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丽江纳西民众的藏传佛教信仰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在元代，藏传佛教对纳西族基本无影响。在明代尤其在清初以后，藏传佛教在丽江得到较快的发展。至清乾隆年间，藏传佛教在丽江纳西族中仍有着很大影响。而其在近现代逐渐衰落，主要与木氏土司统治的终结、多元宗教的传入和汉文化的影响有关。近年来，藏传佛教在丽江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丽江；藏传佛教；历史变迁
一
丽江纳西民众的藏传佛教信仰经历了一个随社会文化变迁由盛而衰的过程。
从史料上分析，在元代，藏传佛教对纳西族尚无影响。元人李京在其《云南志略》中说：当时纳西人“不事神佛，惟正月十五日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辄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可见当时纳西人主要信仰的是东巴教，祭天等东巴教仪式十分盛行。
在明代，丽江纳西人对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信仰是比较盛行的。方国瑜先生在《明十合院墓葬考》中说：“木氏土司，盛于明，多留遗迹唯宗教以喇嘛教为最多。”“麽些族尚刀巴教（即东巴教），以地近吐蕃，喇嘛教亦颇占势力；土司木氏，盛于明，多留遗迹，唯宗教以喇嘛教为最多，则当时以喇嘛教为首，墓葬之用喇嘛教仪，亦意中之事，且所见骨灰朱书，悉喇嘛文，立墓碑，亦多刻喇嘛文，有多至数百字者；则墓葬由喇嘛主持，此为可知者也。”他又根据丽江束河乡龙泉寺北土岗发掘的明代喇嘛墓葬数百冢说：“清代的丽邑喇嘛，多束河乡民，明代自不乏奉喇嘛教者。”[1]清乾隆年间人余庆远在其著《维西见闻录》中说：“《旧云南统志》：地近番蒙，好佛信鬼。”清乾隆《丽江府志略》载：“土人家家供佛，信喇嘛僧。”清乾隆年间吴大勋著《滇南闻见录》中载：“丽之夷人，凡有二三子，必令一子为喇嘛。”如果吴大勋的这一记载误差不大，那说明当时藏传佛教在丽江的影响，并不亚于在永宁和维西的影响。可以看出，在清乾隆年间，藏传佛教在丽江纳西族中影响很大。
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于1938年到丽江考察民居建筑和古建筑，他这样描述丽江近郊一些墓地所体现的明代藏传佛教遗迹：“（12月）下午二时，循道至南郊财神庙，折东登‘喜祇园’，俱系新构，惟园东北墓地中，有明万历、崇祯时墓多处，墓碑浮刻喇嘛塔，或为佛像，甚奇特。”[2]（P189）
从著名的丽江噶举派五大寺之一“福国寺”的建寺历史中，也可以看得出明代藏传佛教在纳西上层和民众中的述：
解托林（即福国寺）：这个喇嘛寺在藏语中称为奥米南林（Og-in-rnamgling），在明朝熹宗年间（1621—1627年），熹宗皇帝亲自赐这个寺名福国寺。它实际建造的日期不得而知，因为这寺曾一度被火烧，一切记录都被焚毁。现在的寺系同治十二年（公元1853年）重建，而这次重建与遭火灾时相距53年。
解脱林原来是都松钦巴的第9个化身却英多吉所建，都松钦巴是噶玛巴派的创始人，生于公元1109年，公元1124年授圣职，卒于公元1192年。
在建立这个喇嘛寺以前，这块土地原来是木家统治时期的刑场，后来在这刑场上修建了一座小的汉传佛教寺庙。这个地方的纳西语名为布纳课（Bbue-na-k′o），汉文译音为背拿课。后来还称为脑独林和吾妹脑独林，后者是藏语名称的汉文音译。
明朝时，四宝法王从乌斯藏（明朝时称西藏为乌斯藏）的大宝来云南鸡足山朝拜，途中经过丽江。（纳西王曾热烈地欢迎过二宝喇嘛，当时二宝法王指出芝山是建立喇嘛寺最理想的地方。因此纳西王将此地送给了他）。四宝法王在他的归途中，从丽江带了6个徒弟到西藏学习。当这6个徒弟完成学业后，他们回到丽江，建立喇嘛教并修建喇嘛寺。在寺庙大门外面的墙上嵌着一块碑，上面刻着细致描写芝山的一篇文字，其中提到每个山脊、深渊、突出的岩石的名称，但喇嘛寺修建的日期却未写明。碑石的落款日期是明朝天启丁卯年，相当于公元1627年。这个寺是木生白（官名木增）所建。[3]（P132）
丽江文峰寺纳西僧人孙诺老人在1999年对笔者讲过这么一个有关福国寺的故事：
木天王是个对佛教十分虔诚地信仰的人，自从纳西王室剿灭了来犯的伯人（相传是普米人）军队后，木天王想到战争中死人太多，造了罪孽，便先在芝山建了一个汉传佛教寺，但建庙后不顺利，寺庙连连失火。后来他便派人去西藏请教大宝法王（噶玛巴）其中原因，大宝法王告诉他，汉传佛教压不住解脱林这一方高原地脉，应建藏传佛教寺。木天王遵照他的建议，将汉传佛教寺搬迁到佛教胜地鸡足山，专门从北京及藏地请来高明的工匠，在解脱林里重建了一座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寺庙。噶玛巴专程莅临此地，在一块石头上踩了一个脚印，将这石嵌进墙基内。从此木天王家百事和谐，丽江风调雨顺。我小时候专门去看过尺左右，亮闪闪的。1975年此寺搬迁到黑龙潭，我被请去辨认灵石，现此石收藏在丽江县博物馆。
