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谢世一年多后，中国作家协会终于有了新主席，49岁女作家铁凝的胜出，可能会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其实，也不应该特别意外，早在四年前，中共十六大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出现她的名字时，恐怕就已埋下伏笔。那时，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已缠绵多年，谁来接巴金，大概也早已进入有关方面的考虑之中。在今日之中国，所谓的“作家协会”充其量不过是现世权力的附属品而已。凭自己在中国社会生存的真实感受，普通公民（包括对文学还有几分关注的人）对谁当作协主席，兴趣都不大。作协与我们的生活很远，作协体制中的作家也生活在别处，他们的作品往往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脚下的大地、我们栖身的时代没有关联，一句话，他们与我们无关，他们的事已经很少引起公众的注意力，除非是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比如前些天，沈阳市文化局在编作家洪峰上街乞讨，抗议单位连续几个月扣发他工资，就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眼球。当然，多数人是当作茶余饭后的娱乐来看，真正由此新闻而引发严肃思考的人还是很少。

本来文学创作乃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特别需要独立的事，作家这个职业因此被文明人类视为自由职业。作家追求的是千差万别，发出各不相同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声音，文学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个性化、独创性。如果说一批作家基于文学的原因要自愿成立一个团体，那是他们的权利。在独立的个人创作之外，他们也需要相互交流、相互探讨、相互批评、相互砥砺，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乃是自然的。具有不同文学倾向、不同文学偏好的人完全可以自愿组成各自不同的文学团体，创办风格各异的文学期刊，这都是正常的文学现象。关键是保证团体运行的经费要由他们自己解决，比如交纳会费，寻求个人、社会和企业的自愿赞助，自行开办社团事业等等。现在作家协会主要的弊端在于，依靠国家经费、纳税人的钱来养活一大帮专业作家和管理、服务于这些作家的人员，等于是在众多的行政机构外，又多了一个文学衙门，导致作家的官员化和文学的党化。一个作协，自上到下，不仅养活了那么多作家，而且养活了更多管作家的人，以及衍生在这根藤上的相关人员，其结果对文学本身有害无益。

文学权力化，作家官员化，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还多出了一条作家向市场献媚的路。至少有多位著名作家在不同场合表示，他们对现在的创作环境十分满意，认为什么题材都可以写，很自由。对他（她）们而言，文学作为获取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之一，写小说作为捞取世俗利益、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确实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他（她）们现在的小说题目往往也起得很刺激，类似《丰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之类的小说题目随处可见。总之，很性感，很低俗，也很无耻，很能符合迎合某种生理需要，很能打动某些读者窥阴的心理，让他们束手就擒，乖乖地掏腰包。余华的《兄弟》以窥视女人屁股开始，几乎通篇都贯穿着“性”这根线。当我们发现文学与权力公开联姻的“金光大道”时代隐退时，另一个文学与市场通奸的时代已粉墨等场。聪明的作家看着眼下庞大的市场，眼睛发绿，他们深知只要昧着良心，赚钱、发财的大门已自由地为他们敞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几乎在一夜之间沦为肉欲、金钱的奴仆，这一切都是在现行的作家协会体制下完成的，开大会时不少作家还一本正经地坐在主席台上。

回头细想，自从胡风以诗人的灵光一闪，写下“时间开始了”这句诗的那时起，要想做一个码字为生的作家，除了进入作协，确乎已没有别的选择。作家协会俨然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文学分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叠叠，几乎将所有的专业作家都囊括其中，包“养”了起来，无名氏这样没有被圈在内的作家只是极个别的例外。在作协体制之下，只有得到这个体制承认，并进入了这个体制的人才叫做“专业作家”，他们领工资，享受一切政府给予的待遇，生、老、病、死都由作协体制来负责，只要在这个格局内，就旱涝保收。即使长期没有什么创作，也无所谓。所以，有很多因写了某一个作品（或某些作品）而成为作家的人，一旦进入作协体制，有了名分，甚至可以一辈子不用再写作，只要开会时到场，领工资时签名，或上班或呆在家，工资、待遇、房子，一样都少不了。此外，他们发表作品有稿费，出书有版税（或稿酬），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有双重报酬。这样的“专业作家”和我们理解的作家是有很大距离的，这是李白、杜甫、曹雪芹们，甚至是20世纪前半叶的鲁迅们都难以想象的。

毫无疑问，作家协会是计划经济和国家全能时代的典型产物，它存在的历史表明，最富有个性、最需要个人创造力的文学也必须纳入这个无所不包的秩序中，作家只有在集体、单位的框架中，才有可能能找到自己的归依，体现自身的价值。在这个等级分明的体制格局中，从科级作家、处级作家、厅级作家直到部级作家，一切都是按“官本位”的意识设定的。在这种文学“官本位”体制下，许多作家朝朝暮暮努力的目标已不是如何写出好作品，而是如何在这样的阶梯上不断晋级，作协对于他们就是一个向上爬的梯子。小说家李锐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退出作协，就是因为“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

长期以来，我们很少听到作家凭良心对此发出质疑的声音，更不要说退出这个能供养他们的“作家协会”。相反，更多的作家是心安理得，以此作为自己地位、身份的象征。情况到了21世纪才开始有所变化。三年前，先是两个湖南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公开声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接着，山西作家李锐公开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放弃今后山西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把中国作协的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协。不久前，武汉作家、《如焉@sars.come》的作者胡发云以写给湖北省作协的《一点说明及备忘录》，悄悄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协。在他们之前，也已经有一些作家宣布退出作协，比如王力雄2001年就公开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

余开伟先生说“退出是为了尊严”，使我想起蔡元培当年辞去北大校长时引用《易经》上的一句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当然，这样的退出在现实中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我深知，即便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作家协会毕竟掌握着优势的资源，选择退出当然是艰难的。所以，迄今为止，我们看到所有的退出或公开或静悄悄，都只是极个别人的行为。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最近十年来出现的许多作家，往往没有参加作协，没有选择进入体制，已不是个别的行为，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他们不依赖作协体制，完全凭自己的作品说话，靠自己的稿酬和版税生存。这个现象的出现，对作协体制意味着什么？可能今天还不大看得出来，作协也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继续按自己的强有力的惯性运行。哪怕若干年后，当人们蓦然回首，许多在读者中真正有影响、写出了好作品的人不在作协之内时，作协大概也不会感到一丝的尴尬。作为一个行政性的机关、单位、部门，或许它没有感知能力，也不具有自己的意志。作为一个党的得心应手的文学工具，作家协会也不可能具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如果有，那也只是那个党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