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西方社会有两种理性主义传统：（1）否定性理性，它开出了多元主义、演化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潮，进而塑造出矛盾的、辩证的和批判性的双向度思维模式；（2）肯定性理性，它开出了一元主义、建构主义和先验主义思潮，进而塑造出了没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思维模式。同时，肯定性理性思维不断膨胀而构成了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特质，进而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但是，肯定性理性的两大内容之间却潜含着严重的矛盾性：一方面，由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肯定中派生出了唯理主义，它激发人们去构建完美的理想社会；另一方面，由对现实世界的肯定中派生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促使人们无批判性地接受现实。事实上，正是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现代主流经济学打造出了理性选择框架，一方面通过理性建模来设计和引导社会制度变革，另一方面则基于伦理实证主义将现实存在合理化。进而，它的社会认知和政策主张往往也会在两个极端之间的不断转换：一方面，当自由市场出现严重失灵时，就转向积极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另一方面，当政府干预出现“理性的自负”时，就会转向对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学。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内在的思维紧张和逻辑断层，由此也就严重限制了它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这就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嵌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之中的肯定性理性思维。其实，人类理性本质上是否定性的，体现为对现实存在的观察以及发现现实问题的能力；但是，肯定性理性却将思维和实在统一起来，从而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异化。
一、引言
第3章和第4章阐述了认识真实世界和解决现实问题的高次元分析思维和方法论框架，由此就可以审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它基于特定的理性选择框架对现实世界作“我向思考”式的现象解释，由此还构筑了一个坚固的解释共同体，进而极力排斥或漠视经济学其他流派、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以及社会大众的批判。在新古典经济学人看来，那些人之所以批判和否定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真谛，进而以情绪、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而非科学来误导大众。[1]譬如，田国强就强调：“现代经济学……以个体通常逐利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引入和采用严谨推理和论证的科学方法并运用数学分析工具——对现实进行历史和实证的观察，将严谨的内在逻辑分析上升到理论，然后再回到现实进行观察、检验——来系统地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在社会科学中占首要地位，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冠’，就是由于它有非常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其基本思想、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威力巨大，可以用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风俗和文化的人类行为下的经济问题和现象……以致被加里.S.贝克尔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或无所不能的学科”；[2]相应地，“一旦你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你就会一生受益无穷。因为它会使你聪明、睿智、深刻、思维科学；它会帮助你学习、研究那些‘阳春白雪’的纯经济理论；它也有助于指导你在生活、工作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3]果真如此吗？
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沾沾自喜于理性分析框架，但这种理性思维却导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之间内含着深刻的紧张和冲突：一方面，它热衷于运用理性来构建最优化模型并由此进行制度设计，这是革命主义的；另一方面，它又热衷于对自然秩序的探究并由此大肆宣扬自生自发市场，这是保守主义的。那么，这种逻辑明显相悖的学术取向和政策主张为何会存在于同一学说之中呢？究其根本，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根基的理性思维特质，它是一种肯定性理性。事实上，肯定性理性包含了相互否定的两大内容：（1）对人类能力的肯定，这为社会改造和制度设计提供支持；（2）对社会现实的肯定，这为承认现实和遵从现有制度提供依据。进而，肯定性理性的这两方面内容也将现代经济学研究引入两类认知思维的误区：（1）人类理性具有一种无限接近客观真理的“科学”能力，并体现为自洽性逻辑的严格推理，由此也就导致“科学主义”的膨胀；（2）在现实世界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理性能力之内“发现”秩序的一些片段，而无法洞察全部秩序，更不可能设计秩序，由此则陷入“神秘主义”的窠臼。[4]显然，这两种倾向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都非常明显：科学主义导致对数理逻辑的滥用，神秘主义导致对自然秩序的盲从。
由此可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症结恰恰在于其哲学思维和研究框架而非具体的分析工具：它嵌入在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从而就根本上看不到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存在及其实质。也就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其分析思维及其相应的方法论上，因为它极力维护的实质性东西都是其方法论上的具体立场。既然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又是如何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的呢？这种肯定性理性思维对人类认知和社会发展已经并且将会继续产生何种后果呢？确实，我们无法依凭单一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导就可以识得有关人类世界的真理，相反，它往往更依赖于人的长期内省和体悟；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现实世界及其发展神秘化，相反，它往往依赖人类理性能力来理解和把握。进而，这就带来新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人类的理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应该嵌入何种理性思维才会更趋合理？这又涉及对人类理性之根本特征的认识。
有鉴于此，本章尝试作这样几方面的探索：（1）源自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是如何孕育和演化的？（2）嵌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思维具有何种特性？（3）肯定性理性如何型塑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及其政策主张？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将有助于突破现代经济学的认知论和知识论禁锢，进而有助于重新将经济学导向更为合理的发展方向。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两大传统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理性思维的起源，这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一般认为，理性思维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流派，从而嵌入了深沉的自然主义因子。简要说明如下：（1）西方原初的求知动机是出于好奇心而对自然世界展开探索，在对自然结构和自然规律的探索中，自然哲学派学者把自然世界看成是一座以物质性的东西为建筑材料的巨型大厦，这奠定了古希腊人对科学和理性的最初理解；（2）随着希腊城邦生活的稳定和城邦制度的健全，自然哲学流派的思想就逐渐被一群智者运用到对生活世界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中，他们在人类社会中划出一个高于人为法的自然法领域，把自然法视为本源且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
（一）多元而批判的理性主义传统