这一说法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噶玛噶举黑帽系十世活佛却英多吉建议下建解脱林喇嘛寺的史事相符，根据丽江指云寺的碑记所示，解脱林是丽江第一个藏传佛教寺庙。因为原为汉传佛教的寺庙就改为噶举派的寺庙，可以看出当时藏传佛教噶举派在丽江纳西上层和民众中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二
丽江纳西族在明代就与藏传佛教有密切的来往，但真正在当地建立寺庙，大批发展教徒，则是在清代初年之后。从康熙到道光年间的180多年中，先后建起了有相当宗教势力和经济实力的噶玛噶举派（白教）13座大寺。清初噶玛噶举派在丽江盛行的原因除了明代纳西族土司已与该教派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该教派在丽江纳西人中有深远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初，西藏噶玛噶举派受到蒙古军队和黄教势力的打击迫害，不少上层喇嘛纷纷跑到丽江避难，同时进行传教。当时他们还受到尚有势力的木氏土司的支持，因此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尽管后来受到儒家文化、汉传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但噶举派一直绵延不绝。而格鲁派的势力则一直没有能够进入丽江纳西族区域。
但后来，藏传佛教在丽江还是逐渐地衰落了。发展至近现代，藏传佛教僧人在丽江纳西族中的社会地位不高，一般人非迫不得已不愿当僧人。当僧人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家境贫穷而父母早死者；因生病而许愿或经算命本人“八字不好”者；因强拉壮丁而入寺逃兵役者。因此，丽江的喇嘛多为穷人，富人很少愿送子弟当喇嘛。有些有钱人如遇“八字不好”，常买一穷人作为“替身”入寺为喇嘛。由于喇嘛在社会上地位不高，因此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某寺在纳西人中找到转世活佛时，竟遭其父母拒绝让子入寺。如遇这种情况，喇嘛寺亦无法强迫，只有等到此人死后再找，故常有寺中活佛空缺数代者。
1998年，丽江文峰寺的老僧孙诺还对笔者讲过文峰寺活佛的传说：
在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军与官军在丽江进行拉锯战的“乱世十八年”（杜文秀起义始于清咸丰年六年，即1856年）期间，文峰寺的活佛到中甸金沙江边的一个寺庙避战寺中的僧人服侍，以至境况十分窘迫。活佛年岁已高，他死前诅咒说：我以后至少三代不转世投生到文峰寺。从此，文峰寺真的有三世没有活佛在寺。有两世活佛找到后，还没接到寺中就夭折了。第三世活佛在丽江坝子的堆坞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中找到。这个家庭历代都只有独子，到这一代才有了两个男孩，转世活佛的父母死活不叫儿子去寺中，说不管天上人间什么皇帝来找我们也不给（儿子）。文峰寺众僧无奈，只好作罢，但每到八月十五中秋节和春节，寺中都要派僧人去给活佛送礼，磕头请安。我也去过多次。这个住家的活佛对僧人敬拜他还显得很不好意思。活佛的家庭是个诗书之家，他自小刻苦读书，还考中了秀才。他直到解放后三年（即1952年）才圆寂，享年83岁。这个活佛圆寂后，文峰寺未能再寻找转世活佛。
民国年间，纳西族民间有讽刺喇嘛和和尚的民谚，谓曰：达八施摩子，吾久吾垒属；喇嘛垒摩给，吾气吾尼属。意思是说和尚不吃肉，自讨苦罪吃；喇嘛不穿裤（指长裤），自找寒冷受。这些现象也突出地反映了民国年间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在丽江纳西族中的影响都不大。
三
藏传佛教在丽江的逐渐衰落，笔者以为是同“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统治的终结和汉文化在丽江的逐渐发展密切相关的。
1.儒家文化在丽江地区的发展
