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在大旱之际，跑到重庆开会，有作家批评，作协开会住总统套间，一席吃掉数万小学生的捐款。跟这个消息差不多同时，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跟作家们座谈，大约是气氛实在是太热烈了，座谈中，“重庆作协主动请战，薄熙来随即提出五项任务。”这五项任务就是，“与中国作协合作，组织编写百个反映“五个重庆”建设、弘扬社会正义的感人故事；邀请全国知名作家到重庆贴近我们的生活实际，写百首能流传久远的诗词歌赋；与中国作协合作，办一台重庆版的春晚；请文学大家到重庆高校和中学任客座教授；请作家以重庆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生动传神地反映当代重庆人的生活与创造。”（4月4日，新京报
对于我们这种从文革过来的人来说，这种语言实在是太熟悉了，这边“请战”，那边“任务”，让现在的人听了，还以为到了军队，上了前线。看来，如果作协的诸位大腕真的住了总统套间，吃的这么好的话，也不是白吃的，这不，人家给你们派活儿了。任务虽然是下达给了重庆作协，但话却是说给中国作协知名作家和文学大家听的。
文革结束以后，原本以为那种领导下任务，作家出作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想到，是我天真了，文革原来还在搞。只要领导有任务要布置，作协自然就得“请战”，然后百个故事，百首诗词歌赋，还有小说，就会跟泉涌似的喷发出来，而且据说还能“流传久远”。不知道，那首网上流传甚广的《薄熙来之歌》算不算？这歌铿锵有力，内容绝对政治正确，而且又是写重庆的，完全符合薄书记的要求，不算没道理。这样的话，百首诗词歌赋的任务可以减成九十九首了。
自古以来，王公贵族，达官显贵，供养作家、艺术家的不计其数，但鲜有听说给文学家分派任务的。更没有听说那个因任务而完成的作品，能够流传久远的。改革前三十年，因特定政治任务而创作的作品，汗牛充栋，但是有哪个能被人记住呢？真正叫个文学的作品，该怎样产生出来，已经成为常识，用不着我在这里啰嗦。反正文学创作不是攻城拔寨，没法在指挥刀下限期完成。否则，诺贝尔奖就不用搁在文学界，直接进军营就是了。问题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居然还有人把文学看成宣传，把创作视为黑板报写作，让作家直接为某个城市的政绩做吹鼓手。如果这样的事可以成立，我看作协的存在，真的是有一万个理由，但名字要换一个，直接叫“吹鼓手协会”就好了。更离谱的是，这样吹鼓手式的作品，居然领导还指望它流传久远。这本身，倒是构成了某种行为主义的荒诞，直接照录下来，就是一个后现代文学作品。
当然，话又说回来，就作协体制的本意，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宣传，就是该接受上级布置的任务，做作业的。只是这些年来，作协养的作家们，有点混乱，既要体制养，又不给体制做作业，严重缺乏职业道德。薄熙来书记此番布置任务，从作协制度而言，实在是正本清源。但是不知道已经自由散漫惯了的大作家们，还能不能适应这种“请战”、“布置任务”式的“作战方式”。如果不适应，那么你们凭什么还要国家养着？薄书记以文革前的方式，给现在的作协提了一个醒——别忘了，你们所在的体制，规定你们的任务！在中国，没有作家，只有革命战士。
请战吧，作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