在西方，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类认知能力持有这样的基本看法：一方面，人具有发现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人的理性又不是全能的，尤其是，道德和政治问题难以像宇宙问题那样凭借理性加以鉴别。为此，古希腊哲学家往往专注于研究知识的性质、推理的方法（论理学）和推理的工具（演说术）。同时，在用推理方法对所有事物作潜心检验的过程中，古希腊哲学家逐渐养成了自主追索和相互讨论的学术精神，进而也塑造出自由交流和良性竞争的学术风气。纵观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其中就充满了存在、非存在、运动、一和多、同一性以及矛盾等术语，所使用的方法也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多元性；[5]随后，智者学派则进一步发扬了自由思辨和相互辩论的传统，如由苏格拉底派生出了后来的众多哲学流派。关于早期理性主义的基本特点，这里从三方面加以具体说明。
首先，就理性的源泉而言，可以追溯到“宇宙论时期”的自然哲学流派。当时存在着爱奥尼亚学派、埃利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学派以及原子论学派等多种流派的竞争，而各流派在争论的同时也相互吸收、相互补充。譬如，塞诺芬尼就将爱奥尼亚传统带入了埃利亚学派之中。同时，除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尊重权威和长者以外，其他学派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争论；相应地，即使对那些宗师的学说，门徒们也尝试进行变更和修正，力图提出新的观点和直率的批判。一个明证就是，被称作希腊哲学奠基人的泰勒斯就其学说告诫学生说：“这就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我相信那是何物的方式，而你们要试图改进我的教义。”相应地，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在泰勒斯还活着的时候就公然对其思想进行批判。[6]例如，泰勒斯把水视为万物的原始要素，但阿那克西曼德则认为，万物的本质或要素不是水而是无限，无限是一种无穷无尽充满于空间的活泼的质料。进一步地，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又把这种无限归结为空气。同样，在第二代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之间也展开关于一些基本预设的争论：赫拉克利特认为变化构成了宇宙的真正生命，并把永生的“火”视为有机体根本的基质和灵魂的本质；巴门尼德则坚决认为事物的基质是永恒不动的，进而把“存在”视为事物的原始。
其次，就理性的运用而言，可以追溯到“人类学时期”的智者学派。智者们主要是以在各地讲学为生，为了吸引听众当然也就会相互辩论；因此，这些智者不但发展了“辩论术”的知识，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出了以人自身存在为基础的思辨传统。事实上，赫拉克利特就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其学生克拉底鲁则进一步认为，“人连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显然，这否定了静态看待世界的思维，而强调了社会事物的变动性和发展性。进一步地，随着智者学派的兴起，整个古希腊都掀起了求知的欲望，承认知识的相对性和自身的不足也成为当时的基本风气。譬如，第一位把自己称为“智者派”的思想家普罗塔哥拉就以“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名句表达了认知的相对性，这把人在自然中的存在提高到从来没有的高度，由此凸显了认知的主体性意识，强调只有主观意识而无客观真理。
最后，就早期学术思维而言，可以集中体现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对知识的认知上。作为古希腊思想的中心人物，苏格拉底一再强调自己的“无知”，认为“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并把“认识你自己”规定为哲学家的基本使命。为此，苏格拉底在教学时主要采取讨论的形式，并且一般都不会形成某种定言的结论，而只是说明某种固定的意见是不可靠的而真理是很难决定的。同时，苏格拉底强调，对话开始之初，并不是由一个现成的结论预先摆在那里，由言说者凭借自己的机辩而自圆其说；相反，一切结论只有在对话的过程中产生，它是一个逼近和敞亮真理的过程，关于事物本身的规定性在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显现。实际上，苏格拉底的知识大多是在大街上、市场里以及运动场里通过与不同人的谈话和讨论而获得的，特别是通过质疑和反驳智者学派的论点而逐渐成熟的。因此，海德格尔就认为，正是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身上，首先发现了一种把存在作为生长的而非形而上学的经验。当然，不同于智者学派强调只有相互对立的意见而没有真理的观点，苏格拉底强调，诚然思想有差异，但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对立的意见中找到一致的地方，从而形成大家所依据的共同基础和所同意的共同原则。
（二）一元而肯定的理性主义转化
经过人类学时期的过渡，古希腊思想逐渐从宇宙论时期发展到体系化时期，理性思维特质也开始了从批判性到肯定性的转化，不仅形成了对政治、法律的一整套观念，而且衍生出了建构理性主义思维。其原因在于：（1）古希腊的认知思维本身就起源于自然界，从而试图依据自然秩序来认识和构建社会秩序；（2）人类学时期的智者已经开始运用自然主义思维来思考法律的建立和施行问题，进而试图依据权力来解释和设计社会制度；（3）尤其是，体系化时期的哲人进一步运用理性来认识和阐述自然法（规律），其中，柏拉图设计理想国时就充分运用了理性思维，后来亚里士多德又以本体论的形式将理性加以升华。关于体系化时期的理性主义转变，这里也从三方面加以具体说明。
首先，就理性的基因而言，自然哲学流派本身带有强烈的归一论思维和自然主义发展观。（1）归一论思维强调，世界由物质构成的，同时社会又具有变动性。例如，赫拉克利特就把世界设想为一切事件或变化或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一切事物的综合，所谓“万物皆流，无物常驻”；而且，一切物质实体（无论是固体、液体还是气体）与其说是物体，不如说是过程，它们都是火的变形。（2）自然主义发展观强调，尽管自然世界是变动的，但变动本身依据一定的发展规律。例如，赫拉克利特就强调，世界上的每一个法则特别是“火”本身都依据一个明确的法则而发展，它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不可抵制的法则，这类似于现代的自然法观点或者现代历史主义的进化法则。
其次，就理性的运用而言，智者学派通过对自然法的诠释而在生活世界发展出“人为创造”和“强权即公理”的法律学说。（1）“人为创造说”将法律视为人为创造的而不是恒定不变的，不但为权宜和便利而制定，而且可以根据人的意志而更改。特别是，一旦立法之权或者司法之权被某一利益集团控制，那么，就没有其他手段来阻止这些掌权者借以打击其对手而维护自身的权力。（2）“强权即公理说”把“强者权利”上升为自然法的一部分而得到肯定，进而也就将法律视为强者为了增进其自身利益而制定的。事实上，按照自然法原理，生物界和人类社会根本上都存在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的基础就是强者拥有对弱者的先天优势。不过，自然法又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弱者总是占多数，因而人类法则往往就由弱者和多数人制定，进而也就使得法律总是试图促进人类平等。不对，对照现实世界可以发现，拥有强权的早已不再是人口占多数的弱者，而是人口占少数的帝王及其他统治者，为此，“强权即公理说”实际上也蜕变为统治者意志的体现。例如，当时的智者斯拉雪麦格(Thrasymachus)就强调，法律乃是握权在手的人们和群体为了增进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
最后，就学术思维的转化而言，这集中体现在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认识上。（1）柏拉图在承袭赫拉克利特有关“宇宙是世界过程中各种事件的预定秩序”的历史主义思想之基础上，始作俑地把理性意识分化出来而使之成为人类的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并且取得了至上的地位。事实上，尽管柏拉图倡导人治，但这种人治也是以人的高度理性为基础的，是高度的建构理性主义的直接应用。（2）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指出，任何事物、任何运动或变化都存在一个终极原因：“目的因”，它是运动所要趋向的目标。[7]显然，这承继了柏拉图将正义理论扩展到宇宙的做法：不仅在社会中每个不同等级的公民都有其自然的地位，而且物理世界也存在相似的等级和种类。正是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批判的理性主义在西方社会逐渐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先验色彩的肯定性理性，进而导致建构理性主义传统得到了不断充实和发展。实际上，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认为社会有机体中的各要素都朝着一个目的（有意识的目标）而运作；尤其是，黑格尔还发展出了一种具有目的能力型的社会发展理论，它将人们的生产性活动抽象为目的能动性的范式：一个活的有机体经历其生命的诸阶段时也正在实现着它的存有目的。
三、肯定性理性思维的特点和发展
从起源学上可以看出，古希腊开创出了两种理性主义传统：一是在宇宙论和人类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多元的和否定的理性；二是在体系化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一元的和肯定的理性。事实上，作为人类学时期的核心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兼具两种理性思维：一方面，他往往采取讨论的形式而不倾向于形成某种定言的结论，这种批判传统为色诺芬所继承；另一方面，他又力图在对立的意见中寻找一致并形成大家所依据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原则，这种演绎思维为柏拉图所强化。问题在于，根基于自然哲学流派的古希腊思维根本上将自然和社会都视为可被人的理性所认知的结构，相应地，肯定性理性思维就逐渐成为西方文化和学术的基本特质，进而也就偏离了苏格拉底的批判性传统。
（一）两大理性思维的特性比较