木氏土司统治时期，大力弘扬藏传佛教，禁止在民间进行汉文化教育，因此，东巴教和藏传佛教是纳西民众当时的重要的精神寄托和文化生活的主干，对纳西人的生产生活、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的失势和汉学在丽江的蓬勃发展，各类教授汉文化的学校在丽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纳西人中的读书人和获得科举功名的人也不断增多。以经世致用、入世积极参与世俗之事等为重要特征的儒学思想逐渐深刻地渗透到很多纳西人的思想和观念中。上述那个儿子被选为活佛的农民家庭更看重自己的“诗礼传家”和儿子的功名，而对被选为活佛这一在藏族民众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却如此淡漠，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当时藏传佛教对纳西人的影响已远不能和“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相比。
我们可以从纳西本土习俗的改变中，看到儒家文化的以内地汉族的文化观念看待这种异民族风俗，把火葬视为野蛮、不开化的习俗，认为纳西族火葬之俗不但不能给死者死后生活的用品、殉葬品，而且将自己的父母焚尸毁骨，是不讲仁义和伦常的行为，因此多次严令禁止。乾隆《丽江府志略》中说：“禁止焚弃骨骸，教以祭葬。”火葬之俗，“设流后屡经禁谕，土人尚惑刀巴（即东巴）祸福之说。自束河社长和棕顺母死，殡殓如礼，择地阡葬，题主刻铭，人不见其有祸，此风乃渐革矣。”从这一段记载中，可知首先响应官府倡导进行土葬的是那些已受了长期汉文化教育的纳西族知识分子，上文所说的束河社长和棕顺即是率先为其母进行土葬的纳西读书人。藏传佛教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衰落，是与这种儒家思想的不断渗透密切相关的。
2.佛教在丽江地区的发展
随着汉文化的普及，汉传佛教和道教在丽江纳西族中也不断地扩大着影响。汉传佛教在明代初年传入丽江。木氏土司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们除了在丽江和康巴藏区弘扬藏传佛教外，也信奉汉传佛教。明代纳西族土司特别是木增极力推崇汉传佛教，广泛与和尚交游。他曾与云南呈贡高僧见晓法师共同参补《华严海印忏仪》42卷。木氏土司在明代还建盖了庞大的汉传佛教寺庙群，其中最著名的有福国寺、法云阁、琉璃殿、大定阁等。福国寺曾被徐霞客誉为“丽江之首刹”。据《徐霞客游记》载，直到1639年，徐霞客游丽江住佛国寺，寺内住的是和尚而不是喇嘛。到清康熙年间，才改为喇嘛寺。木氏土司还从内地请高僧到丽江的一些大寺当住持或经师。木氏土司不仅在丽江修寺，还到外地捐资修建寺庙。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被视为佛教四大菩萨分别显灵讲法的圣地，木氏土司也是这些地区寺庙的大施主之一。
云南的鸡足山是西南著名的佛教圣地，木增花巨资在山上捐盖了鸡足山上规模最大的寺庙———悉檀寺，并置田产，又于华严寺建藏经阁。明熹宗根据木增的要求，赐佛经藏于鸡足山，并赐名该寺为“祝国悉檀寺”。辛未年（1631年），木增之子木懿又捐资重加修饰。悉檀寺“宏丽精整，遂为一山之冠”。此外，木增还专门请徐霞客修《鸡足山志》，并捐建“华严阁”。崇祯二年，捐建“一纳轩”，“一纳轩，在九重崖，背倚高岭，面临西山，地宇宏敞，重阁相向”（《鸡足山志》，范承勋著）。因此，史称“山中修建功德惟增为最焉。”（《鸡足山志》，高勪映著）因此，鸡足山上专修木增像，寺内专藏木氏土司的家谱《木氏宦谱》。
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到20世纪50年代前，丽江县属的比较大的村寨几乎都有一个或几个寺庙，有的大寺有不少田产。寺庙中的和尚也多是纳西人。一些小寺庙虽然没有和尚，但有纳西族的“庙祝”（庙宇中管香火的人）。有些和尚还兼私塾先生，传播汉族文化。纳西人到鸡足山等省内外佛寺当和尚者也不少。清代以来，还出现过如妙明、正修、谛闻等省内外知名的高僧。
3.道教在丽江地区的发展
道教最迟在明代中叶传到丽江。木氏土司于明代在丽江修了吴烈山神庙、束河九顶龙王庙、大觉宫、七河大玉初神庙、九河神庙、县城玄天阁、中海雷音（寒潭）寺、白沙真武祠、太极庵等；清代在城东修了蔸率园、三宝庵。这些道教寺观规模大，分布广。束河大觉宫有9幅精美的壁画，其中有很多是道教题材。
清雍正元年丽江“改土归流”后，道教在丽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丽江府志略》中记载：“道士朝真，村人络绎进香者凡九日。”除了明代所建的道教庙宇外，清代又在丽江各地增建了不少道观，文昌宫和村寨庙堂与日俱增。据《光绪丽江府志稿》记载，清代丽江“佛寺颇多，道观次之”。道教信徒还组织了洞经会，后来在丽江城乡民间形成了相当多的洞经音乐组织。
