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历史学中还是在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中，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已经被提倡了多年，但在中国当代的历史学实践中，这方面的探索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如何既是历史学的研究又是跨学科的研究，分寸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曾经撰写过一篇题为《论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的文章，送到一家权威的历史学研究刊物。原因很简单，一是长期以来我都是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者，二是这文章写的是历史上的现象，三是完全使用的历史资料，因此，我相信它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史学刊物来刊载。但是最后，这篇文章由该刊物转送到另一家同样权威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发表了。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这篇文章不太像历史文章。据我自己事后反省，大约是拙文观察问题的角度与传统历史研究有些不同，主要是从传统庙会的各种特征出发，去探讨它所体现出来的狂欢精神，从而涉及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因此，在综合性社会科学刊物的人类学栏目之下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然而，这一事例却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史学研究的入门者就应该试图回答的问题：这篇文章究竟是不是历史文章？什么样的研究才是史学研究？史学研究与其它学科的研究界限在哪里？史学研究未来的面貌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学科的分化本来是近代科学产生发展的产物，在此之前，学科之间的综合性是很强的，学问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中国传统学术总是要求一种贯通和博物的知识结构。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倡导的是一种宏观的把握。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创造出纪传体的通史体裁，包含了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内容。梁启超总结顾炎武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宗师，原因之一就在于“博征”，并引用《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的话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清代学术概论》四）。干嘉学派的宗师戴震也曾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转引自上书，十一）。所以，学者以“博学多识”为学问好的重要标志。比如蒋一葵被人赞为“博闻强记，凡散现于稗官野史，若古迹，若形胜，若奇事，若名硕，吟咏累日月，即蔚然成帙”（陆宗学《长安客话》序）；孙承泽被朱彝尊赞为“博学鸿览，多识佚事”（《天府广记》序）；钱大昕则称赞顾雪亭“淹贯群言，深造自得，尝取古人‘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之语，铭诸座右”（《土风录》序）。
早期西方史学的兴趣广泛的特征也很明显，特别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出于对中世纪神学和封建统治的不满，通过体现为好古主义的人文主义兴趣，发展起了一种博学的学风（Erudite scholarship）。即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此时出现了一大批“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他们大多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高度的文化修养。一个史家，同时又可能是很有造诣的文学艺术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古物学家、科学家”（见郭小凌《西方史学史》第172、17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启蒙时代的学者也与此颇为相似。因为他们的历史作品往往被视为“启蒙学者们的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史”（伊格尔斯《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中译本第17页）。而在此基础上，考古学、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古钱学、碑铭学等等学科纷纷发展起来，成为历史学家必备的知识。这些学问的发展本身又说明，历史学家的基本方法就是对证据的严格而精密的考证法。
近代科学革命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发生，然后次第影响到人文和社会科学。人们发现，古代中世纪那种学科界限含混不清的研究限制了学术的发展。于是在传统学科内部，人们努力发展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学科方法，培养本学科的职业学者，尽量区别本学科与他学科的界限。比如古代史学与文学纠缠不清的状况、地理学与地质学不分的状况等等，不能被允许继续下去。因此，一方面，历史学内部逐渐析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宗教史、外交史、文化史等等；另一方面，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科学学科，或不断产生，或日益定型，从传统的哲学、史学、文学门类中分离出来。这样，研究的目标更为确定，为达到此目标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和方法更为具体和有效，研究体制的专门化导致了研究结果的深化，这正是科学主义的理想。
而当19世纪末科学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后，把传统的“六经皆史”或经史子集的分类（这代表了综合的或界限不清的特征）改造成为近代西方式的学科分类（这代表了专门化和精细化的特征），成为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时尚。即如梁启超在总结了清代学术之后所说：“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研究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三）其实，倒不见得是因为“社会日复杂”而使“应治之学日多”，主要是因为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导致了新的视野，使原来本来就存在、但却被长期视而不见的现象进入了人们的眼帘，传统的学科体系和方法对于研究这些现象已不适用或不够用，因此需要“分科整治”，“益加精严”。
