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洛佩兹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可“我们”中的大多数却对此大不以为然，他们不但至今依然痴迷于香格里拉的神话，而且还坚持要香格里拉化整个西藏。与过去的二三十年相比，今日西方的“西藏热”看起来或已难以维持以往的那个热度了，但西方主流 “西藏话语”的基调则依旧保持不变。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他们针对西藏和“西藏问题”的看法和做法都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变，“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依旧还大有人在。

于此，我且先不去妄自揣测西方世界之“香格里拉的囚徒们”的数量今天究竟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但若从全球范围来看，我敢说它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而其中新增加部分的大多数就出现在我们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洛佩兹二十年前所说的“我们”肯定是不包括我们中国人的，甚至也不包括“住在西藏的西藏人”（Donald S. Lopez, “Author’s Respon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69, No. 1 [Mar., 2001], pp. 203- 213.）。 在那时的西方人看来，正是中国人（汉人）破坏了世外桃源，所以，他们才会如此情绪激昂、奋不顾身地要去为实现“西藏的事业”而奋斗。颇具讽刺的意义的是，不管是在《失落的地平线》中的那个香格里拉，还是在今天被实锤了的那个香格里拉中，中国人，特别是汉人，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失落的地平线》中，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一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西藏人角色，却另有两位不是藏族的“中国人”于其中占据了相当显要的位置。其中一位是香格里拉的大管家“钱先生”，他代表香格里拉的神王——那位住在喇嘛庙之巅峰、深居简出的“高喇嘛”（High Lama）——全权处理香格里拉日常的所有内外事务，他是保证香格里拉这个山间小国正常运行的一位最重要的“干部”（las byed pa），他的文雅、干练、细致和世故都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另一位则是一位漂亮、迷人的“满洲小姐”，虽然这位格格的实际年龄已接近百岁，但看起来却还像是一位芳龄十八的少女，直令那位刚被劫持到香格里拉的年青英国外交官对她一见钟情，二人很快坠入了爱河。这两个人气味相投，都无法忍受弥漫于香格里拉上空的那股虚幻和精灵之气，决意要回归真实的人间文明，遂合谋逃离香格里拉。结果，当有人在香格里拉脚下的雪山谷底发现她的遗体时，竟不敢相信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衰老不堪的女人呢？原来这位漂亮的“满洲小姐”把香格里拉抛得越远，她的老年衰态就变得越明显，最终被彻底打回了一位百岁老媪的原形。

大致就在《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一书出版至今的这二十年间，本来与香巴拉一样遥不可及的天上人间——香格里拉，居然最终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内被发现和认定。紧接着，围绕着这个香格里拉神话，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一系列宣传、界定、设计、建构、建设和圣化等工程，努力要使一个本来不在三界之内、五行之中的灵山仙界转化成为一个可触可摸、可观可赏的人间桃源（关于云南香格里拉的发现、界定和建构的较全面的研究，参见Emily T. Yeh and Chris Coggins, Mapping Shangrila: Contested Landscapes in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想来或令人唏嘘的是，今天努力在将这个西方殖民主义想象中的乌托邦转化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的主角，竟然全部都是我们这些包括汉人、藏人和其他民族同胞在内的中国人，原来我们中国人才真的是当代香格里拉的创造者和建设者。或问今天的我们为何对香格里拉如此的热衷呢？莫非我们也全都是香格里拉的囚徒了？

“想象西藏”是一个延续了多个世纪的国际性大工程，以东方主义式的视角认识“他者”绝不是西方人独家的专利。在汉族历史文化传统中，西藏和藏传佛教也是被长期想象的对象，同样出现过对它们妖魔化和神话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自元朝以来，藏传佛教常常遭受汉族士人的巫化和情色化，通过诸如“演揲儿法”和“秘密大喜乐禅定”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故事的广泛传播，被想象成为一种蛊惑人心的淫戏和房中术（沈卫荣：《从“大喜乐”和“演揲儿”中还原历史》，《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8月28日）。西藏也长期被视为一个野蛮、荒芜、愚昧和迷信的地方，所谓“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与此同时，西藏喇嘛无所不能的神通和西藏地方各种变幻莫测的灵异传说也在汉族文化传统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总之，西藏是一个魔幻、神秘和充满了灵性和魅力的地方。这样的刻板印象于后世不断被加深和戏剧化，1963年拍摄的电影《农奴》给观众于视觉上和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电影中所表达出来的残忍的西藏农奴制度和虚伪的藏传佛教信仰等都令人难以忘怀。1987年，作家马建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部“纪实体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它以五个不伦内容的故事，重又刷新了人们对一个情色的、愚昧的和神秘的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古老记忆（参见沈卫荣、汪利平：《背景书和书之背景：说汉文文献中的西藏和藏传佛教形象》，《九州学林》，香港城市大学，2009年11月）。