一般地，否定性理性具有这样两大基本内容：（1）承认人类理性存在不足，人类理性并非全能，从而也就难以完全洞察自然以及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2）承认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理性就是对真理和谬误进行识别的一种机能，作为一种潜能的“非存在”是对“存在”的一种威胁。[8]在否定性理性看来，现实存在的并非就是真理，由此就产生“to be”与“should be”之间的紧张；相应地，人类理性就是对实在的真理性进行识别的一种机能，从而体现为明显的批判主义思维。进而，理性的“否定性”还派生出这样三大特征：（1）否定性与多元性相通。否定性理性认为，本质的潜能意味着不同于既定行为领域中的诸多可能性，由此衍生出社会发展和理性认知的多元主义。（2）否定性与演化性相通。否定性理性注重事物演化并承认人性发展，由此就逐渐转化为演化主义。（3）否定性与经验性相通。否定性理性强调理性来自人伦日用和社会互动，由此往往转化为经验主义。正因如此，基于否定性理性就塑造出了矛盾的、辩证的和批判性的双向度思维模式。[9]
与此不同，肯定性理性则具有这样两大基本内容：（1）相信人的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不仅可以自我认识，进而可以将社会现实转化为一种可以依凭理性加以认识的结构；（2）肯定现实的合理性，它将真理和（现实的）存在等同起来，将真理视为这样一种价值准则：存在比非存在更为可取。在肯定性理性看来，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理性=真理=现实”公式下得到统一，从而就肯定了现实的合理性；[10]相应地，人类理性的作用也就在于揭示实在的真理性，从而具有明显的伦理自然主义思维。进而，理性的“肯定性”也派生出这样三大特征：（1）肯定性与一元性相通。通过形式逻辑和实证逻辑而将经验世界变成肯定性思考对象，从中就衍生出社会单向演进的一元主义。（2）肯定性与建构性相通。肯定性理性强调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和社会秩序的塑造，从中就逐渐衍生出建构理性主义。（3）肯定性与先验性相通。肯定性理性强调理性是人生来俱有的，从而往往就会转化为先验主义。正因如此，基于肯定性理性就塑造出了没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思维模式。
最后，就历史起源和发展来看，否定性理性相对于肯定性理性出现得更早，但西方社会的理性思维后来却呈现出从否定性到肯定性、从演化到建构的发展趋向。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西方理性主义思维根本上源自对自然事物的探索和理解，从而凸显出人的理性能力。进而，古希腊理性根本上就体现为这样四大原则：（1）只有经过彻底批判性考察的证据和推理才是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不应盲从信仰、偏见、习惯和其他任何非理性的信念；（2）现实呈现出一种可以依凭理性理解的结构而是可知的；（3）理性也昭示出自我认识的可能性和重要性；（4）理性还体现为合理选择手段和目的以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尤其是，通过“体系化时期”的学术建构，否定性理性主义就逐渐式微，而肯定性理性主义则不断膨胀，最终取得了支配地位，进而也就奠定了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特质。
（二）肯定性理性思维的扩张
在古希腊的体系化时期，西方理性开始了由否定性向肯定性的快速转变。这主要有这样几个过程：首先，柏拉图将理性意识从人类行为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并开创了一种先验的新“宗教”（理想国）；其次，亚里士多德以本体论方式强化了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把理性看作人类品格中的最高部分，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等成了理性的代名词，进而以逻辑强化了柏拉图的建构理性主义；最后，中世纪进一步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逻辑，从而支配了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哲学和宗教。正是经过这种转变，西方思维日益呈现出唯理性的特质，并促使建构理性主义的蓬勃发展。
同时，古希腊之后的两千多年间，肯定性理性思维也一直在向基督教教义和西方社会进行渗透和扩散，从而也成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其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重要阶段：（1）4世纪奥古斯丁借助于希腊形而上学概念而把原始基督教义发展为一个完整的阐释体系，建立了接近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系统的道德哲学体系；（2）12世纪的经院科学革命重新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挖掘出了理性思维，从而开启了经院科学革命；（3）13世纪中叶阿奎那将圣经、神父的教义和亚里士多德的注疏组合起来而使得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思想与基督教的信仰相一致，从而把理性先验化了，并把先验理性推向了新的高度；（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得西方社会重新复活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不仅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教会思想相分离，并且使得源于古希腊的建构理性全面支配了西方的哲学和世界观。
最后，正是由于西方哲学思维在源头上就是形而上学的，理性不仅支配了西方人的生活，而且还为个人主义夯实了基础，进而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正是受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经济学思维呈现出如下一些明显特征。事实上，嵌入在现代经济学思维中的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还原论思维。各种形态的自然物体根本上都可以还原为原子、分子等基本粒子的作用；相应地，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也可以化约为个体行为者的作用，而个人行为又可以进一步还原为动物性本能乃至基因的作用，这样，人类行为就与一般动物的本能反应等同起来。（2）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思维。自然界中各自然物体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普遍性的；相应地，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社会事物也应该被视为独立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具有普遍性，这样，人类社会秩序的分析也就广泛运用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思维；（3）均衡主义思维；自然和谐是一种均衡状态，因而均衡也是经济学追求的理想状态；（4）伦理自然主义哲学观；自然界存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物学规律，人类社会也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类学规律，经济学就发展出似乎（as if）假说为现实的合理性进行辩护。
四、现代主流经济学思维的内在紧张
肯定性理性有两大内容，由此衍生出的社会认识就嵌入了严重的矛盾性，进而产生了现代经济学的内在紧张关系。（1）肯定性理性思维强调对人类理性的肯定，尤其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洞察杂乱无章世界背后的明晰秩序并设计出完美秩序，从而产生了唯理主义。显然，这种思潮促使现代主流经济学通过抽象的理性建模来设计理想的社会，倾向于在组织中追求最高程度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文明，乃至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计划的理论基础，而不再关注和提防理性的弱点，最终陷入哈耶克所警告的建构主义的“致命的自负”。（2）肯定性理性思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肯定，尤其将自由竞争市场所呈现出的视为展示上帝意志和理性精神的自然法则和正义秩序，从而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这种思潮将使得我们丧失对现实世界好坏的辨识力，倾向于将社会存在和社会制度合理化，乃至对周遭现实采取毫无批判的接受态度，进而不再思考去追求一种更高水平的生活和文明，最终陷入马尔库塞所刻画的商业经济中的“单向度状态”。这里做一说明。
（一）肯定性理性思维高度推崇人的理性能力
这方面的理解可以追溯柏拉图的观念：（1）形式或本质或始基是离开感性事物而先天存在的，人类理性能够洞察出隐藏在人们感知的杂乱无章和混乱不堪的日常世界背后的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2）在人类理性力量的支持下，高度理性的哲学王不仅可以以其推理能力设计出完美的秩序，而且还可以凭借道德意志来对抗历史命运的衰败法则，进而结束政治腐败和社会堕落而重新回归黄金时代。为此，柏拉图详尽地阐明一种刚性和静态的最优化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下，社会没有邪恶，因为它不衰败，也不变化，这就是他的理想国。同时，柏拉图反对任何对这种理想国的偏离，这也就是为波普尔极力批判的封闭社会。熊彼特就指出，柏拉图的目的完全不是分析，而是一种理想城邦的超经验的想象，是一种作为艺术创造的城邦。[11]
