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海峡两岸的学者与美国学者合作，开展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项目，按不同的方言村落，确定了福建的36个田野调查点，作为社会经济史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尝试。由于计划中的研究成果大多没有成书出版，所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后来人们在回溯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历程时，往往也就忽略了这段历史。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的这部《福佬与客家之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正是那时对福建龙岩的三个村进行田野调查的报告，虽然其出版迟到了30年，但终归补上了中国社会历史人类学早期研究的一块重要拼图。

龙岩属闽西山区，也是通常人们认为的赣南闽西客家地区，更是红色老区，除了包筠雅、刘永华等学者的成果外，深入的研究还不算多。杨国桢认为，讲龙岩话的人群正处在讲闽南方言和讲客家话的人群之间，在地理上处于闽西山地与闽南平原的交界地带，所以有其独特性。书中讲到本地在唐代的峒蛮，到宋代称为傜和畲客，直到清代还存在，但到20世纪90年代就已没有任何畲族村落了。这是历史上汉人移民涌入的结果，当然也与上述地理特点有关，山区的开发往往是从地势比较平坦、道路交通较便利的山间盆地和浅山地带开始的。

从本书附录的调查问卷和著作大纲来看，这项调查研究的基本取向、方法和视角是人类学的，这当然与项目的合作主持者武雅士和庄英章是人类学者有关。不过杨国桢是历史学者，所以本书不仅利用了地方志及族谱、文书等地方民间文献，在叙事中也清晰地展现出历史的维度。在田野调查中的访谈对象都设定为6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获取的信息是20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的情况，因此，用作者的话说，调查获知的“社会记忆”是“过去式”的，也可以说，本书不只是一部民族志，也是一部历史民族志。

本书调查的陈陂村和大洋村是距离龙岩县城较近的平地村，而联合村是山地村，且为客家聚落。据其关于族产（蒸产、尝产）的调查，陈陂村的陈陂头陈氏当年有族田40多亩，却有祖山2000亩；白头张氏有族田3亩，但祖山却有200~300亩，可见这里的山林土地在土地资源中占有很大比例，族产的耕种主要采用族内轮种和租佃的方式。而在1930年毛泽东《寻乌调查》中，同样发现“寻乌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脚的氏族手里，后到的氏族便没有山或少有山……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135页）。杨国桢的调查印证了毛泽东当年对赣南闽西山区土地关系的认识，而且将人们的目光引到宗族建构与山区控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上。

本书中有专章涉及三村的宗族和神明会，可以发现这里的祠堂除个别始建于明末外，绝大多数建于清代，说明其宗族组织多完备于清代。从书中所收万历十六年龙岩县发给大洋村蒋氏的“照帖”和康熙五十七年蒋、林两家争地合同来看，明末清初这里的山场、土地纠纷开始多起来，可能与这一时期的人口涌入和开发有关，而宗族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在本书中，还有关于三村婚姻、家庭、女性、信仰及人生礼仪的调查记录，但在这些部分中，往往也会涉及宗族的内容，比如分家析产、祭祖、祭神等。如联合村邓氏的“尝季”文书，记录了从万历四十五年到康熙十六年及乾隆九年到嘉庆二十年两个时间段于每年神诞时入股组成“尝会”的情况，可知入股入会也是宗族的行为。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闽西地区社会结构的特点。此外，本书还记录了当年对三村人口、资源、地权形态、家庭生计、市场等方面的调查，对了解一个地方社会来说，这些信息都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30年前所做田野调查的成果，本书为了解闽西山区的社会历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和线索。特别是对20世纪土地革命时期及其后的根据地历史，必须建立在对明末清初以降的山区开发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更为全面准确的说明。尽管本书的调查只限于龙岩的三个村，但却给研究者以思想启示和方法引领，希望有志者能够接续这样的村落调查，不是走马观花，笼统言之，而是更深入地搜集、整理地方民间文献，抢救性地进行访谈记录，将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切实体现。

（作者：赵世瑜，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