总之，从汉传佛教和道教在纳西族地区的传播情况看，它们与纳西族接受和普及汉文化的情况有密切的联系。在汉文化比较普及的村寨、坝区、河谷区，都建有佛寺道观，和尚也几乎来自这些地区。过去，在汉文化比较发达的大研镇及部分坝区、河谷区，还有不少虽不出家，但在初一、十五吃斋念经的汉传佛教的善男信女，其中以知识界和上层人士居多。反之，在汉文化影响小的边远地区和高寒山区，如丽江的宝山、大东、南山、金沙江西部山区及中甸县三坝等地区，既无寺庙，也很少有出家的。这些汉族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逐渐地形成了与藏传佛教并驾齐驱的力量，这势必要减弱藏传佛教宗教原有的主导地位。而且，随着汉文化在民间的日益普及，明代藏传佛教对丽江纳西族的那种影响逐渐减弱；纳西族本土东巴教后来逐渐衰落，也与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息息相关。
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年间，随着纳藏贸易的繁圣露活佛、督噶活佛等）的产生，藏传佛教在一些纳西上层中曾风行一时，形成藏传佛教在丽江逐渐衰落中的一个“回光返照”现象。
清末民初，云南省建立了佛教会，丽江县也有了相应的机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丽江头面权绅习自强、习自诚等曾任佛教会的头领。
清代和民国年间，丽江纳西族的一些权绅富商皈依藏传佛教，请活佛举行灌顶仪式，成为俗家弟子。先为僧后为居士的纳西族著名藏学家郎达在1999年曾对笔者讲过这个一件事：
噶举派有一个“开顶法”（即灌顶），称之为“普湾”，意思是与阿弥陀佛合为一体。噶举派僧人一般是通过三年三月三日三时的“笃孜”（静坐修行）来达到“开顶”。而德行深的高僧有时也为信仰藏传佛教的居士行“开顶法”。丽江著名的噶举派圣露活佛在1938年曾在丽江搞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开顶”仪式，我当时也参加了。有将近六七十个信徒并排坐在一间房子里，就像上课的小学生那样坐着，他们全是藏传佛教的居士，有的剃了发，其中有不少都是社会上有点地位和身份的人。圣露活佛教授他们如何冥思，如何咏诵经典等。“开顶”的成功与否是与缘法深浅有关的，因此，这些人里有的二三天就“开了顶”，有的则7天才“开顶”。据说“开顶”的标志是在头顶上会出现一个小肉包。“开顶”后，圣露活佛给居士们传授“长寿法”，仅仅修“开顶法”是不行的，要辅之以“长寿法”，才能使“开顶”真正有效。
文峰寺的老僧人孙诺也对笔者讲过同样的事情。中国老一辈民族学家吴泽霖于20世纪40年代在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滇西一带共有活佛十三人，喇嘛约二万余人。每一喇嘛，从一师傅学习藏文经典，在做赌巴以前，须到西康的德格或丽江的文峰寺，或西藏的楚普三寺内，去静坐三年三月三日三时。静坐的时间，禁闭在一座经殿内，每日诵经，绝对不与外界人士接触。据云，静坐完毕后，头顶上会起一泡，可插入一草，深入寸余。”[4]
除了政界人物，纳西人中一些著名的大商人也相当信仰藏传佛教。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常跑“茶马古道”的纳西商人李悦，在西藏广交藏族高僧为友，经常向喇嘛寺捐资捐物，出资修建了著名的“噶举派三大禅院”之一——丽江文峰寺“静坐堂”。著名的“达记”商号之主李达三。笃信藏传佛教，每天晨起必念经，常周济来自各地的藏族和纳西族拜鸡足山的季节，藏民首先要到丽江“香格里牟波”神山（即文笔山）来“借”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留在此山的钥匙。这些一路化缘、风尘仆仆的藏民从来都受到丽江民众的热情欢迎。李达三家到时在门外摆出几个炭火烧得很旺的火盆，以酥油茶、粑粑等食品招待这些化缘朝山的藏民。丽江五大寺之一普济寺的铜瓦殿修建时，达三老人多次捐款相助。据他的女儿德英对笔者讲，丽江噶玛噶举派五大寺庙的僧人是他家的常客，众多僧人一来，她母亲就忙着去买很多菜，然后交给厨师去做饭招待客人。普济寺的住持圣露活佛是个名闻省内外的高僧，在20世纪30年代多次被国民政府邀请去南京、重庆等地讲经和主持超度抗战阵亡将士的法事。他是李达三的莫逆之交，在李达三的家中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达三老人曾花巨资买回一套卷秩浩繁的《大藏经》珍本（达三女儿德英讲是《大藏经》，女婿周廷椿讲是一部在中国已仅存3套的藏医书），供养在家，日日烧香祭拜。可惜这套国宝在20世纪50年代被收缴到“街公所”（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无人识宝，乱堆在院落中，被风雨侵蚀殆尽，有的妇女以为这是一堆废纸，便捡来用它做古子帽（纳西已婚妇女戴的一种纱帽）里面的衬纸。听说后来西藏佛教界和中国科技界的人数次来丽江寻问此套书的下落，知其结果后皆叹惜不已，怅然而回。