正是根基于这种肯定性理性内涵，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特质。具体表现为，它将抽象的理性模型视为最优状态，而将与这种模型偏离的社会现实视为不理想状态；相应地，它热衷于对激励机制和最优化理论的探究，热衷于对社会制度作整体的、激进的设计和改造，而不是去深入剖析现实世界中各种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缺陷及其成因，更不是针对这些原因来寻求“治本”的解决方案。于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基于最大化原则或理性选择模型来不断推出各种新的替代方案，尽管这些方案之间往往还是相互冲突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很多政策主张都是如此，如为南美以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设计的“休克疗法”，为全球化设计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中国国企改革中的“私有化”主张，等等。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发展是渐进的，针对社会问题提出的方案也是改良，相应的理论认知也是演进的。既然如此，为何现代经济学却如此热衷于理性设计呢？根本上，这就暴露出了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它已经远远地偏离了演化学科的特质。之所以如此又在于，冠以“新古典”之名的现在主流经济学进入20世纪之后就已经被法国的唯理主义传统改造了。
事实上，数理经济学最早就是由法国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创立的。不同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倾向于依据观察和经验来获取知识，法国人深受笛卡尔建构理性主义的影响，从而热衷于依赖人类大脑的智性思维来构造深邃的思想体系。哈耶克就说：“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不但抛弃传统，甚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12]究其原因，笛卡尔将怀疑作为正确开始认识的一种手段，但同时又强调怀疑要有条理性，而有条理的怀疑则依赖于确定的预设前提，这样，有条理的怀疑就成为一种清除一切无法成为演绎性哲学体系之前提的陈述的方法。也即，基于数学逻辑的演绎就成为笛卡尔获得确定性命题的基本方法。[13]
当然，究竟该将什么看作是真的，人们往往存在不同的意见。其中，欧洲大陆的唯理论者相信人类具有获得确定洞见的能力，洛克开启的英伦经验主义则持一种持久的怀疑和检验态度。进一步地，笛卡尔怀疑主义在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之所以产生出不同影响，又在于，古希腊的两大理性思潮在这两个地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英伦三岛残留的演化理性主义痕迹更深，欧洲大陆则被建构理性主义塑造得更为成功。相应地，英国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演化特性，无论是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还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如此。例如，新古典经济学之父马歇尔就坚信社会发展是演化而非突变的，从而持守“自然不会跳跃”的信念；进而，马歇尔认为人类思想也具有连续性，由此强调经济学的演化性而非构建性。与此不同，法国经济学却深深地根植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传统中，无论是魁奈的重农学说还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大多如此。
（二）肯定性理性思维倾向于合理化现状
这方面的理解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观念：（1）形式或本质存在于事物之中，而非先于或外在于事物；（2）一切运动或变化都意味着内在于事物本质中的潜能的实现，包含事物的一切潜能的本质就是某种类似于事物的变化或运动的内在源泉的东西。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发展中的事物的形式或本质与它发展的目标、目的或最终的状态是同一的，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以后西方社会的整个思维特质。例如，承袭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的理智直观理论，黑格尔就将本质和现象视为统一的：一方面，没有“纯形态”的本质，本质永远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现象中；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在的现象，现象永远都一定本质的表现。[14]进一步地，本质和现象的统一就构成了现实性，现实性不仅包含了被实现了的可能性，也是眼前存在的一切所具有的发展之真正的可能性。因此，现实性就具有区别直接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两大特征：（1）任何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在变化着的条件下都可能变成一种真正的可能性，都能进入现实性；（2）凡是真正可能的东西都是必然的，因而必然性也是现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通过将本质、现实性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黑格尔强调，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正是根基于这种内涵的肯定性理性，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具有强烈的庸俗性特质。具体表现为，它将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秩序视为上帝理性精神的体现，将竞争性市场中形成的自然价格视为上帝所设计的公正或正义价格；相应地，它热衷于从自然秩序中抽象出经济人假定，并认为个人利益可以自然而然地满足社会福利的需要，个人自发的努力足以实现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协调。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将自由市场、自发秩序、自然规则以及社会正义等同起来。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信奉自然和谐一致观，承袭自然主义思维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将自然世界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说直接拓展到人类社会中，基于伦理自然主义把存在就视为合理的，并基于伦理实证主义和供求均衡分析对现状进行合理化解释；相应地，现代经济学人热衷于为现实社会制度辩护，为既得利益者利益和强势者行为辩护，从而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
事实上，古希腊就集中关注了交换正义和公平价格这些核心主题，承袭这一传统，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也关注市场交换问题。不过，不同于古希腊学者主要从客观的价值标准来探究公平价格，晚期来自西班牙-葡萄牙萨拉曼卡学派的经院学者们认为，公正或正义价格是一种自然价格而非法律或律令规定的价格，这种自然价格是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达致的，它并不为任何人事先所知，而只有上帝才可能事先知道。为此，萨拉曼卡学派就放弃了对正义价格的“徒劳”探求，而转而探究市场秩序和市场行为，并为其合理性进行论证；同时，基于对公平价格、竞争以及垄断等的探索，萨拉曼卡学派还表示了对政府定价行为的不满，并极力反对法定价格。[15]显然，经院哲学对后世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魁奈把物理法则定义为“所有自然现象被规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显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同时将道德法则定义为“人类每一行为的规则，而这种行为也是服从显然非人类最为有利的自然秩序”，这两种法则合起来就是所谓“自然法”，它们都是不变的、尽可能好的法则。[16]同时，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观不仅是源于经院学者挖掘和倡导的自然法则，而且还进一步影响了后来的斯密、李嘉图、萨伊以及瓦尔拉斯等人，并塑造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最后发展出了“无形的手”原理、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三大定理、科斯中性定理、边际生产力分配净尽定理、利益和谐论、有效市场说以及“as if”假说等一系列为市场辩护的理论。
