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是我客居上海的老邻居。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大楼，同一个单元。我认识他，已经五年了。这期间，我与他，每日相逢在小区的林荫小道上，朝夕问候。我知道他姓钱，知道他的大名，称呼他为钱老，还不到两个月。五年来，我对钱老，三个时段，三种称呼，依次是老爷爷，老先生，钱老。其中第一时段的“老爷爷”，占了五年中四年大半的时间。
我喊他老爷爷时，他刚搬来小区不久。那是初秋，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和外孙女一起，在去小区会所舞蹈室的路上，第一次遇到了他。他是那种茫茫人流中，一眼就会夺去路人目光的人。他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气色红润，穿一灰白格子衬衫，戴一钛合金框眼镜，约莫一米八的高个，七十多岁年状，鹤发不乱，丰神疏朗。他第一见到我的外孙女，便迎上前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巧克力，弯腰递上，吴语软软地说，“小妹妹，给。”外孙迟疑间，望我一眼，我马上对她说，“快，收下。谢谢老爷爷。”
我们在家教过外孙女，不要接受陌生人食品。但面对这位跨越时空，似乎是从民国上海吴江路上迎面而来的老克勒爷爷，如此善意的眼光和举止，我们无法拒绝。
小区里有不少的小朋友，阿姨带的居多。老爷爷的口袋里有不少的糖果巧克力，遇到喜欢上的小朋友，他都会掏出来，送给他们一颗，阿姨们都会谢谢，喊他爷爷。只有我和我的外孙女，无论是否接受他的巧克力，但凡遇到，都要多加一个“老”字，叫他老爷爷。
我喊他老爷爷，是跟着我的外孙女身份称呼的。我不知道他真实的年龄，估计大我七八岁吧。他一点都不显老，尤其是他从你身边走过时，你感受得到。他穿着考究，身板笔直，脚步缓而有力，老健有生气。
我们这个小区在黄浦江边，离浦东新区三座标志性的建筑，环球金融中心，上海大厦，金茂大厦，近在咫尺。小区内的人造风景，草坪、小丘、石桥、流水、亭阁、轩榭、球场、泳池，星罗棋布。几年过去，老爷爷倘佯其间，不见变化。他与小区景色，相互辉映。我与他相遇，都会远远地驻足良久，单看不厌。
直到去年，我才知道老爷爷真实的年龄。
那天，我送外孙女上学归来，在小区的林荫道上又遇到了他。他一个人，我一个人，正好都没有事，我们停下脚步，比平常多讲了几句话。
我们这个小区，外籍人多，台胞也多。仅仅我们这栋楼，就有好几位台胞。例如我的一位泳友，李先生，就是台胞。他曾跟我说过，他与星云大师相识，给我看过他们两人合影的照片。我和老爷爷的话题，由此展开。他对我说，四年前他去过台北。
我问，“您是台胞？”
“不是。”
“您去旅游？”
“也不是。我去参加校友聚会。”
“校友聚会？”我很奇怪。心想，老爷爷这个年龄，又不是台胞，怎么会去台北参加校友会呢？
“是的，”他看我疑惑不解，接着说，“圣约翰大学的全球校友会。辜严倬云邀请我去的。”
“辜严倬云，那是辜振甫的遗孀，严复的孙女啊。”他对我知道这一点，好像并不奇怪。
我接着说，“北燕京，南约翰。这是当年闻名华夏的两所标杆性大学啊。”我是很早知道圣约翰这所大学的大名的。那是五十多年前，我读高中时，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很优秀的的一位，她的父亲，就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知道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批显赫的人物，如，宋子文，林语堂，顾维钧，李慎之，邹韬奋，张爱玲，周有光，董乐山，荣毅仁等等，都是出自该校。我对老爷爷肃然起敬，但随即产生了疑问，圣约翰大学是1952年就被撤销了的。这与他的年龄相符吗？于是，又问，
“您老高寿？”
“89岁。”
说实话，听说老爷爷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倒没有引起我太大的惊异。他内儒外洋。古风为骨，海派为表。正印合了那所中西合璧百年名校的特征。但89岁的高龄，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在小区里，他多独自一人散步。偶尔会看到他家老太太和他一起。老太太的年龄，好像也只刚过七十啊。小区内，很少见到他们家的老太太。见到的时候，她多半是开车，SUV，带老爷爷外出或回家。老太太着装时新，色彩鲜艳，雍容大方，十分抢眼。有一次，我还遇到她骑着电单车，在小区内的马路上，风驶电掣，从我身边呼啸而过。这与她驾驶的SUV，反差也太大了吧。她看我吃惊，大呼一声，“万友买菜，方便。”万友是小区隔壁的菜场，近。她的声音在空气中弥漫，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电单车已经转弯，人影车影，都早已不见了。