大致说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崇尚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时代，人们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普遍认为西藏是一个极端落后和不发达的地区，藏传佛教是一种迷信，是麻醉老百姓的精神鸦片。与此同时，汉族知识分子在与藏族等边疆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也明显地表露出了那种被西方人类学家们称为“内部的东方主义”（Internal Orientalism）的倾向（参见L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3, No. 1, 1997, pp. 66-98）。他们从当时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精神生活的现状和需要出发，以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风的方式，按照他们自己的想象和设计，去寻找和建构各少数民族特有的社会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所以，他们笔下的少数民族总是能歌善舞、激情奔放的，不像我们汉族长期被顽固的封建思想和生活习俗束缚，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也与我们截然不同，与我们禁锢和乏味的日常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上述马建小说中对藏族同胞日常生活的充满情色的描写，即是这种“内部的东方主义”视角下的“西藏想象”。

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全面进入了一个可与西方后现代社会媲美的“新时代”（New Age）。随着全球化潮流的不断推进，西方主流社会思潮、文学艺术、娱乐时尚、生活方式、话语表达等等，都很快地传入和影响着中国。欧美肇始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时代”运动即自那时开始在中国重演和发展，欧美“新时代”社会的各种典型特征和现象都可见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今天中国人日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无不体现出西方新时代运动所留下的种种痕迹。与这种大趋势相应，被人称为“后现代精神超市”的香格里拉神话非常快速地传入和影响了中国。最近一二十年来，国人的西藏和藏传佛教形象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西藏不再是一个地处边鄙的愚昧落后的地方，而是人人向往的最后一块人间净土；藏传佛教不再是迷信或者骗人的把戏，而是能够满足新时代人一切精神追求的“宇宙宗教”。在此背景下，藏传佛教被高度神话化，不管你追求的是精神的解脱，还是世俗的利益和加持，追随喇嘛上师、信仰藏传佛教都是一条善巧方便的捷径。

显然，如今国人对西藏和藏佛教的想象已经彻底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坊间曾有传说称今天北京朝阳区有十万，甚至三十万仁波切，这显然是夸大其辞。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确实有很多仁波切居住在北京，而且每个仁波切身边都拥有大量的信徒和粉丝。或许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北京汉人信仰藏传佛教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由于永乐皇帝本人信仰藏传佛教，并首开容许喇嘛居京传法之先例，当时长住在北京传法的西番喇嘛竟有数千人之多，藏传佛教的修习一度于北京城内相当流行，曾引起过言臣们的激烈批评。而眼下在北京民间居住的喇嘛或不止这个数目，他们于此所受信徒和追随者的礼遇和追捧或也是前所未有的。当然，这样的现象还绝不仅仅出现在北京，而可见于中国所有的大中型城市内。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北美开始的西方新时代人相比，目前国人对藏传佛教的热衷和痴迷已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香格里拉和西藏的热度在眼下的中国都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