五、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统一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西方社会哲学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带有深深的逻辑断裂和思维紧张，乃至推出的政策主张也往往趋向两个极端。一方面，经院学者的自然价格、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巴斯夏的和谐秩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斯密的“无形的手”原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说、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现代福利经济学定理等，都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另一方面，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卢梭的普遍意志、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斯宾格勒的文化生态学以及现代激励理论等，也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事实上，正因为根植于西方主流的肯定性理性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预言了不断前行的社会阶段论，并试图通过引入人的有意识活动来改造现实社会，从而吸引了大批自然科学工作者参与探索之中；奥地利学派反对马克思主义中潜含了历史主义倾向和理性自负，却认定市场中无数人的自发活动将推动社会制度的不断优化，从而根植于另一种肯定性理性之中。显然，这两种肯定性理性主义无论在理论认知上还是政策寓意上都存在截然的对立，体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唯理主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认知观；但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两种社会认知观都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这一共性也就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政策在两个极端之间相互转化的内在基础。
（一）两者“统一”于黑格尔学说中
本质上，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形式因”或“目的因”与柏拉图的“本性”或“灵魂”是同一的，只不过，亚里士多德用乐观主义取代了柏拉图的悲观主义，将事物的本质与其可感知的现象联系起来，认为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不是衰败运动而是本质的呈现，从而也就不再诉求对理想国的构建。相应地，黑格尔为现实辩护的思想也是承袭了古希腊一元而肯定的理性思潮，承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本质在存在和变化中体现的思想，从而将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统一起来，认为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构成了现实性。两者结合的逻辑是：一方面，柏拉图将理念视为对事物本质和性质的认识，只有理念的东西才是实在的，而易死的东西都是非实在，从而得出了“理念=实在”等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将理念视为某种心理的、精神的或理性的东西，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它指明了存在作为逻辑和理性的合理结构，理性则是对全部实在这种理念的确信，从而提出了“理念的=理性的”等式。进而，这两个公式相结合就产生出“实在=理性”等式。[17]由此就有：（1）真理不仅是思想的本质，也是发展中现实的本质；（2）历史既是理念的成果，也是理性的成果。
黑格尔对此的分析逻辑是：（1）有机体包含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其中，主观方面是其内部的或潜在的指导原则，由此孕育出生命；客观方面则是其外部的或显性的本性，与其他事物遭遇。（2）主观目的通过中项与外在的客观性相结合而实现了有机体的统一，其中，目的论出自一种主观的或观念的内容（或内在本质），经过生产活动中的实现过程，达到观念内容在最终结果中的客观化，也即实现了目的性行为或劳作过程与生产活动这一手段的结合。为此，黑格尔强调，一个有机体的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对隐含在该有机体发展中每一部分和阶段中的意图的表达和明确。其中，隐含状态的意图就是有机体发展过程中的“主观目的”或“内在本质”，而整个过程的完全展开就是该过程的“客观目的”或目标，而这个“客观目的”也就是本质想要实现的东西。[18]由此，黑格尔就认定，每个社会现象都表达了一种内在的目的性活动，社会各发展阶段的统一也就展示了各阶段在变化着并相关联的适当性层次上显示其意图的结果；进而，理性也就在无数的偶然事件中通过它们得到断言，而本质则体现为各现象之和。基于这一逻辑，黑格尔还发展出了不同取向的两类学说及其相应的社会认知和政策主张。
一方面，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黑格尔剖析了事物的演化规律，进而发展出这样两大学说为现实辩护。（1）绝对理念说。理念（精神）是世界的主宰，千变万化的世界的发展趋势是走向理念，而事物本质则永远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现象中并在发展着；相应地，变化着的世界就处于一种“显现”或“创造的进化”的状态之中，并走向一种“本质上自我实现中的和实现了的目的因”。[19]（2）对立统一说。由于真理与理性以相同的方式发展，一切在其发展的最后阶段诉诸理性的东西，对该阶段而言也必然是真实的，因而思维与存在就是统一的过程；同时，只有现实自身变成合乎理性，理性才能主宰现实，由此需要主体将其全部容量渗入进自然和历史中，此时客体的现实也就是主体的体现，因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也就变成相容性和同一性。在这里，黑格尔将理性和现实、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进而就将实在的发展与理性的发展相等同；于是，黑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合理的都是实在的，一切实在的必然是合理的。[20]同时，黑格尔所指的“实在”并非经验主义意义上的，而是指作为全体的样相，是指复杂多样的全体，黑格尔称之为“绝对”；显然，“绝对”又是精神的，绝对理念是思维者自身的思想，进而体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和矛盾运动，从而导向了辩证法。黑格尔写道：“由于精神是自在自为的理性，而在精神中理性的自为存在是知识，所以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光从精神的自由的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这种发展就是普遍精神的解释和实现。”[21]显然，黑格尔对社会存在的这种认知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as if”假说是一致的，它从现实成败中来评判优劣。
另一方面，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黑格尔诠释了自然法和自然秩序，从而又发展出另外两大学说为强权辩护。（1）“强权即公理说”。既然存在中没有比理性和理念的最终发展更高的标准，那么，一切现在是实在的或现实的事物，也就是必然存在的，并且必然是合理的和善的；相应地，这种伦理实证主义自然地就在力量与权利以及强权与道德之间画上了等号，进而也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发展将不断推进人类自由和正义的进步，并且内在于强权国家之中。（2）战争正义说。理性构成国家和集体的民族精神，因而民族精神也就决定了国家或集体的历史命运，而每个时代都有某些民族受托担负起引导世界发展的使命；相应地，一个“希望成为存在”的民族就只有在战争取得胜利中才能在历史的世界法庭中证明自己，而战争反过来也会保持国家的道德健康，保护人民免于持久和平所带来的腐蚀，并抑制内部的动荡局面。在这里，黑格尔强调理性和现实的统一并不始终存在，因而当现实的和潜在的之间存在差异时就出现了现实被影响和改变的压力，进而把事物的对抗、对立和对立倾向等都解释为一种战争；相应地，黑格尔将对立面的战争视为自然发展的动力，是促使对立面在进化中统一的动力，其中的优胜者则体现了理性和真理的要求。黑格尔写道：“世界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保持着世界精神的理念的那个必然环节，而那个环节就在它的阶段获得它的绝对权利，至于生活在那个环节中的民族则获得幸运与光荣，其事业则获得成功”，“这种环节作为自然原则所归属的那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就是统治的民族……它具有绝对权利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22]显然，黑格尔过度美化了世俗的成功者和优胜者，进而将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等战争征服者都视为英雄；相应地，这种学说不仅产生了伦理实证主义思潮，而且预示了强调社会控制和公共政策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计划的发展，这些都为法西斯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23]
（二）两者“统一”于法国经济学中
肯定性理性是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因而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构成了西方社会的基本文化特质。例如，黑格尔的学说就与加尔文的“预定论”一脉相承：一方面，加尔文认为只有为上帝所特选的人才能获得救赎，这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说相一致；另一方面，加尔文又认为世俗的成功是获得赦免的一种显著标志，这又与黑格尔的战争正义论相一致。[24]相应地，肯定性理性思维也渗透在西方经济学中，因而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可以找到共同的思维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法国经济学的特质和演化中窥见一斑。相对于英国由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阐明和承继的经验的和演化的理性主义传统，法国由笛卡尔和百科全书派学者所阐发的是一种先验和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这种建构理性主义传统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并渗透在法国经济学说、理论和政策之中。具体表现为：（1）法国经济学借助人的理性认识来思考整个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并进而意图通过国家干预来构建更美好的社会秩序，这是对人类理性的肯定；（2）法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根基于自然秩序观念并从自然秩序来认识社会秩序，并进而意图通过均衡和数理分析来解释事物之间的一般联系，这是对现实存在的肯定。