这老爷爷老太太，举止形态，怎么也不像是一对八十开外的人啊。岁月在他们两人身上，忘记了流淌。
今年上半年，我好像有几个月没有看到老爷爷。等到我三个月前，再见到他时，我大吃一惊，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走路也柱上拐杖了。我开始称呼他老先生了。这不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也不是因为他用上了拐杖。而是因为三个月前，我外孙已经离开上海，到很远的地方上学去了。我单独面对，以老先生称呼，以示尊重。
这个称呼维持不到一个月。我刚刚知道了他的尊姓大名，我对他的称呼，又随之改变。
那天，我在电梯里遇到了老太太，她像往常一样，又热情，又精神。我对老先生的身体表示关切。我说，“老先生，今年拄上拐棍了。”但怕尴尬，话锋随即一转，“他老人家是圣约翰的，真了不起。”老太太是那种以老爷子引以自豪，且溢于言表的人。她说，“他是圣约翰的医学博士。邱财康，你知道吗？当年就是我们家老爷子抢救的。他是抢救小组的副组长。”邱财康，我当然知道。我读小学时，看过抢救大面积烧伤的钢铁工人邱财康的纪录片。等我多年以后招工进厂，又在钢铁厂当过八年的炉前工人，见过那么多的工伤事故，怎么会对当年烧伤面积达89%的经典抢救案例忘记掉呢？
老太太又对我说，“老爷子叫钱绍昌。赵钱孙李的钱，绍兴的绍，昌衍的昌。你上网查查就知道的。”
这个名字，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回家后，上网一查，再次吃惊，原来钱老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
他出生杭州，是吴越武肃王钱缪33世孙，其父钱潮曾负笈东洋，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以后回国，悬壶济世，成为一名著名的医学专家。钱老1948年入圣约翰大学，主修医科。1954年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获美国宾大医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分配到上海广慈医院，子承父业。尔后，作为主要成员参入邱财康烧伤病抢救。不久，当上了瑞金医院的烧伤科副主任。1966年，在国内首创“焦痂早期切除，大张异体皮移植法。”在国内医学界引起轰动。十年动荡年月，他蒙冤入狱五年，失去工作。风平浪静后归来，没有想到，天命之年，没有回到手术台旁，却站上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3尺讲台。
圣约翰医科，第二医学院毕业，宾大医学博士，广慈医院就业，瑞金医院烧伤科主任，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熟悉那段历史的人知道，对于钱老，学业是水到渠成，单位只是换一个名称而已。倒是执教上海外国语大学，他人生经历中，一次匪夷所思的，两个专业之间的成功跳跃，局外人看来不可思议，其实也有踪迹可寻。
事情还得从七十年前说起。
1950年夏，钱老刚刚念完医科二年级，世界青年代表团即将访问上海，上海市政府对此极为重视，由当时的外事处长黄华，成立接待办公室，负责外事翻译组织工作。鼎革之际，上海外语人才奇缺，黄华，这位当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革命者，知道教会学校师生的分量，直接从圣约翰和沪江两所大学的英文系学生中招取5名英文翻译。钱老虽是医科，从中学到大学，就读的都是教会学校，英文基础好，也被选中。几个月下来，圆满完成文字翻译及口译任务。外事部门惜才，请他留下，当时钱老年轻心傲，“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回到学校，志在杏林。等到他历经坎坷，重做冯妇，已是三十年后，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
