知是江浙人善于抓住机遇，还是安徽人不会炒作，今天，尽管作为个案的徐福东渡，在上档次的学术期刊上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有说服力的论文，但以传说为基石的徐福东渡在江浙已几乎家喻户晓。可有大量历史证据，当代研究成果累累的王直其真实面目，还鲜为人知。当沿海诸省为徐福起航地你争我夺时，举国声讨的矛头直指王直故里之当局。当东部地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友邦人士，瞻仰东渡“遗址”时，媒体疾呼，对去“中部”——王直之家乡的日本友人“不欢迎”，修墓之举要“调查清楚”……最终，落得王直墓一再被砸的可笑、可悲之结局。两个“东渡”研究，为何产生截然相反的社会认知呢？是徐福东渡更重要吗？不见得。徐福东渡，似乎是日本单方面受惠，而王直之辈的经贸涉及东、西方，影响全世界。是王直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吗？非也。嘉靖时期王直他们亦商亦盗的行径，与西欧早期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成长规律相同。尤其要指出的是，诚如陈抗生所言，王直统帅的武装商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商队，他们如果成功，则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有可能重写。研究嘉靖倭寇，有助于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更加坚定不移地走开放之路。故在历史研究中，鲜有现实意义超越嘉靖倭寇的课题。
这就为社会科学者提出了问题，学术成果要否向社会转化？怎样转化？
从“王直墓”风波看，嘉靖倭寇研究的信息，还局限于象牙塔内；成果的社会转化几乎为零。假如学术界对王直的功过是非的讨论向新闻界做些深透，那么，我想，像《新民晚报》这样的大报，可能不会以目前的形式披露，至少在采访持传统观点的学者的同时，也应让读者听听另一种声音。如果文化界朋友对王直早已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略有所知，那么，诸如“王直应该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这样可笑的建议，还用的着前卫的《中国青年报》提醒吗？两位大学教师还会有愤怒的“义举”吗？如果大众媒体对嘉靖倭寇研究争鸣双方的观点稍稍有所了解，那么，即使平面媒体报道了王直墓，互联网上怎会一个“拆”或“砸”字了得？国人自己对王直的认识尚如此，怎能要求其在日本民间有较高的知名度呢？
笔者一向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但反对学者为论文而写论文。数十年内，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供学者研究嘉靖倭寇，但“投资者”对研究的进程与现状似乎一无所知；研究者对社会公众的认知几无帮助，难道社会科学研究真的可不计成本和回报吗？
当国人把“王直墓事件”看作“炎黄子孙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时，我倒要问的是，龙的传人——中国(大陆)的倭寇研究的历史学家何时走出书斋？何时面向社会、大众？
希望正如樊树志教授所言，“这是重新评价王直其人的一个契机”，21世纪的中国，应少一些这样“无知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
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最后，笔者预言，国人自己为王直树碑也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这也许比为戚继光立传，可能更尊重历史、更有现实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