一般地，肯定性理性思维根扎得越深，那么内含的紧张关系也就越强烈，政策趋向也表现得越极端。这些也可以在法国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和法国社会运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方面，唯理主义思维和建构主义政策深深地嵌入在法国经济学之中，主要体现为：（1）在重商主义时期，法国的柯尔贝尔主义建立了一整套比英国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重商主义保护政策，利用国家财力创办了一批大型企业；（2）从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过渡时，法国又采取了比英国更为激进的变革方式，重农主义完全否定和抛弃重商主义而把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3）在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及其开创的洛桑学派采取了最为坚决的与古典经济学决裂的态度，它所拓展的一般均衡理论嵌入了强烈的建构理性主义思维。另一方面，社会达尔文主义精神也充盈在法国经济学之中，主要体现为：（1）重农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中引入自然秩序，强调人类社会应该遵循自然规律的要求；（2）此后，无论是萨伊定律还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都隐含了自然秩序的观念，都是对市场秩序的承认并为自由市场辩护。当然，对一般均衡秩序的形成，也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求诸神谕和上帝，由上帝理性设计的市场秩序和自然世界中必然会体现真正的人类理性和社会正义，这样，就为自发市场和演化秩序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一些理性主义者则倾向于将拍卖者由虚无的上帝替换为现实世界中的计划当局，计划当局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建构理性主义的经济计划，这样，肯定性理性也就发展到了建构性理性。
根本上，无论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还是英伦三岛的经验主义都根基于笛卡尔的哲学，[25]因而两者都具有强烈的先验性。笛卡尔将思维视为独立于肉体的存在，将精神和物质视为两种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实体，两者之间不能以任何方式相互影响和作用；同时，由于思维和自然都是源于上帝旨意的独立存在，因而人类思维就可以独立地对自然进行认识。显然，当我们认为自然事物具有自身的演化规律，并会朝好的方向演进，这就是对现实世界的肯定，体现在盎格鲁理性传统中；相反，当我们认为人类有能力认识自然秩序，并设计出与之相符的社会秩序时，这就是对人类理性的肯定，体现在高卢理性传统中。这意味着，无论盎格鲁文化还是高卢文化都根植于肯定性理性，只是所侧重的内容有所差异：盎格鲁文化逐渐认为自发秩序演化将反映人类理性的要求，从而导致演化理性主义的兴起；高卢文化则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摆脱自在事物的摆布而主宰它们，从而导致建构理性主义的偏盛。同时，随着肯定性理性经过宗教的改造而先验化，理性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这就促使了建构理性和唯理主义的不断壮大，并构成了欧洲各国深层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哈耶克就指出，英国的演化理性也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建构化，以致现代社会中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因为它由于受到了在法国得势的建构理性主义的解释而已经大大走样了。
同样，肯定性理性也构成了德国和法国在哲学思维上的共同基础。马尔库塞就指出，德国哲学家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哲学基本原则和法国大革命鼓吹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著作大体在理性基础上建立国家和社会以便使社会政治制度符合个人的自由和利益，而这都是对法国大革命提出挑战的一种反应。[26]例如，黑格尔就认为，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决定性转变就是人类达到对精神的依赖，并且敢于使既定的现实服从于理性的原则。[27]根本上，黑格尔的“思辨同一性”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存在显著的承继性和关联性。莱布尼茨认为，世界由无限多的单子组成，每个单子都处于演化过程中并因内在的必然性而实现其本性；同时，这些实体既是独立的又是协调的，一切单子都像一有机体的各部分那样共同行动。[28]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些单子是上帝的创造，上帝在创造精神和肉体时一开始就预先确立了两者间的和谐关系，一切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是同时发生的变化，是上帝预先决定的各部分的和谐的行动，上帝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正是由于上帝创造了世界，从而就拥有对世界的完善知识；相反，人只是被创造物，从而不能完善地认识世界。同时，尽管世界不为人所知，却是现实的；因而就有：真理就等同于事实。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认识世界呢？维科提出一种既可全知又能反映现实的新科学：人与上帝合作，从历史中找到它，从而又导向了历史主义方法，进而导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29]
六、反思现代经济学的肯定性理性思维
由于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内含了思维的紧张和逻辑的断裂：一方面，它基于理性选择框架进行可理性策略分析和数理建模，并以此来设计和引导社会制度变革；另一方面，它将现实世界都预设为理性个体互动的结果，并基于伦理实证主义将现实存在合理化。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认知和政策主张往往也就呈现出两个极端的转换：一方面，随着诉诸自然的社会秩序陷入内卷和停滞之时，对人类理性的肯定就开始膨胀，从而就会滋生出激进的革命主义思潮；另一方面，随着诉诸人类能力的社会变革暴露出“理性的自负”之时，对现实世界的肯定就迅速抬头，从而就会转向对自然秩序和自由市场的盲从。那么，如何化解现代经济学思维上的矛盾和紧张呢？如何避免经济政策上的极端化取向呢？波普尔提出的批判理性主义强调，只有通过否定和批判才能促使理论的发展。相应地，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发展也是如此。显然，这就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嵌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之中的肯定性理性思维。
正是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遭到了严重限制。一方面，它热衷于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和解释，进而加以合理化而一味地遵循和服从。另一方面，随着肯定性理性进一步衍生出建构理性主义，它又热衷于构建一个均衡的、最优的未来。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嵌入了明显的思维紧张和逻辑断裂，进而导致政策主张也在两个极端间转换。那么，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和悖论呢？西方社会的流行解释是，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尽管上帝只赋予人类以有限理性，而只有上帝才拥有完全理性；因此，人类并不能凭借理性认知所有的事物，而只能凭借理性认识世界知识中属于经验性的那部分，另一部分属于先验性的东西则只能依赖上帝的启示。这就是西方社会的二元认知观。二元认知观渗透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但没有缓和反而强化了理论思维和政策主张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一方面，思维和学说上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主义特质，这种建构理性特质根源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实践和政策上却崇尚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而“无形的手”原理根本上要诉诸先验的上帝。
同时，肯定性理性思维不仅渗透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之中，而且也渗透在其他对立经济学派之中，甚至也渗透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说之中，这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之间、经济学科的不同流派之间乃至同一学说内部的思维冲突和逻辑紧张。例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马克思的“等价交换”商品规律也是肯定性理性主义思维的重要体现；也正是由于将市场交换视为等价的，马克思不得不对剥削现象寻找其他的解释，最终引入了劳动力商品概念。究其原因，尽管人类理性本质上是否定性的，无论是自然哲学流派的理性基因还是体系化时期的改造都促进了肯定性理性主义的不断膨胀，从而最终形成了西方社会基本的认识特质和学术思维。同时，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肯定性理性思维，又促成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了二元知识体系，而阿奎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希伯莱宗教精神与古希腊理性精神的结合起来，由此就奠定了西方社会的基督教和文化基础，进而确立了西方社会两极化的二元认知观。