1980年5月，出狱不久的钱老， 不忘初心，想回瑞金医院，重操旧业，却遭到无情拒绝。走投无路的他，看到报上一则招聘启事，冒然应聘上海外国语学院高年级英语教师职位。他在300多才俊的竞争中，笔试面试，均拔得头筹，无奈头上仍戴着“刑满释放分子”帽子，让人事部门踌躇不决。王季愚院长得知，毅然拍板，将钱招致麾下，教授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英语，凡二十五年，成为当年一段佳话。这期间，他教学之余，又应上海电视台之邀，从事电视剧翻译，先后共翻译英文影视剧700余部（集），包括《鹰冠庄园》、《大饭店》、《成长的烦恼》、《根》、《荆棘鸟》和《哈姆雷特》等，其中《成长的烦恼》、《根》和《荆棘鸟》等先后获全国电视译制片一等奖。同时，也将100余部（集）国产片翻译成英文。有几部，在国际上获得金奖。晚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蜚声译坛。
几天后，我遇到钱老，向他表达敬意，同时谈起了《大饭店》。我说，我喜欢黑利（赫利）。我在大学期间，读过他的《钱商》，以后又读过《烈药》、《汽车城》和《大饭店》。，都很入迷。
“Arthur Hailey ”。他对我的“黄普”，黄陂普通话“赫利”，有一点陌生，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于是用英语纠正。他说，他是《大饭店》影视剧的翻译，不是英文原著的译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影视剧翻译更难。除了追求信达雅，还要配合人物对话的口型，甚至追求字形。他讲一个例子，美国电视连续剧《成长的烦恼》，妙语连珠，老少咸宜。翻译这部剧本，为将原剧中的幽默文字，传神译出，煞费苦心。剧中迈克竞选学生会主席。弟弟本作为啦啦队成员，兴奋无比，举牌助阵。本的标语牌原来想写上“I Like Mike”（我爱迈克），结果心急手乱，写成了“I Lick Mike”（我舔迈克）。爱字和舔字，中文字形，相差甚远。钱老于是将“I Lick Mike”的标语牌，翻译成“我受迈克”，不但传神了美式俚语的风味，也更符合识字不多孩子的错别字特征。
一个人的前后半生，如此灿烂。青年、中年、老年，杏林，讲台，译坛， 都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骄人业绩。我在一旁，如同登山赏景，仰望峻奇，一座又一座的山峰，尽入眼中，美不胜收。我想，我的邻居钱老先生，还有没有什么风景，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惊奇呢？没想到，还真有。
那天，老太太与我在大厅里相遇。她见到我，第一件事，要我在大厅里沙发坐一下，上楼去拿东西给我。她旋风般地去，旋风般地回。给我早准备好的《新民晚报》介绍钱老的资料。我回家，顺势读到钱老的几篇散文。文笔清新，幽默隽永，娓娓道来，妙趣横生。其中一篇，几年前，八十多岁时写的《圣约翰的校花》，我连读两遍，忍俊不禁，将部分段落摘录如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慢慢品味：
圣约翰的校花
老年人最爱怀旧，怀旧虽然有一丝伤感，却也有极大的乐趣。……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50年的圣诞派对，因为那天我的舞伴是圣约翰排名第一的校花--鸿翔公司的八小姐金智玉，大家都称她为八妹。排名第二的校花是程乃珊的姑妈，我在《在绿房子里学跳舞》这篇文章里曾提到她。第三名是周信芳的女公子。这个排名并非正式选举出来的，而只是大家基本上公认的。
我怎么有幸能请到挂头牌的校花做舞伴？原来由于多年来金鸿翔全家总是找我父亲钱潮治病，我们两家算是世交。那一次我有点异想天开，竟然大胆请八妹做舞伴。见到我来请她，八妹大吃一惊，笑得花枝招展，她想不到我这个念医科的“书呆子”也会找上她。因为圣约翰医科功课极繁重，学生们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因此被其他院系的同学视为“书呆子”。不过她还是大方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记得圣诞节那天我去她家接她。她家离我家很近，也在吴江路，那是一栋有东西厢房的石库门大宅子。去轻轻扣门，一位大姐替我开了门。我胆怯地说明来意，这位大姐高声地喊道：“钱医生的儿子来接八妹跳舞了。”
这时八妹的家人都在两边前厢房里好奇地争着看我，我站在天井里，羞涩得抬不起头来。不过，那次party上我得意非凡，好不风光。
……
读到这里，我忽然明白，钱老为什么看上去总是那么年轻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