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而愈发茁壮，礼法文化堪称制度枢纽，功莫大焉。体验过百多年来欧美典章和苏俄制度交相试验的得失成败，并通过近四十年穷追猛打般工业化狂飙初步取得器物层面自信的中国，要在精神上真正站起来，建立良善和谐、充满活力的新中原，必须回到对仁的追求，自然也就必须从礼法文化中寻求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返本开新的资源！

——李筑

前日海南大学法学院王祖志教授来信，告知我乃师俞荣根教授即将八十华诞，师门将于元月2日召开线上线下庆祝会，并特邀我参加，且需作一简短发言。骤聆祖志兄言，心内甚为感动，近两日眼前心中尽是俞师之温润形象，一时不能抹去也。

其实今生我与俞荣根先生仅有三面之缘，然俞老师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镌刻下深深的印迹，让我从内心深处感觉到人世的美好及人生是值得过的。今天想起来，我与俞老师的人世缘份其中真有如佛书《金刚经》所谓不可思量、不可思议者也。

记得初见俞先生是在2016年4?5月间。那时我还在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工作，一日忽有素不曾谋面的海南大学法学院王祖志教授来访，言谈间祖志兄告我不久西南政法大学杨景凡先生百年冥诞，俞荣根先生作为景凡先生大弟子，特邀请我参加盛会。我当然知道俞荣根先生是我国著名法学家，历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院院长等重要职务，学术上有重大贡献，我不过是个法学门外汉，多年来只有景仰的份，没想到竟蒙俞先生青眼，何其有幸！故欣然赴渝州面见俞先生。初见俞先生，宛然如故交，全无陌生感。言谈间，我提到真正的法学大家必自法史出，记得俞先生闻我言，并无多话，仅莞尔而已。又清楚记得会议期间一日早餐巧遇与会的段秋关教授、李贵连教授两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辈学人。言谈之间贵连老师对我说，而今法史唯看西南俞荣根，北大衰之甚也！又深愧自己在北大不能象俞荣根老师在西政弘扬杨景凡先生师法那样弘扬乃师张国华先生师法，闻贵连先生言之铮铮，情之切切，至今不能忘也。

再见俞老师则是2019年4月间在海南文昌。是年前因赴西政开会幸会了在三亚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任院长的宋焱教授，一见如故人。次年4月间应宋教授之邀赴三亚学院作一学术讲演。因知俞老师时住海南，心甚念，故联系俞老师。正好俞老师住在文昌，邀我到文昌相见。当我坐动车从三亚到达文昌时，俞老师和师母，还有储一丰兄，已在车站外等候多时。清楚记得，我从文昌站出来，眼前骤见俞老师、喻师母，和储一丰兄，三人一字排开，笑意盈盈！我猛然觉得这天地之间何其敞亮！这人世之间何其美好！我知道，这一刻，将永远存我心底，永远不能磨灭也。

第三次见俞老师则在南宁。2019年9月间，热心思想学术的著名律师黄海东兄与海南大学法学院王祖志教授反复协商，终于在海东兄的家乡广西防城港市召开了俞老师的学术思想研讨会。莅临人员来自东西南北，师友兼有，盛况空前。俞老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即来广西工作多年，可谓有深厚的广西缘，也可以说广西是俞老师真正开始体悟人事的第一站。俞老师后离开广西到重庆，从哲学到法学，精思透虑，蔚为大家。海东与祖志有心，特意在八桂大地上召开俞老师思想研讨会。临会议前晚，我又复研读俞老师书，只觉得字字句句，圆润通透，清气拂面，畅快无比。至夜阑人静、阒无人声之时，脑中突然冒出一个词来，“一个伪装成法学家的哲学家”！此念一出，我欣喜至极，连忙记在笔记本上，生怕忘记！这不正是我心目中的俞老师的确当形象吗？！俞老师虽在法学的园地里劳作，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次日会议海东兄命我作会议总结，当我说出俞老师其实是一个假装成法学家的哲学家时，会场大为骚动，顿时响起一连连的掌声，在掌声中，我现在还依稀听得见范忠信兄长大声说着“敦友说得对！”，但在座的俞老师则连连摆手，反复说：“敦友过誉了！敦友过誉了！”其实我之所说无丝毫过誉处，全是我之体悟，而反观俞老师，则一派儒雅气象，真谦谦君子也。

俞荣根先生是当代中国极少能传师法的人，同时也是一卓越之法制教育家，但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俞老师是当代中国学术谱系中礼法论的思想体系建构者。我觉得仅此一点足以使俞荣根先生青史留名。近百多年来之中国，与此前大为不同，如果此前华夏文化数千年中多涉及天人、古今之辨，则天人、古今之辨外，加一中西之辩，于是今天人们多涉及天人、古今、中西之辨。而所谓天人，所谓古今亦且靠后，中西之辨在百多年时间里俨然成为核心议题。欧风美雨，席卷中华。其内里逻辑，当然是现代性之转化。但如何转，转向何处，则为一大问题。在中华文化巨大的转进过程之中，人多以西范中，思想言必称希腊，法律言必称罗马。然诉之于现实中国，则步履蹒跚，前难为行。俞师慧眼，认为此乃以西蔽中，乃受西方文明降维打击故也。俞师主张回归中华文化的自身的维度，本杨景凡先生之教，创造性地提出礼法之维，认为中国法律传统并不如梁启超、杨鸿烈等人所谓“律令说”。以律令理解中国法律，乃是一种低维度的视角，它所看到的中华文化是窄陋的，犹如平面之于立体。礼法乃一种法律类型，由礼典、律典、习惯法三层构成，律令不过其中之一构成部分。在当代中国往往将礼法视之为两个文化要素的语境之下，俞师十分明确地批判了将礼法理解为礼与法的加合，以礼率法及礼法结合三种观念，明确指出“礼法”是一个双间节词汇，一个名词，一个法哲学上的范畴，也是中国古代“礼乐政刑”治国方式的统称。在深刻论述中华法律传统的礼法结构之后，面对现代生活，俞师语重心肠地强调，人生在现代，却无往不在传统之中。现代中国法治必以礼法传统为基方能生长发育，唯此人心才能稳，社会才能定。在中国现代化转进中，如果说梁启超与杨鸿烈直至今日的律令说可以概括为梁启超学派，那么我愿意将俞荣根先生及其学生们所创发的礼法论称之为俞荣根学派，我进而认为俞荣根学派是对梁启超学派的克服与超越。我初聆俞师礼法论之教，如眼中翳云顿散，法治中国似了然于心，然已大不同于时下诸多对法治中国之定义矣。观俞师诸书，虽以法学为说，而朗然清明，娓娓道说，往往直击要害，拨云见月，真乃我心仪之哲学家也。

转瞬之间，俞荣根先生已臻八十高龄矣。回思得缘结识俞先生以来的六年间，我一直自视为俞门之编外弟子，俞门师友众矣，冷眼旁观，俞门师友间交皆为君子，人人求知识，渴智慧。犹俞老师能传杨景凡先生之师法，今也俞师门诸弟子亦能传俞师之师法。心念及此，昨夜不能寐，感佩良久也。今晨起，心中有句子汩汨涌出，唯恐有失，连忙录之成文。一为俞荣根先生八十华诞庆，一为记下与俞先生之今世缘，勿使有忘也。

魏敦友

匆草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4-2-5-601

202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