当然，嵌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肯定性理性思维尤其强烈，由此滋生出的内在的逻辑紧张和思维断裂也就更为显著。究其原因，自边际革命以降，主流经济学就将研究内容日益集中于工程学领域，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倾向于照搬自然科学。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资源配置和理性选择的最优化技术学科，并且要求在计算成本和预测结果过程中不带有任何规范评价，由此来更好地仿效物理学；进而，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将市场机制及市场价格都视为价值中性的，由此将市场价格视为提升资源配置的唯一工具和衡量经济绩效的唯一指标。那么，这种对市场的肯定是合理的吗？其实，经济选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价值判断，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在规范性地使用市场和价格，因而主流经济学的选择在以追求科学方法的严密性和精确性的幌子下也就嵌入了明显的主观评价。[30]例如，在物理学中，只要达到均衡，就是“自然”的；相应地，主流经济学也将均衡视为一个目的，均衡价格导致市场出清，从而就是好的。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偏好于寻求确定解，致力于构建均衡模型，这可以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以及博弈精炼中看出。所以，克莱因说：“市场价格就确实以经济学家唯一需要的那种方式表达了社会价值。”[31]
问题是，市场出清的定价就一定合理吗？自由市场竞争一定会可以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吗？其实，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很早就指出，现实市场价格主要由效用和购买力共同决定；相应地，奢侈品就根据富有阶级的购买力来估价和支付，低劣品价格低则根据穷人的购买力和估价。由此衍生出的市场现象就是：（1）在消费需求上，穷人无法对交换价值远大于自然价值的奢侈品产生需求，而富人在消费由穷人购买力定价的必需品时因交换价值远低于自然价值而享受巨大的消费剩余；（2）在生产供给上，厂商会致力于生产那些能够获得较高交换价值的奢侈品，而对穷人需要的必需品则充耳不闻。试问：这种市场真正出清了吗？真正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了吗？克莱因就指出，“价格理论把经济学家的太多资源用到了竞争理论上去，用到更加普遍适用于现实世界的理论上的资源太少。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价格理论无疑具有吸引力，（重要的是）它使得价格体系的机制得以细化。但即便是市场价格仍然发挥作用的经济部门中，价格理论也留下了很多没有涉及的问题”，事实上，“仅仅关注配置的学科永远不可能让我们‘充分认识’所作的选择。”[32]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事物存在与其合理价值的关系，应该以否定性理性来审视现实存在的市场机制，进而就可以对流行的市场理念进行批判性审视。事实上，我们在其他文章中已经一再指出，每一个现实存在都必然有其存在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存在就是必然的，现实存在就体现出其合理本质。相应地，在自生自发的“自由”市场竞争中，优胜者并不就是优秀者，优胜者的选择关键在于竞争规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33]为此，金岳霖强调：理有固然，势无必至。汪丁丁则说：理论智慧要求思考的是“理”，实践智慧要求感悟的是“势”。[34]这至少说明，我们在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时，必须充分认识现实世界的各种现实条件；进而，就不能以基于唯理主义建构的逻辑化市场理论来为现实市场辩护，或者索性将之归咎为神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则必然无法发现真正的社会问题。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人也刻意地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生物学以及众多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但是，他们往往忽视这些基础知识的来源以及哲学基础，从而也就无法恰当和自如地运用这些知识，也就削弱了他们认识和分析具体现实问题的能力。
七、结语
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大致可以区分成两种思维和态度：（1）肯定性理性思维，包括了对现实世界的合理化和对人类能力的推崇两方面，进而就乐于交替地为自然之物和人类设计之物进行辩护；（2）否定性理性思维，它包括了对现实世界的合理化和对人类能力的反思两方面，进而也就倾向于对现实世界存在的各类事物展开审慎的审视和批判。实际上，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性，能够从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进而有意识地改进缺陷；但同时，人类理性又是不断发展的，任何阶段的理性都不足以认识到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无法由此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因此，无论是从起源学还是从本体论上看，人类理性根本上都是否定性的而非肯定性的，它致力于对现实存在的观察并由此发现嵌入其中的问题，进而通过“干中学”来不断解决这些问题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而，这种否定性理性嵌入在辩证法思维之中，而与流行的形式逻辑存在冲突。关于这一点，笔者紧接着在《辩证法思维用于经济分析的限度：兼论人类理性的否定性及其辩证法特质》一文中展开详尽的论证和阐述。
不幸的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在西方社会中发展壮大的却主要是肯定性理性而非否定性理性。正是受肯定性理性的支配，西方社会就经常性地爆发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激进运动，而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出的经济政策也呈现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不断转换。究其根源，所有这些都源于肯定性理性思维所内含的矛盾：一方面是对自然秩序和社会现实的肯定，这就意味着，对人类理性和智慧的不信任，对人类所设定制度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对人类理性和推理能力的肯定，这又意味着，承认自然世界存在不足，对自然选择的否定。例如，斯密之所以提出“无形的手”原理，就在于他认为，无法充分理解构成人类生存环境一部分的宇宙的运行，而只有上帝才具有这种能力；相应地，人类也无法弄清楚经验背后的因果结构，而至多只是从事物之间联系的观察中得出某种因果关系的思想。[35]
同时，由于肯定性理性构成了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渗透在西方文化中，也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学说的特质和发展趋向；[36]相应地，它不仅体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而且也嵌入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中。譬如，一方面，马克思基于辩证法而提出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中引入了矛盾冲突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维，而这种辩证法根本上也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进而嵌入在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基于这一思维，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将会按照不断优化的方向向前运动，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就会进入全面自由状态，此时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身的自然本性生活，甚至不再需要人类制定的法律和国家组织等。另一方面，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而强化了社会决定论，在这里的分析中辩证法将可观察的变化都归结为某个唯一的分析结论，从而具有明显的还原论倾向；同时，辩证法意味着社会发展沿着正-反-合的螺旋顺序而不断展开、不断进步和不断成熟而走向共产主义，这就带有预先决定的色彩。基于这种预先决定论，马克思学说不仅预告未来社会的来临，而且还可以通过阶级斗争等促使理想社会的加速到来，进而为之设计了最优路径。由此，我们也就需要更深层次地审视嵌入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也嵌入了深深的肯定性理性思维。[37]