学科分类的专门化和精细化无疑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围绕着自己的目标发展起自己的一套研究问题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不同侧面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但毋庸置疑，人类文化和人类知识之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被生硬地割断了。比如历史学和地理学，前者以时间为基本尺度，后者以空间为基本尺度，但任何历史现象都发生在一定的空间，如果不把历史现象放在一定的空间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历史学的任务就不能说很好地完成了。由于学科的界限，历史学以往只是从沿革的角度探讨地理现象，而不去或很少去关注历史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关系。地理学则更关注现实社会，历史的部分也少人问津。再比如，对基层社会和民间文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通常是文化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或民俗学家研究的课题，对构成历史重要部分的这方面内容，历史学家通常也是不屑一顾，而只专注于精英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人类学家等则更关注现实社会或异文化。这样，各个学科都发现自己的学科领域日益狭窄，或者原属自己的领地被日益瓜分。
为了使自己的学科有不断的生命力，原来界限泾渭分明的学科纷纷向外扩展自己的地盘。比如说，人类学原来最关注异文化，而且是无文字社会的异文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也开始研究本土文化和有文字社会，这就与原来研究这些问题的民俗学撞到了一起。在西方，人类学本来也研究民族，但同样主要研究异民族或境外民族，一些多民族国家则发展了民族学，主要研究境内各少数民族，现在，这些界限也被极大地淡化了。由于研究对象的近似或基本一致，探讨学科界限或差异、保持学科间独立性的争论就几乎成了一笔扯不清楚的糊涂帐。对于历史学来说，历史地理学长期被置于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个学科门类中，经济史在历史学和经济学中同时存在，军事史本来与历史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它又主要被置于军事科学门类中，宗教史、民族史等等都无不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况中，并且引起了许多后遗症——最主要的一点是它们不知道究竟该到那里去寻找它们的归属，同时往往被本学科视为边缘而遭到冷落。
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开始了对历史学多学科研究的强调，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试图建立一种“总体史学”，一种“长时段”的历史，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这种认识基于他们对兰克式的政治史学的不满，认为那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从其它学科去吸取养料，或者动员其他学科的学者来共同参加新史学的建设工作。吕西安·费弗尔在1932年时号召“消除陈旧过时的学科壁垒及由偏见、陈规及概念和理解的错误所造成的巴比伦式的混乱”（《为史学而战》）；勒高夫则这样概括新史学的特征：“新史学还主张把目光移向‘邻居’，希望使‘互不相识的兄弟’进行对话，这些兄弟正几乎处于同样的失望状态。”（《新史学》中译本第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原来不被历史学家纳入视野的许多方面得到了研究，随之而来的就是原来不被视为史料的变成了史料，相关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也被利用和改造成为历史学的概念和方法。比如说，布洛赫、费弗尔和勃罗代尔在他们的著作中把地理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前者以及他们的后代伏维尔、阿里埃斯、肖纽、迪比、芒德鲁等人利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发展起了心态史学，经济史研究不得不重视数学和统计学的手段，等等。即以我们熟知的中国史研究领域而论，施坚雅对帝国晚期的市场体系的研究得益于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黄宗智关于华北农村经济的研究和杜赞奇关于华北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则受到人类学家吉尔兹“内卷化”概念和“文化网络”理论的影响。以至于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不得不对这些历史学家的成果加以重视，而一些不熟悉国际学术的中国学者会把施坚雅误认为是地理学家。
这样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术趋势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历史学界。从正面的情况看，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福建、广东、江西、上海、天津、北京的部分学者已经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与传统的文献工作方法结合起来，在对区域基层社会的研究中，试图通过田野工作发掘稀见的地方材料和感悟历史情境，以重现历史时期的基层社会结构。从负面的情况来看，重新崛起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开阔了研究领域，但多数研究成果由于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面貌还相当陈旧。比如对各个社会集团或社会生活的研究中，较少注意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工具，解释还缺乏新意。这种局面导致的最严重后果之一，是制约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之二是断绝了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对话，缩小了历史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未来的努力目标，一方面是把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不断推广，同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日益做出有说服力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在专业教育上增大改革力度，使历史系的学生和研究生从一开始就能受到多学科的训练。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的见解和努力，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在继续前人未竟的事业。何炳松曾认为，“研究历史，非有新科学为之基础，则无以说明历史之真相”，“所谓新科学，即人类、考古、古物学、社会学等是也”（《历史研究法》）。周谷城说：“实则其他科学的新方法，无论为经济学或政治学所创获，抑物理学或化学所创获，皆直接或间接、部分或全体，可为史学用。”（《中国史学之进化》）最令人深有感触的，是朱希祖在1920年对北大历史系的课程设置所进行的改革。其课程共分六类：一、史学的基本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宪法、经济学等，为必修课；二、史学的辅助学科，如目录学、沿革地理、人文地理、地史学、金石学、小学等，为选修课；三、史学史及史学原理等，如历史学、历史哲学、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欧美史学思想，为必修课；四、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为必修课；五、专门史，如中国文化史、哲学史、法制史、经济史、文学史、美术史、版本史、西洋文化史、制图学、专题研究等，为选修课；六、第一、二外语，为必修课（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朱希祖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样的改革方向，直至今天还应该仿效或借鉴。在我们今天感叹史学后备人才匮乏、钦羡当时史学大师辈出的时候，不妨到史学家知识结构及其培养机制那里去寻找原因。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已经不应也无法固守某一时期确定下来的历史学学科界限。