国人对藏传佛教的热衷是目前中国民间社会一个能见度很高的现象。不管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到底有多深切，当代社会各界都有很多人与藏传佛教结下了很深的缘分，其中不乏各行各业的明星大腕，也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商人和高级白领等等。他们追随一个或多个仁波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实践和表现他们的藏传佛教信仰。而更多的人，即使不算是仁波切们的入室弟子，但或多或少受到了这种气氛的熏陶，同样对藏传佛教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想象。例如，近十余年来，本来命运多舛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1683-1706）竟被国人捧成了空前绝后的情圣，他的情歌不断被重新翻译、解释和篡改，已经彻底被演绎成容易让世人迷醉的情感鸡汤。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六世达赖喇嘛情歌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新译、新版，一本接着一本地面世，其中大部分与出自六世达赖喇嘛之手的藏文原作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但世人照样读得如痴如醉，柔情满怀。多年前，我曾写文章呼吁要破除人们对六世达赖喇嘛和他的情歌的盲目崇拜，还它们的本来面目。我还曾发表文章专门解释玛吉阿米其实不过是一位被人捏造出来的仓央嘉措的情人，她并不是一位历史上真正出现过的人物。但是，世人对玛吉阿米的故事至今依然津津乐道，并大多信以为真（沈卫荣：《玛吉阿米：一个被捏造出来的情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4月27日）。 “玛吉阿米”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商业品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值得指出的是，当下国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热衷不但其表现形式与西方新时代运动中的“西藏热”有颇多的类似，而且他们对西藏的想象、认识和设计也与西方之东方主义视角下的西藏观有了非常紧密的关联。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对西藏的宣传，特别是对藏传佛教的宣传，明显受到了东方主义影响下的西方主流“西藏话语”的深刻影响，有些甚至是全部照搬了西方人惯常使用的那一套说法。换言之，西方近几十年间盛行的这套“西藏话语”不知不觉间已经在中国被很普遍地内化了，它们似乎已经被转化成为国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共识了。一方面我们持续不断地在用很激烈的言辞批判西方对西藏的种种想象和偏见，而另一方面我们却深受其影响，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的这套“西藏话语”照搬了过来，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西藏认知的重要内容。于此，我们不得不惊叹一种世界性“话语”的霸权力量是何等的强大！

两年前，一部由张扬导演的电影《冈仁波齐》曾经风行一时，亦引出了不小的议论。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藏历史和文学的博士生、海外藏胞日噶（Riga）先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对这部电影做了十分犀利的批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说：“在如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形势下，我们正面临着图像的泛滥。当我们传播厚重围裙背后虔诚的朝圣者们在雪地中勇往直前的图像时，我们正在消费和再生产关于藏地和藏人特定的描绘。如今的西藏已然变成‘信念’‘信仰’‘纯净之地’的象征，而这样的描绘实际上是将主体从其自身日常的情景中移除，使他们变成了盛放外界观众和其所处的历史时空中存在的焦虑、恐惧、欲望和想象的容器。”（日噶：《影像的表达和商品化：关于藏地题材电影的一些思考》，山美译，微信公众号“山美龙石”原创，2017年7月3日）而这样的批评本来都应该是指向西方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文艺作品的，它也正是洛佩兹《香格里拉的囚徒们》所要表达的主题。1997年，好莱坞拍了两部与西藏有关的电影，除了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衮顿》（Kundun），另一部即《在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讲的是纳粹分子、奥地利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 1912-2006）二战期间在西藏七年生活的故事。这两部电影都是非常典型的东方主义影响下的西方文艺作品，其中的情节设计和语言表达凸显出西方“西藏话语”的典型特征。令人吃惊的是，眼下国内出版的有关西藏的影视或者文学作品，它们的语言表达和故事情节设计已经与西方同类的作品相差无几了。而且，这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内部的东方主义”现象已经有了本质的差别，因为它不再只是基于汉族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对西藏和藏传佛教所做的想象和设计，而更多的是将西方东方主义视野中的西藏和藏传佛教观念内在化了。

不可否认，国人眼下对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认识和宣传，已经受到了诞生于西方的香格里拉神话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香格里拉”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被发现和认定，2001年中甸县被批准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虽然，这一系列举措的动机或是为了旅游宣传和推动这个地区的经济和商业发展，或可视为一种“贱卖传统”（tradition for sale）的行为，哪怕这个传统本来就是被想象和创造出来的，但于此事件背后隐含的政治上的不正确性却是不应该被忽略的。而更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眼下国人对香格里拉的想象和向往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云南迪庆的这个香格里拉的设计和建设上，显然我们还正在努力地香格里拉化整个西藏。在对整个西藏和藏区的未来发展蓝图的设计中，香格里拉的影子已经无处不在。人们似乎很希望将整个青藏高原建设成为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此即是说，要把整个青藏高原建设成为香格里拉。由此可见，进入了“新时代”的中国人不知不觉间也已经成了香格里拉的囚徒了，虽然资格不如西方的囚徒们老，但显然我们的人数更多，力量更大，足以从此彻底改变香格里拉囚徒们的民族成分和文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