最后，正是由于自然主义思维和肯定性理性渗透在整个西方文化之中，因而西方学者大多热衷于用数学来思考和表达现实世界（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事实上，早在17世纪20年代伽利略就提出，所有问题都必须用数学来回答，因为自然之书是用数学写成的。[38]正是由于数学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现代科学主义就主张，为了使研究客观和可靠，研究过程和推理也必须用数学来表达。劳森就写道：“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如果一个研究领域要想是科学的或具有产生知识活动的相应身份，抑或被视为严肃的，它就必须采取一种数学形式，这种纯粹是一个无须争议、无须质疑的信仰问题。”[39]受此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就热衷于数理建模和演绎分析，乃至将数理模型当做“理论”本身，由此就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数理拜物教。[40]而且，不仅集中于工程学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如此，而且很多非主流经济学也受到数学的诱惑，如不少马克思经济学人也致力于打造数理马克思经济学。[41]所以，劳森说：“经济学中数学化理论的持久力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我们广阔的文化中对数学的感知方式”，[42]“当前的经济学数学化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被制度化的现象”。[43]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现代经济学的形式化和数理化取向，也就需要揭示嵌入在整个西方文化和认知之中的肯定性理性以及更为基础的自然主义思维。
注释：
[1]朱富强：《从一元主义到多元主义：现代经济学学术态度的转向》，《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2]田国强：《高级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3]田国强：《高级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4]参见汪丁丁：《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1页。
[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6]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米勒编，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每一个别事物（实体）都是由形式和资料构成，进而一切个别事物都混合了潜能和相似性，而一切事物都想使潜能变为现实，并倾向于以最好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潜能；其中，每一事物的目的就是实现它的能力，而事物潜能的现实化就是目的。
[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9]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10]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1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9-90页。
[12]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3]笛卡尔并不是要确定怀疑什么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而是要确定什么是逻辑上可能怀疑的，致力于将逻辑上有可能怀疑的一切命题过滤掉，由此找到逻辑上无可怀疑的命题，进而这些命题就成为演绎体系的前提。
[14]参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15]谢泼德、狄雍：《产业组织理论先驱》，蒲艳、张志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16]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45页。
[17]参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18]参见亨特：《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徐长福等译，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19]黑格尔将主体与客体相沟通的境界称作“绝对”，“绝对”既非单纯客体（即不是感觉），也非单纯主体（即不是逻辑之工具），而只能是精神实体；相应地，理论上的理念和实践上的理念之统一就是“绝对理念”，它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世界的最终本原和灵魂，自然、人类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表现，是理性本质的一种展示。
[20]参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2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2页。
[2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3、254页。
[23]参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24]很大程度上，黑格尔的这种肯定性思维也为马克思所承袭：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又以阶级斗争取代黑格尔的国家战争，以无产阶级取代黑格尔的日耳曼民族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
[25]罗素：《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4页。
[26]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27]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8]希尔贝克、吉列尔：《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
[29]罗素：《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25页。
[30]朱富强：《经济学科的价值取向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31]克莱因：《经济学：配置还是评价》，载图尔、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0页。
[32]克莱因：《经济学：配置还是评价》，载图尔、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3、19页。
[33]朱富强：《“蟑螂性生存”还是“优胜劣汰”？基于现实收入分配之决定机制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
[34]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
[35]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杨培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36]由此，西方社会就形成了两大基本思潮：（1）激进自由主义及其派生的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主义，它们或者抽象出个人主义的自然权利而追求人人平等，或者倡导基于边沁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而追求社会幸福，两者都倾向于社会变革；（2）温和自由主义及其亲和的保守主义，它反对抽象而先验的个人权利，反对将权利与历史传统和社会实践相脱离，也反对将社会幸福作为检验和评估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最高标准。保守主义认为，社会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但这种真理无法转化为基于人脑的抽象演绎而获得一组命题的形式，因为人们并不拥有这个世界变化的整体性知识；相反，人类世界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根基于人类时代相传的经验与实践智慧的积累，因而唯理主义者的盲目自信只会破坏这种自发秩序。为此，保守主义尊崇自然，相信经验，注重社群和传统，从而反对理性主义的社会改造。
[37]朱富强：《历史唯物论用于现实经济分析的局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互动为例》，《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2期。
[38]希尔贝克、吉列尔：《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39]劳森：《重新定向经济学》，龚威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页。
[40]朱富强：《破除数量拜物教，提防主流化陷阱》，《改革》2016年第1期。
[41]朱富强：《谨防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化过程中的庸俗化》，《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6期
[42]劳森：《重新定向经济学》，龚威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页。
[43]劳森：《重新定向经济学》，龚威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73页。
本文载《肯定性理性思维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困境：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悖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