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董事长李若谷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说到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道路之争”。其实这种看法早在半年之前、甚至更早就为国内不少有识之士所持有，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人没有把话说得那么直白而已。
且不说政治上的道路之争，仅就经济而言，我们目前与美欧国家所走的道路，的确是南辕北辙。我们当前所走的道路，或者说采取的经济模式，是既不放弃运用市场机制，又热衷于随时动用行政手段、“集中力量办大事”；既允许民营经济发展，又强调“公有制为主体”，致力于在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做大做强”政府直接掌控的国有企业……有人自豪地将这种经济形态称为“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应该说，这种模式同西方经济推崇的自由企业制度、自由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等等，的确有着本质的不同。
当中国经济相对弱小、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足以构成明显威胁的年代，我们与西方国家之间虽然时有贸易摩擦，但是并未引起对方过于强烈的反应。2001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朱镕基总理力挽狂澜，果断地代表中国政府做出了不少承诺，打破了当时中美谈判的僵局；那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也倾向于认为，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和中方的承诺，让中国进入世贸组织，有利于规范中国的行为、改造中国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
进入世贸组织使我国如虎添翼，经济贸易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中美之间GDP的差距大幅度缩小。由于出口的逐年大幅度增加和对美、欧国家贸易顺差的逐年扩大，我国同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对这些争端，开始双方只是就事论事地诉诸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或是单方面展开反倾销调查、加征惩罚性关税；但是后来，美欧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造成贸易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公平贸易”，在于中国“没有履行当初入世时的大多数承诺”；他们进而集体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如果说奥巴马政府在与我国谈判时还比较克制的话，那么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则是“横竖不吝”。特别是特朗普重用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这两位“鹰派”人物把特朗普重点关注的贸易逆差问题，引伸到“结构性矛盾”，认为是中国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世贸组织要求的经济结构，导致了一系列“不公平贸易”，导致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其他的所有问题。他们提到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强迫转移知识产权和对国有企业各种形式的补贴等等。他们的这些看法，目前已经被特朗普和美国各界绝大多数精英所接受，并且作为实施惩罚性关税和多方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依据……
对我们尤其不利的是，美国对“不公平贸易”和“不公平投资”的这些看法，几乎完全被其西方盟友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共识，这正是很难和欧日这些大经济体结成我们所期望的“反单边主义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因。
应该承认，经过最近几年的演变，目前国际经济的格局和态势对我国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些外界压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尽快真正深化自身的改革，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制度创新做实做强自己，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调整对外关系，我们就完全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我们目前这种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模式及其所派生出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某一段不算短的时期内可以把GDP的名义增长率搞得相当高；但问题是长此以往，产生的副作用也相当巨大。最大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严重压抑个人、企业乃至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二是投入产出效果差、效率低、浪费极大；三是流动性投放容易失控，导致通胀特别是土地价格暴涨等一系列恶果；四是极易使各种形式的腐败滋生和蔓延。
仅仅从上述4个弊端看，对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亿万百姓的福祉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模式是很难长久维持下去的。因此，即便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要求我们进行结构性改革，为了做实做强自己，为了自身的健康发展，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也必须在这方面的深化改革上下功夫。
由此看来，在我们常说的“真正深化改革”中，“结构性改革”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最关键的。这并非主要由于美国和西方各国的压力，而是因为它的确已经成为当前我们做实做强自己的最必要最根本的手段。我们讲制度变革制度创新，指的就是结构方面的改革。
比如，我们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将那些大量吞噬资源、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屡拖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贸易后腿的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退出，把有限的国有资本改投到那些最需要发挥基础性和主导作用的领域，让众多近年来被不断“挤出”的最具活力和竞争力，效率和创造财富的能力远远高于国企的民营企业大量回归这些领域，使“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口号真正落到实处，将这个某些人眼中的权宜之计转化为一项长远的基本国策，最终让民营企业在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成为主力军，使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毋庸置疑，尽可能加快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并非为了满足美欧日等国的要求，而是我们自身的迫切需要。
比如，我们需要立即大幅度压减各级政府直接支配和国有企业自行掌握的巨量低效、无效乃至“负效”投资，一方面大幅度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另一方面改善投资结构，尽可能提高全社会的投资效益。尽量加快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也非为了满足美欧日等国的要求，而是我们自身的迫切需要。
又比如，我们需要尽快大幅度地压缩各级党政机关的机构和冗员，大幅度削减其直接操控经济的职能和耗费的巨额开支，使我们的党政机关向马克思所构想的“廉价政府”的方向过渡。其目标在于，一方面减少党政机关对企业和经济各个层面的干预，转变经济运行机制，尽可能降低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大幅度提高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另一方面，把权钱交易所导致的腐败压缩到最低程度。可以看出，尽快下决心深化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绝不是为了满足美欧日等国的要求，而是我们自己强身健体的迫切需要。
还比如，要在减少党政机构和某些事业单位直接介入经济的职能、大幅度压缩公共开支的基础上，大幅度地减税降费。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救活一大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大幅度增强其活力和创新意愿创新能力，尽可能改善国民经济的状况，增强国家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二是促进体制更快地向市场经济转轨；三是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为国家的经济转型创造条件。很明显，下大力量深化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也绝非为了满足美欧日等国的要求，而是我们自己强身健体的迫切需要。
总而言之，从表面看“结构性改革”，似乎是美欧日等西方国家为了实现“公平贸易”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其实它更是我们做实做强自己的一条必由之路。目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十分清楚，时至今日，再想只靠多年来惯用的不断发债、发票子、投放流动性，以及一味地上投资、上基建的老办法来摆脱困境，已经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但效能迅速递减，而且副作用越来越大——极而言之，这是一条走向自杀的不归路。只有痛下决心，在结构性改革上动真格的，才是我们走出困境的最佳选择。
2019年1月24日