历史学己绝不仅仅是政治史、宗教史、思想史或帝王将相的个人传记，而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史学家所要展现的，是过去了的人类生活全貌。概括地说，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区别，就在于它研究的是过去的一切，并且通过此发现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为达到这个目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发现和利用各种各样的史料，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工具对这些史料进行多元的解释——发现了说明事实的新材料和对材料及事实做出了新的解释，就表明了史学研究的进步。但要做到这两点，拓宽学科视野，打破学科畛域就是很必要的。我们可以举一个前辈史学大师的例子：顾颉刚是治古史的专家，但他曾对民间的歌谣和传说故事进行过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对民间的宗教信仰做过调查研究。其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对孟姜女故事传播演变的研究和对妙峰山香会的调查，这些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顾颉刚也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对此，他本人曾总结说，“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但“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结果，使我亲切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更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看去，又使我明了它的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他通过对庙会等的调查，使他“很愿意把各地方的社会的仪式和目的弄明白了，把春秋以来社祀的历史也弄清楚了，使得二者可以以衔接起来”；也使他“很愿意把城隍神和土地神的人物历史弄明白，上接春秋以来有功而祀的人物，并看出民众的信仰的旨趣”，（以上皆见”《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对于顾颉刚来说，民间文学的资料和通过田野调查方法得到的资料，就变成了历史研究的资料，通过这些新发掘的资料——就对当时史学的“新”的意义而言，与甲骨文之于殷商史的意义是同样的——又可以对民众的情感和观念这—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做出解释。对于顾颉刚来说，无论他运用的是文学的材料还是运用民俗学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法，他所追求的只是对某个问题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顾颉刚的个案不仅说明了跨学科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历史学的学科本位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任何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或资料，都应该服从于历史学的学科要求。以文化人类学而论，它的理论和方法基本是在以往对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原始部落民族或“无文字社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具有几千年文字历史或文明史的文化国度来说，这些理论和方法就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正。由于对无文字社会的研究无法或很难通过文献资料来进行，于是田野工作方法就被发展起来，通过研究者的亲身体验、观察和谈话，搜集有关的研究资料，再对这些资料进行解释。但是田野调查的结果往往是共时性的，在进行历时性的研究时往往无法确定具体的时代，因此如果结合文献工作，必将使研究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史实基础上。对于试图研究基层社会历史的学者来说，通过田野调查搜集谱牒、碑刻、契约文书、口碑等地方文献，体验特定的历史情境，就比单纯依赖官方文献具有更大的有效性。
社会史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史就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是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诚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史研究，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一种共时性的研究，而后者主要是一种历时性的研究；前者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而后者则更多地关注过去；前者的理论和方法更多地是在共时性研究和现实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则需要从历时性研究或说历史研究中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概念工具。我们不妨以“社区”这个概念为例。对社区的历史研究当然是应用了社会学概念的社会史研究，但在社会学中，“社区”可以有人为划分的多种形态，比如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等，其中又可析分为城市社区、乡村社区、政治社区、经济社区、文化社区、军事社区、宗教社区、种族民族社区等等（参见《中国社会通史》总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但这大多是在现实社会社区区划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划分出来的，在研究历史时期的社区时，是否能完全套用这些概念，还要看某一地区历史上的具体情况。另外社区的划分应该是有比较明确的空间界限的，社区内部应该是有比较稳定的社会交往的，不具备这些特点的区划是否应属文化地理学的文化区？跨越一个城市或者乡村的带有更高层次上的共性的区域，还能不能被称之为社区？以上那些社区的概念是否一定能在中国的历史上找到对应物？比如宗族或者家族本身是一种“社区”，还是构成社区的一种社会实体？墟集或者庙会这些一般不具有长期居民的经济、娱乐场所，是否可以用现代社会学的社区概念来概括？先秦的国、野、都、鄙，隋唐的坊、市，明清的里、甲、图、社等等，如何与“社区”这个概念适当地挂钩？这些问题在社会史研究中都需要特别慎重地对待。而以上所说还只涉及到概念的问题，当运用这些概念、特别是社区理论去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就更需要把握历史学学科本位的原则。
笼统地说，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利用一切手段和发现各种材料，达到展现过去历史的全貌，并把握历史与现实间联系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主义的立场是必须坚持的，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时刻注意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和特定的研究对象，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情境或氛围。要做到前一点，突破学科界限和多学科的观照是必要的；要做到后一点，历史学的学科本位又是必须坚持的。因此，如何在具体的研究中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今后一段时间内避免历史学的故步自封，同时又不致丧失自己的学科特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