五
近几年来，丽江藏传佛教信仰又发生了很大的变迁，随着17世东宝活佛白玛塔清仁波切回到丽江主持教务之后，藏传佛教噶举派在丽江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由于时代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丽江藏传佛教的信徒、受众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旅游带动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也使丽江藏传佛教的信徒、香客的结构等发生了和过去截然不同的变化。这些变迁的情况，需要进行认真的调研。
首先是探索藏传佛教在构建和谐丽江中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丽江是全世界著名的3个“世界遗产地”，国内外人士的眼睛都盯着丽江的文化建设（包括宗教文化建设）。过去丽江僧人在藏区和藏传佛教界有吃苦耐劳、真诚笃厚、潜心修炼的好名声，如何弘扬这种好的传统，把藏传持成藏传佛教著名的修行学习之地。
其次，探索丽江藏传佛教与丽江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宗教文化旅游的关系。应使藏传佛教成为丽江文化旅游的重要构成部分，使更多的游客在丽江能够受佛教文化和信仰的熏陶和影响。
再次，探讨藏传佛教与丽江当代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的关系。当代丽江藏传佛教在面临着丽江本土信众和僧人结构的变迁等情况下，其传教特点的变迁；来自外地的僧人和本地人如何一起构建和谐和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社会风气等。
还有，常言说，安藏必先安康滇，丽江毗邻迪庆，对于安定藏区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探讨丽江藏传佛教在滇川藏地区藏传佛教界的作用、优势和特点等，它在未来发展的态势；它在促成建构和谐藏区、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等方面可以起到什么作用等。在这次西藏拉萨打砸事件中，云南藏区成为保持了安定和谐局面的藏区，为建立和谐藏区树立了一个楷模。如何通过丽江的藏传佛教，一是加强各地信仰藏传佛教的纳西信众的团结和交流，提升民族的内聚力；二是加强不同民族信众之间的团结和交流，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目前，随着丽江旅游的蓬勃发展，从丽江进入藏区旅游、朝圣、文化考察等的人不断增多，关于藏区的书籍在丽江也十分热销。无论从文化交流还是旅游发展方面看，丽江都已经成为藏区的一个重要前沿和门户，成为在信仰和文化上有密切关系的“大香格里拉”文化圈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应该对丽江如何为促成和谐藏区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方面做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方国瑜.明十和院墓葬考[A].丽江文史资料（第二辑）[C].丽江县政协文史组编。
[2] 刘敦桢文集（三）[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
[3] 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M].刘宗岳，等译.杨福泉，刘达成审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4] 吴泽霖.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A].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